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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贷款对象的信用级别和贷款政策的宽松程度等方面讲,美国的次贷风险与小额信贷风险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中国的小额信贷风险会不会引发出类似次贷问题引起的金融危机?本文以“结构-中介”理论为分析框架,考察了美国次贷危机的风险原因和我国小额信贷的潜在风险,并提出了防范风险的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次贷危机 小额信贷 风险管理 结构中介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7-041-04
引言
从2007年2月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受到影响的有各类金融机构、房贷用户、次级证券投资机构和个人等,同时一些国家小额信贷业务的开展也受到威胁。小额信贷是一个新兴、快速发展的行业,与次级贷款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小额信贷市场就是次级贷款市场。我国的小额信贷虽然从试点到现在已有十几年的历史(杜晓山,2005),但目前依然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何广文、杜晓山、白澄宇、李占武等,2008)。虽然次贷危机还没有影响到我国的小额信贷,我们仍应该汲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如果小额金融可以从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中得到启示,将有利于提高其防范风险的意识(Mortimer-Schutts,2008)。
一、结构中介理论的基本原理
结构-中介理论认为,中介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其作为行动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而是对环境具有反思能力,因而,行动者和结构之间不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彼此相互构成。结构不是与行动者相脱离,而恰恰是在与行动者的互动和实践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行动者的反思和实践造就了结构,反过来,结构也约束并使动着行动者。可以说,结构-中介理论试图揭示并回答了行动者和结构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即“结构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限定或激励中介的行为的同时,也将在中介的具体的行为中得以拓展与延伸”。而行动者的行动只是有意图的行动,并非自由的不受约束的行动。行动者和结构并不是已经给定、独立的存在,它们“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且不可分离”。
结构和中介的身份是相对而言的。在金融市场上,对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而言,中央银行是“结构”,金融机构是“中介”;对金融机构和其客户而言,金融机构是“结构”而贷款户是“中介”;对各类评级机构和金融机构而言,评级机构是“中介”,金融机构是“结构”。
结构限制行动者,但行动者也在与结构进行博弈的过程中以合法的形式规避结构的种种限定。在金融市场上,中介往往会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抓住规章制度的漏洞或空档,或利用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使其行动处于法律制度的真空地带,以实现自己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因而,结构也会根据中介的行为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监管机构要根据金融机构的行为和市场条件的变化及时做出政策反应以适应并更好地规范金融机构各类业务。
二、在结构-中介理论框架下看美国次贷危机形成的原因
借款人、金融机构和各类评估机构作为中介,并不是被动地适应结构的标准和要求,而是在通过反思试图突破结构的种种束缚,而结构没能及时作出应对的时候,风险就出现了。
(一)储蓄率太低
众所周知,商业银行接受公众存款之后,除保留一定的存款准备金外,其他的都可用于贷款,最终创造出数倍于该笔初始存款的存款货币(凯恩斯,1936)。因此,高储蓄率是商业银行提供更多贷款的必要条件。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来限制商业银行过分扩张贷款。银行要贷款给次级信用客户,却没有足够的资金,于是选择了将这些资产证券化,而当次级信用客户无法还贷的时候,银行也没有足够的存款再支付保险费或证券收益,于是危机就开始了。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储蓄率过低而造成的金融资源不足(谢鲁江,2008)。美国的放贷机构或商业银行并没有根据央行的规定在足够存款额的支持下进行贷款,但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法规,只是将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不明真相的投资人。
(二)次级贷款利率过高
家庭享受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的评定跟FICO (美国的全国性信用评级公司) 的得分是密切相关的。通常情况下信用积分在300～900之间, 绝大多数人的得分在600～700之间。享受优惠贷款利率的家庭得分必须在620以上, 低于620的家庭将被拒之门外。在住房贷款市场, 低于620 的家庭只有选择次级房贷市场或ALT - A 市场, 并承受高于优惠利率200个～300个基点的利率水平, 因此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王应贵,2008)。信用分低的客户本身收入就不高,一旦利率提高,就会出现无力偿还房债的现象;加上房地产价格的下跌,金融机构又不能将贬值的房产进行拍卖变现,于是出现危机。
(三)贷款政策太宽松
就贷款发放对象而言, 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的对象不同。前者针对享受优惠房贷利率的家庭, 而后者服务于因各种原因达不到政府机构信用标准的家庭, 即非优惠利率借款家庭, 包括那些信用史有污点、支付不起购房首付、不愿意支付规定的购房首付或不愿意提交完整文件的家庭。为了在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分得一份羹,有的贷款机构甚至推出了“零首付”或“零文件”的贷款方式,即贷款户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仅需申报其收入情况而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如工资条、完税证明等(杨璇,叶宇,2008)。这种做法的成立必须是建立在对贷款申请人无条件的信任的基础上。但是这种宽松的政策却使得贷款申请人(行动者)钻了空子,为最终的债务拖欠留下了隐患。
(四)道德风险隐患大
美国次贷危机中的道德风险涉及到提供抵押贷款的机构、中介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债务人和监管部门等多方面的责任。因此次贷危机所涉及的交易基本上都是“掠夺性借贷”和“抵押欺诈”(John W. Schoen, 2007)。住房市场的持续繁荣使借款者低估了潜在风险,公众购房热情高涨,当信用达不到时就选择次级抵押贷款;放贷机构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推出各种高风险次级抵押产品,而竞争的加剧使其有意不向贷款户说明风险、不仔细确认贷款户的还款能力和放松贷款资格审核;评估机构以非常规估值方式故意高估房产价值,并将这种高估的价值作为信息传递给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再将错误的信息传递给投资者,欺骗投资者进行购买;加上很多金融衍生品缺乏公开、透明的交易市场,投资者很难自己估价,不同的估价方法得出的结果差异很大(陈亚雯,2008),这就为日后的风险控制埋下了隐患。也就是说,为了各自的利益,银行、信用评估机构和监管部门作为组织的一部分,受制于组织,却一直在试图突破组织的束缚。银行的冒险行为未受到监管部门的干涉,于是心安理得地进行次级房贷业务,评估机构的误导也未及时得到纠正,长期的声誉使其评价结果得到公众的认可,加上监管的不力,次贷市场的泡沫、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和升息带来的压力等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
三、在结构-中介理论框架下看我国小额信贷的潜在风险
按照结构-中介理论,小额金融机构(中介)作为提供小额信贷的结构中的一员,不是被动地接收环境,而是对环境有反思能力;小额信贷公司(行动者)的反思使得政府需要制定出完善的制度(结构)来更好地规范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中介)的行为。小额信贷金融机构(中介)虽然受结构的制约,但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利益,必将试图提高利率、绕开政府的规章制度,在自身的资金供给由不足(有些小额信贷机构没有吸收存款的资格)的情况下进行信贷。贷款申请人知道自己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处于信息优势地位;金融机构不能确切地了解贷款人的信用状况,处于信息劣势地位。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如果缺乏必要的信息约束与制度约束,拥有信息优势的贷款人有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或者采取一些有利于自己而损害金融机构利益的行为(段其贵,2008)。
与次级房贷相似的是,小额信贷的客户信用级别也很低。小额信贷,无论是制度学派还是福利学派,都以解除贫困为目的。由于收入低,没有合适的抵押品,这些小额信贷申请者无疑就是次级信用客户。
小额信贷的贷款利率也高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我国规定小额信贷的贷款利率是国家基准利率的0.9倍到3倍,而有的国家则高达70%。这么高的利率使得本来就贫困的农户更加窘迫,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拖欠债务就在所难免。
小额信贷的贷款条件也很宽松。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小额信贷基本都采取小组贷款形式,即使用熟人社会的相互监督来进行风险控制的,无需抵押和担保。我国有的小额信贷公司的贷款审批速度快、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严格的审查程序,长此以往,这种做法将会为今后的风险控制埋下隐患。
在小额信贷市场的监管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很多小额信贷公司虽缺乏经验,但为了扩展业务,仍将业务扩展到不符合条件的客户群体。这样的话,普遍的高利率,层出不穷的新产品极有可能将我国的小额信贷引至危机边缘。
四、次贷危机对我国小额信贷风险管理的警示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解释结构与中介的关系时指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构”。换言之,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建构的,“正如社会结构在本体论上依赖于并由行动者的实践和自我理解建构一样,反过来,这些行动者的因果力量和利益由结构建构并加以解释。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行动者的行动,结构才能被再生产出来”,因此为了更好地规范小额金融机构的行为,使其更好地为穷人服务,中央银行要采取措施防微杜渐,避免发生不可控制的风险事件。
(一)调控小额信贷的利率
为了将小额信贷的利率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央行可以设定存贷利率的最高限和最低限,并通过准备金率、资本充足率等来限制小额金融机构在资金不足的情形下无限制的贷款。
(二)增加小额信贷机构的资金充足率
有些小额信贷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其资金主要来自股东参股和社会捐赠,很容易出现现金周转不灵,特别是在出现拖欠债务时,会发生挤兑现象,甚至倒闭。另外,后续资金严重不足与日益增长的农户贷款需求之间也已经形成了突出的矛盾。再加上支农小额贷款扶持的农业生产周期长、风险高、比较效益低,目前尚无优惠政策扶持,农户的还款自然会受到制约,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所以要为其寻找源头活水,如央行或商业银行再贷款,准许其吸收公众存款,通过合法形式进行其他融资活动。
(三)严格贷款审批程序和标准
严密和严格的贷款程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降到最低。因此每一个小额信贷公司都必须制定一套贷款程序和标准并报央行审批后严格执行。快速有效的服务虽然是各类小额信贷机构实施小额信贷的特色,但是它必须要建立在正确的决策基础上,不能仅为了追求效率而忽视了小额信贷的质量。例如,为客户建立信用档案或作出信用评级和制定并执行贷款审批程序和标准等。
(四)加强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监管
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活力,但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给我们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是发展金融市场的必然趋势, 处在起步阶段的资产证券化也应该得到更大的发展, 资产证券化本身并没有错, 其错误在于这种创新金融产品设计过程中的制度缺陷。所以,我们要吸取和总结美国次级贷款证券化的经验教训,选择银行的优质资产进行证券化。同时, 在我国推行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 必须以成熟和发达的原始资本市场为基础, 考虑到基础资产价值波动带来的后果。同时,资产证券化后,鉴于投资者依靠债券评级做出投资决策,为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必须引入独立且有公信力的风险评估机构,使投资者正确认识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程度。
(五)采取措施杜绝道德风险
首先,小额信贷机构要加强对员工的职业道德操守教育。通过加大对员工的教育和培训力度,提高员工政治、业务素质,教育员工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增强员工爱岗敬业意识,营造员工价值共同体,构建员工坚实的思想道德防线,这是防范道德风险的基础。第二,强化内部管理机制,建立与完善内控制度。从制度上严厉惩治、打击道德风险犯罪,同时要加强对道德风险的自律和他律,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规范员工操作行为,这是防范道德风险的根本。第三,重视责任追究,建立重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一经发现坚决严惩,追究经济和法律责任,从根源上杜绝道德风险。第四,强化内外部监管机制,建立有效的绩效激励约束机制。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是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责任严重不一致,要减少道德风险就必须从制度上尽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之利益和责任尽量趋于一致,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防范道德风险。
五、 结束语
虽说信用级别低的客户不一定就会有信用风险,但是至少其信用风险远远大于信用级别高的客户,如果不在资本充足率、贷款程序、贷款利率等方面进行严格管理,对银行或其他实施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就很难成功地控制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小额信贷机构(结构)要依照央行的制度实施贷款业务并及时跟踪客户的信息变化和用款情况;央行(结构)也要时刻关注并紧密监控各类小额信贷金融机构,并及时根据金融机构的反应对其政策做出正确的调整,从而使得中介(银行或借款人)做出正确的反思,即其反思的结果要与结构的目标一致,最终,在达到消除贫穷这个目的的同时维护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注:
本文为基金项目(西安外国语大学青年项目,项目编号:XW07D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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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成晓毅 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刘旭超 交通银行咸阳分行
关键词:次贷危机 小额信贷 风险管理 结构中介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7-041-04
引言
从2007年2月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受到影响的有各类金融机构、房贷用户、次级证券投资机构和个人等,同时一些国家小额信贷业务的开展也受到威胁。小额信贷是一个新兴、快速发展的行业,与次级贷款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小额信贷市场就是次级贷款市场。我国的小额信贷虽然从试点到现在已有十几年的历史(杜晓山,2005),但目前依然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何广文、杜晓山、白澄宇、李占武等,2008)。虽然次贷危机还没有影响到我国的小额信贷,我们仍应该汲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如果小额金融可以从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中得到启示,将有利于提高其防范风险的意识(Mortimer-Schutts,2008)。
一、结构中介理论的基本原理
结构-中介理论认为,中介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其作为行动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而是对环境具有反思能力,因而,行动者和结构之间不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彼此相互构成。结构不是与行动者相脱离,而恰恰是在与行动者的互动和实践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行动者的反思和实践造就了结构,反过来,结构也约束并使动着行动者。可以说,结构-中介理论试图揭示并回答了行动者和结构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即“结构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限定或激励中介的行为的同时,也将在中介的具体的行为中得以拓展与延伸”。而行动者的行动只是有意图的行动,并非自由的不受约束的行动。行动者和结构并不是已经给定、独立的存在,它们“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且不可分离”。
结构和中介的身份是相对而言的。在金融市场上,对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而言,中央银行是“结构”,金融机构是“中介”;对金融机构和其客户而言,金融机构是“结构”而贷款户是“中介”;对各类评级机构和金融机构而言,评级机构是“中介”,金融机构是“结构”。
结构限制行动者,但行动者也在与结构进行博弈的过程中以合法的形式规避结构的种种限定。在金融市场上,中介往往会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抓住规章制度的漏洞或空档,或利用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使其行动处于法律制度的真空地带,以实现自己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因而,结构也会根据中介的行为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监管机构要根据金融机构的行为和市场条件的变化及时做出政策反应以适应并更好地规范金融机构各类业务。
二、在结构-中介理论框架下看美国次贷危机形成的原因
借款人、金融机构和各类评估机构作为中介,并不是被动地适应结构的标准和要求,而是在通过反思试图突破结构的种种束缚,而结构没能及时作出应对的时候,风险就出现了。
(一)储蓄率太低
众所周知,商业银行接受公众存款之后,除保留一定的存款准备金外,其他的都可用于贷款,最终创造出数倍于该笔初始存款的存款货币(凯恩斯,1936)。因此,高储蓄率是商业银行提供更多贷款的必要条件。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来限制商业银行过分扩张贷款。银行要贷款给次级信用客户,却没有足够的资金,于是选择了将这些资产证券化,而当次级信用客户无法还贷的时候,银行也没有足够的存款再支付保险费或证券收益,于是危机就开始了。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储蓄率过低而造成的金融资源不足(谢鲁江,2008)。美国的放贷机构或商业银行并没有根据央行的规定在足够存款额的支持下进行贷款,但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法规,只是将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不明真相的投资人。
(二)次级贷款利率过高
家庭享受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的评定跟FICO (美国的全国性信用评级公司) 的得分是密切相关的。通常情况下信用积分在300～900之间, 绝大多数人的得分在600～700之间。享受优惠贷款利率的家庭得分必须在620以上, 低于620的家庭将被拒之门外。在住房贷款市场, 低于620 的家庭只有选择次级房贷市场或ALT - A 市场, 并承受高于优惠利率200个～300个基点的利率水平, 因此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王应贵,2008)。信用分低的客户本身收入就不高,一旦利率提高,就会出现无力偿还房债的现象;加上房地产价格的下跌,金融机构又不能将贬值的房产进行拍卖变现,于是出现危机。
(三)贷款政策太宽松
就贷款发放对象而言, 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的对象不同。前者针对享受优惠房贷利率的家庭, 而后者服务于因各种原因达不到政府机构信用标准的家庭, 即非优惠利率借款家庭, 包括那些信用史有污点、支付不起购房首付、不愿意支付规定的购房首付或不愿意提交完整文件的家庭。为了在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分得一份羹,有的贷款机构甚至推出了“零首付”或“零文件”的贷款方式,即贷款户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仅需申报其收入情况而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如工资条、完税证明等(杨璇,叶宇,2008)。这种做法的成立必须是建立在对贷款申请人无条件的信任的基础上。但是这种宽松的政策却使得贷款申请人(行动者)钻了空子,为最终的债务拖欠留下了隐患。
(四)道德风险隐患大
美国次贷危机中的道德风险涉及到提供抵押贷款的机构、中介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债务人和监管部门等多方面的责任。因此次贷危机所涉及的交易基本上都是“掠夺性借贷”和“抵押欺诈”(John W. Schoen, 2007)。住房市场的持续繁荣使借款者低估了潜在风险,公众购房热情高涨,当信用达不到时就选择次级抵押贷款;放贷机构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推出各种高风险次级抵押产品,而竞争的加剧使其有意不向贷款户说明风险、不仔细确认贷款户的还款能力和放松贷款资格审核;评估机构以非常规估值方式故意高估房产价值,并将这种高估的价值作为信息传递给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再将错误的信息传递给投资者,欺骗投资者进行购买;加上很多金融衍生品缺乏公开、透明的交易市场,投资者很难自己估价,不同的估价方法得出的结果差异很大(陈亚雯,2008),这就为日后的风险控制埋下了隐患。也就是说,为了各自的利益,银行、信用评估机构和监管部门作为组织的一部分,受制于组织,却一直在试图突破组织的束缚。银行的冒险行为未受到监管部门的干涉,于是心安理得地进行次级房贷业务,评估机构的误导也未及时得到纠正,长期的声誉使其评价结果得到公众的认可,加上监管的不力,次贷市场的泡沫、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和升息带来的压力等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
三、在结构-中介理论框架下看我国小额信贷的潜在风险
按照结构-中介理论,小额金融机构(中介)作为提供小额信贷的结构中的一员,不是被动地接收环境,而是对环境有反思能力;小额信贷公司(行动者)的反思使得政府需要制定出完善的制度(结构)来更好地规范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中介)的行为。小额信贷金融机构(中介)虽然受结构的制约,但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利益,必将试图提高利率、绕开政府的规章制度,在自身的资金供给由不足(有些小额信贷机构没有吸收存款的资格)的情况下进行信贷。贷款申请人知道自己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处于信息优势地位;金融机构不能确切地了解贷款人的信用状况,处于信息劣势地位。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如果缺乏必要的信息约束与制度约束,拥有信息优势的贷款人有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或者采取一些有利于自己而损害金融机构利益的行为(段其贵,2008)。
与次级房贷相似的是,小额信贷的客户信用级别也很低。小额信贷,无论是制度学派还是福利学派,都以解除贫困为目的。由于收入低,没有合适的抵押品,这些小额信贷申请者无疑就是次级信用客户。
小额信贷的贷款利率也高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我国规定小额信贷的贷款利率是国家基准利率的0.9倍到3倍,而有的国家则高达70%。这么高的利率使得本来就贫困的农户更加窘迫,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拖欠债务就在所难免。
小额信贷的贷款条件也很宽松。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小额信贷基本都采取小组贷款形式,即使用熟人社会的相互监督来进行风险控制的,无需抵押和担保。我国有的小额信贷公司的贷款审批速度快、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严格的审查程序,长此以往,这种做法将会为今后的风险控制埋下隐患。
在小额信贷市场的监管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很多小额信贷公司虽缺乏经验,但为了扩展业务,仍将业务扩展到不符合条件的客户群体。这样的话,普遍的高利率,层出不穷的新产品极有可能将我国的小额信贷引至危机边缘。
四、次贷危机对我国小额信贷风险管理的警示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解释结构与中介的关系时指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构”。换言之,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建构的,“正如社会结构在本体论上依赖于并由行动者的实践和自我理解建构一样,反过来,这些行动者的因果力量和利益由结构建构并加以解释。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行动者的行动,结构才能被再生产出来”,因此为了更好地规范小额金融机构的行为,使其更好地为穷人服务,中央银行要采取措施防微杜渐,避免发生不可控制的风险事件。
(一)调控小额信贷的利率
为了将小额信贷的利率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央行可以设定存贷利率的最高限和最低限,并通过准备金率、资本充足率等来限制小额金融机构在资金不足的情形下无限制的贷款。
(二)增加小额信贷机构的资金充足率
有些小额信贷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其资金主要来自股东参股和社会捐赠,很容易出现现金周转不灵,特别是在出现拖欠债务时,会发生挤兑现象,甚至倒闭。另外,后续资金严重不足与日益增长的农户贷款需求之间也已经形成了突出的矛盾。再加上支农小额贷款扶持的农业生产周期长、风险高、比较效益低,目前尚无优惠政策扶持,农户的还款自然会受到制约,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所以要为其寻找源头活水,如央行或商业银行再贷款,准许其吸收公众存款,通过合法形式进行其他融资活动。
(三)严格贷款审批程序和标准
严密和严格的贷款程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降到最低。因此每一个小额信贷公司都必须制定一套贷款程序和标准并报央行审批后严格执行。快速有效的服务虽然是各类小额信贷机构实施小额信贷的特色,但是它必须要建立在正确的决策基础上,不能仅为了追求效率而忽视了小额信贷的质量。例如,为客户建立信用档案或作出信用评级和制定并执行贷款审批程序和标准等。
(四)加强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监管
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活力,但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给我们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是发展金融市场的必然趋势, 处在起步阶段的资产证券化也应该得到更大的发展, 资产证券化本身并没有错, 其错误在于这种创新金融产品设计过程中的制度缺陷。所以,我们要吸取和总结美国次级贷款证券化的经验教训,选择银行的优质资产进行证券化。同时, 在我国推行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 必须以成熟和发达的原始资本市场为基础, 考虑到基础资产价值波动带来的后果。同时,资产证券化后,鉴于投资者依靠债券评级做出投资决策,为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必须引入独立且有公信力的风险评估机构,使投资者正确认识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程度。
(五)采取措施杜绝道德风险
首先,小额信贷机构要加强对员工的职业道德操守教育。通过加大对员工的教育和培训力度,提高员工政治、业务素质,教育员工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增强员工爱岗敬业意识,营造员工价值共同体,构建员工坚实的思想道德防线,这是防范道德风险的基础。第二,强化内部管理机制,建立与完善内控制度。从制度上严厉惩治、打击道德风险犯罪,同时要加强对道德风险的自律和他律,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规范员工操作行为,这是防范道德风险的根本。第三,重视责任追究,建立重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一经发现坚决严惩,追究经济和法律责任,从根源上杜绝道德风险。第四,强化内外部监管机制,建立有效的绩效激励约束机制。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是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责任严重不一致,要减少道德风险就必须从制度上尽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之利益和责任尽量趋于一致,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防范道德风险。
五、 结束语
虽说信用级别低的客户不一定就会有信用风险,但是至少其信用风险远远大于信用级别高的客户,如果不在资本充足率、贷款程序、贷款利率等方面进行严格管理,对银行或其他实施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就很难成功地控制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小额信贷机构(结构)要依照央行的制度实施贷款业务并及时跟踪客户的信息变化和用款情况;央行(结构)也要时刻关注并紧密监控各类小额信贷金融机构,并及时根据金融机构的反应对其政策做出正确的调整,从而使得中介(银行或借款人)做出正确的反思,即其反思的结果要与结构的目标一致,最终,在达到消除贫穷这个目的的同时维护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注:
本文为基金项目(西安外国语大学青年项目,项目编号:XW07D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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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成晓毅 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刘旭超 交通银行咸阳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