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豹的博士论文《复性书院考论》，以“教育的信仰与信仰的教育”结尾。论者或以此为外在于马一浮与复性书院的画蛇添足之举。我则以为，这是一个深契马一浮办学实践内在精神，贯通历史与现实，充满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的论题。更重要的是，海豹天赋信根，虽略显愚钝并有学语之迹，也能予人以敦厚质朴之感。梅先生与海豹初次相识，却能识其根性，答辩会后不断跟我说：“你这个学生啊，实，净说实话。”惜百余年来，中国处在国家和个人功利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功利主义教育观深入人心，契合教育本义、以宗教家的情怀从事教育、思考教育问题，似乎成了一件迂阔不实之事。难怪洲君会说：“海豹把真话说得跟假话一样。”真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夫复何言!
　　近日读洲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探手“纯正的教育”——1920年代的春晖中学研究》，突然意识到马先生之不孤。1920年代前期的春晖。聚集了一批有信仰的教育家——夏丐尊、朱自清、匡互生、丰子恺……对纯正的、充满爱的教育的共同追求，把他们聚集在一起，造就了辉煌的春晖，“北有南开，南有春晖”。
　　正好手头有《朱自清全集》，便顺着洲君的指点，读了其中的几篇文章。先是《教育的信仰》。文章以种种事例，批陈了功利化教育中教育者的种种形象。一种是：
　　校长教师们既将教育看作权势和金钱的阶梯；学生们自然也将教育看作取得资格的阶梯；于是彼此都披了“教育”的皮，在变自己的戏法。戏法变得无论巧妙与笨拙，教育的价值却已丝毫不存!
　　此类教育者固不足言教育，那些号称贤明的校长教师，也不脱功利化巢臼：
　　他们以上中的教育，可以三语括之：课功，任法，尚严。课功是指注重事功而言。如设备求其完善，学业成绩求其优良，毕业生愿长学与能升学(能考入大学专门)的。求其多，体育成绩于求优良之外，更求其能胜人；都是所谓课功。事功昭著于社会，教育者之责便已尽了。因为要课功，便须讲求效率，便不得不有种种法则以督促之。法则本身是没有的，于是必假之以权威。权威有鞭策之功；于是愈用愈爱用，而法则便成了迷信了!在任权信法的环境中，尚严是当然的。因为尚严，所以要求整齐划一；无论求学行事，无论大小，差不多都有一个定格，让学生们钻了进去。
　　朱自清最后说：
　　教育者须对于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时于他的上帝一样；教育者须有健全的人格，尤须有深广的爱；教育者须能牺牲自己，任劳任怨。
　　我斥责那班以教育为手段的人!戒劝勉那班以教育为功利的人!我愿我们都努力，努力做到那以教育为信仰的人。
　　不要以为“以教育为信仰”只是朱先生的口头宣言。它既是朱先生人格的自然流露，也是春晖那班为教育理想而奋斗者们的实践写照。当时实际主持校务的是夏丐尊。在《教育家的夏丐尊》中，朱自清这样描述“丐翁”(这是朱对夏的尊称加昵称)：
　　夏先生是以宗教的精神来献身于教育的。他跟李叔同先生是多年好友……李先生和他都在实践感化教育，的确收了效果；我从受过他们教的人可以亲切的看出。后来李先生出了家，就是弘一师。夏先生和我说过，那时他也认真的考虑过出家。他虽然到底没有出家，可是受弘一师的感动极大，他简直信仰弘一师。自然他对佛教也有了信仰，但不在仪式上。他是热情的人，他读《爱的教育》，曾经流了好多泪。他翻译这本书，是抱着佛教徒了愿的精神在劝笔的。从这件事上可以见出他将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
　　还有匡互生，朱先生在《哀互生》一文中这样描写他：
　　他不爱多说话，但常常微笑；那微笑是自然的，温暖的。在他看，人是可以互相爱着的，除了一些成见已深，不愿打开窗户说壳话的。他对这些人却有些憎恶，不肯假借一点颜色。世界上只有能憎的人才能爱；爱憎没有定见，只是毫无作为的脚色。互生觉得青年成见还少，希望最多；所以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一滴不剩而献给他们，让爱的宗教在他们中间发荣滋长，让他们都走向新世界去。互生不好发议论，只埋着头干干干，是儒家的真精神。
　　互生与丐翁志趣最相投。在理想的春晖不能继续办下去的时候，丐翁转而投身于办理《中学生》杂志；互生则到上海创办立达学园，继续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在贫病与劳累中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将生命献给立达，立达也便是他的生命。”
　　回过头来，看看这批具有理想主义气息的教育家，你会发现，他们大都有着非常相似的家世背景、受教育经历以及他们成长于其中的其他人文、社会和自然环境。我觉得，如果撇开十分个人化的因素。他们那份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很可能出自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文化贵族的“薰习”与平民主义思潮的相互激荡。他们很传统也很现代，很贵族也很平民，是理想主义打通了他们心灵中传统与现代、贵族与平民的隔阂。
　　他们造就了春晖的辉煌。但这种辉煌太短暂。其实，她也只是这群理想主义者聚集到一起的暂时的舞台。如果换一个角度，把研究作成这群人的精神生长史，将更有历史与文化的厚度。洲君正有志于此。希望这能开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新天地。
　　
　　责任编辑　林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