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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过早地在六十二岁的年华时,就自戕身死,遗下一大堆未最后完成的手稿;研究海明威创作的人,都觉得这位“文豪”去世得过于匆促了,不胜惋惜。单读海明威的作品,是不能完全理解或正确评论他的才华的,必须细读他的六百余封信件,再对照他的作品,才能发现一个答案。从作品看,他笔下的英雄人物都是十分独特的;从他的信件看,则他给人的印象,却又是另一种。海明威笔下的英雄经过他精雕细琢,而在他的信件里,则有啥说啥,文字比较粗糙,倒显出了他的本色。这样一位人物无论从风貌、性格和感情,与作品中的英雄给人一种判若两人的印象。厄普代克在他对《海明威书信选集》的评论说,“海明威〔在书信中〕为自己创造的超人形象,湮没了他实际上爱好勤恳钻研和思路敏捷的长处,腐蚀了他作品中许多优秀人物。”海明威曾经通过他书中人物尼克·亚当斯之口,发表他的美学意见,“你必须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来写。根本没有什么诀窍可说。”前者提到的是形象,后者则是说内心,这正是海明威在写作时努力捕捉的两个要点,也限制了他终身的写作。厄普代克评论海明威一生的功过看来比较公允,特别是他结论性的提法,给我们新的启发。厄普代克说,“如果他〔海明威〕不是那么趾高气扬,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很可能达到更大的成就。”(所谓“趾高气扬”无非指他成名后一贯贬低同行,蔑视评论界的权威们,拔高自己的“形象”,如自称“爸爸”、长者、老头子之类的狂言。)他的自戕,难免也受到这种态度的致命伤。
海明威没有上过大学,中学毕业后即当新闻记者。他青年时期到了巴黎,由老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推荐,进入了以葛屈罗·斯坦因,伊兹拉·庞德,詹姆斯·乔伊斯等人为核心的文艺圈子,从而能自由出入西尔维亚·比奇所创办的先锋图书出版社兼与其有关的作家们往来。他自忖对欧洲的古典及现代文学所知甚少,所以发下心愿要补这一课。他在他第一位夫人哈德莱的帮助下,攻下了法文,从此千方百计阅读法国大作家如福楼拜、法朗士、罗曼·罗兰、莫泊桑、司汤达、巴比塞等人的原著。他敢于评福楼拜说“只有一本称得起伟大的作品《包法利夫人》”,说司汤达则只有一本《红与黑》,如此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到他的美国式好胜心与狂妄。
在此补课过程中,他深感要进入文艺圣殿,无论在语言知识及文艺修养方面,自知都非先锋派作家的对手,于是频频求教于斯坦因的文艺沙龙与庞德的《流放》杂志编辑部,并获得了他们的热情指导。他们劝他首先致力于掌握福楼拜的全部作品,从原文的《包法利夫人》着手,进而专研《情感教育》、《圣安东的诱惑》直到《三故事》等作品。其次是读英国权威亨利·詹姆斯的重要著作如《美国人》、《黛西·密勒》、《华盛顿广场》、《贵妇的画像》和《天赋》等等。最后则阅读当时文学圈子内认为必读的沙俄四大文豪(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的主要作品。年轻的海明威接受了这几位老师的建议,他在欧洲三年居然刻苦读完了许多大师们的作品,然后放眼于当代新作家和各个流派。最后他热中于艾略特的诗篇和文论。
创作方面在二十世纪初期他曾师事舍伍德·安德森学写诗,但他写的诗摆脱不了美国诗人卡尔·桑德堡(一八七八——一九六七)的影响。来到巴黎后,他读了当代人的作品,发觉当代的美国文人的文风“迂腐陈旧”不及斯坦因及“迷惘的一代”文风清丽有吸引力。特别在她的文艺沙龙中看了名画家塞尚的绘画,色彩的强烈对比,使他深为感动,因之得到启发,想到行文造字也大可效法,使自己的文风产生既清新又明快的持久印象。以后认识乔伊斯之后,大为欣赏《尤利西斯》,试作《大双心河》效法乔伊斯的意识流,并通过小说主角尼克·亚当斯之口,大胆发表独立的美学见解说,“乔伊斯是如此浪漫又理智地对待斯蒂芬·德迪勒斯(《尤利西斯》书中的虚无主义艺术家),于是他塑造了布卢姆这一角色。布卢姆很了不起。他又创造了布卢姆的太太莫莱。她是全世界最出色的人物。”事实上肉欲主义的莫莱在书末的一段意识流独白,不仅把她那卑劣无耻的丈夫比作希腊英雄尤利西斯,并把自己也永恒化了。可是这对海明威颇有启发,赞赏之余并在其后的创作中予以仿效,他的对白中或多或少灌注了乔伊斯的这种新奇观点和“意识流”手法。
海明威虽在一九二○至二四年先后任多伦多《星报》和《星报周刊》记者和驻欧记者,但收入甚微;二一年与哈德莱,理查逊结婚,幸而哈德莱继承一笔遗产,差可温饱。哈德莱又懂法文,对海明威帮助极大。从此他开始了一面做记者,一面学习写作。二三年时,他出版了处女作《三篇故事与十首诗》,翌年又出版《在我们的时代里》(速写集),但欧、英的读者对他的作品,兴趣索然;因此第一本书只印发了三百本,第二本书则只有一百七十本。他又不愿长期依赖哈德莱为生,因此生计十分困难时,以教人拳击与观摩斗牛度日。
我们现在已无机会再读他的处女作“十首诗”,但根据传记,他的这“十首诗”还是经过庞德多次修改并由庞德帮助印行的。但是欧洲的读者却并不欣赏他的诗,小说或速写,所以他的作品简直无销路的前途。一九二六年他写成《阿尔卑斯牧歌》,准备给《流放》杂志发表,但是庞德看了却要他重写,并提醒他切忌使文学拖沓累赘。为了进一步汲取经典著作的精华,他一直遵守福楼拜的严格写作规范,如文字精确,无佳句宁肯不发表,甚至每日创作限于一定数量等等,并以此终身律己。更重要的是他在反对美国文风迂腐之际,抓住了舍伍德·安德森之善于利用本土素材从而开创了新传统;同时求教于欧洲先锋派门下时,又发现斯坦因的圈子中人只有理论而无社会生活内容。这正是他可以摆脱“迷惘的一代”之途,从此他打开了取材粗犷原始,而又能纳入先锋派美学观点的一条崭新道路。
他意识到在此竞技激烈的时代,一如拳击家,只有敢于瞄准对手的短处,迅速出击,以攻为守,不怕得罪嘲弄文坛名人,才能为年轻一代找到自由发展之路。他开始立下培养一己成为新“文豪”的雄心。他选的第一批对手就是他曾师从过的安德森,他的导师斯坦因,他的好友菲兹杰罗等所有先他走红的作家,以及他的师友们。同时他认准了美国文坛与欧洲相比,是块处女地,便以新作《春潮》作为他向美国进军的号角。安德森是美国出版商李佛莱特书店的台柱子,海明威出版《春潮》的要求,首先为李佛莱特以苛刻条件所婉拒,幸而菲兹杰罗将海明威介绍给美国史克里勃纳书店的编辑麦克斯·帕金斯,帕金斯大为赏识海明威的文才,当即出版了海明威的《春潮》和另一本被誉为“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太阳照常升起》,一炮而红,海明威从此成为畅销书的作者,在美国出版界奠定了基础。
帕金斯在美国出版界素有“天才的编辑”之称,他慧眼识人,这时成了海明威作品最忠实的编辑人,他擅长掌握海明威的“灵感”,不时催促他向新阵地冲刺,并能密切注意随时提供他足以刺激创作力的新书,同时在经济上多方支持,为海明威铺平过舒适生活的道路。此时的海明威和第二位夫人宝琳·帕发弗虽已陷入畅销王国的纸迷金醉生活中,可是他的主要精力还能保持在阅读和写作上。《春潮》与《太阳照常升起》的成功,使海明威对自己增加了信心,他俨然以新“文豪”的架式君临美国文坛,并不断对同辈人的作品,向帕金斯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使书店的编辑人员望而生畏。至此,海明威确有雄心在读书界取代其他老作家的台柱地位,创立一种新的传统。《永别了武器》的出版,青年读者一下把海明威推上了新“文豪”的宝座,他所标榜的“文学革命”,气焰之高,一时震撼了美国文坛。此时评论界权威埃德蒙·威尔逊慷慨赞扬海明威的散文,认为比他的诗篇高超,指出他已从斯坦因及安德森之间找到了一种特殊技巧,运用通俗语言来传递深湛的内在感情和复杂的思想活动。例如《在我们的时代里》的斗牛场面堪与戈雅名画相媲美,而对战场使用如此严肃的艺术手法,这在美国作家中也是空前的等等。
海明威没有上过大学,中学毕业后即当新闻记者。他青年时期到了巴黎,由老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推荐,进入了以葛屈罗·斯坦因,伊兹拉·庞德,詹姆斯·乔伊斯等人为核心的文艺圈子,从而能自由出入西尔维亚·比奇所创办的先锋图书出版社兼与其有关的作家们往来。他自忖对欧洲的古典及现代文学所知甚少,所以发下心愿要补这一课。他在他第一位夫人哈德莱的帮助下,攻下了法文,从此千方百计阅读法国大作家如福楼拜、法朗士、罗曼·罗兰、莫泊桑、司汤达、巴比塞等人的原著。他敢于评福楼拜说“只有一本称得起伟大的作品《包法利夫人》”,说司汤达则只有一本《红与黑》,如此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到他的美国式好胜心与狂妄。
在此补课过程中,他深感要进入文艺圣殿,无论在语言知识及文艺修养方面,自知都非先锋派作家的对手,于是频频求教于斯坦因的文艺沙龙与庞德的《流放》杂志编辑部,并获得了他们的热情指导。他们劝他首先致力于掌握福楼拜的全部作品,从原文的《包法利夫人》着手,进而专研《情感教育》、《圣安东的诱惑》直到《三故事》等作品。其次是读英国权威亨利·詹姆斯的重要著作如《美国人》、《黛西·密勒》、《华盛顿广场》、《贵妇的画像》和《天赋》等等。最后则阅读当时文学圈子内认为必读的沙俄四大文豪(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的主要作品。年轻的海明威接受了这几位老师的建议,他在欧洲三年居然刻苦读完了许多大师们的作品,然后放眼于当代新作家和各个流派。最后他热中于艾略特的诗篇和文论。
创作方面在二十世纪初期他曾师事舍伍德·安德森学写诗,但他写的诗摆脱不了美国诗人卡尔·桑德堡(一八七八——一九六七)的影响。来到巴黎后,他读了当代人的作品,发觉当代的美国文人的文风“迂腐陈旧”不及斯坦因及“迷惘的一代”文风清丽有吸引力。特别在她的文艺沙龙中看了名画家塞尚的绘画,色彩的强烈对比,使他深为感动,因之得到启发,想到行文造字也大可效法,使自己的文风产生既清新又明快的持久印象。以后认识乔伊斯之后,大为欣赏《尤利西斯》,试作《大双心河》效法乔伊斯的意识流,并通过小说主角尼克·亚当斯之口,大胆发表独立的美学见解说,“乔伊斯是如此浪漫又理智地对待斯蒂芬·德迪勒斯(《尤利西斯》书中的虚无主义艺术家),于是他塑造了布卢姆这一角色。布卢姆很了不起。他又创造了布卢姆的太太莫莱。她是全世界最出色的人物。”事实上肉欲主义的莫莱在书末的一段意识流独白,不仅把她那卑劣无耻的丈夫比作希腊英雄尤利西斯,并把自己也永恒化了。可是这对海明威颇有启发,赞赏之余并在其后的创作中予以仿效,他的对白中或多或少灌注了乔伊斯的这种新奇观点和“意识流”手法。
海明威虽在一九二○至二四年先后任多伦多《星报》和《星报周刊》记者和驻欧记者,但收入甚微;二一年与哈德莱,理查逊结婚,幸而哈德莱继承一笔遗产,差可温饱。哈德莱又懂法文,对海明威帮助极大。从此他开始了一面做记者,一面学习写作。二三年时,他出版了处女作《三篇故事与十首诗》,翌年又出版《在我们的时代里》(速写集),但欧、英的读者对他的作品,兴趣索然;因此第一本书只印发了三百本,第二本书则只有一百七十本。他又不愿长期依赖哈德莱为生,因此生计十分困难时,以教人拳击与观摩斗牛度日。
我们现在已无机会再读他的处女作“十首诗”,但根据传记,他的这“十首诗”还是经过庞德多次修改并由庞德帮助印行的。但是欧洲的读者却并不欣赏他的诗,小说或速写,所以他的作品简直无销路的前途。一九二六年他写成《阿尔卑斯牧歌》,准备给《流放》杂志发表,但是庞德看了却要他重写,并提醒他切忌使文学拖沓累赘。为了进一步汲取经典著作的精华,他一直遵守福楼拜的严格写作规范,如文字精确,无佳句宁肯不发表,甚至每日创作限于一定数量等等,并以此终身律己。更重要的是他在反对美国文风迂腐之际,抓住了舍伍德·安德森之善于利用本土素材从而开创了新传统;同时求教于欧洲先锋派门下时,又发现斯坦因的圈子中人只有理论而无社会生活内容。这正是他可以摆脱“迷惘的一代”之途,从此他打开了取材粗犷原始,而又能纳入先锋派美学观点的一条崭新道路。
他意识到在此竞技激烈的时代,一如拳击家,只有敢于瞄准对手的短处,迅速出击,以攻为守,不怕得罪嘲弄文坛名人,才能为年轻一代找到自由发展之路。他开始立下培养一己成为新“文豪”的雄心。他选的第一批对手就是他曾师从过的安德森,他的导师斯坦因,他的好友菲兹杰罗等所有先他走红的作家,以及他的师友们。同时他认准了美国文坛与欧洲相比,是块处女地,便以新作《春潮》作为他向美国进军的号角。安德森是美国出版商李佛莱特书店的台柱子,海明威出版《春潮》的要求,首先为李佛莱特以苛刻条件所婉拒,幸而菲兹杰罗将海明威介绍给美国史克里勃纳书店的编辑麦克斯·帕金斯,帕金斯大为赏识海明威的文才,当即出版了海明威的《春潮》和另一本被誉为“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太阳照常升起》,一炮而红,海明威从此成为畅销书的作者,在美国出版界奠定了基础。
帕金斯在美国出版界素有“天才的编辑”之称,他慧眼识人,这时成了海明威作品最忠实的编辑人,他擅长掌握海明威的“灵感”,不时催促他向新阵地冲刺,并能密切注意随时提供他足以刺激创作力的新书,同时在经济上多方支持,为海明威铺平过舒适生活的道路。此时的海明威和第二位夫人宝琳·帕发弗虽已陷入畅销王国的纸迷金醉生活中,可是他的主要精力还能保持在阅读和写作上。《春潮》与《太阳照常升起》的成功,使海明威对自己增加了信心,他俨然以新“文豪”的架式君临美国文坛,并不断对同辈人的作品,向帕金斯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使书店的编辑人员望而生畏。至此,海明威确有雄心在读书界取代其他老作家的台柱地位,创立一种新的传统。《永别了武器》的出版,青年读者一下把海明威推上了新“文豪”的宝座,他所标榜的“文学革命”,气焰之高,一时震撼了美国文坛。此时评论界权威埃德蒙·威尔逊慷慨赞扬海明威的散文,认为比他的诗篇高超,指出他已从斯坦因及安德森之间找到了一种特殊技巧,运用通俗语言来传递深湛的内在感情和复杂的思想活动。例如《在我们的时代里》的斗牛场面堪与戈雅名画相媲美,而对战场使用如此严肃的艺术手法,这在美国作家中也是空前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