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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历史维度看，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型、传统邻里文化的传承为社区治理的形成提供了即时性背景;从问题维度看，对社区治理的组织困境、秩序困境、供给困境的结构解剖为传统邻里文化嵌入社区提供了切入点;从标杆维度看，提取传统邻里文化中有益元素有利于实现社区善治。运用历史——问题——标杆的分析框架将传统邻里文化中的“邻里一家”“以礼求和”“守望相助”提炼与再设计为场域共生、群体构建、网络整合三种机制，有助于推动社区治理精细化。
关 键 词：社区治理;传统邻里文化;场域共生;网络目标
中图分类号：D6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0）12-0058-07
收稿日期：2020-09-06
作者简介：窦玉鹏（1987—），男，山东济南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新动能研究院讲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全省党校系统课题“齐鲁邻里文化在社区治理中的创新与转化”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H030。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同时强调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将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益元素在社区治理中予以创新和转化，正是对这两个要求的理论与实践回应。
一、研究综述
国内外学界针对社区治理、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传统文化在社区治理中的转化的研究成果丰硕，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社区与治理的理论溯源。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1887）首次提出了“社区”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帕克（1934）主张从生态共同体的角度研究社区治理;美国社会学家弗洛伊德·亨特（1953）认为，社区治理中的权力易被精英俘获，进而通过影响民意对地方选举政治起决定作用;美国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1960）认为，社区政治权力不平等的分散在众多团体中，选民通过选票来控制官员。美国学者詹姆斯·N·罗西瑙（1995）认为，治理区别于统治之处在于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包括科层制、市场机制在内的多种机制的集合;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明确了治理的内涵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1999）从五个维度界定了治理概念。在我国，费孝通（1931）将“社区”概念引入中国;俞可平（2000）提出了“善治”概念;丁元竹（2007）通过梳理中国百年社會变迁史发现，社区的发展方向应是构建具有归属感、共同观念、守望相助的共同体;孙立平（2010）认为，中产阶层以博弈理性参与公共事务为社区治理探索出了新的路径;陈国权（2013）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仍然深刻影响着社区治理的众多方面，其是以关系构筑为链接的纽带、以人情往来为存续的机制;黄卫平（2016）认为，在信息化、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将传统政治文化、现代治理理念和红色政治话语等三种资源有机结合起来，对于提升党和政府基层治理能力意义重大。二是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理论关切。方克立（2010）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在维护社会良知、弘扬人文精神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颜炳罡（2013）认为，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必须植根于中国当代社会变革，实现“古为今用”的新儒学构建;郭齐勇（2014）认为，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现代化与现代文化的“本体”;王学典（2017）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已经展现出绵延不绝且富有通变智慧的生命力。三是传统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创新和转化研究。杨建华（2015）认为，传统治理思想是当代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借鉴的重要来源，但这种借鉴需要契合基层社会治理实现现代化转型;贺少雅、毕啸南（2017）通过对山西省寺底村将楹联与特殊时间节点相结合以构筑传承传统文化的调研证明了传统文化传承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韩中谊（2017）认为，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制度元素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转化中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善治”与其自身传承创新的双重建构。
总体来看，有关传统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创新和转化的研究成果在研究主题上于2014年以后出现爆发式增长，在研究层次上以宏观研究和总体架构的研究居多，在研究特色上都是从基层治理体系出发为制度创新、完善提供借鉴，这为进一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以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方法启示。但上述研究成果也存在以下缺陷：一是传统文化在社区治理中的创新和转化缺少与治理理论的有机结合，在理论深度上有待发展。二是多数成果侧重于从传统文化的治理方式出发，较少触及传统治理思想，将治理方式与治理思想相结合的更少。三是研究缺乏即时性分析的资料支撑，实证性不足。笔者认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在研究内容上有所拓展和深化：一是传统邻里文化蕴含着“邻里一家”“以礼求和”“守望相助”等有益思想，对我国当前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网络碎片化、社区秩序供给不足、多元主体构建合作治理的基础缺失等问题具有借鉴意义，将其嵌入社区治理是弥补当前社区治理短板的可行路径。二是参照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①，邻里文化在社区治理中的创新和转化要回到邻里文化和社区治理的场域内寻找问题根源。
二、基于历史——问题——标杆框架的社区治理分析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运用了历史——问题——标杆的分析、解决问题框架来阐释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笔者借助此框架分析传统邻里文化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创新与转化：从历史维度分析社区治理碎片化的根源及传统邻里文化的传承，从问题维度归纳社区治理过程中的组织困境、秩序困境、供给困境，从标杆维度提取传统邻里文化中的有益元素。 （一）历史维度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史记·报任安书》），探讨事物的演变轨迹和人、共同体在不同时空条件的作用机制能够为理论和实践提供有益借鉴。“太阳底下无新事”（《圣经·传道书》），人群一旦适应特定机制，受制度成本选择、学习扩散效应、一致性压力以及既得利益锁定因素的限制，特定机制会沿初始方向不断自我强化。我国社区治理问题萌生于社会变迁的长河中，从历史维度去分析社区治理碎片化的根源与传统邻里文化的传承亦可为传统邻里文化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创新与转化带来灵感。
⒈社区治理碎片化根源。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城市基层社会逐步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以“街居制”为辅的管理体制，即城市人口依托单位获取生存所必须的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并单向向生产空间让渡生活空间，街道、居民委员会为未被单位整合的边缘群体提供维持其生存的秩序与公共产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渡，在此时代背景下产生了两种主要的社会变迁：一是随着某些单位的消失或社会管理功能的剥离，社区内利益群体分化，“单位制”整合社会的功能丧失，向“社区制”变迁。二是随着人口流动壁垒被打破，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与城市人口跨区域流动交织，加速了原有社会总体格局的解构。在新的社会组织尚未形成、新的社会联结尚未建立起来之际，必然会出现个人游离于社会组织和群体之外的社会原子化现象及群体分裂、疏远、冲突的网络碎片化现象，突出表现为公共资源使用的“公地悲剧”、场域内公共精神失范、群体公共秩序失序等。
⒉传统邻里文化的传承。中国在百年时间内走过了其他国家历时几百年的城市化进程，呈现出压缩式快速发展的态势，“城里人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的说法正是这种快速城市化进程的真实写照。城市化压缩式快速发展虽然实现了物理空间的城市化，但在特定场域中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共理性、利他的公共精神却不能在短时间实现压缩式发展。因此，我国大部分城市居民作为在近百年时间内由农村迁入城市的“城一代”“城二代”“城三代”，其邻里文化的基因主要传承自祖辈，受所在物理空间转移的影响很小，呈现出“小农”与“理性”的雙重特征，即自给自足、封闭保守、安于现状的小农心理及为规避生产生活中面对的仅靠个体无法解决的自然或社会风险而结成以宗族、邻里为核心的互助共同体的经济理性。
（二）问题维度
⒈组织困境：社会网络碎片化。社区的理想状态是依托强烈归属感形成的守望相助、患难相帮的共同体。从社区理想状态的界定可以看出，社区不仅仅是一种物理居住空间，还是人类抵抗社会风险、实现自身利益边界、维持诉求并不断进行资源交换的共同体。现实中，受两大主要社会变迁的影响，社区治理存在巨大断点。原有社会网络迅速解体，新的社会网络因缺乏合适载体而碎片化。此外，市场利益交换机制的普遍适用、城市有限资源约束下过多人口的挤入也使得公共资源公共属性与个人利益排他属性的冲突不断，加剧了社区组织网络的碎片化。
⒉秩序困境：社区秩序供给不足。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认为，个人行动的集合无论能否实现集体行动都具有外部性，但能否产生约束个人行动达成集体行动的规范取决于群体中是否存在重视参与的习惯、利他的集体文化及制度的激励性，这是规避失序行为、促进集体合作的关键。在我国，由“单位制”向“社区制”变迁遗留的大量历史问题、不同管理组织运行逻辑的差异、权威机构整合协调的缺失为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破窗效应”①提供了可能。而且，由于相关利益主体往往难以就共同遵守的规则达成共识，社区中的利益协调极易陷入“霍布斯丛林法则”②。
⒊供给困境：多元主体构建合作治理的基础缺失。多中心治理理论主张政府通过契约与市场主体形成委托-代理关系以实现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结构、供给方式和供给规则的多元化，政府和社会组织、个人等公共行动主体依托社会资本实现和共享公共利益的网络结构能够有效回应社区公共服务需求多样性和动态性导致的单一主体无法适应问题。但现实中社区合作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缺乏彼此合作的磨合与信任的社会资本参照、多元主体利益的分化与利益参照体系的不同导致治理过程中视角和动机存在差异、多元主体在治理中的地位不对等加大了合作难度、政策工具应用过程中多元主体因目标动机随时间动态变动难以保持行动一致性等。
（三）标杆维度
⒈“邻里一家”。“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反映出我国古代乡土政治生活已内嵌家族制度，个人的社会流动及发展、道德评价均囿于其中，家族成为个体行为选择的锚点。在费孝通看来，传统乡土社会是限于自己熟悉的范围、由内及外相濡以沫的“差序格局”，即“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2]“邻里一家”蕴含着“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3]的差序格局，并通过生产劳动的互惠换工、红白喜事的礼尚往来、街谈巷议的公共舆论构筑社会网络来完成劳力、资金、信息等方面的社会交换。正如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人们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其他而相互依赖，这一事实便具有了公共含义。”[4]乡土社会中的“邻里一家”缘于个体因无力抵御自然或社会风险而通过交换或集体劳动获得“互惠”的共同体构建。
⒉“以礼求和”。费孝通认为，传统文化中的“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5]“以礼求和”则是在漫长的乡土社会发育过程中构建的人际交往与公共资源治理规则，包括乡贤治理与规则治理。乡贤治理强调在互动中从“尊尊”和“亲亲”维度处理彼此之间的角色关系，即先根据“尊尊”原则决定谁是“资源支配者”，再根据“亲亲”原则选择最恰当的资源分配或交换法则;规则治理指的是乡约，包括成文乡约与不成文乡约。杨开道将乡约定义为“由世人阶级的提倡、乡村人民的合作，在道德方面、教化方面去裁制社会的行为，谋求大众的利益。”[6]成文乡约一般刻在石碑上以显示效力的持久性，如清代泰安府东阿县的戒赌碑上就载有“本庄同心合意戒赌，不独本庄，出外三里亦不许本庄人去赌”的条文。不成文乡约主要存在于传统文化及熟人社会的声誉评价中，比成文乡约更具有约束力。此外，“以礼求和”还体现为乡土社会利用公共资源谋求群体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上。赵世喻（2005）在分析太原晋祠、介休源神庙和洪洞广胜寺的水资源利用时发现，乡土社会中存在着通过“排队”“选举”以实现群体利益的制衡性制度。[7]朱霞（2015）研究发现，云南盐村民间历史悠久，符合乡村逻辑的公共资源设置、使用和调整习俗具有倡导社会公德、维护社会公平、进行社会救济和实现乡村教育等重要功能。[8] ⒊“守望相助”。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费斯廷格认为，集团成员身份的吸引力并不仅仅在于一种归属感，而且在于能够通过这一成员身份获得一些什么。“守望相助”作为传统乡土文化链接现实的核心机制，能够引导共同体内成员合群抵御风险、集体处理公共事务。“邀会”等金融互助组织是合群抵御风险的典型例子，其参照街头巷议的社会评价吸纳信得过的会众并汇集资金，采取轮流使用资金等形式帮助会友度过生活难关。集体处理公共事务主要体现在兴办学校、修建道路桥梁上，其以乡贤为领导，以宗族为组织基础，通过建立互助自组织整合机制来有效协调群体利益。如《章丘县志》曾记载：“嘉庆十五年巩家村村民巩文礼、巩存方倡议由巩家、赵家、沈家、尹家、柴家、北套诸村，按户捐资修建马家口至左家闸漯河河道500丈。当年竣工。知县王嵩撰写《修漯河马家口至左家闸记》勒石纪文，文载县志。”
综上，从历史维度看，传统邻里文化中的有益元素因文化基因的稳定性依然具有适用性，但需要在新的场域加以提炼;从问题维度看，解决社区组织网络碎片化、社区秩序供给不足、多元主体构建合作治理基础缺失等问题需要从传统邻里文化中对应寻找场域共生的有效载体、行动公意达成的有效规则及利益共有的群体建构;从标杆维度看，对传统邻里文化中的“邻里一家”“以礼求和”“守望相助”进行再设计有助于实现社区的有序治理。
三、传统邻里文化的提炼与再设计
对传统邻里文化进行提炼与再设计的核心在于将场域共生机制、群体构建机制及网络整合机制有机组合起来并实现持续螺旋上升。
（一）场域共生机制的创新与转化：以活动项目为载体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场域不仅仅是空间的限定，更强调社会网络结构。社区中的社会网络碎片化歸根结底是由于共同场域感缺失造成的，而传统邻里文化中的“邻里一家”其实就是给社区的个体营造的同一场域感。可见，场域共生机制既是传统邻里文化的提炼升华，也是传统邻里文化在社区治理中创新转化的方向。实践中，可以通过“邻居节”“虚拟社区”“图书漂流”“春节集体拜年”等活动扩展居民间社会交往的场域共生空间。其中，“邻居节”“图书漂流”“春节集体拜年”等活动能够以丰富的内容、生动的情境满足社区居民的兴趣及心理需要，增加其对共生场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虚拟社区”以共同爱好、利益重叠为价值旨归，具有分享知识和信息、达成集体行动的功能，能够使社区居民通过网上交流消除陌生感，弥合分歧感。
（二）群体构建机制的创新与转化：以利益共有为链接
共有利益包括物质、精神、需要的满足，是共同体成员得以聚结的链接。马克思认为：“公社成员不是通过创造财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而是通过为了对内对外方面保持联合体这种共同利益（想象的和真实的共同利益）所进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9]社区作为生活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不仅能满足居民日常所需，而且能通过“集体记忆”、心理认同、秩序有序等文化符号象征满足居民心理需求。当然，这需要一定的规则体系来引导社区有序运行。实践中，一方面，可通过“新乡贤治理”模式吸纳社区领袖、热心公益事业人士加入党的基层组织，构建社区善治秩序;另一方面，可通过“新乡约治理”模式将“以礼求和”融入社区生活，使之深入人心，以此约束社区共同体内的个体行为。
（三）网络整合机制的创新与转化：以行动公意为目标
作为社区中多数人共同认可的道理和价值，行动公意是集体行动的基础。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埃莉诺·奥斯特洛姆认为，合作治理的实现需要构建一种经济，效率，公平，稳定，具有包容性、长期弹性和适应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借助于这种机制将多样性的观点以某种方式合并成社会秩序。公共事务的存续同样来自于集体行动的公意，从而使行动具备合法性、有效性、代表性、持续性。事实上，在相互冲突的主体间形成一致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多数人规则加以约束，这就必须理解多数人规则的实质——并非让多数人接受而形成决策规则，而是让所有人都接受决策规则。社区治理中，应通过沟通协商机制获得大多数居民的认同与支持，形成有效行动公意，以减少邻里间因争夺车位、噪音问题引起的冲突;应通过利益协调输入机制获得社区网络有机整合的合法性基础，有效破解“老旧小区装电梯找不到房主签字”“对门住上多年互不认识”“老人心脏病突发无人帮忙送医”等“陌生人社会”的难题;应构建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PPP模式，将资源重点向社区健康教育、困难群众帮扶保险、老年人日间照料等领域倾斜，形成守望相助的良好社区治理环境。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2]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经典珍藏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14.
[3]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0.
[4]（德）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5.
[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3.
[6]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7.
[7]赵世喻.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J].中国社会科学，2005，（2）：37.
[8]朱霞.民间公共资源的传统利用与乡村建设——以云南盐村的“公甲”平衡制度为例[J].社会治理，2015，（4）：131-138.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73. （責任编辑：刘亚峰）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Dou Yupeng
Abstract：From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unit system to the community system and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culture provide a diachronic background for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blem dimension，the structural anatomy of the organizational dilemma，order dilemma and supply dilemma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provides an entry point for the embedding of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culture into the community;from the benchmarking dimension，it is beneficial to extract beneficial elements from the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culture In order to achieve good community governance.Us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history problem benchmarking，this paper refines and redesigns the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culture of “neighborhood family”，“seeking harmony by courtesy” and “helping each other by keeping watch” as three mechanisms of field co creation，group link construction and network goal integration，which will help to promote the refinemen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community governance;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culture;field co existence;network target
关 键 词：社区治理;传统邻里文化;场域共生;网络目标
中图分类号：D6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0）12-0058-07
收稿日期：2020-09-06
作者简介：窦玉鹏（1987—），男，山东济南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新动能研究院讲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全省党校系统课题“齐鲁邻里文化在社区治理中的创新与转化”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H030。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同时强调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将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益元素在社区治理中予以创新和转化，正是对这两个要求的理论与实践回应。
一、研究综述
国内外学界针对社区治理、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传统文化在社区治理中的转化的研究成果丰硕，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社区与治理的理论溯源。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1887）首次提出了“社区”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帕克（1934）主张从生态共同体的角度研究社区治理;美国社会学家弗洛伊德·亨特（1953）认为，社区治理中的权力易被精英俘获，进而通过影响民意对地方选举政治起决定作用;美国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1960）认为，社区政治权力不平等的分散在众多团体中，选民通过选票来控制官员。美国学者詹姆斯·N·罗西瑙（1995）认为，治理区别于统治之处在于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包括科层制、市场机制在内的多种机制的集合;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明确了治理的内涵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1999）从五个维度界定了治理概念。在我国，费孝通（1931）将“社区”概念引入中国;俞可平（2000）提出了“善治”概念;丁元竹（2007）通过梳理中国百年社會变迁史发现，社区的发展方向应是构建具有归属感、共同观念、守望相助的共同体;孙立平（2010）认为，中产阶层以博弈理性参与公共事务为社区治理探索出了新的路径;陈国权（2013）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仍然深刻影响着社区治理的众多方面，其是以关系构筑为链接的纽带、以人情往来为存续的机制;黄卫平（2016）认为，在信息化、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将传统政治文化、现代治理理念和红色政治话语等三种资源有机结合起来，对于提升党和政府基层治理能力意义重大。二是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理论关切。方克立（2010）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在维护社会良知、弘扬人文精神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颜炳罡（2013）认为，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必须植根于中国当代社会变革，实现“古为今用”的新儒学构建;郭齐勇（2014）认为，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现代化与现代文化的“本体”;王学典（2017）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已经展现出绵延不绝且富有通变智慧的生命力。三是传统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创新和转化研究。杨建华（2015）认为，传统治理思想是当代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借鉴的重要来源，但这种借鉴需要契合基层社会治理实现现代化转型;贺少雅、毕啸南（2017）通过对山西省寺底村将楹联与特殊时间节点相结合以构筑传承传统文化的调研证明了传统文化传承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韩中谊（2017）认为，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制度元素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转化中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善治”与其自身传承创新的双重建构。
总体来看，有关传统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创新和转化的研究成果在研究主题上于2014年以后出现爆发式增长，在研究层次上以宏观研究和总体架构的研究居多，在研究特色上都是从基层治理体系出发为制度创新、完善提供借鉴，这为进一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以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方法启示。但上述研究成果也存在以下缺陷：一是传统文化在社区治理中的创新和转化缺少与治理理论的有机结合，在理论深度上有待发展。二是多数成果侧重于从传统文化的治理方式出发，较少触及传统治理思想，将治理方式与治理思想相结合的更少。三是研究缺乏即时性分析的资料支撑，实证性不足。笔者认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在研究内容上有所拓展和深化：一是传统邻里文化蕴含着“邻里一家”“以礼求和”“守望相助”等有益思想，对我国当前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网络碎片化、社区秩序供给不足、多元主体构建合作治理的基础缺失等问题具有借鉴意义，将其嵌入社区治理是弥补当前社区治理短板的可行路径。二是参照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①，邻里文化在社区治理中的创新和转化要回到邻里文化和社区治理的场域内寻找问题根源。
二、基于历史——问题——标杆框架的社区治理分析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运用了历史——问题——标杆的分析、解决问题框架来阐释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笔者借助此框架分析传统邻里文化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创新与转化：从历史维度分析社区治理碎片化的根源及传统邻里文化的传承，从问题维度归纳社区治理过程中的组织困境、秩序困境、供给困境，从标杆维度提取传统邻里文化中的有益元素。 （一）历史维度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史记·报任安书》），探讨事物的演变轨迹和人、共同体在不同时空条件的作用机制能够为理论和实践提供有益借鉴。“太阳底下无新事”（《圣经·传道书》），人群一旦适应特定机制，受制度成本选择、学习扩散效应、一致性压力以及既得利益锁定因素的限制，特定机制会沿初始方向不断自我强化。我国社区治理问题萌生于社会变迁的长河中，从历史维度去分析社区治理碎片化的根源与传统邻里文化的传承亦可为传统邻里文化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创新与转化带来灵感。
⒈社区治理碎片化根源。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城市基层社会逐步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以“街居制”为辅的管理体制，即城市人口依托单位获取生存所必须的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并单向向生产空间让渡生活空间，街道、居民委员会为未被单位整合的边缘群体提供维持其生存的秩序与公共产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渡，在此时代背景下产生了两种主要的社会变迁：一是随着某些单位的消失或社会管理功能的剥离，社区内利益群体分化，“单位制”整合社会的功能丧失，向“社区制”变迁。二是随着人口流动壁垒被打破，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与城市人口跨区域流动交织，加速了原有社会总体格局的解构。在新的社会组织尚未形成、新的社会联结尚未建立起来之际，必然会出现个人游离于社会组织和群体之外的社会原子化现象及群体分裂、疏远、冲突的网络碎片化现象，突出表现为公共资源使用的“公地悲剧”、场域内公共精神失范、群体公共秩序失序等。
⒉传统邻里文化的传承。中国在百年时间内走过了其他国家历时几百年的城市化进程，呈现出压缩式快速发展的态势，“城里人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的说法正是这种快速城市化进程的真实写照。城市化压缩式快速发展虽然实现了物理空间的城市化，但在特定场域中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共理性、利他的公共精神却不能在短时间实现压缩式发展。因此，我国大部分城市居民作为在近百年时间内由农村迁入城市的“城一代”“城二代”“城三代”，其邻里文化的基因主要传承自祖辈，受所在物理空间转移的影响很小，呈现出“小农”与“理性”的雙重特征，即自给自足、封闭保守、安于现状的小农心理及为规避生产生活中面对的仅靠个体无法解决的自然或社会风险而结成以宗族、邻里为核心的互助共同体的经济理性。
（二）问题维度
⒈组织困境：社会网络碎片化。社区的理想状态是依托强烈归属感形成的守望相助、患难相帮的共同体。从社区理想状态的界定可以看出，社区不仅仅是一种物理居住空间，还是人类抵抗社会风险、实现自身利益边界、维持诉求并不断进行资源交换的共同体。现实中，受两大主要社会变迁的影响，社区治理存在巨大断点。原有社会网络迅速解体，新的社会网络因缺乏合适载体而碎片化。此外，市场利益交换机制的普遍适用、城市有限资源约束下过多人口的挤入也使得公共资源公共属性与个人利益排他属性的冲突不断，加剧了社区组织网络的碎片化。
⒉秩序困境：社区秩序供给不足。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认为，个人行动的集合无论能否实现集体行动都具有外部性，但能否产生约束个人行动达成集体行动的规范取决于群体中是否存在重视参与的习惯、利他的集体文化及制度的激励性，这是规避失序行为、促进集体合作的关键。在我国，由“单位制”向“社区制”变迁遗留的大量历史问题、不同管理组织运行逻辑的差异、权威机构整合协调的缺失为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破窗效应”①提供了可能。而且，由于相关利益主体往往难以就共同遵守的规则达成共识，社区中的利益协调极易陷入“霍布斯丛林法则”②。
⒊供给困境：多元主体构建合作治理的基础缺失。多中心治理理论主张政府通过契约与市场主体形成委托-代理关系以实现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结构、供给方式和供给规则的多元化，政府和社会组织、个人等公共行动主体依托社会资本实现和共享公共利益的网络结构能够有效回应社区公共服务需求多样性和动态性导致的单一主体无法适应问题。但现实中社区合作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缺乏彼此合作的磨合与信任的社会资本参照、多元主体利益的分化与利益参照体系的不同导致治理过程中视角和动机存在差异、多元主体在治理中的地位不对等加大了合作难度、政策工具应用过程中多元主体因目标动机随时间动态变动难以保持行动一致性等。
（三）标杆维度
⒈“邻里一家”。“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反映出我国古代乡土政治生活已内嵌家族制度，个人的社会流动及发展、道德评价均囿于其中，家族成为个体行为选择的锚点。在费孝通看来，传统乡土社会是限于自己熟悉的范围、由内及外相濡以沫的“差序格局”，即“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2]“邻里一家”蕴含着“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3]的差序格局，并通过生产劳动的互惠换工、红白喜事的礼尚往来、街谈巷议的公共舆论构筑社会网络来完成劳力、资金、信息等方面的社会交换。正如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人们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其他而相互依赖，这一事实便具有了公共含义。”[4]乡土社会中的“邻里一家”缘于个体因无力抵御自然或社会风险而通过交换或集体劳动获得“互惠”的共同体构建。
⒉“以礼求和”。费孝通认为，传统文化中的“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5]“以礼求和”则是在漫长的乡土社会发育过程中构建的人际交往与公共资源治理规则，包括乡贤治理与规则治理。乡贤治理强调在互动中从“尊尊”和“亲亲”维度处理彼此之间的角色关系，即先根据“尊尊”原则决定谁是“资源支配者”，再根据“亲亲”原则选择最恰当的资源分配或交换法则;规则治理指的是乡约，包括成文乡约与不成文乡约。杨开道将乡约定义为“由世人阶级的提倡、乡村人民的合作，在道德方面、教化方面去裁制社会的行为，谋求大众的利益。”[6]成文乡约一般刻在石碑上以显示效力的持久性，如清代泰安府东阿县的戒赌碑上就载有“本庄同心合意戒赌，不独本庄，出外三里亦不许本庄人去赌”的条文。不成文乡约主要存在于传统文化及熟人社会的声誉评价中，比成文乡约更具有约束力。此外，“以礼求和”还体现为乡土社会利用公共资源谋求群体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上。赵世喻（2005）在分析太原晋祠、介休源神庙和洪洞广胜寺的水资源利用时发现，乡土社会中存在着通过“排队”“选举”以实现群体利益的制衡性制度。[7]朱霞（2015）研究发现，云南盐村民间历史悠久，符合乡村逻辑的公共资源设置、使用和调整习俗具有倡导社会公德、维护社会公平、进行社会救济和实现乡村教育等重要功能。[8] ⒊“守望相助”。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费斯廷格认为，集团成员身份的吸引力并不仅仅在于一种归属感，而且在于能够通过这一成员身份获得一些什么。“守望相助”作为传统乡土文化链接现实的核心机制，能够引导共同体内成员合群抵御风险、集体处理公共事务。“邀会”等金融互助组织是合群抵御风险的典型例子，其参照街头巷议的社会评价吸纳信得过的会众并汇集资金，采取轮流使用资金等形式帮助会友度过生活难关。集体处理公共事务主要体现在兴办学校、修建道路桥梁上，其以乡贤为领导，以宗族为组织基础，通过建立互助自组织整合机制来有效协调群体利益。如《章丘县志》曾记载：“嘉庆十五年巩家村村民巩文礼、巩存方倡议由巩家、赵家、沈家、尹家、柴家、北套诸村，按户捐资修建马家口至左家闸漯河河道500丈。当年竣工。知县王嵩撰写《修漯河马家口至左家闸记》勒石纪文，文载县志。”
综上，从历史维度看，传统邻里文化中的有益元素因文化基因的稳定性依然具有适用性，但需要在新的场域加以提炼;从问题维度看，解决社区组织网络碎片化、社区秩序供给不足、多元主体构建合作治理基础缺失等问题需要从传统邻里文化中对应寻找场域共生的有效载体、行动公意达成的有效规则及利益共有的群体建构;从标杆维度看，对传统邻里文化中的“邻里一家”“以礼求和”“守望相助”进行再设计有助于实现社区的有序治理。
三、传统邻里文化的提炼与再设计
对传统邻里文化进行提炼与再设计的核心在于将场域共生机制、群体构建机制及网络整合机制有机组合起来并实现持续螺旋上升。
（一）场域共生机制的创新与转化：以活动项目为载体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场域不仅仅是空间的限定，更强调社会网络结构。社区中的社会网络碎片化歸根结底是由于共同场域感缺失造成的，而传统邻里文化中的“邻里一家”其实就是给社区的个体营造的同一场域感。可见，场域共生机制既是传统邻里文化的提炼升华，也是传统邻里文化在社区治理中创新转化的方向。实践中，可以通过“邻居节”“虚拟社区”“图书漂流”“春节集体拜年”等活动扩展居民间社会交往的场域共生空间。其中，“邻居节”“图书漂流”“春节集体拜年”等活动能够以丰富的内容、生动的情境满足社区居民的兴趣及心理需要，增加其对共生场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虚拟社区”以共同爱好、利益重叠为价值旨归，具有分享知识和信息、达成集体行动的功能，能够使社区居民通过网上交流消除陌生感，弥合分歧感。
（二）群体构建机制的创新与转化：以利益共有为链接
共有利益包括物质、精神、需要的满足，是共同体成员得以聚结的链接。马克思认为：“公社成员不是通过创造财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而是通过为了对内对外方面保持联合体这种共同利益（想象的和真实的共同利益）所进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9]社区作为生活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不仅能满足居民日常所需，而且能通过“集体记忆”、心理认同、秩序有序等文化符号象征满足居民心理需求。当然，这需要一定的规则体系来引导社区有序运行。实践中，一方面，可通过“新乡贤治理”模式吸纳社区领袖、热心公益事业人士加入党的基层组织，构建社区善治秩序;另一方面，可通过“新乡约治理”模式将“以礼求和”融入社区生活，使之深入人心，以此约束社区共同体内的个体行为。
（三）网络整合机制的创新与转化：以行动公意为目标
作为社区中多数人共同认可的道理和价值，行动公意是集体行动的基础。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埃莉诺·奥斯特洛姆认为，合作治理的实现需要构建一种经济，效率，公平，稳定，具有包容性、长期弹性和适应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借助于这种机制将多样性的观点以某种方式合并成社会秩序。公共事务的存续同样来自于集体行动的公意，从而使行动具备合法性、有效性、代表性、持续性。事实上，在相互冲突的主体间形成一致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多数人规则加以约束，这就必须理解多数人规则的实质——并非让多数人接受而形成决策规则，而是让所有人都接受决策规则。社区治理中，应通过沟通协商机制获得大多数居民的认同与支持，形成有效行动公意，以减少邻里间因争夺车位、噪音问题引起的冲突;应通过利益协调输入机制获得社区网络有机整合的合法性基础，有效破解“老旧小区装电梯找不到房主签字”“对门住上多年互不认识”“老人心脏病突发无人帮忙送医”等“陌生人社会”的难题;应构建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PPP模式，将资源重点向社区健康教育、困难群众帮扶保险、老年人日间照料等领域倾斜，形成守望相助的良好社区治理环境。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2]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经典珍藏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14.
[3]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0.
[4]（德）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5.
[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3.
[6]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7.
[7]赵世喻.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J].中国社会科学，2005，（2）：37.
[8]朱霞.民间公共资源的传统利用与乡村建设——以云南盐村的“公甲”平衡制度为例[J].社会治理，2015，（4）：131-138.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73. （責任编辑：刘亚峰）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Dou Yupeng
Abstract：From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unit system to the community system and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culture provide a diachronic background for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blem dimension，the structural anatomy of the organizational dilemma，order dilemma and supply dilemma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provides an entry point for the embedding of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culture into the community;from the benchmarking dimension，it is beneficial to extract beneficial elements from the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culture In order to achieve good community governance.Us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history problem benchmarking，this paper refines and redesigns the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culture of “neighborhood family”，“seeking harmony by courtesy” and “helping each other by keeping watch” as three mechanisms of field co creation，group link construction and network goal integration，which will help to promote the refinemen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community governance;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culture;field co existence;network tar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