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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4年中国社会发展状况
2004年全国经济社会资源朝着更加有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合理配置，从各项宏观指标来看，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2004年GDP增长9.5％左右，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农民收入出现多年来未有的大幅度增长。
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进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转型关键时期。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对于一个经济起飞的国家，这个关键时期，往往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政治体制不断应对新的挑战的时期，是既充满新的机遇、又面临着各种社会风险的时期。国际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曾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后进入这个时期，但后来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些发展顺利的国家和地区，如今人均GDP已达到1—2万美元，而另一些没有解决好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的国家和地区，至今人均GDP还停留在不足3000美元的水平，这是中国应当引以为戒的。
（一）经济进入新的高速成长期
继2003年中国GDP增长出现新的起飞达到9.1％之后，2004年在中央实行了新的宏观调控政策，控制投资过速增长，防止经济出现结构性过热，2004年的GDP增长仍然达到9.5％左右，标志着中国经济处于新一轮的高速成长期。
（二）人口总量达13亿，增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持续实行的低生育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连续10年低于替代水平，目前降到1.8以下，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7‰以下。中国总人口2004年突破13亿，年均净增长已经降到800多万人左右，人口总量峰值的到来，可能比原来多数专家预测的要早、要低。我国少儿抚养比较低，劳动力供给充足。
（三）就业已走出最困难的阶段
1990—2004年，中国从业人员规模从6.5亿人扩大到7.5亿人左右，增加了约1亿人。到2004年9月底，全国共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员774万人，全年将新增就业人员900万人左右，有385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全年将有约500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全国共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2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末下降了0.1个百分点。
从2004年第二季度开始，全国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出现自1996年以来的首次同比增长的状况。到2004年9月底，全国城镇单位有从业人员10944.3万人，同比增加37.2万人。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26％，比上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
在一些老工业基地，随着下岗和失业体制并轨的初步完成，积极自谋职业的动力显著增强，尽管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形势没有根本缓解，但就业在总体上走出最困难的阶段。
（四）城镇消费进入第三波热潮
2004年1—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4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
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72元，同比增长11.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0％。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同比增长10.9％，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6.5％。在人均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是文化娱乐服务支出、滋补保健品支出、车辆用燃料支出和交通支出，分别增长40—52％。
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新的跳跃性变化，继20世纪80年代第一波衣食消费和90年代第二波家用电器消费热潮之后，以家庭住房、家用汽车、交通通讯为龙头的第三波消费热潮已经到来。
（五）城市化速度显著加快
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近年来进入加速期。城市化率已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04年的42％以上。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保持年均近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我国内地城市数量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3个增加到661个，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40个，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54个，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217个。城市经济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已超过70％，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大约为1500万。
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决定停止执行原劳动部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各省市必须限期清理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取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职业工种限制，不再干预企业自主合法使用农民工，取消专为外地农民工设置的登记项目，实行暂住证一证管理，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工和使用农民工企业的不合理收费。许多省市都加快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
目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继知青返城、下岗职工安置后，正面临第三次就业战略大转移，即从乡村到城市的就业大转移。
（六）农民收入8年来首次有较大幅度提高
农民收入增长在8年徘徊之后，2004年出现可喜局面。根据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1—9月份全国农民现金收入人均211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7.6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年份。主要原因：一是农产品价格升高，农民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增长24.9％；二是农民财产性、转移性收入较快增长，分别增长30.5％和24％；三是农民打工收入继续快速增长，本地打工收入增长23.6％，外出打工收入增长18.8％；四是农民税费负担较大幅度下降。1—9月农业税比上年同期下降29.6％，农业特产税下降79.2％，两税附加费下降68.4％。
经验表明，要使农民富裕起来，就必须投资农业、转移农民、减少农民。
（七）社会保障和生活保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到2004年9月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16062万人，比上年底增加556万人；全国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1941万人，比上年底增加1039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10367万人，共有674万失业人员享受到不同期限的失业保险待遇，比上年同期增长5％；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为4092万人，比上年底增加1308万人；全国工伤保险参保人数5883万人，比上年底增加1308万人，全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数为37万人。
社会保险基金保持了增收大于增支。2004年1—9月，全国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566亿元，同比增收18.4％，支出2216亿元，同比增支10.5％；失业保险基金收入198亿元，同比增长16.5％，支出143亿元，同比增长7.5％；医疗保险基金收入768亿元，支出595亿元；生育保险基金收入21亿元，支出12亿元，27万人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工伤保险基金收入35亿元，基金支出20亿元。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得到进一步落实。2004年1—9月，全国城镇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共有939.5万户家庭和2199.5万人，比上年同期户数增长5％，人数减少了1％。
农村特困户救助面有所扩大。2004年1—9月，农村共定期救济生活困难人员813万人，471.8万户。在已开展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地区，有213.1万户、444.6万村民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比上年同期增长11.1％。
二、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当前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
1．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
在目前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境况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按征用土地量和农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算，目前全国有约4000万失地农民，其中那些“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社会群体。
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有各种原因，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土地征用的法律制度严重滞后于发展，造成土地征用补偿安置费偏低。目前，土地征用价格和市场交易价格之间存在暴利空间，使开发商对圈地趋之若鹜。一些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以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搞开发区、工业园区招商引资。
据测算，如果征地成本价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地方政府占20—30％，开发商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失地农民占5—10％。
失地农民因失地而丧失基本生活来源，又因没有社会保障使生活前景充满风险。
2．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不同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根据2004年全国5万户城镇住户抽样调查结果，上半年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8倍，而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6％，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9％。高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之比为9.5∶1，比上年同期9.1∶1有所扩大。
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2004年上半年城镇人均收入最高的5省（市）是：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和福建，上半年5省市人均收入为745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4％。而人均收入最低的五省（区、市）是宁夏、青海、甘肃、黑龙江和新疆，上半年人均收入为366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9％。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呈扩大趋势。在国有经济单位中，2004年1—9月，平均劳动报酬较高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分别为18789元、15982元和15489元；平均劳动报酬较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为4655元、8057元、8159元。从历史同期看，行业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与最低之比2000年同期为2.62倍，2003年同期3.98倍，2004年同期则达到4.25倍。
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水平的差距，成为影响当前收入水平差距的主要因素。根据2003年统计资料测算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结果，全国100个最发达县绝大多数分布在东部地区。2003年，东部地区8477个建制镇，平均每镇财政收入2832万元，西部地区5748个建制镇，平均每镇财政收入只有477万元。
3．就业局面依然面临长期困难
从劳动力供求总量上看，目前每年的城镇新生劳动力加上现存的下岗失业人员，每年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达到2400万人。按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9％计算，在现有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的约束下，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最多也就是900万个左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农村现有的约1.5亿富余劳动力仍将逐步转移出来，城镇本身的就业压力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使就业和再就业的困难局面难以在短时期根本缓解。此外，大学生就业难成为新的就业问题。
4．减少贫困仍然是新世纪的重任
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贫困人口从2.5亿减到2900万，贫困发生率从30％降至3％。但目前的农村绝对贫困标准是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625元以下，若按照农民人均年纯收入865元的“低收入人口”标准，贫困人口就增加到9000万，占农村总人口的10％。国际经验表明，按国际标准10％的贫困率是减贫的瓶颈阶段，我国目前正处在这个时期。除了自然条件，疾病蔓延和教育短缺正成为新的农村致贫和返贫原因。
5．反腐败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
从我国纪检机构、监察机构、检察机构、审计机构投入反腐败的大量资金和人力看，反腐败的力度和成本是很大的，但腐败大案要案新案仍不断出现。高官贪污腐败已从生活腐化性贪污腐败发展到贪婪攫取性贪污腐败。应当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完善干部任免的公开、公正程序，逐步建立公务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离职资产审查制度等。
6．可持续增长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的严重制约
我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同时，资源利用率很低，浪费比较严重。另外，中国目前污染物排放总量长期居高不下，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部分地区生态破坏的程度还在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中国要保持持续的增长，就必须特别注意人和自然和谐的问题，建立节约资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保护好脆弱的生态环境。
7．注意快速增长时期的社会心态变化
社会心态反映的是人心民气。近两年，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却在下降，在经济快速发展和体制转型时期，要特别注意对民众满意度、信心指数、价值观变化、行为取向的监测和研究。
（二）中国在关键时期的特殊国情和应注意的问题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全球化影响等一些特殊因素，中国在进入人均GDP1000美元的关键时期之后，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的特殊国情。
第一，中国的农民数量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还如此众多，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这对中国完成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困难，因此要特别注重城市化的问题和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的问题，争取在未来15年再转移出1亿多农业富余劳动力。
第二，收入差距没有按照应有的规律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继续加速扩大。这既有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趋势限制了初级劳动工资提升的特殊原因，也有现代财富积累速度大大加快和社会组织中间管理阶层出现新分化的新情况，还有转型期腐败和非法致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收入再分配进行科学的调控。
第三，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是具有劳动力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根本缓解。虽然老人和少儿的社会总抚养比在下降，但劳动年龄人口中因失业造成的抚养比在上升。因此，解决好就业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是保持经济高速成长推动力的重要一环。
第四，与一些国家人口先富裕后老化的规则不同，中国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严格的人口控制，人口是还没有富裕起来就过早老龄化。所以，要关注社会保障水平刚性增长与经济发展周期波动的矛盾，完善重节约、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
第五，农村按国际贫困标准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现代化国家的最有标志性的指标，就是农民不再是穷人。因此，应实施新世纪的减贫工程，并在“十一五”期间整合农村投入的资源，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
第六，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应当高度关注民主意识的成长，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提高各种管理的社会技术水平，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
第七，大国的兴起与小国的兴起国际影响完全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快速提高国际经济社会地位的同时，应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处理好国际关系，特别是处理好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为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争取较好的国际环境。
三、2005年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及政策建议
（一）2005年中国社会发展趋势
1．经济将继续高速增长
中国继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两次经济增长高峰之后，在全球化产业转移和中国逐步壮大的消费市场的推动下，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GDP较高增长的周期。
2．“入世”保护过渡到限期，垄断行业改革到关键点
到2004年年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已经过3年过渡期，国内大部分产业的保护过渡措施到期，垄断行业的改革面临新的挑战，盈利空间较大的银行业和汽车业首当其冲。
按照“入世”协议，在“入世”4年内，放开人民币的零售业务，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居民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一向靠政府信誉托底的国有银行，能否在“背水一战”中顺利过关，即是经济也是政治社会问题。
按照我国的“入世”承诺，汽车关税将从2004年的34.2％最终降至2006年25％的底线，降税分三个阶段进行。降税的前景造成汽车减价压力，国产轿车价格将继续呈下降趋势。中国现已有100多家汽车生产企业，要通过规模效益来降低成本，防止中国汽车行业重走当年电视行业过度竞争的覆辙。
3．农民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经济起飞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城市化水平达到30—40％以后，城市化进程会有一个加速期。
中国的城市化加速目前已形成巨大的利益驱动力量，一是农业用地和非农用地存在巨大的价差，土地价格具有很好的升值前景；二是城市聚积经济效益明显，一个市民的消费等于三个农民的消费，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1.5—2个百分点；三是按农村一亩地年均纯收入500元，而向二、三产业转移一个劳动力的年收入6000元来计算，那么，每转移一个农村劳动力的收入相当于增加了12亩耕地，可增加该农民年纯收入3500元以上。
但在目前城市化的加速过程中，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出现了大量无地无业农民。尽管目前中国市镇总人口达到了5.2亿多，但是非农人口还是只2.5亿多。大量的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在城市里享受的公共权利、公共服务，与拥有户籍的市民相比还有极大的差别。所以加快城市化，最关键的还不是扩展城市漂亮的高楼和绿地，而是加快农民的市民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步伐，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妥善处理好土地征用争议、农民工利益保护等问题。
4．老龄化问题逐步显化
我国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有1.3亿，约占总人口的10.2％，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35年前，中国儿童对老人的比例是6∶1，但再过35年，这个比例会扭转为1∶2。
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收入平均为4000美元，很多已经达到1万美元，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如乌拉圭、阿根廷也为2000美元左右，而中国目前人均GDP才1000多美元。人口老龄化而又没有进入富裕社会，将会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对社会经济发展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提出诸多挑战。
目前中国养老金制度还主要是覆盖城市正规劳动部门，农村只有约10％的人口参加了小规模的和自愿性质的农村养老系统，总体而言，目前全国仅25％的劳动力有不同程度的养老保险。而家庭规模的普遍缩小又对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构成威胁。
随着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老年人的增多，老年人的养老费问题、医疗问题、照料问题、孤独问题、社会参与问题、精神健康问题等等，都会逐步显化。老年人的消费也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市场。
5．劳动关系的紧张会造成普通劳动力供给虚假短缺
近两年来，随着劳动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企业劳动争议和劳动纠纷事件以及群体性劳动冲突突发事件逐年增加。由于非技术劳工缺乏集体谈判能力和不能落实规范的劳动保护法规，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已经有10多年没有什么增长。2004年在珠江三角洲出现的所谓“民工荒”，实质上是在农民收益有显著提高情况下企业劳动关系紧张造成的对劳动力供给市场的扭曲，工资缺乏吸引力和劳动条件差是普通工人短缺的重要原因。
6．子女教育费用将对家庭消费倾向产生重大影响
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与平均消费倾向呈逐年走低之势，而教育费用持续攀升大大强化了居民储蓄意愿，影响了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倾向。全国城乡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近几年有较大幅度增加，而其中增长最多的就是教育费用。连续数年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的调查表明，子女教育费用都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和住房。目前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教育的竞争仍在使子女教育费用攀高，这会对家庭消费倾向和储蓄意愿产生重大影响。
7．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念将显示出更大的差异
随着20世纪后半叶出生的人群成为社会中上管理阶层的骨干，他们新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大地影响着中国未来的走势。把握价值观念新的变化规则，塑造新的社会价值形态，弥合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念差异，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建议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应该是：扩大社会中间层，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严厉打击腐败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把扩大就业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努力改善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而奋斗。当前，应特别注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扭转财力过分向上集中的态势，加强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基层财政的困难
目前我国县乡两级的财政收入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多，而县乡两级财政供养的人员却约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70％。中央财政收入和省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分税制以来翻了一番还多。据测算，全国乡级财政要支付的乡公务人员工资、村干部补贴、公共品维护和建设、办公费、困难户补助、债务利息等约2500亿元，而乡镇能够合法获得的财政收入还不到1000亿元。据专家估计，县以下（含县）的基层债务总额目前已超过8000亿元。因此，控制中央和省级的财政支出、缓解基层财政的紧张局面，是目前调节基层干群关系的必要措施。
2．继续加强反腐力度，逐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
要逐步扭转国家财政供给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之间工资差异甚大的局面，实行透明的和可监测的“阳光工资”，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同一级别的工资可根据物价和消费水平进行调整。国家和地方财政要保证政权正常运转的支出，不允许国家全额财政供给的部门进行所谓的“创收”和进行工资外的收入分配，严格“收支两条线”。国家公务人员要实行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并建立公务人员的就职、离职和换岗的财产检查制度。
3．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税收执法力度，打击非法致富
建立根据收入水平的增长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基线的制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变目前所得税征收与家庭消费脱钩的状况，建立普遍的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制度。增加税务征收力量，提高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偷税、漏税、避税行为高发领域的监管力度。
4．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减少贫困
要力争从根本上扭转城乡差距过大并不断扩大的局面，继续加强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逐步改变目前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和消费差距相差20余年的状况，连接城市生产和农村消费的链条，完善和改革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制度，整合现有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五保”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试行的农村老人执行生育政策补贴制度，建立起农村“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基础框架；配合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实行新的减贫计划，争取使农村目前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约1亿多贫困人口在未来15年中有较大幅度的减少。
5．促进城市化，改变就业结构
抓住我国目前劳动年龄人口社会抚养系数较低、人口年龄结构“中间大（劳动年龄人口），两头小（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人口机遇期”，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的比较优势，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就业结构的转型，力争在未来15年把农业富余劳动力再转移出1亿人左右，把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从目前的30％左右提高到50％左右，把城市化率从目前的40％左右提高到60％左右。
6．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
把“以人为本、投资于人”作为提高人口素质和建立“人力资源大国”的国家战略选择；大力发展基础教育，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教育，把高等学历的人口比例从目前的约8％提高到2010年的12％；提高医疗保健和健康水平，把人口的服务医生比例从目前的1.6‰提高到2010年的2.0‰；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7．建立全民的节约型社会
要逐步扭转我国人均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生产和生活都要节约使用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大力减少空气、水源、土壤等方面的环境污染，争取达到资源、能源消耗速率和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
2004年全国经济社会资源朝着更加有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合理配置，从各项宏观指标来看，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2004年GDP增长9.5％左右，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农民收入出现多年来未有的大幅度增长。
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进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转型关键时期。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对于一个经济起飞的国家，这个关键时期，往往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政治体制不断应对新的挑战的时期，是既充满新的机遇、又面临着各种社会风险的时期。国际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曾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后进入这个时期，但后来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些发展顺利的国家和地区，如今人均GDP已达到1—2万美元，而另一些没有解决好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的国家和地区，至今人均GDP还停留在不足3000美元的水平，这是中国应当引以为戒的。
（一）经济进入新的高速成长期
继2003年中国GDP增长出现新的起飞达到9.1％之后，2004年在中央实行了新的宏观调控政策，控制投资过速增长，防止经济出现结构性过热，2004年的GDP增长仍然达到9.5％左右，标志着中国经济处于新一轮的高速成长期。
（二）人口总量达13亿，增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持续实行的低生育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连续10年低于替代水平，目前降到1.8以下，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7‰以下。中国总人口2004年突破13亿，年均净增长已经降到800多万人左右，人口总量峰值的到来，可能比原来多数专家预测的要早、要低。我国少儿抚养比较低，劳动力供给充足。
（三）就业已走出最困难的阶段
1990—2004年，中国从业人员规模从6.5亿人扩大到7.5亿人左右，增加了约1亿人。到2004年9月底，全国共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员774万人，全年将新增就业人员900万人左右，有385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全年将有约500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全国共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2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末下降了0.1个百分点。
从2004年第二季度开始，全国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出现自1996年以来的首次同比增长的状况。到2004年9月底，全国城镇单位有从业人员10944.3万人，同比增加37.2万人。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26％，比上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
在一些老工业基地，随着下岗和失业体制并轨的初步完成，积极自谋职业的动力显著增强，尽管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形势没有根本缓解，但就业在总体上走出最困难的阶段。
（四）城镇消费进入第三波热潮
2004年1—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4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
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72元，同比增长11.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0％。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同比增长10.9％，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6.5％。在人均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是文化娱乐服务支出、滋补保健品支出、车辆用燃料支出和交通支出，分别增长40—52％。
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新的跳跃性变化，继20世纪80年代第一波衣食消费和90年代第二波家用电器消费热潮之后，以家庭住房、家用汽车、交通通讯为龙头的第三波消费热潮已经到来。
（五）城市化速度显著加快
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近年来进入加速期。城市化率已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04年的42％以上。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保持年均近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我国内地城市数量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3个增加到661个，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40个，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54个，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217个。城市经济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已超过70％，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大约为1500万。
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决定停止执行原劳动部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各省市必须限期清理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取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职业工种限制，不再干预企业自主合法使用农民工，取消专为外地农民工设置的登记项目，实行暂住证一证管理，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工和使用农民工企业的不合理收费。许多省市都加快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
目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继知青返城、下岗职工安置后，正面临第三次就业战略大转移，即从乡村到城市的就业大转移。
（六）农民收入8年来首次有较大幅度提高
农民收入增长在8年徘徊之后，2004年出现可喜局面。根据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1—9月份全国农民现金收入人均211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7.6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年份。主要原因：一是农产品价格升高，农民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增长24.9％；二是农民财产性、转移性收入较快增长，分别增长30.5％和24％；三是农民打工收入继续快速增长，本地打工收入增长23.6％，外出打工收入增长18.8％；四是农民税费负担较大幅度下降。1—9月农业税比上年同期下降29.6％，农业特产税下降79.2％，两税附加费下降68.4％。
经验表明，要使农民富裕起来，就必须投资农业、转移农民、减少农民。
（七）社会保障和生活保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到2004年9月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16062万人，比上年底增加556万人；全国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1941万人，比上年底增加1039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10367万人，共有674万失业人员享受到不同期限的失业保险待遇，比上年同期增长5％；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为4092万人，比上年底增加1308万人；全国工伤保险参保人数5883万人，比上年底增加1308万人，全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数为37万人。
社会保险基金保持了增收大于增支。2004年1—9月，全国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566亿元，同比增收18.4％，支出2216亿元，同比增支10.5％；失业保险基金收入198亿元，同比增长16.5％，支出143亿元，同比增长7.5％；医疗保险基金收入768亿元，支出595亿元；生育保险基金收入21亿元，支出12亿元，27万人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工伤保险基金收入35亿元，基金支出20亿元。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得到进一步落实。2004年1—9月，全国城镇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共有939.5万户家庭和2199.5万人，比上年同期户数增长5％，人数减少了1％。
农村特困户救助面有所扩大。2004年1—9月，农村共定期救济生活困难人员813万人，471.8万户。在已开展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地区，有213.1万户、444.6万村民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比上年同期增长11.1％。
二、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当前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
1．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
在目前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境况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按征用土地量和农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算，目前全国有约4000万失地农民，其中那些“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社会群体。
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有各种原因，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土地征用的法律制度严重滞后于发展，造成土地征用补偿安置费偏低。目前，土地征用价格和市场交易价格之间存在暴利空间，使开发商对圈地趋之若鹜。一些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以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搞开发区、工业园区招商引资。
据测算，如果征地成本价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地方政府占20—30％，开发商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失地农民占5—10％。
失地农民因失地而丧失基本生活来源，又因没有社会保障使生活前景充满风险。
2．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不同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根据2004年全国5万户城镇住户抽样调查结果，上半年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8倍，而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6％，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9％。高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之比为9.5∶1，比上年同期9.1∶1有所扩大。
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2004年上半年城镇人均收入最高的5省（市）是：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和福建，上半年5省市人均收入为745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4％。而人均收入最低的五省（区、市）是宁夏、青海、甘肃、黑龙江和新疆，上半年人均收入为366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9％。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呈扩大趋势。在国有经济单位中，2004年1—9月，平均劳动报酬较高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分别为18789元、15982元和15489元；平均劳动报酬较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为4655元、8057元、8159元。从历史同期看，行业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与最低之比2000年同期为2.62倍，2003年同期3.98倍，2004年同期则达到4.25倍。
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水平的差距，成为影响当前收入水平差距的主要因素。根据2003年统计资料测算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结果，全国100个最发达县绝大多数分布在东部地区。2003年，东部地区8477个建制镇，平均每镇财政收入2832万元，西部地区5748个建制镇，平均每镇财政收入只有477万元。
3．就业局面依然面临长期困难
从劳动力供求总量上看，目前每年的城镇新生劳动力加上现存的下岗失业人员，每年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达到2400万人。按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9％计算，在现有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的约束下，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最多也就是900万个左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农村现有的约1.5亿富余劳动力仍将逐步转移出来，城镇本身的就业压力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使就业和再就业的困难局面难以在短时期根本缓解。此外，大学生就业难成为新的就业问题。
4．减少贫困仍然是新世纪的重任
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贫困人口从2.5亿减到2900万，贫困发生率从30％降至3％。但目前的农村绝对贫困标准是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625元以下，若按照农民人均年纯收入865元的“低收入人口”标准，贫困人口就增加到9000万，占农村总人口的10％。国际经验表明，按国际标准10％的贫困率是减贫的瓶颈阶段，我国目前正处在这个时期。除了自然条件，疾病蔓延和教育短缺正成为新的农村致贫和返贫原因。
5．反腐败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
从我国纪检机构、监察机构、检察机构、审计机构投入反腐败的大量资金和人力看，反腐败的力度和成本是很大的，但腐败大案要案新案仍不断出现。高官贪污腐败已从生活腐化性贪污腐败发展到贪婪攫取性贪污腐败。应当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完善干部任免的公开、公正程序，逐步建立公务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离职资产审查制度等。
6．可持续增长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的严重制约
我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同时，资源利用率很低，浪费比较严重。另外，中国目前污染物排放总量长期居高不下，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部分地区生态破坏的程度还在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中国要保持持续的增长，就必须特别注意人和自然和谐的问题，建立节约资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保护好脆弱的生态环境。
7．注意快速增长时期的社会心态变化
社会心态反映的是人心民气。近两年，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却在下降，在经济快速发展和体制转型时期，要特别注意对民众满意度、信心指数、价值观变化、行为取向的监测和研究。
（二）中国在关键时期的特殊国情和应注意的问题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全球化影响等一些特殊因素，中国在进入人均GDP1000美元的关键时期之后，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的特殊国情。
第一，中国的农民数量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还如此众多，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这对中国完成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困难，因此要特别注重城市化的问题和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的问题，争取在未来15年再转移出1亿多农业富余劳动力。
第二，收入差距没有按照应有的规律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继续加速扩大。这既有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趋势限制了初级劳动工资提升的特殊原因，也有现代财富积累速度大大加快和社会组织中间管理阶层出现新分化的新情况，还有转型期腐败和非法致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收入再分配进行科学的调控。
第三，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是具有劳动力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根本缓解。虽然老人和少儿的社会总抚养比在下降，但劳动年龄人口中因失业造成的抚养比在上升。因此，解决好就业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是保持经济高速成长推动力的重要一环。
第四，与一些国家人口先富裕后老化的规则不同，中国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严格的人口控制，人口是还没有富裕起来就过早老龄化。所以，要关注社会保障水平刚性增长与经济发展周期波动的矛盾，完善重节约、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
第五，农村按国际贫困标准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现代化国家的最有标志性的指标，就是农民不再是穷人。因此，应实施新世纪的减贫工程，并在“十一五”期间整合农村投入的资源，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
第六，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应当高度关注民主意识的成长，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提高各种管理的社会技术水平，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
第七，大国的兴起与小国的兴起国际影响完全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快速提高国际经济社会地位的同时，应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处理好国际关系，特别是处理好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为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争取较好的国际环境。
三、2005年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及政策建议
（一）2005年中国社会发展趋势
1．经济将继续高速增长
中国继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两次经济增长高峰之后，在全球化产业转移和中国逐步壮大的消费市场的推动下，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GDP较高增长的周期。
2．“入世”保护过渡到限期，垄断行业改革到关键点
到2004年年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已经过3年过渡期，国内大部分产业的保护过渡措施到期，垄断行业的改革面临新的挑战，盈利空间较大的银行业和汽车业首当其冲。
按照“入世”协议，在“入世”4年内，放开人民币的零售业务，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居民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一向靠政府信誉托底的国有银行，能否在“背水一战”中顺利过关，即是经济也是政治社会问题。
按照我国的“入世”承诺，汽车关税将从2004年的34.2％最终降至2006年25％的底线，降税分三个阶段进行。降税的前景造成汽车减价压力，国产轿车价格将继续呈下降趋势。中国现已有100多家汽车生产企业，要通过规模效益来降低成本，防止中国汽车行业重走当年电视行业过度竞争的覆辙。
3．农民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经济起飞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城市化水平达到30—40％以后，城市化进程会有一个加速期。
中国的城市化加速目前已形成巨大的利益驱动力量，一是农业用地和非农用地存在巨大的价差，土地价格具有很好的升值前景；二是城市聚积经济效益明显，一个市民的消费等于三个农民的消费，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1.5—2个百分点；三是按农村一亩地年均纯收入500元，而向二、三产业转移一个劳动力的年收入6000元来计算，那么，每转移一个农村劳动力的收入相当于增加了12亩耕地，可增加该农民年纯收入3500元以上。
但在目前城市化的加速过程中，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出现了大量无地无业农民。尽管目前中国市镇总人口达到了5.2亿多，但是非农人口还是只2.5亿多。大量的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在城市里享受的公共权利、公共服务，与拥有户籍的市民相比还有极大的差别。所以加快城市化，最关键的还不是扩展城市漂亮的高楼和绿地，而是加快农民的市民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步伐，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妥善处理好土地征用争议、农民工利益保护等问题。
4．老龄化问题逐步显化
我国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有1.3亿，约占总人口的10.2％，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35年前，中国儿童对老人的比例是6∶1，但再过35年，这个比例会扭转为1∶2。
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收入平均为4000美元，很多已经达到1万美元，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如乌拉圭、阿根廷也为2000美元左右，而中国目前人均GDP才1000多美元。人口老龄化而又没有进入富裕社会，将会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对社会经济发展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提出诸多挑战。
目前中国养老金制度还主要是覆盖城市正规劳动部门，农村只有约10％的人口参加了小规模的和自愿性质的农村养老系统，总体而言，目前全国仅25％的劳动力有不同程度的养老保险。而家庭规模的普遍缩小又对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构成威胁。
随着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老年人的增多，老年人的养老费问题、医疗问题、照料问题、孤独问题、社会参与问题、精神健康问题等等，都会逐步显化。老年人的消费也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市场。
5．劳动关系的紧张会造成普通劳动力供给虚假短缺
近两年来，随着劳动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企业劳动争议和劳动纠纷事件以及群体性劳动冲突突发事件逐年增加。由于非技术劳工缺乏集体谈判能力和不能落实规范的劳动保护法规，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已经有10多年没有什么增长。2004年在珠江三角洲出现的所谓“民工荒”，实质上是在农民收益有显著提高情况下企业劳动关系紧张造成的对劳动力供给市场的扭曲，工资缺乏吸引力和劳动条件差是普通工人短缺的重要原因。
6．子女教育费用将对家庭消费倾向产生重大影响
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与平均消费倾向呈逐年走低之势，而教育费用持续攀升大大强化了居民储蓄意愿，影响了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倾向。全国城乡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近几年有较大幅度增加，而其中增长最多的就是教育费用。连续数年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的调查表明，子女教育费用都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和住房。目前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教育的竞争仍在使子女教育费用攀高，这会对家庭消费倾向和储蓄意愿产生重大影响。
7．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念将显示出更大的差异
随着20世纪后半叶出生的人群成为社会中上管理阶层的骨干，他们新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大地影响着中国未来的走势。把握价值观念新的变化规则，塑造新的社会价值形态，弥合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念差异，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建议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应该是：扩大社会中间层，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严厉打击腐败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把扩大就业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努力改善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而奋斗。当前，应特别注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扭转财力过分向上集中的态势，加强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基层财政的困难
目前我国县乡两级的财政收入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多，而县乡两级财政供养的人员却约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70％。中央财政收入和省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分税制以来翻了一番还多。据测算，全国乡级财政要支付的乡公务人员工资、村干部补贴、公共品维护和建设、办公费、困难户补助、债务利息等约2500亿元，而乡镇能够合法获得的财政收入还不到1000亿元。据专家估计，县以下（含县）的基层债务总额目前已超过8000亿元。因此，控制中央和省级的财政支出、缓解基层财政的紧张局面，是目前调节基层干群关系的必要措施。
2．继续加强反腐力度，逐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
要逐步扭转国家财政供给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之间工资差异甚大的局面，实行透明的和可监测的“阳光工资”，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同一级别的工资可根据物价和消费水平进行调整。国家和地方财政要保证政权正常运转的支出，不允许国家全额财政供给的部门进行所谓的“创收”和进行工资外的收入分配，严格“收支两条线”。国家公务人员要实行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并建立公务人员的就职、离职和换岗的财产检查制度。
3．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税收执法力度，打击非法致富
建立根据收入水平的增长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基线的制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变目前所得税征收与家庭消费脱钩的状况，建立普遍的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制度。增加税务征收力量，提高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偷税、漏税、避税行为高发领域的监管力度。
4．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减少贫困
要力争从根本上扭转城乡差距过大并不断扩大的局面，继续加强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逐步改变目前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和消费差距相差20余年的状况，连接城市生产和农村消费的链条，完善和改革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制度，整合现有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五保”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试行的农村老人执行生育政策补贴制度，建立起农村“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基础框架；配合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实行新的减贫计划，争取使农村目前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约1亿多贫困人口在未来15年中有较大幅度的减少。
5．促进城市化，改变就业结构
抓住我国目前劳动年龄人口社会抚养系数较低、人口年龄结构“中间大（劳动年龄人口），两头小（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人口机遇期”，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的比较优势，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就业结构的转型，力争在未来15年把农业富余劳动力再转移出1亿人左右，把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从目前的30％左右提高到50％左右，把城市化率从目前的40％左右提高到60％左右。
6．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
把“以人为本、投资于人”作为提高人口素质和建立“人力资源大国”的国家战略选择；大力发展基础教育，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教育，把高等学历的人口比例从目前的约8％提高到2010年的12％；提高医疗保健和健康水平，把人口的服务医生比例从目前的1.6‰提高到2010年的2.0‰；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7．建立全民的节约型社会
要逐步扭转我国人均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生产和生活都要节约使用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大力减少空气、水源、土壤等方面的环境污染，争取达到资源、能源消耗速率和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