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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中国经济
确立新常态的核心是提高增长质量
当前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对30多年中国经济改革中形成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进一步改革。作为当前改革对象的原有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和日本战后建立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两国的改革在一些方面可以相互借鉴。
中国早期对改革目标模式的探索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造成的体制危机和经济衰败，中国制定了对应的救亡图存办法。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采取的办法是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即走一步看一步，试验成功后再加以推广。但与此同时，有人在思考，除了进行一些变通性的政策调整之外，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上都要选定自己的目标模式。
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到80年代上半期，在中国展开了讨论。对于改革目标模式选择，存在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模式，本质上也就是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特点是在保持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和计划经济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加大市场对企业的引导和激励，来提高企业的积极性。第二种是东亚模式，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第三种模式是受过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学者主张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比较时兴的是“苏东模式”，许多官员和经济学家都特别热衷于介绍苏联、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改革。但这种模式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一方面是改革没有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提倡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学者也纷纷否定了自己的看法。所以，中国只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了一段试验，即国有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但这个改革也没有取得成功，相反引起了财政和通货膨胀问题，到1981年后就被多数人否定了。
“东亚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的目标模式选择中胜出，为多数人所接受，经济发展也沿着“威权发展主义”的路径进行。
至于第三种模式，把自由市场经济看作改革最终目标的学者也承认，在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和进行激励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达成共识，至少在改革初期要采用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派出了许多考察团到各国去“取经”，一个是邓小平1978年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考察。在这三个国家中，他最欣赏的是新加坡在强有力的政府管制下的严整社会秩序。在干部和群众中具有更广影响的是以邓力群、马洪等为首的国家经委代表团于同年11月对日本的访问和考察，考察报告《访日归来的思索》对日本的经济社会体制赞誉有加，在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邓力群在书中得出结论，要学习日本在政府的管控之下发展商品经济。因而，商品经济的想法最早是由邓力群的日本考察在中国的中上层干部里普及开来的。
“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的历史背景存在重大区别。日本的战后体制，是在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和战后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而中国的经济体制则是从前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演变而来。因此，在中国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主义模式”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更加无所不包和强劲有力。总体来说，日本是以私有经济为主体，而中国始终是以国有经济为主要经济成分。
1984年和1987年的体制设计虽然提出要发展商品经济，但同时又强调政府的计划控制。到现在，很多人还认为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到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对市场经济很好的描绘，我认为，这个提法存在很大缺陷：虽然企业由市场引导，但是市场是由国家和政府调节的，这就埋下了伏笔。到了后来，甚至许多文件里出现了“党和政府要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的提法。这表明，虽然1992年已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的市场，只是国家所驾驭的工具。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四大的决定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动纲领，即有名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个全面改革的纲领，要求在20世纪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这一决定与现代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非常接近，也可能反映了经济学家对文件起草的影响。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思想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于这种影响的存在，在20世纪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的要求实际上并没有实现。中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体制是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半统制”性质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包括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仍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1世纪初期“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
旧体制因素的强化造成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腐败活动日益猖獗，直至侵入党政军组织的机体，一个是粗放式的发展导致社会经济问题愈演愈烈。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增长方式（即靠投资驱动的增长）向集约增长方式（即以效率提高为动力的增长）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增长的贡献。
中国在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提出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到了“十五”期间（2001—2005），情况发生了逆转，中国城市化加速，
手里掌握了大量土地资源，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强，经济发展方式也变得越来越粗放。因此，政府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时，重新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规划的主线，但是没有能实现。到“十一五”规划最后一年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刻不容缓。”不过，“十二五”规划期间，经济转变仍然不是很明显。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宏观经济上的货币超发、债务积累、杠杆率升高以及社会矛盾都日趋严重。
于是，再次爆发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大争论：是依靠重启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来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还是强化政府作用，推行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征的所谓“中国模式”。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后一种意见占据了优势，到党的十八大前夕达到最高峰。但是，强化政府的管控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仅没有解决上述提到的问题，反而使得问题越来越严重，矛盾越来越尖锐。
在这种情况之下，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十八大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注a）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大化”。“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按照上述要求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注b）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的336项改革，就是围绕这些要求提出的。
（注a）《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注b）《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读懂新常态2
吴敬琏 厉以宁 林毅夫 著
朱克力 总主编
中信出版社
9787508658131
2016-02
58.00
确立新常态的核心是提高增长质量
当前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对30多年中国经济改革中形成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进一步改革。作为当前改革对象的原有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和日本战后建立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两国的改革在一些方面可以相互借鉴。
中国早期对改革目标模式的探索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造成的体制危机和经济衰败，中国制定了对应的救亡图存办法。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采取的办法是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即走一步看一步，试验成功后再加以推广。但与此同时，有人在思考，除了进行一些变通性的政策调整之外，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上都要选定自己的目标模式。
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到80年代上半期，在中国展开了讨论。对于改革目标模式选择，存在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模式，本质上也就是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特点是在保持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和计划经济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加大市场对企业的引导和激励，来提高企业的积极性。第二种是东亚模式，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第三种模式是受过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学者主张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比较时兴的是“苏东模式”，许多官员和经济学家都特别热衷于介绍苏联、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改革。但这种模式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一方面是改革没有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提倡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学者也纷纷否定了自己的看法。所以，中国只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了一段试验，即国有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但这个改革也没有取得成功，相反引起了财政和通货膨胀问题，到1981年后就被多数人否定了。
“东亚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的目标模式选择中胜出，为多数人所接受，经济发展也沿着“威权发展主义”的路径进行。
至于第三种模式，把自由市场经济看作改革最终目标的学者也承认，在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和进行激励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达成共识，至少在改革初期要采用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派出了许多考察团到各国去“取经”，一个是邓小平1978年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考察。在这三个国家中，他最欣赏的是新加坡在强有力的政府管制下的严整社会秩序。在干部和群众中具有更广影响的是以邓力群、马洪等为首的国家经委代表团于同年11月对日本的访问和考察，考察报告《访日归来的思索》对日本的经济社会体制赞誉有加，在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邓力群在书中得出结论，要学习日本在政府的管控之下发展商品经济。因而，商品经济的想法最早是由邓力群的日本考察在中国的中上层干部里普及开来的。
“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的历史背景存在重大区别。日本的战后体制，是在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和战后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而中国的经济体制则是从前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演变而来。因此，在中国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主义模式”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更加无所不包和强劲有力。总体来说，日本是以私有经济为主体，而中国始终是以国有经济为主要经济成分。
1984年和1987年的体制设计虽然提出要发展商品经济，但同时又强调政府的计划控制。到现在，很多人还认为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到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对市场经济很好的描绘，我认为，这个提法存在很大缺陷：虽然企业由市场引导，但是市场是由国家和政府调节的，这就埋下了伏笔。到了后来，甚至许多文件里出现了“党和政府要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的提法。这表明，虽然1992年已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的市场，只是国家所驾驭的工具。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四大的决定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动纲领，即有名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个全面改革的纲领，要求在20世纪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这一决定与现代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非常接近，也可能反映了经济学家对文件起草的影响。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思想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于这种影响的存在，在20世纪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的要求实际上并没有实现。中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体制是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半统制”性质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包括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仍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1世纪初期“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
旧体制因素的强化造成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腐败活动日益猖獗，直至侵入党政军组织的机体，一个是粗放式的发展导致社会经济问题愈演愈烈。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增长方式（即靠投资驱动的增长）向集约增长方式（即以效率提高为动力的增长）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增长的贡献。
中国在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提出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到了“十五”期间（2001—2005），情况发生了逆转，中国城市化加速，
手里掌握了大量土地资源，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强，经济发展方式也变得越来越粗放。因此，政府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时，重新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规划的主线，但是没有能实现。到“十一五”规划最后一年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刻不容缓。”不过，“十二五”规划期间，经济转变仍然不是很明显。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宏观经济上的货币超发、债务积累、杠杆率升高以及社会矛盾都日趋严重。
于是，再次爆发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大争论：是依靠重启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来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还是强化政府作用，推行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征的所谓“中国模式”。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后一种意见占据了优势，到党的十八大前夕达到最高峰。但是，强化政府的管控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仅没有解决上述提到的问题，反而使得问题越来越严重，矛盾越来越尖锐。
在这种情况之下，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十八大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注a）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大化”。“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按照上述要求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注b）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的336项改革，就是围绕这些要求提出的。
（注a）《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注b）《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读懂新常态2
吴敬琏 厉以宁 林毅夫 著
朱克力 总主编
中信出版社
9787508658131
2016-02
5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