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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个体行为理论的分析视角，结合对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的调研，对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民精神脱贫的耀州实践形式进行研究发现，耀州实践模式以“8个星目”“励志脱贫光荣榜实施办法”“爱心超市”为主要内容，并结合一些配套性措施，在提升扶贫干部工作有效性、重塑贫困村民脱贫主体性方面取得了良好实效。原因在于耀州实践模式从精神需求、外部刺激、个体人格和乡土心理环境4个方面强化了贫困村民的励志脱贫动机，增强了他们的自主脱贫行动力。但耀州实践模式在实践中也存在着民主权利缺失、互惠网络薄弱以及社会组织稀少的问题，对此需明晰多元主体的权责划分，设立互助合作小组并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组织，以便增强贫困村民精神脱贫的内生发展动力。
关键词：个体行为理论;精准扶贫;贫困村民;精神脱贫;耀州实践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0;D4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9）03-0069-09
一、问题的提出
精准扶贫是当前我国治理贫困问题的基本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78-201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4亿人，年均减贫人口规模接近1 9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4个百分点[1]。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为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已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围绕如何才能精准实施国家扶贫政策的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目前，学术界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1）精准扶贫的制度供给问题。有学者指出，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及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2]，互动规则断裂、主客体间的利益失衡、村组干部信息权力垄断以及监督机制的失效[3]，是造成精准扶贫陷入实践困境的制度性因素。（2）精准扶贫的对象瞄准问题。有研究认为，不同层级行为主体的利益分歧[4]，贫困户识别的政策和技术困境、贫困户的思想观念、乡村治理现状和扶贫制度的缺陷[5]，是导致贫困户识别偏离的主要原因。（3）精准扶贫的具体路径问题。有观点认为，政府主导，以及各民主党派、公益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等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6]，发展乡村旅游[7]、电子商务进村[8]是精准扶贫可以实施的基本路径。（4）精准扶贫的乡土环境问题。有学者强调，农民之间的平均主义、小农生存伦理的抵抗以及基层社会的组织困境[9]，乡村劳动力流失、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和互惠原则的变化[10]以及村治主体公共权威的缺失[11]是造成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离的乡土环境因素。
总起来看，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作了深刻解读，也提出了许多有效的应对之策，对进一步深化我国的精准扶贫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目前针对贫困村民的精神贫困问题，尤其是对基层社会中精神脱贫实践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还存在明显不足。因此，如何对这些实践案例进行解析，并找到现实可行的策略来激发并增强贫困村民的脱贫致富动力和能力，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探讨。鉴于此，笔者在个体行为理论视角下，采用个案分析法，对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首创的“八星励志”促脱贫实践模式进行剖析，挖掘好的经验做法并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以期进一步完善这一实践模式，助力贫困村民实现精神脱贫。
二、分析框架与样本概况
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民精神脱贫的实践模式研究，属于精准扶贫政策如何实现精准“打靶”的研究范畴。随着近些年来我国大量的扶贫政策下乡和扶贫资源进村，部分贫困村民出现了脱贫依赖性增强而主动性下降的“精神贫困”现象，突出表现为“安于穷”“等靠要”，甚至产生“争贫闹访”等行为。这不仅造成了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偏离，也容易削弱广大农村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精神贫困实质上是一种主体性贫困，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策在于重塑贫困村民的脱贫主体性，激发他们的脱贫动力和致富能力。基于此，本文以个体行为理论为分析视角，以精神脱贫的耀州实践模式为个案考察，着力对贫困村民精神脱贫的可行性路径进行探讨。
（一）分析框架
个体行为理论属于行为科学理论范畴。行为科学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是管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通过对人的心理活动的研究，掌握人们行为的规律，从中找到对待个体的新方法和提高劳动效率的途径。个体行为理论主要包括兩个方面，一个是有关人的需要、动机激励的理论，例如双因素理论、期望理论等。另一个是有关组织中的人的特性的研究理论，例如X-Y理论、不成熟-成熟理论等。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管理活动之中。这里涉及3个重要概念，心理学家们对它们的基本内涵作出了界定：（1）行为：凡人类有意识的活动均称之为行为。其中，个体寻找、选择和接近目标的行为称为目标导向行为，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称为目标行为。（2）需要：需要是客观的刺激作用于人们的大脑所引起的个体缺乏某种东西的状态。（3）动机：动机由需要产生，它引起行为、维持行为并指引行为去满足某种需要。个体行为理论认为，动机是人们行为产生的直接原因，个体产生动机受到内在需要、外界刺激、个体人格系统和社会心理环境这4个因素的影响[12]。
个体行为理论与当下的精神贫困治理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在个体行为理论的视角下，贫困村民就是这样一个个的“个体”，管理的过程就是激发贫困村民脱贫动机，继而使他们产生自主脱贫行为的过程。该理论重视组织中“人”的因素，而当下我国精准扶贫中的精神贫困治理，根本是要通过自我精神自立和外部助力来调动贫困村民的脱贫积极性，重塑他们的主体性。因此，本文把贫困村民的精神脱贫问题放置在个体行为理论的视角下予以考察。当然，任何理论都有它的适用范围，个体行为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前提和基础上，即“个体”是有行为能力的，在动机驱使下能够采取某种行动来改变现状。因此，在本文的样本范围内，那些已丧失劳动能力、缺乏足够行为能力去改善生活，只能依靠国家社保兜底政策来维持基本生活之类的贫困村民，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本文主要从耀州实践模式的主要做法、实践成效、原因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策略5个方面来加以探讨，分析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其中在原因分析部分，主要从精神需要、外部刺激、个体人格和社会心理环境4个方面来对贫困村民精神脱贫的行为逻辑进行解析。 （二）样本概况
道东村位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关庄镇，是“八星励志”促脱贫工作法的首创村。笔者2018年暑假在铜川市政府实习期间，走进该村了解了“八星励志”促脱贫的经验和做法，并先后两次入村调研，主要采用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获得了第一手资料。道东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79户242人，已脱贫58户197人，2017年已顺利实现了贫困村脱贫摘帽。2018年5月，该村与原中吕村合并，现全村辖8个村民小组，共469户1 759人，耕地5 726亩，主导产业以苹果种植为主。道东村目前还有贫困户32户，贫困人口89人。2017年3月，陕西省委宣传部驻村工作队与道东村的“4支队伍”，即第一书记、镇包村干部、帮扶单位的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干部一起，结合村庄“十星级文明户”陕西省2015年在全省农村开展“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这10颗星包括：爱党爱国星、遵纪守法星、兴业致富星、勤俭节约星、环保卫生星、诚实守信星、孝老爱亲星、助人为乐星、文明礼貌星、移风易俗星。详见：陕西省文明办《关于印发〈关于在全省农村广泛深入开展“十星级文明户”创建评选活动的指导意见〉的通知》（陕文明办〔2015〕5号）。的评选工作，针对贫困村民凸显的“等靠要”等精神贫困问题，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八星励志”促脱贫的经验做法。耀州区在此基础上又实行了一些配套措施，由此形成了精神脱贫的耀州实践模式。
三、主要做法
为了解决贫困村民中凸显的“习惯穷”“甘愿穷”“等靠要”“无奈穷”等问题，耀州区以“党旗领航奔小康 八星励志促脱贫”为工作抓手，采用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就业创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生态扶贫和社会兜底等10项措施，逐渐探索出了以“八星励志”促脱贫为主要内容的精神脱贫实践模式，其主要做法有：
（一）设置8个星目
“八星励志”中的“八星”（见图2）具体是指“诚实守信品行好、热爱集体觉悟高、精神面貌变化大、摆脱现状愿望强、不等不靠动力足、勤劳致富步子快、致富点子提得多、示范带动成效佳”8个星目。这8颗星分为3个层次：第1层是底线层，包括“诚实守信品行好、热爱集体觉悟高”2颗星;第2层是激励层，包括“精神面貌变化大、摆脱现状愿望强、不等不靠动力足”3颗星;第3层是脱贫层，包括“勤劳致富步子快、致富点子提得多、示范带动成效佳”3颗星。这3个层次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以此来引导贫困村民“在知耻辱中触碰思想，在晓事理中焕发精神，在明志向中推动行为”，唤醒贫困村民的觉悟、觉醒并实现他们的最终崛起。据统计，截止2017年年底，道东村的贫困户中已有53户获星，其中5颗星2户，4颗星7户，3颗星11户，2颗星10户，1颗星23户。
（二）制定“励志脱贫光荣榜”实施流程
道东村制定了《励志脱贫光荣榜实施办法》，规范了“八星励志”的实施流程（见图3）。“4支队伍”以“8个星目”为考评内容，按照“日抽查、月碰头、季评选、年定级”的思路来开展工作，每个年度是一个完整的工作回合。具体流程是：
1.入户走访。“4支队伍”是“八星励志”的考评主体。他们通过入户走访，认真观察贫困户集体活动有没有参加、帮扶工作能不能配合、沟通交流是不是顺畅，及时了解贫困户家庭收入的变化、种植养殖的进展及劳动就业的状况，然后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汇总，通过衡量和研判，最终对贫困户能否评星以及评哪颗星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
2.召开3个会议。（1）评星专题会。由第一书记或村党支部书记组织召开，镇包村干部、驻村工作队、镇机关相关业务干部、村“两委”会人员、村民代表、相关贫困户参加;由考察人对考察对象参评星目进行提议并简要介绍评星理由;充分展开会议讨论，举手表决，确定结果;对未评上星的贫困户进行答疑，论理谈心。最后，“4支队伍”成员每2人1组，每组考察人对该组所有考察对象依次提议，提议1人、讨论1人、表决1人。它是对贫困户评星工作进行协商讨论、民主评议和科学决策的过程。（2）授星仪式会。由村党支部书记组织召开，镇包村干部、驻村工作队、村“两委”会人员、所有贫困户参加;宣读评星结果;镇包村干部、驻村工作队为贫困户授星;第一书记讲话;集体合影;最后，现场在光荣榜贴星。它是评星工作信息公开的过程。（3）挂星表彰会。由第一书记或村党部书记组织召开，镇包村干部、村“两委”会人员、村民代表、全體贫困户参加;宣读表彰决定，颁发荣誉卡，发放奖励金;贫困户获奖代表发言;镇包村领导点评讲话。表彰大会也可根据具体的情况，组织村民自编自演反映励志脱贫题材的文艺节目。
3.授卡挂星。挂星表彰会后，由帮扶人员对获得四星及以上的贫困户，授予“X星级励志脱贫户”（X为星数）荣誉卡，同时根据星数多少发放相应的奖励金;之后，帮扶人员为贫困户在大门口挂榜上星，在屋内醒目位置张贴荣誉卡;连续两年获评6星以上的贫困户，作为脱贫致富先进典型上报并进行挖掘宣传。奖励资金从“道东村道德奖励暨扶贫扶志激励基金”中支取，4星为600元，每增加1颗星50元，8星为800元。
（三）以“爱心超市”为实践载体
耀州区配套实施了爱心超市奖励方法，爱心超市按照每村每年积分不超过1 200分，每分抵现金1元，但不能兑换现金的方式运营。每村每月至少开展一次评分活动，每月发放积分不少于50分，每户每月积分上限为10分，积分可累积，年底发放完毕即可。爱心积分卡在全区爱心超市皆可通兑，村民可持积分卡兑换日常生活用品，也可兑换捐赠物品。例如，村民W因冬季义务除雪并帮人修剪果树而得了5分，于是可以在爱心超市兑换1袋洗衣粉。此外，在积分评定时，按照八星的不同星级给予相应的积分奖励，还设立了“爱心行为和立志脱贫积分公示榜”，对当月积分情况予以公示，以激励先进，鞭策后进。截止2018年4月，耀州区已建成区级爱心超市1个，镇（街道）级爱心超市9个，村级爱心超市72个。
总体来看，耀州实践模式以“8个星目”“励志脱贫光荣榜实施办法”“爱心超市”为基本内容。目前，这一实践经验已经在全区包括58个贫困村在内的所有行政村实施，也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四、实践成效
关于如何评价一项创新模式的改革成效问题，习近平认为可以“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13]从这个意义上说，耀州实践模式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创新探索。实施近两年以来，耀州实践模式在扶贫干部工作绩效、贫困村民精神面貌和励志脱贫行动力3个方面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一）提升了精神脱贫工作的有效性
精神贫困是一种“思想顽疾”，它隐匿于贫困村民的思想深处，却对他们的实际行动产生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因而比物质贫困更难治理，造成的后果也更严重。为攻克这一难题，耀州区将“八星励志”促脱贫作为重要的工作抓手，极大地提升了精神脱贫工作的有效性。首先，8个星目的设置提高了扶贫工作的精细度和针对性。每颗星和每个层次都明确代表一项扶志的导向要求，实际上把全体贫困村民划分为3个层次和8个类别。这种做法一改当前“贫困户—非贫困户”的惯用二分法，同时把庞大而又“缥缈”的精神脱贫工作细分为具体的阶段性目标，有利于对精神贫困问题“对症下药”，逐个击破，从而把精神脱贫工作做精、做细、做实。其次，“励志脱贫光荣榜”实施办法为脱贫工作提供了一套完善的制度规范。“4支队伍”既可以据此挖掘贫困村民中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树立榜样的力量，也可以对已经评上星的贫困户进行持续关注，对后期表现不好的贫困村民实行动态调整，取消之前的评星，由此使“八星励志”活动做到有据可依、前后衔接有序。最后，“爱心超市”作为励志脱贫的实践载体，促进了扶贫扶志工作的大众化、具体化和载体化，已经成为贫困户提高脱贫致富积极性的新平台。总之，以上3个活动的顺利开展，大大提升了扶贫干部精神脱贫工作的治理绩效。
“我们采用‘八星励志’这种方法，是希望帮助贫困户能早日走出贫困。它不仅是个方法，也是衡量贫困群众脱贫励志情况的基本标准，更是检验我们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如果他们能够获得这8颗星星，他们的精气神儿就会有很大的改变，脱贫的愿望会更强烈，拼劲儿会更足。”（访谈资料20180725KYT）
（二）激发了贫困村民励志脱贫的自信心
当前贫困村民的精神贫困问题，是由地理位置偏僻、自然资源贫乏、资金技能短缺、脱贫信心不足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催生了一些村民慵懒懈怠、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耀州实践模式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涵融入到8个星目之中，把评星活动变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向引导和深化人心的过程。它通过动员广大贫困村民的主动参与，将勤劳致富、积极向上等优良品德渗透到群众内心，来激发他们的荣辱道德观念，敦促他们奋发有为。例如村民L，整天四处游荡，“等靠要”思想严重，经过帮扶干部的引导，他主动利用村级互助资金贷款1万元来养殖中华蜂，仅2017年就从中增收7 000元，第二次评星就获得了“摆脱现状愿望强”和“示范带动成效佳”2颗星。还有一些贫困村民终于迈出了摆脱贫困的步伐，却因遭遇种种打击极大地挫伤了脱贫的勇气和信心。针对这类村民，耀州区实行鼓励引导和重点帮扶。例如村民G，曾一度失去了生活的希望，经过“4支队伍”的重点关注和悉心劝导，他终于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下定了奋斗的决心，不仅靠经营苹果园实现了脱贫，还利用自己掌握的动物防疫技术，义务为村里的家禽家畜看病打针，由此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两次评星就获得了4颗星。由此可见，耀州区的“八星励志”促脱贫活动实际上是一种精神赋能。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贫困村民的精神面貌，激发了贫困村民摆脱贫困的自信心。
（三）扩大了贫困村民励志脱贫的参与度
精神贫困的村民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常常由脱贫主体异化为脱贫工作的“旁观者”和“局外人”。针对这种状况，耀州实践模式着力通过提升他们的脱贫参与能力，来重塑贫困村民的脱贫主体性。一方面，它将贫困村民的脱贫努力与自身利益实现紧密地结合起来。例如，在评星活动中，贫困村民获得八颗星就可以得到奖励800元，还可以作为先进典型得到宣传。
“现在贫困群众都是争着要星呢。因为获星后有奖励的嘛，既能获得奖励金，还有了面子，所以都是争着抢着要评星。”（访谈资料20180725YB）
另一方面，爱心超市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专业运行、项目合作”的模式运营，也已经成为贫困村民励志脱贫的新型参与平台。他们积极脱贫、做好事不仅能获得尊重，还可以在爱心超市里获取积分兑换礼物。例如，王大伯领到了1盒牙膏，李大娘领到了1个小锅铲。这些奖励品虽然微小，但它们都是生活的必需品，这对于收入微薄的贫困村民来说往往能够起到有效的调动作用。此外，耀州区还通过政策支持、信息共享、教育培训、资金补贴、专业指导等方式，来提升贫困群众的脱贫致富能力。總之，耀州实践模式用这种“参与式扶贫”的方式，扩大了贫困村民励志脱贫的参与度，提高了他们自主脱贫的行动力。
“‘八星励志’活动开展近两年来，我们发现，好多贫困户已经认识到了只有苦干才能脱贫，只有巧干才能致富，才能活得有尊严。现在出去找活干的多了，闲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少了;向扶贫干部问点子要法子的多了，张口讨资助，伸手要救济的少了;主动利用扶贫政策发展产业的多了，抱有‘温饱就行’想法的少了。‘人人争星、我要脱贫’的氛围慢慢浓厚起来了。”（访谈资料20180810RSJ）
五、原因分析
当前，耀州区“八星励志”促脱贫的实践形式，已经成为贫困村民励志脱贫的新引擎，在激发贫困村民勤劳致富的自信心，提升他们的内生脱贫动力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那么，这种新模式为什么能够获得良好的实践效果呢？从个体行为理论的角度来看，原因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一）增加了贫困村民的精神需要
贫困村民的精神需要是指他们对自身的名誉、尊重、认同和自我价值实现等方面的需要，与物质需求相比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生追求。耀州实践模式致力于增加贫困村民的精神需求。首先，它设置的8个星目都集中在贫困村民的精神领域。这种做法改变了以往仅靠物质资源下拨的单一型扶贫模式，将贫困村民对物质资源的过多关注和争取，分散并转移到了提升自我精神需求的层次上来。尤其是“勤劳致富步子快”和“示范带动成效佳”这2个星目，已经触及到了贫困村民自我价值实现的精神层面。其次，它将贫困村民的精神需求划分为3个层次，各个层次之间依次递进。也就是说，贫困村民只有在思想上先脱离了“底线层”，才能进入“激励层”，进而步入“脱贫层”。这不仅提高了他们的人生追求层次，也为精神迷茫、有脱贫意愿却不知所措的贫困村民指明了具体的努力方向。总之，耀州实践模式通过星目设置和层层引导，极大地拓展了贫困村民的精神需求空间。 （二）改造了贫困村民的个体人格
村落环境的相对闭塞、单一和落后，以及祖祖辈辈都处于物质匮乏的生存状态，造成了一些贫困村民保守落后、安于现状的思想闭环，也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听天由命、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心理特征。这种人格心理常常导致他们把致贫原因归结于外部因素，也把脱贫致富的希望过多寄托于国家的帮扶。耀州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要求的诚实守信、热爱集体、勤劳致富等道德品质融入到了8个星目的设置里。在这种条件下，贫困村民如果想评星、要评星，就必须首先在自身的思想认识、精神状态和道德品质等方面，不断地进行自我审视和自我反思，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
“你像诚实守信和热爱集体，通过评星让他知道，如果他不参与集体活动，就是让他从思想上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对的。”（访谈资料20180726YB）
可见，耀州实践模式将8颗星渗入到贫困村民的个人生命史中，鼓励他们改变思维定型，帮助他们找回正确的致贫渠道，促使他们不断地进行自我突破和自我完善，由此激发了贫困村民的生命觉醒和精神崛起。
（三）强化了贫困村民的外部刺激
耀州实践模式采用了多种激励方式来激发贫困村民的脱贫致富积极性。一是采用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方法。在评星活动中，贫困村民获4星可获奖励600元，每增加1颗星奖励50元，连续2年获评6星以上的贫困村民，将被作为先进典型进行表彰。耀州区还采用唱秦腔、扭秧歌等村民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对先进典型人物加以宣传和鼓励，使他们成了村民眼中的“红人”。这种做法使励志脱贫典型人物实现了名利双收，强化了他们的示范带动作用。二是把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结合了起来，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例如，村民M游手好闲，当他得知同一小组有智障的人都获星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决心奋起，通过自身努力最终获得了2颗星。总之，耀州区通过强化外部刺激，使原本同质化的贫困群体拉开了不同的层次，形成了争先向上的良好氛围。尤其是在世代居住的村落社会里，这些奖励不仅事关贫困群体的物质收入，也关乎他们的面子、尊严和名望。面子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14]，因而能在更深层次上激发贫困村民的励志脱贫能动性。
（四）优化了乡土社会的心理环境
单一的物质扶贫方式很容易使一些贫困村民的价值观发生扭曲，好恶逸劳、以贫为荣等错误的思想观念对村庄既有的勤劳致富、多劳多得等朴素价值观形成了冲击和挑战，甚至导致个别贫困村民产生达标不退的赖贫行为。耀州实践模式致力于重塑勤劳致富、多劳多得的社会心理环境。在评星活动中，“4支队伍”作为考评主体和公证员，采用同一标准并遵循相同的工作流程作出研判，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其他因素的掣肘，确保了贫困村民多劳多得、不劳不得，营造了公平公正的评选氛围。在爱心超市里，它的兑换方法将精神脱贫的要求与贫困村民的日常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把精神文明的价值附加到了牙膏等物质生活用品上，也强化了贫困群众“劳动创造财富”的意识和信念。此外，陕西省在全省非贫困村民中开展“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在“移风易俗星”里特别强调“邻里之间不攀比，贫富之间不妒嫉”。耀州实践模式使贫困户的“八星励志”促脱贫活动，与非贫困户的“十星级文明户”评选工作协调互动起来，进而优化了乡土社会的心理环境。
总之，耀州实践模式通过增加精神需要、强化外部刺激、改造个体人格和优化村庄心理环境4个重要方面，强化了贫困村民的自主脱贫动机。在这种强烈的动机驱使下，他们产生了摆脱贫困的目标导向行为，并通过“八星励志”活动平台来解除了精神贫困的奴役，最终实现了精神脱贫。然而，耀州实践模式作为一个诞生不到2年的新生事物，在实践探索中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
六、存在的问题
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15]。耀州实践模式通过贫困户主动脱贫和外力助推的“双轮驱动”，在促进贫困群众生命觉醒和主体复归方面收到了显著效果。但在当前的实践中，它还存在着民主权利缺失、互惠网络薄弱和社会组织稀少的问题。
（一）民主权利缺失
耀州实践模式在评星专题会、授星仪式会和挂星表彰会3个重要会议里都很注重民主参与和信息公开，切实保障了贫困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村庄里，驻村干部对村委会干部的部分权力替代，弱化了村民自治的公共权威，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貧困村民民主权利的缺失。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也是实现全体村民民主权益的重要活动平台。“4支队伍”为脱贫攻坚注入了强大的治理合力，但多元合作的要点在于发挥各个治理主体的优势互补并实现良好协作，而不能以其中某个或几个主体替代其他主体的应有功能。村委会与其他治理主体相比显得位低力小，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很容易被边缘化。部分贫困村民遇到事情绕开村委会直接向驻村干部反映，淡化了村委会“当家人”的角色。一些村主任对驻村干部成为新的治理权威心生不满，遇到扶贫相关事务直接把工作推给驻村干部，既加重了驻村干部的负担，也进一步弱化了村委会的组织权威。因此，当前村民自治的关键是要强化村委会的公共权威，找回村民尤其是贫困村民应有的民主权利。
（二）互惠网络薄弱
耀州实践模式还存在着互惠网络薄弱的问题。具体来说，贫困村民可以通过非正式团体的互惠与合作来保障自身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非正式团体与正式团体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它遵循情感逻辑，是贫困村民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基于感情、喜好和性格等因素而结成的互助体。耀州区开展的“八星励志”促脱贫活动，从深层意义上来说更多是依赖于正式团体的合作，将扶贫收益、个人名望等因素与贫困村民的励志脱贫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一种利益联结机制。但在贫困村民情感维系的非正式团体建设中还存在着明显的欠缺。尤其是在村庄“空壳化”的现实情境中，传统血缘性的家庭或宗族等非正式团体，在扶贫救困、带动致富方面发挥的公共功能已日渐式微，既有的亲戚、邻居和好友等非正式的情感纽带也逐渐断裂，村民的行为逻辑正在从“亲疏远近向利益为主转变”[16]。这种社会现实使贫困村民在遭遇家庭风险或生活难题时，情感难诉和弱势无助的状态会愈发凸显。因此，厚培互惠网络来加强贫困村民之间的互动与协作，已经成为未来的工作重点。 （三）社会组织稀少
耀州区为提高贫困村民的脱贫能力，在“爱心超市”活动中注重推动政府、企业及其他组织的公益服务资助，与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实现有效对接，以实现“政府购买服务、社会承接运行、群众从中受益”的最终目标，发挥了社会组织在励志脱贫工作中的良好功能。但耀州实践模式还面临着村庄社会组织覆盖不足的问题。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在2015年的299个样本村庄中，37.46%没有成立现代社会組织，村均2.09个，人均9.30个/万人[17]。可见，农村社会组织稀少是一个普遍问题。一般而言，贫困村民的社会组织活动平台越多，原子化程度就越低，就越容易实现资源共享并增强脱贫致富的能力，反之则很难为实现共同脱贫致富做出一致的行动。村级社会组织的稀少不利于改变贫困村民的原子化游离状态，不利于聚合贫困村民的集体优势并实现资源共享。因此，如何在村庄领域建立社会组织，发挥它们对贫困村民的“黏合”作用，是完善耀州实践模式需要解决的又一问题。
七、小结与讨论
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安排是为了实现贫困落后地区的“真扶贫、扶真贫”，根本在于激发贫困村民的内生脱贫动力和致富能力，重塑他们的脱贫致富主体性。本文延续了这一研究进路，在个体行为理论的分析视角下，以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八星励志”促脱贫实践模式为考察对象，探讨贫困村民自主脱贫的具体路径和方法。研究认为：耀州实践模式通过设置“8个星目”，采用“励志脱贫光荣榜实施办法”，搭建“爱心超市”平台，并实行相关的配套措施，既提升了扶贫干部的工作有效性，也增强了贫困村民励志脱贫的信心和能力。其原因在于，耀州实践模式从增加精神需求、强化外部刺激、改造个体人格和优化村庄心理环境4个方面，强化了贫困村民的励志脱贫动机，引发了他们脱贫励志的目标导向行为，进而使贫困村民做出了励志脱贫的实际行动。但它也面临着民主权利缺失、互惠网络薄弱以及社会组织稀少3个方面的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1.明晰多元主体的权责划分，强化村民自治组织权威。一是“4支队伍”需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界定各自的职责划分，明晰彼此的权力边界，并将这种划分真正落实到行动中来，由此在精准扶贫和精神脱贫中实现良好的分工与协作，以防出现多头领导、争功诿过等不良行为。二是驻村帮扶人员需正确理解自身的角色定位，对一些软弱涣散的村级组织要起带动作用而非代替作用，注重处理好与村干部的关系，同时也要熟悉帮扶村庄和帮扶村民的实际情况，以便更好地融入村庄开展工作。三是村干部需降低对驻村干部的依赖性，切实做好贫困村民的“主心骨”和“当家人”，把争贫闹访等纠纷化解在村庄领域中，以强化村级组织的公共权威，切实保障贫困村民的民主权利。
2.设立互助合作小组，厚培贫困村民的互惠网络。当家族等初级互惠网络式微时，贫困村民可以培植次级互惠网络来“抱团脱贫”。他们具有相似的生存环境和共同的脱贫目标，因而便于组建相对牢固的非正式团体，发挥团体组织赋予他们的互助、协作、共享和发展等权能。例如，在近些年来我国的基层脱贫实践中，一些地区探索建立的留守妇女互助小组、留守儿童关爱小组、留守老人互助小组、妇女手艺互助小组等。贫困村民可以建立起类似的互助小组来改变原子化的生存状态。在这种情感维系的非正式团体中强化自身的存在感，疏解生活窘困带来的心理压力，互相扶持并集思广益，共同应对贫困难题，从而提升对贫困和返贫的抵抗能力。
3.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增强贫困群众的脱贫能力。一类是可以搭建乡村精英社会组织，发挥他们对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带动功能。例如浙江省德清县的乡贤参事会、广东省云浮市的乡贤理事会等农村社会组织，激活了村庄内生性本土力量，发挥现代乡贤在勤劳奋进等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标杆作用，也激发了他们在脱贫致富奔小康中对贫困村民的引导和示范功能。另一类是可以搭建新型农民协会等社会组织，通过这些平台来强化贫困村民的组织依托和资源获取能力。例如，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建立的新型职业农民协会，及时将职业农民内部的困难、问题、矛盾和要求予以反映，维护好职业农民内部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环境等，对于示范带动贫困户脱贫，提升整体产业效益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18]。总之，通过这些农村社会组织的赋权增能，来进一步强化贫困村民自主脱贫的内生发展动力。
致谢：在实习和调研过程中，铜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耀州区扶贫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以及道东村的干部和村民们，特别是刘旭、寇云涛、杨斌和王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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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体行为理论;精准扶贫;贫困村民;精神脱贫;耀州实践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0;D4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9）03-0069-09
一、问题的提出
精准扶贫是当前我国治理贫困问题的基本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78-201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4亿人，年均减贫人口规模接近1 9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4个百分点[1]。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为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已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围绕如何才能精准实施国家扶贫政策的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目前，学术界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1）精准扶贫的制度供给问题。有学者指出，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及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2]，互动规则断裂、主客体间的利益失衡、村组干部信息权力垄断以及监督机制的失效[3]，是造成精准扶贫陷入实践困境的制度性因素。（2）精准扶贫的对象瞄准问题。有研究认为，不同层级行为主体的利益分歧[4]，贫困户识别的政策和技术困境、贫困户的思想观念、乡村治理现状和扶贫制度的缺陷[5]，是导致贫困户识别偏离的主要原因。（3）精准扶贫的具体路径问题。有观点认为，政府主导，以及各民主党派、公益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等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6]，发展乡村旅游[7]、电子商务进村[8]是精准扶贫可以实施的基本路径。（4）精准扶贫的乡土环境问题。有学者强调，农民之间的平均主义、小农生存伦理的抵抗以及基层社会的组织困境[9]，乡村劳动力流失、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和互惠原则的变化[10]以及村治主体公共权威的缺失[11]是造成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离的乡土环境因素。
总起来看，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作了深刻解读，也提出了许多有效的应对之策，对进一步深化我国的精准扶贫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目前针对贫困村民的精神贫困问题，尤其是对基层社会中精神脱贫实践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还存在明显不足。因此，如何对这些实践案例进行解析，并找到现实可行的策略来激发并增强贫困村民的脱贫致富动力和能力，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探讨。鉴于此，笔者在个体行为理论视角下，采用个案分析法，对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首创的“八星励志”促脱贫实践模式进行剖析，挖掘好的经验做法并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以期进一步完善这一实践模式，助力贫困村民实现精神脱贫。
二、分析框架与样本概况
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民精神脱贫的实践模式研究，属于精准扶贫政策如何实现精准“打靶”的研究范畴。随着近些年来我国大量的扶贫政策下乡和扶贫资源进村，部分贫困村民出现了脱贫依赖性增强而主动性下降的“精神贫困”现象，突出表现为“安于穷”“等靠要”，甚至产生“争贫闹访”等行为。这不仅造成了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偏离，也容易削弱广大农村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精神贫困实质上是一种主体性贫困，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策在于重塑贫困村民的脱贫主体性，激发他们的脱贫动力和致富能力。基于此，本文以个体行为理论为分析视角，以精神脱贫的耀州实践模式为个案考察，着力对贫困村民精神脱贫的可行性路径进行探讨。
（一）分析框架
个体行为理论属于行为科学理论范畴。行为科学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是管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通过对人的心理活动的研究，掌握人们行为的规律，从中找到对待个体的新方法和提高劳动效率的途径。个体行为理论主要包括兩个方面，一个是有关人的需要、动机激励的理论，例如双因素理论、期望理论等。另一个是有关组织中的人的特性的研究理论，例如X-Y理论、不成熟-成熟理论等。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管理活动之中。这里涉及3个重要概念，心理学家们对它们的基本内涵作出了界定：（1）行为：凡人类有意识的活动均称之为行为。其中，个体寻找、选择和接近目标的行为称为目标导向行为，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称为目标行为。（2）需要：需要是客观的刺激作用于人们的大脑所引起的个体缺乏某种东西的状态。（3）动机：动机由需要产生，它引起行为、维持行为并指引行为去满足某种需要。个体行为理论认为，动机是人们行为产生的直接原因，个体产生动机受到内在需要、外界刺激、个体人格系统和社会心理环境这4个因素的影响[12]。
个体行为理论与当下的精神贫困治理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在个体行为理论的视角下，贫困村民就是这样一个个的“个体”，管理的过程就是激发贫困村民脱贫动机，继而使他们产生自主脱贫行为的过程。该理论重视组织中“人”的因素，而当下我国精准扶贫中的精神贫困治理，根本是要通过自我精神自立和外部助力来调动贫困村民的脱贫积极性，重塑他们的主体性。因此，本文把贫困村民的精神脱贫问题放置在个体行为理论的视角下予以考察。当然，任何理论都有它的适用范围，个体行为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前提和基础上，即“个体”是有行为能力的，在动机驱使下能够采取某种行动来改变现状。因此，在本文的样本范围内，那些已丧失劳动能力、缺乏足够行为能力去改善生活，只能依靠国家社保兜底政策来维持基本生活之类的贫困村民，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本文主要从耀州实践模式的主要做法、实践成效、原因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策略5个方面来加以探讨，分析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其中在原因分析部分，主要从精神需要、外部刺激、个体人格和社会心理环境4个方面来对贫困村民精神脱贫的行为逻辑进行解析。 （二）样本概况
道东村位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关庄镇，是“八星励志”促脱贫工作法的首创村。笔者2018年暑假在铜川市政府实习期间，走进该村了解了“八星励志”促脱贫的经验和做法，并先后两次入村调研，主要采用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获得了第一手资料。道东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79户242人，已脱贫58户197人，2017年已顺利实现了贫困村脱贫摘帽。2018年5月，该村与原中吕村合并，现全村辖8个村民小组，共469户1 759人，耕地5 726亩，主导产业以苹果种植为主。道东村目前还有贫困户32户，贫困人口89人。2017年3月，陕西省委宣传部驻村工作队与道东村的“4支队伍”，即第一书记、镇包村干部、帮扶单位的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干部一起，结合村庄“十星级文明户”陕西省2015年在全省农村开展“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这10颗星包括：爱党爱国星、遵纪守法星、兴业致富星、勤俭节约星、环保卫生星、诚实守信星、孝老爱亲星、助人为乐星、文明礼貌星、移风易俗星。详见：陕西省文明办《关于印发〈关于在全省农村广泛深入开展“十星级文明户”创建评选活动的指导意见〉的通知》（陕文明办〔2015〕5号）。的评选工作，针对贫困村民凸显的“等靠要”等精神贫困问题，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八星励志”促脱贫的经验做法。耀州区在此基础上又实行了一些配套措施，由此形成了精神脱贫的耀州实践模式。
三、主要做法
为了解决贫困村民中凸显的“习惯穷”“甘愿穷”“等靠要”“无奈穷”等问题，耀州区以“党旗领航奔小康 八星励志促脱贫”为工作抓手，采用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就业创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生态扶贫和社会兜底等10项措施，逐渐探索出了以“八星励志”促脱贫为主要内容的精神脱贫实践模式，其主要做法有：
（一）设置8个星目
“八星励志”中的“八星”（见图2）具体是指“诚实守信品行好、热爱集体觉悟高、精神面貌变化大、摆脱现状愿望强、不等不靠动力足、勤劳致富步子快、致富点子提得多、示范带动成效佳”8个星目。这8颗星分为3个层次：第1层是底线层，包括“诚实守信品行好、热爱集体觉悟高”2颗星;第2层是激励层，包括“精神面貌变化大、摆脱现状愿望强、不等不靠动力足”3颗星;第3层是脱贫层，包括“勤劳致富步子快、致富点子提得多、示范带动成效佳”3颗星。这3个层次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以此来引导贫困村民“在知耻辱中触碰思想，在晓事理中焕发精神，在明志向中推动行为”，唤醒贫困村民的觉悟、觉醒并实现他们的最终崛起。据统计，截止2017年年底，道东村的贫困户中已有53户获星，其中5颗星2户，4颗星7户，3颗星11户，2颗星10户，1颗星23户。
（二）制定“励志脱贫光荣榜”实施流程
道东村制定了《励志脱贫光荣榜实施办法》，规范了“八星励志”的实施流程（见图3）。“4支队伍”以“8个星目”为考评内容，按照“日抽查、月碰头、季评选、年定级”的思路来开展工作，每个年度是一个完整的工作回合。具体流程是：
1.入户走访。“4支队伍”是“八星励志”的考评主体。他们通过入户走访，认真观察贫困户集体活动有没有参加、帮扶工作能不能配合、沟通交流是不是顺畅，及时了解贫困户家庭收入的变化、种植养殖的进展及劳动就业的状况，然后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汇总，通过衡量和研判，最终对贫困户能否评星以及评哪颗星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
2.召开3个会议。（1）评星专题会。由第一书记或村党支部书记组织召开，镇包村干部、驻村工作队、镇机关相关业务干部、村“两委”会人员、村民代表、相关贫困户参加;由考察人对考察对象参评星目进行提议并简要介绍评星理由;充分展开会议讨论，举手表决，确定结果;对未评上星的贫困户进行答疑，论理谈心。最后，“4支队伍”成员每2人1组，每组考察人对该组所有考察对象依次提议，提议1人、讨论1人、表决1人。它是对贫困户评星工作进行协商讨论、民主评议和科学决策的过程。（2）授星仪式会。由村党支部书记组织召开，镇包村干部、驻村工作队、村“两委”会人员、所有贫困户参加;宣读评星结果;镇包村干部、驻村工作队为贫困户授星;第一书记讲话;集体合影;最后，现场在光荣榜贴星。它是评星工作信息公开的过程。（3）挂星表彰会。由第一书记或村党部书记组织召开，镇包村干部、村“两委”会人员、村民代表、全體贫困户参加;宣读表彰决定，颁发荣誉卡，发放奖励金;贫困户获奖代表发言;镇包村领导点评讲话。表彰大会也可根据具体的情况，组织村民自编自演反映励志脱贫题材的文艺节目。
3.授卡挂星。挂星表彰会后，由帮扶人员对获得四星及以上的贫困户，授予“X星级励志脱贫户”（X为星数）荣誉卡，同时根据星数多少发放相应的奖励金;之后，帮扶人员为贫困户在大门口挂榜上星，在屋内醒目位置张贴荣誉卡;连续两年获评6星以上的贫困户，作为脱贫致富先进典型上报并进行挖掘宣传。奖励资金从“道东村道德奖励暨扶贫扶志激励基金”中支取，4星为600元，每增加1颗星50元，8星为800元。
（三）以“爱心超市”为实践载体
耀州区配套实施了爱心超市奖励方法，爱心超市按照每村每年积分不超过1 200分，每分抵现金1元，但不能兑换现金的方式运营。每村每月至少开展一次评分活动，每月发放积分不少于50分，每户每月积分上限为10分，积分可累积，年底发放完毕即可。爱心积分卡在全区爱心超市皆可通兑，村民可持积分卡兑换日常生活用品，也可兑换捐赠物品。例如，村民W因冬季义务除雪并帮人修剪果树而得了5分，于是可以在爱心超市兑换1袋洗衣粉。此外，在积分评定时，按照八星的不同星级给予相应的积分奖励，还设立了“爱心行为和立志脱贫积分公示榜”，对当月积分情况予以公示，以激励先进，鞭策后进。截止2018年4月，耀州区已建成区级爱心超市1个，镇（街道）级爱心超市9个，村级爱心超市72个。
总体来看，耀州实践模式以“8个星目”“励志脱贫光荣榜实施办法”“爱心超市”为基本内容。目前，这一实践经验已经在全区包括58个贫困村在内的所有行政村实施，也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四、实践成效
关于如何评价一项创新模式的改革成效问题，习近平认为可以“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13]从这个意义上说，耀州实践模式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创新探索。实施近两年以来，耀州实践模式在扶贫干部工作绩效、贫困村民精神面貌和励志脱贫行动力3个方面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一）提升了精神脱贫工作的有效性
精神贫困是一种“思想顽疾”，它隐匿于贫困村民的思想深处，却对他们的实际行动产生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因而比物质贫困更难治理，造成的后果也更严重。为攻克这一难题，耀州区将“八星励志”促脱贫作为重要的工作抓手，极大地提升了精神脱贫工作的有效性。首先，8个星目的设置提高了扶贫工作的精细度和针对性。每颗星和每个层次都明确代表一项扶志的导向要求，实际上把全体贫困村民划分为3个层次和8个类别。这种做法一改当前“贫困户—非贫困户”的惯用二分法，同时把庞大而又“缥缈”的精神脱贫工作细分为具体的阶段性目标，有利于对精神贫困问题“对症下药”，逐个击破，从而把精神脱贫工作做精、做细、做实。其次，“励志脱贫光荣榜”实施办法为脱贫工作提供了一套完善的制度规范。“4支队伍”既可以据此挖掘贫困村民中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树立榜样的力量，也可以对已经评上星的贫困户进行持续关注，对后期表现不好的贫困村民实行动态调整，取消之前的评星，由此使“八星励志”活动做到有据可依、前后衔接有序。最后，“爱心超市”作为励志脱贫的实践载体，促进了扶贫扶志工作的大众化、具体化和载体化，已经成为贫困户提高脱贫致富积极性的新平台。总之，以上3个活动的顺利开展，大大提升了扶贫干部精神脱贫工作的治理绩效。
“我们采用‘八星励志’这种方法，是希望帮助贫困户能早日走出贫困。它不仅是个方法，也是衡量贫困群众脱贫励志情况的基本标准，更是检验我们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如果他们能够获得这8颗星星，他们的精气神儿就会有很大的改变，脱贫的愿望会更强烈，拼劲儿会更足。”（访谈资料20180725KYT）
（二）激发了贫困村民励志脱贫的自信心
当前贫困村民的精神贫困问题，是由地理位置偏僻、自然资源贫乏、资金技能短缺、脱贫信心不足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催生了一些村民慵懒懈怠、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耀州实践模式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涵融入到8个星目之中，把评星活动变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向引导和深化人心的过程。它通过动员广大贫困村民的主动参与，将勤劳致富、积极向上等优良品德渗透到群众内心，来激发他们的荣辱道德观念，敦促他们奋发有为。例如村民L，整天四处游荡，“等靠要”思想严重，经过帮扶干部的引导，他主动利用村级互助资金贷款1万元来养殖中华蜂，仅2017年就从中增收7 000元，第二次评星就获得了“摆脱现状愿望强”和“示范带动成效佳”2颗星。还有一些贫困村民终于迈出了摆脱贫困的步伐，却因遭遇种种打击极大地挫伤了脱贫的勇气和信心。针对这类村民，耀州区实行鼓励引导和重点帮扶。例如村民G，曾一度失去了生活的希望，经过“4支队伍”的重点关注和悉心劝导，他终于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下定了奋斗的决心，不仅靠经营苹果园实现了脱贫，还利用自己掌握的动物防疫技术，义务为村里的家禽家畜看病打针，由此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两次评星就获得了4颗星。由此可见，耀州区的“八星励志”促脱贫活动实际上是一种精神赋能。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贫困村民的精神面貌，激发了贫困村民摆脱贫困的自信心。
（三）扩大了贫困村民励志脱贫的参与度
精神贫困的村民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常常由脱贫主体异化为脱贫工作的“旁观者”和“局外人”。针对这种状况，耀州实践模式着力通过提升他们的脱贫参与能力，来重塑贫困村民的脱贫主体性。一方面，它将贫困村民的脱贫努力与自身利益实现紧密地结合起来。例如，在评星活动中，贫困村民获得八颗星就可以得到奖励800元，还可以作为先进典型得到宣传。
“现在贫困群众都是争着要星呢。因为获星后有奖励的嘛，既能获得奖励金，还有了面子，所以都是争着抢着要评星。”（访谈资料20180725YB）
另一方面，爱心超市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专业运行、项目合作”的模式运营，也已经成为贫困村民励志脱贫的新型参与平台。他们积极脱贫、做好事不仅能获得尊重，还可以在爱心超市里获取积分兑换礼物。例如，王大伯领到了1盒牙膏，李大娘领到了1个小锅铲。这些奖励品虽然微小，但它们都是生活的必需品，这对于收入微薄的贫困村民来说往往能够起到有效的调动作用。此外，耀州区还通过政策支持、信息共享、教育培训、资金补贴、专业指导等方式，来提升贫困群众的脱贫致富能力。總之，耀州实践模式用这种“参与式扶贫”的方式，扩大了贫困村民励志脱贫的参与度，提高了他们自主脱贫的行动力。
“‘八星励志’活动开展近两年来，我们发现，好多贫困户已经认识到了只有苦干才能脱贫，只有巧干才能致富，才能活得有尊严。现在出去找活干的多了，闲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少了;向扶贫干部问点子要法子的多了，张口讨资助，伸手要救济的少了;主动利用扶贫政策发展产业的多了，抱有‘温饱就行’想法的少了。‘人人争星、我要脱贫’的氛围慢慢浓厚起来了。”（访谈资料20180810RSJ）
五、原因分析
当前，耀州区“八星励志”促脱贫的实践形式，已经成为贫困村民励志脱贫的新引擎，在激发贫困村民勤劳致富的自信心，提升他们的内生脱贫动力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那么，这种新模式为什么能够获得良好的实践效果呢？从个体行为理论的角度来看，原因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一）增加了贫困村民的精神需要
贫困村民的精神需要是指他们对自身的名誉、尊重、认同和自我价值实现等方面的需要，与物质需求相比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生追求。耀州实践模式致力于增加贫困村民的精神需求。首先，它设置的8个星目都集中在贫困村民的精神领域。这种做法改变了以往仅靠物质资源下拨的单一型扶贫模式，将贫困村民对物质资源的过多关注和争取，分散并转移到了提升自我精神需求的层次上来。尤其是“勤劳致富步子快”和“示范带动成效佳”这2个星目，已经触及到了贫困村民自我价值实现的精神层面。其次，它将贫困村民的精神需求划分为3个层次，各个层次之间依次递进。也就是说，贫困村民只有在思想上先脱离了“底线层”，才能进入“激励层”，进而步入“脱贫层”。这不仅提高了他们的人生追求层次，也为精神迷茫、有脱贫意愿却不知所措的贫困村民指明了具体的努力方向。总之，耀州实践模式通过星目设置和层层引导，极大地拓展了贫困村民的精神需求空间。 （二）改造了贫困村民的个体人格
村落环境的相对闭塞、单一和落后，以及祖祖辈辈都处于物质匮乏的生存状态，造成了一些贫困村民保守落后、安于现状的思想闭环，也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听天由命、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心理特征。这种人格心理常常导致他们把致贫原因归结于外部因素，也把脱贫致富的希望过多寄托于国家的帮扶。耀州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要求的诚实守信、热爱集体、勤劳致富等道德品质融入到了8个星目的设置里。在这种条件下，贫困村民如果想评星、要评星，就必须首先在自身的思想认识、精神状态和道德品质等方面，不断地进行自我审视和自我反思，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
“你像诚实守信和热爱集体，通过评星让他知道，如果他不参与集体活动，就是让他从思想上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对的。”（访谈资料20180726YB）
可见，耀州实践模式将8颗星渗入到贫困村民的个人生命史中，鼓励他们改变思维定型，帮助他们找回正确的致贫渠道，促使他们不断地进行自我突破和自我完善，由此激发了贫困村民的生命觉醒和精神崛起。
（三）强化了贫困村民的外部刺激
耀州实践模式采用了多种激励方式来激发贫困村民的脱贫致富积极性。一是采用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方法。在评星活动中，贫困村民获4星可获奖励600元，每增加1颗星奖励50元，连续2年获评6星以上的贫困村民，将被作为先进典型进行表彰。耀州区还采用唱秦腔、扭秧歌等村民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对先进典型人物加以宣传和鼓励，使他们成了村民眼中的“红人”。这种做法使励志脱贫典型人物实现了名利双收，强化了他们的示范带动作用。二是把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结合了起来，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例如，村民M游手好闲，当他得知同一小组有智障的人都获星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决心奋起，通过自身努力最终获得了2颗星。总之，耀州区通过强化外部刺激，使原本同质化的贫困群体拉开了不同的层次，形成了争先向上的良好氛围。尤其是在世代居住的村落社会里，这些奖励不仅事关贫困群体的物质收入，也关乎他们的面子、尊严和名望。面子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14]，因而能在更深层次上激发贫困村民的励志脱贫能动性。
（四）优化了乡土社会的心理环境
单一的物质扶贫方式很容易使一些贫困村民的价值观发生扭曲，好恶逸劳、以贫为荣等错误的思想观念对村庄既有的勤劳致富、多劳多得等朴素价值观形成了冲击和挑战，甚至导致个别贫困村民产生达标不退的赖贫行为。耀州实践模式致力于重塑勤劳致富、多劳多得的社会心理环境。在评星活动中，“4支队伍”作为考评主体和公证员，采用同一标准并遵循相同的工作流程作出研判，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其他因素的掣肘，确保了贫困村民多劳多得、不劳不得，营造了公平公正的评选氛围。在爱心超市里，它的兑换方法将精神脱贫的要求与贫困村民的日常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把精神文明的价值附加到了牙膏等物质生活用品上，也强化了贫困群众“劳动创造财富”的意识和信念。此外，陕西省在全省非贫困村民中开展“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在“移风易俗星”里特别强调“邻里之间不攀比，贫富之间不妒嫉”。耀州实践模式使贫困户的“八星励志”促脱贫活动，与非贫困户的“十星级文明户”评选工作协调互动起来，进而优化了乡土社会的心理环境。
总之，耀州实践模式通过增加精神需要、强化外部刺激、改造个体人格和优化村庄心理环境4个重要方面，强化了贫困村民的自主脱贫动机。在这种强烈的动机驱使下，他们产生了摆脱贫困的目标导向行为，并通过“八星励志”活动平台来解除了精神贫困的奴役，最终实现了精神脱贫。然而，耀州实践模式作为一个诞生不到2年的新生事物，在实践探索中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
六、存在的问题
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15]。耀州实践模式通过贫困户主动脱贫和外力助推的“双轮驱动”，在促进贫困群众生命觉醒和主体复归方面收到了显著效果。但在当前的实践中，它还存在着民主权利缺失、互惠网络薄弱和社会组织稀少的问题。
（一）民主权利缺失
耀州实践模式在评星专题会、授星仪式会和挂星表彰会3个重要会议里都很注重民主参与和信息公开，切实保障了贫困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村庄里，驻村干部对村委会干部的部分权力替代，弱化了村民自治的公共权威，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貧困村民民主权利的缺失。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也是实现全体村民民主权益的重要活动平台。“4支队伍”为脱贫攻坚注入了强大的治理合力，但多元合作的要点在于发挥各个治理主体的优势互补并实现良好协作，而不能以其中某个或几个主体替代其他主体的应有功能。村委会与其他治理主体相比显得位低力小，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很容易被边缘化。部分贫困村民遇到事情绕开村委会直接向驻村干部反映，淡化了村委会“当家人”的角色。一些村主任对驻村干部成为新的治理权威心生不满，遇到扶贫相关事务直接把工作推给驻村干部，既加重了驻村干部的负担，也进一步弱化了村委会的组织权威。因此，当前村民自治的关键是要强化村委会的公共权威，找回村民尤其是贫困村民应有的民主权利。
（二）互惠网络薄弱
耀州实践模式还存在着互惠网络薄弱的问题。具体来说，贫困村民可以通过非正式团体的互惠与合作来保障自身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非正式团体与正式团体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它遵循情感逻辑，是贫困村民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基于感情、喜好和性格等因素而结成的互助体。耀州区开展的“八星励志”促脱贫活动，从深层意义上来说更多是依赖于正式团体的合作，将扶贫收益、个人名望等因素与贫困村民的励志脱贫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一种利益联结机制。但在贫困村民情感维系的非正式团体建设中还存在着明显的欠缺。尤其是在村庄“空壳化”的现实情境中，传统血缘性的家庭或宗族等非正式团体，在扶贫救困、带动致富方面发挥的公共功能已日渐式微，既有的亲戚、邻居和好友等非正式的情感纽带也逐渐断裂，村民的行为逻辑正在从“亲疏远近向利益为主转变”[16]。这种社会现实使贫困村民在遭遇家庭风险或生活难题时，情感难诉和弱势无助的状态会愈发凸显。因此，厚培互惠网络来加强贫困村民之间的互动与协作，已经成为未来的工作重点。 （三）社会组织稀少
耀州区为提高贫困村民的脱贫能力，在“爱心超市”活动中注重推动政府、企业及其他组织的公益服务资助，与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实现有效对接，以实现“政府购买服务、社会承接运行、群众从中受益”的最终目标，发挥了社会组织在励志脱贫工作中的良好功能。但耀州实践模式还面临着村庄社会组织覆盖不足的问题。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在2015年的299个样本村庄中，37.46%没有成立现代社会組织，村均2.09个，人均9.30个/万人[17]。可见，农村社会组织稀少是一个普遍问题。一般而言，贫困村民的社会组织活动平台越多，原子化程度就越低，就越容易实现资源共享并增强脱贫致富的能力，反之则很难为实现共同脱贫致富做出一致的行动。村级社会组织的稀少不利于改变贫困村民的原子化游离状态，不利于聚合贫困村民的集体优势并实现资源共享。因此，如何在村庄领域建立社会组织，发挥它们对贫困村民的“黏合”作用，是完善耀州实践模式需要解决的又一问题。
七、小结与讨论
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安排是为了实现贫困落后地区的“真扶贫、扶真贫”，根本在于激发贫困村民的内生脱贫动力和致富能力，重塑他们的脱贫致富主体性。本文延续了这一研究进路，在个体行为理论的分析视角下，以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八星励志”促脱贫实践模式为考察对象，探讨贫困村民自主脱贫的具体路径和方法。研究认为：耀州实践模式通过设置“8个星目”，采用“励志脱贫光荣榜实施办法”，搭建“爱心超市”平台，并实行相关的配套措施，既提升了扶贫干部的工作有效性，也增强了贫困村民励志脱贫的信心和能力。其原因在于，耀州实践模式从增加精神需求、强化外部刺激、改造个体人格和优化村庄心理环境4个方面，强化了贫困村民的励志脱贫动机，引发了他们脱贫励志的目标导向行为，进而使贫困村民做出了励志脱贫的实际行动。但它也面临着民主权利缺失、互惠网络薄弱以及社会组织稀少3个方面的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1.明晰多元主体的权责划分，强化村民自治组织权威。一是“4支队伍”需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界定各自的职责划分，明晰彼此的权力边界，并将这种划分真正落实到行动中来，由此在精准扶贫和精神脱贫中实现良好的分工与协作，以防出现多头领导、争功诿过等不良行为。二是驻村帮扶人员需正确理解自身的角色定位，对一些软弱涣散的村级组织要起带动作用而非代替作用，注重处理好与村干部的关系，同时也要熟悉帮扶村庄和帮扶村民的实际情况，以便更好地融入村庄开展工作。三是村干部需降低对驻村干部的依赖性，切实做好贫困村民的“主心骨”和“当家人”，把争贫闹访等纠纷化解在村庄领域中，以强化村级组织的公共权威，切实保障贫困村民的民主权利。
2.设立互助合作小组，厚培贫困村民的互惠网络。当家族等初级互惠网络式微时，贫困村民可以培植次级互惠网络来“抱团脱贫”。他们具有相似的生存环境和共同的脱贫目标，因而便于组建相对牢固的非正式团体，发挥团体组织赋予他们的互助、协作、共享和发展等权能。例如，在近些年来我国的基层脱贫实践中，一些地区探索建立的留守妇女互助小组、留守儿童关爱小组、留守老人互助小组、妇女手艺互助小组等。贫困村民可以建立起类似的互助小组来改变原子化的生存状态。在这种情感维系的非正式团体中强化自身的存在感，疏解生活窘困带来的心理压力，互相扶持并集思广益，共同应对贫困难题，从而提升对贫困和返贫的抵抗能力。
3.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增强贫困群众的脱贫能力。一类是可以搭建乡村精英社会组织，发挥他们对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带动功能。例如浙江省德清县的乡贤参事会、广东省云浮市的乡贤理事会等农村社会组织，激活了村庄内生性本土力量，发挥现代乡贤在勤劳奋进等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标杆作用，也激发了他们在脱贫致富奔小康中对贫困村民的引导和示范功能。另一类是可以搭建新型农民协会等社会组织，通过这些平台来强化贫困村民的组织依托和资源获取能力。例如，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建立的新型职业农民协会，及时将职业农民内部的困难、问题、矛盾和要求予以反映，维护好职业农民内部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环境等，对于示范带动贫困户脱贫，提升整体产业效益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18]。总之，通过这些农村社会组织的赋权增能，来进一步强化贫困村民自主脱贫的内生发展动力。
致谢：在实习和调研过程中，铜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耀州区扶贫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以及道东村的干部和村民们，特别是刘旭、寇云涛、杨斌和王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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