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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陕西兴平市中心到南留村，差不多有11公里。南留村与其所隶属的兴平市区并不在一个水平面上，需要沿着一条铺了水泥的村路，一路上坡，走到“塬上”。
“塬”是黄土高原因为流水冲刷而形成的一种地貌，呈现为台状，四周陡峭，顶上平坦。
南留村就在这个平坦的顶上。
早上，还不到7点，村民就已经完全醒过来。包围着村庄的农地里，无论是果园还是麦田，都有村民在劳作。在南留村，几乎家家都种麦子和苹果。麦子是口粮，苹果则提供主要的经济收入。农闲时节，村民习惯出门经商，做点小生意。村民中不乏在兴平、咸阳，乃至西安发了财的。
南留村的人们用掩饰不住的自豪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咱村人勤快着呢，有的娃，90万的车买下了，120万的车也买下了，还有160万的车也买下了。”
显然这只是个案，大部分南留村村民的“生意”还是收头发、收旧电视和旧手机。
土地的产出加上农闲时生意的收入，让许多村民手中能有生活之外结余的钱，参与一项“投资行为”——买股票。
2006年，南留村即有村民投身股市。2014年底股市向好，更多的村民开始加入。2015年春节之后，眼看着股市一路上涨，现在800多户村民，有超过200多户人家有“股民”。村支书南栋梁干脆在自家的堂屋里，装上电视，摆上电脑，供炒股的村民看盘。
四分之一的村民进入股市，令这个原本安静的村子变得热闹了起来。中国股市经过漫长的熊市之后，K线图一路向上的景象重新出现。农民参与炒股以及“炒股村”的出现，即是中国股市繁荣的最新注脚。
“总比打麻将好多了”
年过60岁的刘建安穿着浅蓝色衬衣，深色夹克，白色休闲裤，浅棕色皮鞋，手里攥着一个装满茶水的PVC材质水杯，坐在村委会对面电线杆下的石墩子上。
刘建安是老股民，是村里最早接触股市的人之一。他更愿意人们称呼他“南留大哥”。这是他QQ的昵称，也是他行走股票江湖的名号。
“那是2006年，我是村里的副书记，我对书记和村长说，股市能挣钱。”刘建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当年投入股市的情况。当时，兴平市还没有证券公司，刘建安和其他三个人只能到西安去开了股票户头。
8年之后，60岁的刘建安在回忆起自己炒股第一年的成绩时，脸上居然浮起小学生期末考试失利的羞怯。“一年就是学着买，也没什么理论指导，到年底一算账，赚了8000多，可是手续费也要交8000多。算下来，还亏了几百块钱。”
刘建安早年当过兵，在外边见过世面，脑筋灵活，眼界开阔。
“农民光种几亩地不行。”刘建安说，“10亩地种死了，一年也挣不下1万元。”
刘建安家只有8亩7分地，5亩种小麦，剩下的种苹果。
这是南留村村民的基本作物。农地按照人头分配，至于种什么，完全由各家决定。早年间，除了基本的小麦和玉米，南留村村民为了增加收入先是种大棚韭菜，之后是果树。农闲时从塬上下去，做些小生意。
出门做生意让南留村村民对新鲜事物更易于接受，也为他们积累了最初的入市资金。
这个约有4000人的村落，被分成11个生产队。刘建安透露，全村830户，有大约20%左右的人家有人炒股。
尽管不少村民进入股市，但并没有人寄希望于通过炒股实现发家致富，也没有传出有人借钱炒股的消息。而村里的老人们还是不免将炒股视为赌博，炒股的村民则自辩称：“总比打麻将要好多了！”
刘建安最初的股票知识来自电视。南留村村民看得最多的电视频道是湖北卫视，这个频道的股市节目，是南留村许多炒股村民的启蒙者。
在看电视学炒股之外，刘建安在网上寻找各种炒股“组织”，加入其中，虚心求教。尽管他现在已经是南留村公认的行家，但是在提到网上那些“股评家”的时候，刘建安还是一脸尊敬。
刘建安现在加入的某个炒股QQ群，群主在北京，每天会在群里透露自己都买入和抛出了哪几只股票，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刘建安称呼群主为“老师”。
“每天看这个老师的分析，收获可大了，老师讲得特别好。”刘建安说。
上午差不多8点时分，刘建安用摩托车把家人载到自己家的苹果园，这个时节，除了收麦子，就是给苹果套袋子和打药。
刘建安已经较少做农活了，他说自己现在的主业是炒股，兼顾着种庄稼。他把自己叫做“职业炒股人”。刘建安拒绝透露自己在股市这些年的收获，不过他说，所有的收益都用于改善自己家的生活。
刘建安现在每个星期看四五只股票，仔细研究走势，再决定是不是买入。他直言南留村现在炒股的村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完全不懂股票，“瞎买的”。不过他从来不给任何人提供具体和微观的炒股建议，也从不为人代操，“亲兄弟也不行”。
“像今年这个行市，
我们村没有赔钱的”
刘联国坐在自己家堂屋的小板凳上，盯着笔记本电脑上正在播出的湖北卫视的股票节目视频。
“我爱看这个，老早就爱看这个。”刘联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刘联国2009年开始知道股票，当年夏天开始投资。“那时候什么都还不会呢，就少拿点钱先干，一天没事就看着盘。”刘联国说自己当时“什么都不懂，人家说买咱就买，人家说卖咱就卖”。
刘联国说的“人家”，就是刘建安。
为了炒股，刘联国很早就买了电脑，他直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只记得花了4千多块钱。
开始的一个来月，刘联国最初投入的3万元本钱，赚了1.3万元。尝到甜头，刘联国开始自己买股票，这一次他投入了10万元。 “后来股有点不好，把之前赚的那1万多又都赔了。”刘联国说，“我一看不好，就把股票停了。”
刘联国透露自己喜欢“耍钱”，亲戚朋友关系好的，没事坐在一起玩玩，输赢不大，但是过程很刺激。刘联国喜欢这种有输有赢的刺激过程。一开始他觉得股市跟“耍钱”很像，有输有赢，过程刺激。村支书南栋梁给村民们讲股票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懂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觉得股市跟“耍钱”不一样，“能买进来，也能卖出去。”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进入股市，不赔不赚之后，刘联国停了自己的股票，直到2015年5月。
暂别股市的日子，刘联国家盖了新房子，并且在新房子高大宽敞的堂屋开了卖化肥的店面。2014年底，股市开始转好，刘联国心思又开始活络，那时家里新房子还没来得及装网络，他就每天去刘建安家看大盘，不过还是一直没有重新入市，直到有人上门想要借用刘联国的股票户头。
妻子不愿意刘联国出借自己的户头，理由是，户头在自己手里，什么时候想用就能用，她忘记了自己对于刘联国炒股其实是反对的。最初听刘联国说炒股坐在家里就能挣钱，她完全不相信，不过既然丈夫喜欢，也就随他了。
2015年5月，刘联国重启了自己的户头，每天在家一边看大盘，一边卖化肥。 “他一边盯着卖化肥，一边盯着股市，钱多就多投入点，钱少就少投入点，总比打麻将强，打麻将还对身体不好。”刘联国的妻子一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边忍不住开始笑。
刘联国最初是个挖掘机驾驶员，后来成为化肥经销商，炒股只是他正式工作之外的一项乐趣，就像他所喜欢的“耍钱”一样。
“今天炒股挣了一万，明天炒股折了一万，可本职工作该干还是得干，本职工作不能丢。”刘联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农村的活弹性比较大，今天来不及可以挪到明天，只要不误农时。”刘联国说，夏收时候，人们都会调整时间下地劳作，好避开炎热，即便没有炒股，也不会有人专门等到9点日头升高了才去干活。
与一些村民打算把从股市赚的钱“取出来到兴平市做点生意”不同，刘联国在股市上的每一笔收益，都被他继续投入股市中，这像极了他所喜欢的“耍钱”。而这也几乎是他所知道的村民对炒股收益最普遍的处理方式。
刘联国说，南留村炒股的人，在股市低迷的时候，即便赔，也都赔得不多，“都是收盘的时候买，第二天开盘，涨了的话，很快就卖掉，跌的话，也是赶快卖掉，这样也赔不了多少。”
“像今年这个行市，我们村没有赔钱的。”刘联国说“挣钱不挣钱，我不知道，但是没有赔的。”
“自从炒股以后，
大家都是说国家大事”
10点半，太阳已经升到足够的高度，照遍了村委会前面的土场，早晨晾晒的麦子，在日头底下闪着光。村子里安静极了，只是偶然传出木耙子耙过麦粒堆的声响。
张占库去收麦子，妻子王丽在家留守。她一边看着电脑上的K线图，一边照应着自家的商店。
遇到买零碎商品的顾客，王丽会从旁边小房间里出来招呼一下，然后马上就回到电脑前继续看大盘。有时候太着急了，就会忘记收钱。
同村的刘建安是王丽炒股的启蒙老师。2010年第一次接触股市，丈夫只肯让她投资5000块钱。按照王丽的说法，那时候完全不懂，“什么K线图，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看。”
跟着“启蒙老师”买股票，她只知道老师买哪只她就买哪只，却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买进，什么时候该卖出。所以头一年“肯定是赔了嘛”。
王丽第一年赔了2000块钱，好在因为投入不多，赔的也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对于王丽来说，炒股完全像个消遣和游戏，所以她也就没有因为赔钱和以后几年的股市低迷而离场。
2011年到2014年，王丽仍旧在股市里沉浮。王丽高中毕业，在村里算是学历高的，她对于第一年的股市失利非常不服气，觉得股市肯定有自己的规律。
家里买电脑原本是因为自家商店经营香烟，而从烟草公司进货需要在电脑上进行交易，不曾想到，这为后来炒股提供了条件和便利。
上午11点半收盘之后，王丽坐在电脑前面，页面还没来得及关。上午她买了“唐山港”，因为她觉得京津冀一体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一定会对这只股票的未来提供利好。
王丽偶尔会到村子西头村支书南栋梁家的堂屋坐坐，村民们把这里称为“炒股大厅”。炒股的人们有时在这里看盘，有时把这里当做交流信息的场所。
2015年1月份，这个“股票大厅”成立，每天人最多的时候，会有十几个村民聚集在这里集体看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炒股大厅基本承接了村中小庙的信息集散地职能。
王丽明显地感受到炒股之后包括自己在内的村民们的变化。
“自从炒股以后，大家凑在一起也不说笑话了，也不谝闲传了，都是说国家大事，说经济发展。”王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王丽和她的乡亲们的交流中，“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李克强推销高铁”是主要内容，这与刘建安与《中国新闻周刊》交流时，不时提及的O2O、李克强经济学、CPI和PPI等概念形成呼应。
王丽表示，自己并没有通过炒股一夜暴富的想法，也没想过能通过炒股发家，之所以一直坚持，是炒股从另一个方面让自己更关心国家大事和经济发展，而这种关心带来的知识水平上的提高和满足感，让人内心愉快。“这是个学习的过程，一旦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何况，王丽的炒股生涯中，除了第一年因为完全不懂而赔了2000元钱之外，之后的几年，她都基本上没赔。“只是赚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问题。”王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丈夫当初对她炒股没有坚决反对，但是也绝对不支持。现在，他也对股市发生兴趣，开始学着看K线图，只不过他一直不好意思对外承认。
5个小时之前，早上6点多，张占库从自己家大门睡眼惺忪地走到街上的时候，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矢口否认自己家有人炒股。
王丽今年42岁，有两个儿子，大的已经参加工作，小的还在上大学。王丽坚决反对儿子们进入股市。她坚持认为，像自己这个年龄的人炒股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年轻娃要有事业心”。在她看来，股市的一涨一跌，对于年轻人的事业心无疑是极大的摧折与消磨。
“牛市的时候赚钱容易些，一天挣上好几千，年轻娃赚钱容易，事业心就没有了。”王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等到熊市来了，炒股赔钱，再到外面‘下苦’每天挣一百，就不愿意去了。”
王丽自豪于自己现在能够内心平静地面对牛市，也能平静地“下苦”，不过她承认股市行情好的时候，炒股的收益要比经营商店和种庄稼的收入加在一起还要好。
但是她仍旧对记者强调，“炒股不能当做专职性的。”
“农民还是离不开土地，土地有一部分固定收入，无论牛市还是熊市。”王丽说。
正午12点，太阳升到天空正中，村委会前的土场上已经完全没有阴影，阳光直射下来，麦子完全暴晒在烈日之下。
一个村民吃过午饭，来巡视自家晾晒的麦子，他说自己没有炒股，因为炒股需要“本钱、时间和胆量”，而这些，他自认都没有。几分钟后，他又问，“股市到底是咋回事，真的能挣钱？”
接着他又对记者说：“我也有点想试试。”
“塬”是黄土高原因为流水冲刷而形成的一种地貌，呈现为台状，四周陡峭，顶上平坦。
南留村就在这个平坦的顶上。
早上，还不到7点，村民就已经完全醒过来。包围着村庄的农地里，无论是果园还是麦田，都有村民在劳作。在南留村，几乎家家都种麦子和苹果。麦子是口粮，苹果则提供主要的经济收入。农闲时节，村民习惯出门经商，做点小生意。村民中不乏在兴平、咸阳，乃至西安发了财的。
南留村的人们用掩饰不住的自豪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咱村人勤快着呢，有的娃，90万的车买下了，120万的车也买下了，还有160万的车也买下了。”
显然这只是个案，大部分南留村村民的“生意”还是收头发、收旧电视和旧手机。
土地的产出加上农闲时生意的收入，让许多村民手中能有生活之外结余的钱，参与一项“投资行为”——买股票。
2006年，南留村即有村民投身股市。2014年底股市向好，更多的村民开始加入。2015年春节之后，眼看着股市一路上涨，现在800多户村民，有超过200多户人家有“股民”。村支书南栋梁干脆在自家的堂屋里，装上电视，摆上电脑，供炒股的村民看盘。
四分之一的村民进入股市，令这个原本安静的村子变得热闹了起来。中国股市经过漫长的熊市之后，K线图一路向上的景象重新出现。农民参与炒股以及“炒股村”的出现，即是中国股市繁荣的最新注脚。
“总比打麻将好多了”
年过60岁的刘建安穿着浅蓝色衬衣，深色夹克，白色休闲裤，浅棕色皮鞋，手里攥着一个装满茶水的PVC材质水杯，坐在村委会对面电线杆下的石墩子上。
刘建安是老股民，是村里最早接触股市的人之一。他更愿意人们称呼他“南留大哥”。这是他QQ的昵称，也是他行走股票江湖的名号。
“那是2006年，我是村里的副书记，我对书记和村长说，股市能挣钱。”刘建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当年投入股市的情况。当时，兴平市还没有证券公司，刘建安和其他三个人只能到西安去开了股票户头。
8年之后，60岁的刘建安在回忆起自己炒股第一年的成绩时，脸上居然浮起小学生期末考试失利的羞怯。“一年就是学着买，也没什么理论指导，到年底一算账，赚了8000多，可是手续费也要交8000多。算下来，还亏了几百块钱。”
刘建安早年当过兵，在外边见过世面，脑筋灵活，眼界开阔。
“农民光种几亩地不行。”刘建安说，“10亩地种死了，一年也挣不下1万元。”
刘建安家只有8亩7分地，5亩种小麦，剩下的种苹果。
这是南留村村民的基本作物。农地按照人头分配，至于种什么，完全由各家决定。早年间，除了基本的小麦和玉米，南留村村民为了增加收入先是种大棚韭菜，之后是果树。农闲时从塬上下去，做些小生意。
出门做生意让南留村村民对新鲜事物更易于接受，也为他们积累了最初的入市资金。
这个约有4000人的村落，被分成11个生产队。刘建安透露，全村830户，有大约20%左右的人家有人炒股。
尽管不少村民进入股市，但并没有人寄希望于通过炒股实现发家致富，也没有传出有人借钱炒股的消息。而村里的老人们还是不免将炒股视为赌博，炒股的村民则自辩称：“总比打麻将要好多了！”
刘建安最初的股票知识来自电视。南留村村民看得最多的电视频道是湖北卫视，这个频道的股市节目，是南留村许多炒股村民的启蒙者。
在看电视学炒股之外，刘建安在网上寻找各种炒股“组织”，加入其中，虚心求教。尽管他现在已经是南留村公认的行家，但是在提到网上那些“股评家”的时候，刘建安还是一脸尊敬。
刘建安现在加入的某个炒股QQ群，群主在北京，每天会在群里透露自己都买入和抛出了哪几只股票，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刘建安称呼群主为“老师”。
“每天看这个老师的分析，收获可大了，老师讲得特别好。”刘建安说。
上午差不多8点时分，刘建安用摩托车把家人载到自己家的苹果园，这个时节，除了收麦子，就是给苹果套袋子和打药。
刘建安已经较少做农活了，他说自己现在的主业是炒股，兼顾着种庄稼。他把自己叫做“职业炒股人”。刘建安拒绝透露自己在股市这些年的收获，不过他说，所有的收益都用于改善自己家的生活。
刘建安现在每个星期看四五只股票，仔细研究走势，再决定是不是买入。他直言南留村现在炒股的村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完全不懂股票，“瞎买的”。不过他从来不给任何人提供具体和微观的炒股建议，也从不为人代操，“亲兄弟也不行”。
“像今年这个行市，
我们村没有赔钱的”
刘联国坐在自己家堂屋的小板凳上，盯着笔记本电脑上正在播出的湖北卫视的股票节目视频。
“我爱看这个，老早就爱看这个。”刘联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刘联国2009年开始知道股票，当年夏天开始投资。“那时候什么都还不会呢，就少拿点钱先干，一天没事就看着盘。”刘联国说自己当时“什么都不懂，人家说买咱就买，人家说卖咱就卖”。
刘联国说的“人家”，就是刘建安。
为了炒股，刘联国很早就买了电脑，他直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只记得花了4千多块钱。
开始的一个来月，刘联国最初投入的3万元本钱，赚了1.3万元。尝到甜头，刘联国开始自己买股票，这一次他投入了10万元。 “后来股有点不好，把之前赚的那1万多又都赔了。”刘联国说，“我一看不好，就把股票停了。”
刘联国透露自己喜欢“耍钱”，亲戚朋友关系好的，没事坐在一起玩玩，输赢不大，但是过程很刺激。刘联国喜欢这种有输有赢的刺激过程。一开始他觉得股市跟“耍钱”很像，有输有赢，过程刺激。村支书南栋梁给村民们讲股票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懂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觉得股市跟“耍钱”不一样，“能买进来，也能卖出去。”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进入股市，不赔不赚之后，刘联国停了自己的股票，直到2015年5月。
暂别股市的日子，刘联国家盖了新房子，并且在新房子高大宽敞的堂屋开了卖化肥的店面。2014年底，股市开始转好，刘联国心思又开始活络，那时家里新房子还没来得及装网络，他就每天去刘建安家看大盘，不过还是一直没有重新入市，直到有人上门想要借用刘联国的股票户头。
妻子不愿意刘联国出借自己的户头，理由是，户头在自己手里，什么时候想用就能用，她忘记了自己对于刘联国炒股其实是反对的。最初听刘联国说炒股坐在家里就能挣钱，她完全不相信，不过既然丈夫喜欢，也就随他了。
2015年5月，刘联国重启了自己的户头，每天在家一边看大盘，一边卖化肥。 “他一边盯着卖化肥，一边盯着股市，钱多就多投入点，钱少就少投入点，总比打麻将强，打麻将还对身体不好。”刘联国的妻子一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边忍不住开始笑。
刘联国最初是个挖掘机驾驶员，后来成为化肥经销商，炒股只是他正式工作之外的一项乐趣，就像他所喜欢的“耍钱”一样。
“今天炒股挣了一万，明天炒股折了一万，可本职工作该干还是得干，本职工作不能丢。”刘联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农村的活弹性比较大，今天来不及可以挪到明天，只要不误农时。”刘联国说，夏收时候，人们都会调整时间下地劳作，好避开炎热，即便没有炒股，也不会有人专门等到9点日头升高了才去干活。
与一些村民打算把从股市赚的钱“取出来到兴平市做点生意”不同，刘联国在股市上的每一笔收益，都被他继续投入股市中，这像极了他所喜欢的“耍钱”。而这也几乎是他所知道的村民对炒股收益最普遍的处理方式。
刘联国说，南留村炒股的人，在股市低迷的时候，即便赔，也都赔得不多，“都是收盘的时候买，第二天开盘，涨了的话，很快就卖掉，跌的话，也是赶快卖掉，这样也赔不了多少。”
“像今年这个行市，我们村没有赔钱的。”刘联国说“挣钱不挣钱，我不知道，但是没有赔的。”
“自从炒股以后，
大家都是说国家大事”
10点半，太阳已经升到足够的高度，照遍了村委会前面的土场，早晨晾晒的麦子，在日头底下闪着光。村子里安静极了，只是偶然传出木耙子耙过麦粒堆的声响。
张占库去收麦子，妻子王丽在家留守。她一边看着电脑上的K线图，一边照应着自家的商店。
遇到买零碎商品的顾客，王丽会从旁边小房间里出来招呼一下，然后马上就回到电脑前继续看大盘。有时候太着急了，就会忘记收钱。
同村的刘建安是王丽炒股的启蒙老师。2010年第一次接触股市，丈夫只肯让她投资5000块钱。按照王丽的说法，那时候完全不懂，“什么K线图，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看。”
跟着“启蒙老师”买股票，她只知道老师买哪只她就买哪只，却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买进，什么时候该卖出。所以头一年“肯定是赔了嘛”。
王丽第一年赔了2000块钱，好在因为投入不多，赔的也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对于王丽来说，炒股完全像个消遣和游戏，所以她也就没有因为赔钱和以后几年的股市低迷而离场。
2011年到2014年，王丽仍旧在股市里沉浮。王丽高中毕业，在村里算是学历高的，她对于第一年的股市失利非常不服气，觉得股市肯定有自己的规律。
家里买电脑原本是因为自家商店经营香烟，而从烟草公司进货需要在电脑上进行交易，不曾想到，这为后来炒股提供了条件和便利。
上午11点半收盘之后，王丽坐在电脑前面，页面还没来得及关。上午她买了“唐山港”，因为她觉得京津冀一体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一定会对这只股票的未来提供利好。
王丽偶尔会到村子西头村支书南栋梁家的堂屋坐坐，村民们把这里称为“炒股大厅”。炒股的人们有时在这里看盘，有时把这里当做交流信息的场所。
2015年1月份，这个“股票大厅”成立，每天人最多的时候，会有十几个村民聚集在这里集体看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炒股大厅基本承接了村中小庙的信息集散地职能。
王丽明显地感受到炒股之后包括自己在内的村民们的变化。
“自从炒股以后，大家凑在一起也不说笑话了，也不谝闲传了，都是说国家大事，说经济发展。”王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王丽和她的乡亲们的交流中，“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李克强推销高铁”是主要内容，这与刘建安与《中国新闻周刊》交流时，不时提及的O2O、李克强经济学、CPI和PPI等概念形成呼应。
王丽表示，自己并没有通过炒股一夜暴富的想法，也没想过能通过炒股发家，之所以一直坚持，是炒股从另一个方面让自己更关心国家大事和经济发展，而这种关心带来的知识水平上的提高和满足感，让人内心愉快。“这是个学习的过程，一旦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何况，王丽的炒股生涯中，除了第一年因为完全不懂而赔了2000元钱之外，之后的几年，她都基本上没赔。“只是赚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问题。”王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丈夫当初对她炒股没有坚决反对，但是也绝对不支持。现在，他也对股市发生兴趣，开始学着看K线图，只不过他一直不好意思对外承认。
5个小时之前，早上6点多，张占库从自己家大门睡眼惺忪地走到街上的时候，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矢口否认自己家有人炒股。
王丽今年42岁，有两个儿子，大的已经参加工作，小的还在上大学。王丽坚决反对儿子们进入股市。她坚持认为，像自己这个年龄的人炒股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年轻娃要有事业心”。在她看来，股市的一涨一跌，对于年轻人的事业心无疑是极大的摧折与消磨。
“牛市的时候赚钱容易些，一天挣上好几千，年轻娃赚钱容易，事业心就没有了。”王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等到熊市来了，炒股赔钱，再到外面‘下苦’每天挣一百，就不愿意去了。”
王丽自豪于自己现在能够内心平静地面对牛市，也能平静地“下苦”，不过她承认股市行情好的时候，炒股的收益要比经营商店和种庄稼的收入加在一起还要好。
但是她仍旧对记者强调，“炒股不能当做专职性的。”
“农民还是离不开土地，土地有一部分固定收入，无论牛市还是熊市。”王丽说。
正午12点，太阳升到天空正中，村委会前的土场上已经完全没有阴影，阳光直射下来，麦子完全暴晒在烈日之下。
一个村民吃过午饭，来巡视自家晾晒的麦子，他说自己没有炒股，因为炒股需要“本钱、时间和胆量”，而这些，他自认都没有。几分钟后，他又问，“股市到底是咋回事，真的能挣钱？”
接着他又对记者说：“我也有点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