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2日，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消息传出，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无论从希拉里本人的主观意愿、民主党内人事状况还是美国国内外综合条件看，她登上权力顶峰都面临最好、最后的机会，再度宣布参选积酿已久。
　　在中国国内，经过基于自大洋彼岸传回信息的分析检索，人们的关注焦点集中到两件事上：一是希拉里·克林顿能够冲出党内外“暗黑政治”重围，化解一系列“丑闻”挑战，保持住目前显而易见的人气优势最终胜出吗？二是如果她当选，将会奉行什么样的对华政策，会不会成为一位强硬的美国总统？
　　能够击败她的只有丑闻
　　希拉里·克林顿在宣布参选前刚刚勉强摆平由《纽约时报》率先披露的其任国务卿期间“私邮公用”丑闻，宣布参选后又迎头撞上“克林顿基金会集资募款”丑闻的发酵。美国媒体提前公开了胡佛研究所前研究员施伟泽即将出版的《克林顿摇钱树》一书部分内容，指克林顿夫妇卷入了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收购加拿大铀壹公司的交易，而铀壹高层向克林顿基金会大量捐款。施伟泽的新书还质疑希拉里·克林顿任国务卿期间采取了见不得人的行动为基金会和丈夫谋取捐款和演讲费。
　　权力与资本结盟是西方选举政治的本质。长期担任公职的克林顿夫妇如果离开政治募款，无以支撑他们的政治抱负。经过多年磨砺，克林顿夫妇已成为美国政治史上最能吸金的募款高手，但这其中任何一点法律疏漏和行为差池都可能要了他们的政治性命。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与政治募款相关的大小丑闻从未离其左右。这一次，当比尔、希拉里以及他们的女儿切尔西各自的募款行为必须同时接受质询压力，并且最终需由希拉里·克林顿一人承担时，克林顿家族还会像以往那样安然过关吗？希拉里·克林顿已决定赴国会作证，此事恐怕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都将与她纠缠不休。
　　希拉里·克林顿的最大参选优势在于其丰富的从政经验和狂热的工作投入，短项则是长期过度曝光在选民心目当中形成的“审美疲劳”。在“中产阶级说了算”的2016年大选中，她宣布参选后本该立即投入的，是吸取在2008年大选中半途而废的教训，频下基层展现亲民姿态、宣示惠民主张，以摆脱过去若干年形成的高高在上精英代表的固定印象，打造全新的形象，吸引中下阶层选民支持。然而，希拉里·克林顿的共和党对手们为她精心挖掘了一个“道德合法性”陷阱，并在制订2016年大选规则和议程方面抢得了先手，希拉里·克林顿的开局看来并不有利。一旦希拉里·克林顿不得不把过多精力用于自证清白，被迫面向公众喋喋不休地说些“那是我们的私事”、“相信我，我总是认真遵守每一项规则”、“我已指令手下调查此事”之类的话，就可能陷入政治信誉的破产，其在政策、能力、履历方面的优势也将不再突出。
　　丑闻缠身是克林顿家族的宿命，但现在的两大丑闻都没有硬到能够伤其根本，希拉里·克林顿宣布参选后的最新民调支持率不降反升。她有庞大的律师团撑腰，她自己也是律师出身，当务之急是尽快扭转公众的关注焦点，把竞选重心从被动应付那些不好的事情转向她相对擅长的政策比拼上去。
　　希拉里的中国观无法用硬或软简单界定
　　正因为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声势旺盛，并且富有同中国长期打交道的经历，人们早早开始关注她一旦当选后的对华政策取向，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尽管现在就作出断言为时尚早，但仍不妨做些猜想。预测需要在三个维度上进行：一是从希拉里·克林顿本人的对华态度演变中辨识轨迹，二是从中美关系这些年来的线性发展中寻找规律，三是从中国对美国态度的可能变化中发现征兆。
　　把希拉里·克林顿定性或者涂抹为一个鹰派人物、反华“悍妇”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希拉里·克林顿做第一夫人和联邦参议员时，留下了利用妇女、人权、经贸问题敲打中国和投票支持国会反华决议案、参与抵制北京奥运会的记录，但也力挺丈夫比尔·克林顿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的主张，总体上赞同对华接触政策。这种复杂倾向既反映了其眼界和智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也有其作为一名有野心的政客在各种职业岗位上不断进行政治投机的一面。
　　出任美国国务卿后，希拉里·克林顿成功挤占美国对华政策制订与实施的核心位置，把内心深处对中国的思考源源不断地注入现实。她以鲜明的两面性处理美中关系，一方面带着高度热情投入两国战略对话，摆出倾听者、协调者的姿态，在实践中思考美国应如何对中国开展“基于实力的接触”并将对华政策纳入亚太战略总体框架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讲，源于学术界的守成大国与上升大国要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能够登堂入室，进而发展出“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希拉里也是有贡献的。
　　另一方面，在希拉里·克林顿等人及军方策划下，美国正式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南海、东海问题为抓手，搅动局势，介入中国与邻国的海上争端，重新加强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友伙伴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同时对亚太多边机制的发展建设施加更直接的影响，重设地区安全规则和贸易标准，以“平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应对一个“不再隐藏自己意志”的中国。希拉里为美国设计的“跨太平洋架构”和亚太“前沿部署”外交有六大“关键行动方针”：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与新兴大国的工作关系，参与区域性多边机构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和人权。
　　在回顾国务卿生涯的自传《艰难抉择》中，希拉里·克林顿把中国称作“一片未知的水域”、“选择性的利益攸关方”，认为美中关系“不是一组可用朋友或伙伴简单形容的关系”。她写道，“我想让中国明白，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并不是只有唯一的焦点”，“我们不会为了与中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就牺牲自己和美国传统盟友的价值”。
　　很难说希拉里·克林顿在改造美国大战略方面有什么远大理想和私房设计，因为她一直把主要心思放在为登上世界权力巅峰积累政治资本上。但其一旦成为史上首位女性美国总统，就将是一个不一样的希拉里·克林顿，不仅会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比男性总统更为刻意地显示强势、果断，更要处心积虑地延续、翻新“克林顿主义”传统，力图成为“新美国”的缔造者。
　　在政治思想的变迁方面，学者们分别从想象与现实、战后民主主义的发展及其局限、日本的大国意识、战后宪法与近代自由民权思想的联系、日本“九条会”和平运动的现状与展望、丸山真男的“近代超克论”批判、日本战争责任论等不同角度，深入地分析了战后70年日本政治思想的变迁。
　　在外交思想的变迁方面，学者们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吉田路线”在日本战后的发展变迁，并以冷战体制为大背景，阐述了战后日本的亚洲外交发展历程，并检讨了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等的辩证关系。
　　在教育思想的变迁方面，学者们梳理了战后日本教育体制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从重视经验的全课程教育体制，到重视知识型教育体制、素质教育体制再到重视能力的“新学历模式”的变迁过程。也有学者以历史教科书和《教育基本法》为中心阐述了战后日本教育思想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轨迹。
　　围绕着“日本人对自我和国家的认知”主题，有学者以文化认同为切入点，分析指出战后日本文化认同受国际形势、日本国内状况的影响，大体经过了四个阶段两个周期的变化。也有学者从“文化互镜”的立场，对战后日本的中国形象的演绎与变迁做了深入分析。
　　本次会议促进了中日学者间的交流与对话，加深了学界对战后70年日本思想的研究，碰撞出了大量的思想火花，可以说是一场高品位的思想盛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唐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