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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柏拉图《默涅克塞诺斯》的主体部分是苏格拉底“转述”的一篇葬礼演说辞，在这篇演说辞中，苏格拉底用较大篇幅讲述了自希波战争以降雅典的百年战争史。苏格拉底讲述这段历史，表面看是在赞美历史上的雅典阵亡者，实际更应看作对城邦年青一代的历史教育。不过，这种历史教育不是实证史学式的信史教育，而是一种“诗性教育”。苏格拉底在这篇对话中罕见地扮演城邦诗人角色，对雅典百年战争史作了一番“诗性讲述”。苏格拉底将“战争”与“德性”相结合，既通过战争史教导年青人要有高贵德性，又悄悄揭示了战争史上雅典人德性的实际衰变。
关键词：苏格拉底；《默涅克塞诺斯》；战争；德性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9-0073-07
柏拉图《默涅克塞诺斯》又称“柏拉图的葬礼演说”，是一篇既短小、文本结构又相对简单的对话。对话开头和结尾是苏格拉底与雅典贵族青年默涅克塞诺斯的简短交谈，中间主体部分则是苏格拉底“转述”的一篇葬礼演说。
对于这篇小对话，学者们普遍认为晦涩难解。例如，著名学者弗里德兰德论及这篇对话时说：“这篇对话是柏拉图极其令人困惑的作品，在苏格拉底的众多肖像中，该对话刻画的苏格拉底肖像也最为矛盾。”卡恩同样强调，“在所有柏拉图作品中，这篇短篇作品无疑最难以理解”。施莱尔马赫认为，这篇对话不仅未涉及哲学主题，而且对话的框架也值得批评。① 泰勒则指出该对话有两个众所周知的困难：很难看出柏拉图在这样一篇对话中的目的；对话弄错了年代，在柏拉图其他著作里没有类似情况。②
学者们的种种责难，无不表明理解这篇对话存在一定难度。实际上，无论弗里德兰德认为的该对话刻画的苏格拉底肖像存在矛盾，还是施莱尔马赫所说的对话未涉哲学问题或对话框架存在问题，往往都与这篇对话主体部分有关。既然对话主体是苏格拉底“转述”的一篇葬礼演说，不消说，一个发表演说的苏格拉底，其扮演的角色必然不同于其他对话中与各色人物反复辩难的苏格拉底；而在一篇以城邦民为目标对象且主要讲述雅典战争历史的公共演说里，至少表面看来并不太适合谈论哲学问题。与其纠缠于苏格拉底惯常的哲人面相而又难以对该对话有更好的理解，不如索性暂时将既有的哲学观念搁置一旁，换一种角度和思路看待对话文本以及对话中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在演说辞中并未以实证史学的方法处理雅典战争史，而是罕见地以“城邦诗人”的形象出场，对相关历史作了一番“诗性讲述”。在这一讲述中，苏格拉底尽管暗示战争史同时也是雅典人德性的实际衰变史，但他并未过多地公开暴露这种衰变，而是将衰变巧妙地隐藏起来，使雅典人的德性显得即使历经战争冲击仍然始终维持较高水准，以此鼓励和教导雅典年青人践行高贵德性。
一、“城邦诗人”苏格拉底
作为雅典城邦尊荣阵亡者的公共葬礼仪式的一部分，葬礼演说的主旨是“赞美”，《默涅克塞诺斯》中苏格拉底的葬礼演说对雅典百年战争的讲述同样体现了这一主旨。苏格拉底讲述百年战争史的部分，占据了其葬礼演说辞的绝大部分篇幅。在正式解读战争史部分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这篇葬礼演说的开场白，苏格拉底在开场白中简要阐述了他对葬礼演说的见解，该阐述可以作为我们理解百年战争史部分的准备。
苏格拉底葬礼演说辞的开场白，以区分“言辞”与“行动”起头。苏格拉底指出，城邦往往通过“行动”和“言辞”两方面奖励为城邦捐躯的阵亡者，“行动”指城邦举办公共葬礼仪式的举措，“言辞”即葬礼仪式上的葬礼演说。不过，苏格拉底随即改变了“行动”的意涵，通过宣称“既然有了做得很好的行动，借助于讲得好的言辞，听众就会纪念和尊敬那些做[这些行动]的人”，他悄悄将原本城邦的公开纪念行动替换成阵亡者自身的行动。另一方面，就“言辞”来说，什么样的葬礼演说“言辞”，称得上苏格拉底这里所说的“讲得好的言辞”呢？苏格拉底紧接着这样说：
任何一篇这样的演说，都应该能够充分地赞扬阵亡者，友好地规劝生者——鼓励儿子们和兄弟们模仿这些人的德性，安慰父亲们、母亲们以及仍然在世的[其他]长辈们。
不难看出，“讲得好”的葬礼演说辞，既要围绕阵亡者，又要面向生者。甚至，城邦之所以要在公共葬礼仪式上遴选有名望之人发表葬礼演说赞美阵亡者，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规劝生者。能否对生者进行良好地规劝，对城邦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苏格拉底把被规劝的生者分为两类：一类是阵亡者的儿子和兄弟，对于他们，城邦的规劝重在“鼓励”——鼓励他们模仿阵亡者的优良德性；另一类是阵亡者的父母和长辈，城邦对于他们的规劝重在提供“安慰”。
尽管葬礼演说有这样的目的，但不同的演说人在演说时可能会有不同的侧重。苏格拉底的这篇葬礼演说侧重哪方面，或者说他主要想讲给什么人听？在该葬礼演说中，苏格拉底用较大篇幅讲完雅典百年战争史部分后，他加入了一段插话，其中说道：“我本人，高贵的勇士们的孩子啊，此刻就在鼓励[你们]，在[我]有生之年，不论在哪儿遇到你们中的谁，我都会提醒和劝你们要一心做最高贵之人。”这句话，以及整个这一小段插话，完全面向阵亡者的孩子们。而相比较而言，苏格拉底以演说人身份直接对阵亡者父母的呼唤，则直到演说辞接近尾声时才出现，而且位于孩子之后。由此，我们认为，苏格拉底的这篇演说辞主要讲给阵亡者的孩子们听，为的是劝诫他们“做最高贵之人”。
什么樣的言辞能够劝城邦年青人做高贵之人？毋庸置疑，只能是高贵的言辞。在上文提到的插话中，苏格拉底明确说自己讲了很多关于城邦勇士事迹的美好的话。与该插话相对应，苏格拉底在开始战争史讲述之前，还有一段关于雅典人祖先高贵行为的论说。其中，苏格拉底提到，雅典人关于祖先们高贵行为的记忆，凭借的是讲述祖先们高贵行为的高贵（美好）言辞。关于这些高贵言辞，苏格拉底说它们的吟唱者是诗人们，而且正是诗人们使“他们的德性广为人知”。苏格拉底还说，自己这里无意在致敬雅典人祖先们的高贵行为上与诗人们竞争，因为这些行为“已经得到应有的荣誉”，而他要赞美并且要让人们记住的则是，那些“迄今尚未有诗人用合适的荣誉表现其价值、[以至于]依旧被遗忘的那些行为”。既然苏格拉底明确说明自己正要做的是诗人们通常所做的事情，这就暗示，苏格拉底在这篇对话中是以“城邦诗人”的角色出场的。在《王制》和《法义》等对话反复诘难诗人们之余，柏拉图这里终于通过苏格拉底的客串，塑造了值得加以肯定的正面的“城邦诗人”形象。 那么，对于“城邦诗人”苏格拉底来说，如果他要在葬礼演说中“赞扬这些高贵的勇士——他们生前以其德性令他们自己的[亲友]喜悦，又用死亡换得了生者的保全”，“这样一种演说该如何向我们呈现？”苏格拉底告诉我们，阵亡者之所以变得高贵，是因为他们出自高贵之人，因而，他要在葬礼演说中首先赞美他们的高贵出身，其次赞美他们的滋养品和教育，“在此之后，我们将指出他们的行动情况，因而展示这些勇士们的美和价值”。我们接下来要加以分析的雅典百年战争史，正是苏格拉底在赞美完阵亡者的高贵出身以及滋养品和教育之后，对包含着阵亡者“美和价值”的“行动情况”的赞美。
不过，在赞美阵亡者的“行动情况”之前，苏格拉底首先概述了自祖先时代以来雅典人坚守的信念，并列举了雅典人祖先的高贵行为：
[他们]相信，为了自由，必须为希腊人而抗击希腊人，以及为全体希腊人而抗击蛮人。因而，他们如何在欧墨尔珀斯和阿玛宗人以及更早的一些人入侵我们的国土时保卫自己，如何保卫阿尔戈斯人抵抗卡德摩斯的后裔，[保卫]赫拉克勒斯的子孙抵抗阿尔戈斯人，时间有限，都来不及细讲。
苏格拉底这里将雅典人及其祖先的信念與雅典人祖先的高贵行为并置，无疑暗示了若要更好地理解二者，需要将它们结合起来。我们看到，这里主要列举了四个例子：前两个例子是抗击蛮人的入侵，后两个则是“为希腊人抗击希腊人”的例子。这四个例子的共同之处在于，无论是领土保卫战，还是稳定希腊世界内部政治秩序的战争，都是正义战争，都是在捍卫遭受不义侵害的政治共同体的自由——苏格拉底将此说成是雅典人及其祖先的信念。
雅典人祖先的高贵行为，为我们理解苏格拉底随后讲述的百年战争期间阵亡者的“行动情况”提供了参照和比较。那么，苏格拉底如何讲述雅典百年战争史，如何揭示战争史上阵亡者的德性情况？
二、百年战争与德性衰变
苏格拉底从雅典的最好时期——波斯入侵希腊之时——开始讲述雅典战争史，描述了雅典城邦在绵延百年的战争中历尽沉浮并最终沦落的命运。苏格拉底的讲述首先从古希腊世界的公敌波斯讲起，重点突出了波斯帝国崛起这一地缘政治事件。位于亚洲的波斯人曾长期遭受米底人奴役，直到居鲁士当王才迎来命运转机。居鲁士解放了同胞，使曾经的主人米底人沦为奴隶，并将统治范围向埃及扩张。他的儿子继续扩大波斯疆域。第三位国王大流士不仅使帝国疆域更大，而且“主宰了大海和众多岛屿”。
从时间上看，苏格拉底描述的波斯发家史远远晚于雅典人的历史。然而，波斯却迅速实现了对亚非地区的整合，并将矛头直指隔海相望的希腊。此后，直到对话中苏格拉底所处戏剧时间的百年间，波斯带给希腊的地缘政治压力始终如影随形。苏格拉底讲述的雅典百年战争史，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希波战争、伯罗奔半岛战争、雅典内讧和科林斯战争。
1. 希波战争
对于希波战争，苏格拉底在演说辞中主要讲了：马拉松之战；萨拉米斯和阿尔特米西昂海战；普拉泰亚之战；地中海东部海战。就战争性质而言，这一阶段的战争是雅典和希腊世界的自由保卫战。对参与其中前三次战斗的雅典阵亡者，苏格拉底高调地分别授予他们头奖、次奖和第三等奖——这让我们想起雅典酒神大节时的戏剧竞赛。苏格拉底这样授奖依据何在？在演说辞中，他分别这样评价他们：
对参与马拉松之战的雅典阵亡者：
任何在这个时期出生的人，都会认识到他们有什么样的德性，他们在马拉松对蛮人们的大军严阵以待，惩罚了全亚细亚的傲慢，最先竖起了战胜蛮人的纪念柱，成为其他[希腊]人的指挥官和老师，[告诉其他人]波斯的大军并非不可战胜，一切人和一切财富都要在德性面前俯首称臣。因此，我认为那些人不仅是我们身体上的父亲，而且也是我们和这个希腊大陆上所有人的自由的父亲。看到那一战事，希腊人决心冒险参与随后的战斗，以捍卫[自身]安全，从而成了[参与]马拉松[之战的人们]的学生。
对萨拉米斯和阿尔特米西昂海战的阵亡者：
在我看来，这是他们最高贵之处，他们完成了与马拉松之战的勇士们前后相承的战事。因为马拉松之战的勇士们向希腊人证明的只有这一点：由陆路能够以少数人打退人数众多的蛮人。然而，海战中如何，依然不甚明了，波斯人以其人数、财富、技能和兵力，拥有在海上所向披靡的美誉。[正因如此]当时参与海战的人们的这个[壮举]值得赞扬，因为他们终结了希腊人拥有的恐惧，让[他们]不再恐惧难以计数的战船和兵士。
对普拉泰亚之战的雅典阵亡者：
这一次已经[是]拉栖岱蒙人和雅典人共同的[行动]。实际上，他们打退的全部这些[威胁]，最为艰巨和困难，由于[他们的]这种德性，[他们]现在受到我们的赞美，日后也将受后人赞美。
以上三次战斗，马拉松和普拉泰亚之战是陆战，在萨拉米斯和阿尔特米西昂进行的是海战。苏格拉底的上述评价，盛赞了马拉松和普拉泰亚战士们的德性，却未提萨拉米斯和阿尔特米西昂海战参与者的德性，只是说他们终结了希腊人对波斯海军的恐惧，尽管他们也有高贵的地方——实际上同样拯救了希腊免受波斯奴役。
苏格拉底为何不提海战参与者的德性？我们不妨参考《法义》中雅典异方人的有关看法。雅典异方人告诉我们，与陆战中的重装步兵相比，水兵不敢与进攻的敌人决一死战、时常准备扔掉武器逃跑且不以为耻。海战胜利后，荣誉的分配也很成问题，因为这种胜利靠的是舵手、水手长和划手的技艺，他们都是不那么端正之人，却由此夺走了原本属于最高贵的战士的荣誉。因此，雅典异方人认为，在希波战争中，真正拯救希腊的是马拉松和普拉泰亚的陆战——前者开始拯救希腊，后者则完成了拯救——而且这类战斗使希腊人变好，海战则不会产生这种影响。雅典异方人的看法提醒我们，“最主要的考虑不在于得救和苟活，而在于政治秩序的优良，不在于仅仅活着，而在于过一种尽可能好的生活。”③ 然而，事实上正是从这一时期起，雅典的军事力量正式从陆军转向海军。此后十多年间，雅典海军在地中海东部沿海对波斯发动一系列海战，并远征塞浦路斯和埃及，从而基本上肃清了波斯的海上势力，解除了波斯海军对希腊世界的威胁。 2. 伯罗奔半岛战争
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世界形成了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两大同盟。当时，希腊世界面临的外部威胁暂时得到缓解，希腊内部两大同盟間却矛盾渐深，并最终引发战端。对于战争爆发的原因，苏格拉底在葬礼演说辞中简单说成其他希腊城邦对雅典的“嫉妒”——嫉妒雅典在希波战争后获得的荣誉。苏格拉底的这个说法尽管有失严谨，却易于被葬礼演说的目标听众所理解和接受。
苏格拉底对该时期雅典战争史的讲述，没有再像前一时期那样排列德性次序，而是以战争规模的递增为顺序。苏格拉底讲述了以下三场战争：伯罗奔半岛战争正式爆发前的塔纳格拉之战；伯罗奔半岛战争第一阶段中的斯普法吉亚岛之战；伯罗奔半岛战争第二阶段中的一系列战斗，包括西西里远征、赫勒斯滂托斯海战和阿尔吉努塞海战。
上述三场战争中的一系列战斗，只有最初的塔纳格拉之战是陆战，其他均为海战或以海战为主。就起因来说，根据前文提到的苏格拉底所述雅典人的信念，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场战争是“为了玻俄提亚人的自由”，第三场战争中的西西里远征是“为了列昂提尼人的自由”，它们可以归为“为希腊人而抗击希腊人”一类；第二场战争起于“所有的希腊人都进攻并蹂躏我们的国土，对我们的城邦恩将仇报”，第三场战争中的后两场海战则起于其他希腊人与波斯国王和解并“私下怂恿这个敌视希腊人的蛮人回来，纠集所有希腊人和蛮人进攻我们的城邦”，它们可以归为城邦保卫战。表面上看，这些战争理由都与雅典人高贵祖先们的信念一致，同样是在为自由而战、保卫国土和抵抗蛮人入侵。然而，此时“为希腊人而抗击希腊人”的行为所追求的自由，实际已经成为一种纯粹的政治口号，目的不过是为了维护雅典同盟的利益，或者说为了维护雅典自身的利益。
苏格拉底声称，在斯普法吉亚之战获胜的情况下，雅典之所以释放俘获的斯巴达将领并与斯巴达缔结和约，是“因为我们认为，与同种族作战只宜战斗到胜利为止，不应因与某个城邦的私怨而毁灭希腊共同体，与蛮人作战[则应战斗]到毁灭为止”。对于这种内外有别的作战原则，苏格拉底在《王制》中做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他主张希腊人应当避免奴役希腊人的城邦，而且应该“使宽恕希腊民族这一做法成为自己的传统，以防遭受外族人的奴役”。他还在名称上对战争进行区分，主张“和自己人发生对抗，这叫内讧，和别人发生对抗，这叫战争”，认为二者具有本质不同，因为希腊人和外邦人“双方是自然的敌人”，希腊人和希腊人“本质上他们仍是朋友”。④ 然而，苏格拉底这里强调的友善意图并未得到其他希腊城邦的响应，根据苏格拉底的说法，他们反而引狼入室，不惜联合波斯欲置雅典于死地。于是，希腊世界原本规模有限的内战，最终变得“出人意料且异常惨烈”。
“异常惨烈”的例子之一，便是雅典西西里远征的失利。苏格拉底这里简要提到西西里远征的战事，把雅典帝国的对外征服行动，说成是为了捍卫列昂提尼人的自由；把远征的惨败，说成是由于航程遥远、城邦补给困难。如果我们对比前一阶段雅典进行的塞浦路斯和埃及远征，就会看出此次规模更大、结局更惨烈的远征，其正当性颇为可疑。要知道，前两次远征以驱逐和肃清波斯海上势力为目的，此次远征则是希腊人之间的内斗。或许正因如此，苏格拉底才相当含混地评价说：“那些和他们打过仗的敌人，因审慎和德性，获得了比其他人的朋友更多的赞美。”这是苏格拉底讲述雅典百年战争史第二阶段时首次提到“德性”，苏格拉底究竟是在赞美雅典人还是其敌人，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无论如何，倾尽城邦之力远征西西里，这种做法本身并非审慎之举，苏格拉底对此也并非没有异议。⑤
除了上面这次提到“德性”，在讲述这个阶段的战争史时，苏格拉底随后紧接着还提到两次：一次指雅典城邦的“德性”；另一次指阿尔吉努塞海战阵亡者的德性。苏格拉底之所以称赞雅典城邦的德性，是因为当人们以为她已经被战争拖垮时，她依然不屈不挠组织增援舰队出海迎敌；对于为什么称赞阿尔吉努塞海战阵亡者的德性，情况却有点复杂。历史上，雅典在阿尔吉努塞海战中奇迹般以少胜多，然而随后恶劣的海况却阻碍了对落水者以及阵亡者尸体的打捞，雅典人为此迁怒于指挥此次海战的八位将军。结果，八人中除两人外逃之外，其余六人全部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雅典已故领袖伯利克勒斯之子小伯利克勒斯。我们不禁要问，苏格拉底并未称赞与波斯庞大海军舰队交战并取胜的萨拉米斯和阿尔特米西昂海战阵亡者有德性，却在这里称赞希腊内战中的己方阵亡者有德性，这样做是否欠妥当？或者，有没有这种可能，即苏格拉底这样说的目的，只是为了称赞被无辜处死的将军们？毕竟，在雅典邦运风雨飘摇之际，他们无一不是城邦安危的重要担纲者。无论如何，在苏格拉底随后讲述的雅典战争史中，“德性”一词再未出现。
历经数十年对抗，雅典最终输掉了战争。战败的直接后果是，城墙被毁，武装被解除，雅典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不过，对于这一结果，苏格拉底却总结说：
她任何时候都不会被打垮，甚至整个人类都不能[将她打垮]。实际情况是，我们受到了我们自己不和的掣肘，而非败于他人之手。即使现在，那些人依旧不能战胜我们，只是我们自己战胜和打败了我们自己。
苏格拉底的这个讲法，与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半岛战争志》中的看法相同，后者也断定最终导致雅典战败的原因是其内部的不和。不过，观点相同并不意味着意图相近。苏格拉底在葬礼演说语境下这样说，更多带有激励雅典人意志和精神的道德考量，而作为现实主义者的修昔底德却是为了说出一个冷峻的客观真理。
如果说我们对于雅典为何败于自己的不和还有些不解，那么苏格拉底对雅典百年战争史第三阶段的讲述，则直接揭示了雅典人不和这一主题。
3. 雅典内讧
雅典不断衰落的邦运，并未因伯罗奔半岛战争的结束而转圜，实际上雅典派系内讧愈演愈烈。最后，民主派和寡头派分别以佩莱坞斯港和雅典城为据点，两相对峙，大打出手。对于雅典内讧的经过，苏格拉底尤其显得讳莫如深，仅仅非常简要地提到内讧的结局：佩莱坞斯和雅典两地邦民的和解；雅典人与其他希腊人的和解；对厄琉西斯人有节制的战争。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格拉底如下的一大段评论： 对于这一切，没有其他原因，除了真正的血族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在言语上而是在行动上产生了一种稳固的、同族的友谊。也应当纪念那些在这场战争中死于对方之手的人，而且我们要尽可能使他们和解，用祈祷和献祭，在这样一些场合，向那些统治他们的人祈祷，既然我们已经和解。因为他们相互大打出手并非出于邪恶或仇恨，而是源于不幸。对此，我们自身这些在世者可以作证：由于与那些人是一个种族，我们已经宽恕了彼此，不管我们做过
什么和遭受过什么。
在这段评论中，我们看到，苏格拉底大力宣扬邦民之间的“血族关系”、“同族友谊”、“和解”和“宽恕”。他这样做用意何在？首先，毫无疑问，这是在应对雅典城邦内部的团结问题或者说政治凝聚力问题。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必然要以苏格拉底这段话中宣扬的观念为基础，《法义》中雅典异方人所举的三个法官的例子体现的就是这一点。雅典异方人肯定了第三位有德性的法官，他不同于另外两个法官之处，就在于他统治德性好坏不一的同族兄弟时，既基于血缘，又致力于促进他们之间的友谊：“他能接管这个四分五裂的家庭，不消灭任何人，反而为他们的来日制定法律来调解，以守护他们彼此之间的友爱。”雅典异方人和这里的苏格拉底都启示我们，好的政治统治不能基于对不义之人的人身消灭，而是要让有德性之人通过制定好的法律进而守护邦民之间的友谊，因为“友谊乃是城邦最高的善，而且是消除城邦动乱的最佳手段”⑥。
其次，苏格拉底这里也针对希腊诸城邦之间的凝聚力问题，因而可将之视为其一贯强调希腊世界团结的延续。苏格拉底之所以在讲述城邦内讧时提到雅典人与其他希腊人的和解，并且强调“血族关系”和“同族友谊”，一方面在于希腊世界始终面临波斯帝国的威胁，因而必须戮力同心一致对外；另一方面，希腊世界邦际关系的好坏也会对一个城邦的内部关系构成直接影响，换言之，一个城邦的统治秩序不可能不受其所处邦际政治环境的影响。
鉴于在世者已经达成和解并宽恕彼此，苏格拉底呼吁要尽可能“用祈祷和献祭”使大打出手的双方死者们和解。苏格拉底这样的措辞，暗示当时城邦面临的政治凝聚力问题依然突出和严峻。一个党派分立、党争不断的城邦不是好城邦，相应地，城邦和邦民也难以有好德性，苏格拉底在讲述雅典内讧阶段德性问题之所以彻底隐匿，原因大概如此。从苏格拉底对雅典内讧的讲述，我们不难看出，邦民和城邦德性的败坏，与城邦发生的严重内讧互为表里。如果说雅典内讧更多只是单个城邦疾病的症状，那么接下来的科林斯战争则可看作整个希腊世界身患重病的表征。
4. 科林斯戰争
随着城邦内讧的和缓，雅典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微妙变化：城邦选择原谅作为敌人的波斯人，却对希腊人心怀忿恨——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说法，不过被苏格拉底用从容平淡的讲述掩盖了下来。苏格拉底给出了雅典人心态变化的原因：原谅敌人是因为，既然相互为敌就不会奢望对方心慈手软，因而对于敌人的任何报复都会认为理所当然；不原谅希腊人是因为，雅典曾在希波战争中保存了他们的城邦，他们却出于嫉妒恩将仇报，甚至串通波斯剥夺雅典舰队并摧毁雅典城墙。我们记得苏格拉底前面刚说过雅典与其他希腊人实现了和解，这里却又说雅典对后者心存不满，这两种说法不是相互矛盾吗？即便它们都属实，这种矛盾至少突显出雅典人心态的复杂，以及希腊人已实现的和解的脆弱性。实际上，原谅波斯人很可能是对希腊人不满的衍生品，因为雅典与波斯彼此针锋相对的相恨相杀，在诱因不足的情况下不太会轻易地冰释前嫌。同时，如果不是因为雅典城邦总的道德状况和德性标准变得日益混乱，也不会陡然发生类似敌友认知上的反转。
因此，雅典决定不再援助希腊人，无论他们处于何种处境。斯巴达此时则开始肆无忌惮地奴役希腊世界，导致惊慌失措的阿尔戈斯人、玻俄提亚人和科林斯人这些昔日希腊人中的佼佼者，转而寻求雅典的帮助。苏格拉底列举的这三个城邦具有不同的代表性：地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阿尔戈斯立场摇摆，历来对两大强权来说都或敌或友；玻俄提亚由于靠近雅典，多数时候是雅典盟邦；科林斯则是斯巴达的传统盟友。当这些曾经分属不同政治阵营的城邦都来求助于雅典，也就意味着伯罗奔半岛战争之后希腊世界形成的新政治局势开始重新洗牌，传统的政治生态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更有甚者，据苏格拉底的说法，连波斯国王也有求于雅典。至此，传统的敌友关系界线已经不仅仅只是在认知方面出现模糊，百年前希波战争时期希腊世界形成的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反波斯同盟，百年后演变成以雅典为首的部分希腊世界联手波斯的反斯巴达同盟。
与此同时，雅典人传统的政治信念遭到漠视，“同情心”反而成为雅典政治行动的指针：“倘若有谁想公正地指责我们的城邦，只有这样说才能正当地指责她：她总是太富于同情心，[总是做]较弱一方的支持者。”新的“同情心”原则，正式取代了雅典传统的“自由”原则，这也就意味着雅典的政治现实被变幻莫测的“同情心”所左右。在“同情心”的作用下，雅典不再独善其身地甘做希腊世界的旁观者。不过，对于波斯，苏格拉底说，“她不会下决心搭救[波斯]国王，辱没马拉松、萨拉米斯和普拉泰亚的荣誉，不过，通过仅仅允许流亡者和志愿者实施援助，人们公认她救了他”。这句话表明，雅典种下的原谅波斯的“种子”已经悄然开花结果，尽管这种救助仅仅只是所谓城邦默许下的雅典人的私人行为。苏格拉底这里再次提到雅典先人在马拉松等地的荣誉，只不过是为了作为雅典城邦此时的一块“遮羞布”。
雅典的这块“遮羞布”随即就被苏格拉底悄悄揭去：在波斯金援下，雅典重建城墙和舰队并开启了战争。据说，雅典这次与斯巴达对阵是“为了帕罗斯人”。当雅典随后击碎斯巴达舰队开始攻击后者本土时，力图维持希腊世界分裂和内斗局面的波斯，转而意欲退出与雅典以及科林斯等城邦的新同盟。为了名正言顺地退盟，波斯公开对希腊盟友佯装“索要[亚细亚]大陆上的希腊人”，实则冀望遭到希腊方面拒绝并以此作为退盟借口。苏格拉底说，斯巴达先前在战事不利时曾允诺把这些人交给波斯，而此时科林斯、阿尔戈斯和玻俄提亚等城邦也答应了波斯的要求，他们不仅愿意交出这些人，而且愿意发誓订盟约，只要波斯提供金钱。最终，只剩下雅典迟迟下不了这样做的决心。于是，“由于不愿做出把希腊人出卖给蛮人这种可耻且不圣洁的行为”，雅典再次沦为“千夫指”。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此次战争的结局比伯罗奔半岛战争的结局好：“我们保全了战船、城墙和我们自己的殖民地。”雅典就是在确保这种结局的条件下接受了《大王和约》的条款，其中一条规定把小亚细亚大陆的希腊人纳入波斯治下，不过苏格拉底对此隐情显然只字未提。 暂且不论波斯的“声索”是否合理，苏格拉底策略性地把“声索”对象说成是“[亚细亚]大陆上的希腊人”，这种颇具煽动性的说法，难免不是为了激起听众内心的道德义愤。新形成的反斯巴达同盟就此瓦解，原因显然在于其他希腊人宁要金钱不要同胞。不可否认，他们的这种选择极其有损自身德性，然而，雅典接受波斯金援而与斯巴达厮杀的做法，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战争的目的隐隐约约在向金钱倾斜，在金钱的天平上，曾经备受珍视的马拉松荣誉已经变得一文不值。
苏格拉底的讲述忽略了亚细亚大陆上希腊人的结局，却强调性地解释了雅典当时未下决心放弃他们的原因：
毫无疑问，我们城邦的高贵和自由如此根深蒂固、完好无缺，而且它们天生憎恶蛮人，因为我们纯粹是希腊人，没有与蛮人混杂。因为跟我们聚居在一起的，既没有珀罗普斯、卡德摩斯、埃吉普托斯或者达那俄斯的后裔，也没有很多其他本性上是蛮人、法律上是希腊人的人。我们是希腊人，没有跟蛮人杂居，因此，对外方人的纯粹憎恶，自然地溶入了我们的城邦。
在雅典百年战争史结尾处，苏格拉底再次强调了雅典人的本土性。由于雅典人是纯粹的希腊人，不仅血统纯正——没有与蛮人混血，而且无论从法律还是本性上都与蛮人有本质不同，所以雅典人天生憎恶外方人。与苏格拉底在雅典人创生之时对其本土性的讲述不同的是，他这里强调雅典人本土性的同时，还划分了希腊人的类型：首先是作为纯粹希腊人的雅典人；其次是那些虽然自身已经是希腊人但其祖先却是异族（珀罗普斯、卡德摩斯等）的人；第三类是其他虽施行希腊法律而本性上却未希腊化的人。苏格拉底的这种划分不仅指出了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或忒拜人等的区别，同时主张法律与本性的不同，真正的德性是基于本性，而非基于所施行的法律。我们无需深究苏格拉底的这一说法是否合理，他在百年战争史接近末尾处这样说，实际上无疑再一次强化了雅典年青一代的本土意识、德性意识和身份意识，这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篇葬礼演说的目的。
尽管如此，尽管苏格拉底在葬礼演说中自始至终注重雅典人的团结以及希腊世界的团结，实际上我们却看到，百年战争史结尾一句却说：“那些使[波斯]国王获得自由以及将拉栖岱蒙人从海上驱逐的人，他们也英勇无比。他们就是我为你们忆及的人，你们适合一齐赞美和敬重这类人。”百年前雅典人为自身和希腊人的自由而战，百年后他们为波斯国王的自由而战；百年前他们将波斯人从海上驱逐，百年后他们驱逐的却是斯巴达人。我们突然发现，作为“纯粹的希腊人”的雅典人，他们晚近的战争行动，性质上竟然与百年前先人们的战争行动截然相反。
三、结语
我们看到，苏格拉底的整个百年战争史讲述始终未离赞美的主旨，但在赞美雅典人德性的同时，也一步步揭示了雅典人德性的衰变和沦落。“赞美”和“揭示”构成苏格拉底战争史讲述的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明线紧扣葬礼演说主旨，赞美并劝导德性；暗线则悄然揭示雅典人德性的实际衰变历程。对于明线，我们认为它与苏格拉底讲述战争史的意图相关，该意图即对城邦年青一代进行高贵的教育。对于暗线，简单地说，它很可能与苏格拉底对贵族青年默涅克塞诺斯的个别教育相关，篇幅原因，这里我们不做展开。
总之，苏格拉底对城邦年青一代的高贵教育借用了雅典战争史上具体的战争事例，尽管相关事例并非全然高贵，但葬礼演说要求的“赞美”主题，正好给了苏格拉底高贵地讲和隐藏不全然高贵之事的机会。如果说苏格拉底的这种教育同樣是一种历史教育，那么这种历史教育完全不同于实证史学式的“信史”教育，因为它所着眼的是培养城邦年青人高贵的灵魂，而非一味拘泥于探索历史之真。在这个意义上，毋宁说苏格拉底的这种教育更接近于希腊传统的诗教。
注释：
① 施莱尔马赫：《论柏拉图对话》，黄瑞成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页。
② 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谢随知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0页。
③ 施特劳斯：《柏拉图〈法义〉的论辩与情节》，程志敏、方旭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④ 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196—197页。
⑤ 参见黄宏煦主编：《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56页。
⑥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作者简介：李向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苏格拉底；《默涅克塞诺斯》；战争；德性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9-0073-07
柏拉图《默涅克塞诺斯》又称“柏拉图的葬礼演说”，是一篇既短小、文本结构又相对简单的对话。对话开头和结尾是苏格拉底与雅典贵族青年默涅克塞诺斯的简短交谈，中间主体部分则是苏格拉底“转述”的一篇葬礼演说。
对于这篇小对话，学者们普遍认为晦涩难解。例如，著名学者弗里德兰德论及这篇对话时说：“这篇对话是柏拉图极其令人困惑的作品，在苏格拉底的众多肖像中，该对话刻画的苏格拉底肖像也最为矛盾。”卡恩同样强调，“在所有柏拉图作品中，这篇短篇作品无疑最难以理解”。施莱尔马赫认为，这篇对话不仅未涉及哲学主题，而且对话的框架也值得批评。① 泰勒则指出该对话有两个众所周知的困难：很难看出柏拉图在这样一篇对话中的目的；对话弄错了年代，在柏拉图其他著作里没有类似情况。②
学者们的种种责难，无不表明理解这篇对话存在一定难度。实际上，无论弗里德兰德认为的该对话刻画的苏格拉底肖像存在矛盾，还是施莱尔马赫所说的对话未涉哲学问题或对话框架存在问题，往往都与这篇对话主体部分有关。既然对话主体是苏格拉底“转述”的一篇葬礼演说，不消说，一个发表演说的苏格拉底，其扮演的角色必然不同于其他对话中与各色人物反复辩难的苏格拉底；而在一篇以城邦民为目标对象且主要讲述雅典战争历史的公共演说里，至少表面看来并不太适合谈论哲学问题。与其纠缠于苏格拉底惯常的哲人面相而又难以对该对话有更好的理解，不如索性暂时将既有的哲学观念搁置一旁，换一种角度和思路看待对话文本以及对话中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在演说辞中并未以实证史学的方法处理雅典战争史，而是罕见地以“城邦诗人”的形象出场，对相关历史作了一番“诗性讲述”。在这一讲述中，苏格拉底尽管暗示战争史同时也是雅典人德性的实际衰变史，但他并未过多地公开暴露这种衰变，而是将衰变巧妙地隐藏起来，使雅典人的德性显得即使历经战争冲击仍然始终维持较高水准，以此鼓励和教导雅典年青人践行高贵德性。
一、“城邦诗人”苏格拉底
作为雅典城邦尊荣阵亡者的公共葬礼仪式的一部分，葬礼演说的主旨是“赞美”，《默涅克塞诺斯》中苏格拉底的葬礼演说对雅典百年战争的讲述同样体现了这一主旨。苏格拉底讲述百年战争史的部分，占据了其葬礼演说辞的绝大部分篇幅。在正式解读战争史部分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这篇葬礼演说的开场白，苏格拉底在开场白中简要阐述了他对葬礼演说的见解，该阐述可以作为我们理解百年战争史部分的准备。
苏格拉底葬礼演说辞的开场白，以区分“言辞”与“行动”起头。苏格拉底指出，城邦往往通过“行动”和“言辞”两方面奖励为城邦捐躯的阵亡者，“行动”指城邦举办公共葬礼仪式的举措，“言辞”即葬礼仪式上的葬礼演说。不过，苏格拉底随即改变了“行动”的意涵，通过宣称“既然有了做得很好的行动，借助于讲得好的言辞，听众就会纪念和尊敬那些做[这些行动]的人”，他悄悄将原本城邦的公开纪念行动替换成阵亡者自身的行动。另一方面，就“言辞”来说，什么样的葬礼演说“言辞”，称得上苏格拉底这里所说的“讲得好的言辞”呢？苏格拉底紧接着这样说：
任何一篇这样的演说，都应该能够充分地赞扬阵亡者，友好地规劝生者——鼓励儿子们和兄弟们模仿这些人的德性，安慰父亲们、母亲们以及仍然在世的[其他]长辈们。
不难看出，“讲得好”的葬礼演说辞，既要围绕阵亡者，又要面向生者。甚至，城邦之所以要在公共葬礼仪式上遴选有名望之人发表葬礼演说赞美阵亡者，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规劝生者。能否对生者进行良好地规劝，对城邦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苏格拉底把被规劝的生者分为两类：一类是阵亡者的儿子和兄弟，对于他们，城邦的规劝重在“鼓励”——鼓励他们模仿阵亡者的优良德性；另一类是阵亡者的父母和长辈，城邦对于他们的规劝重在提供“安慰”。
尽管葬礼演说有这样的目的，但不同的演说人在演说时可能会有不同的侧重。苏格拉底的这篇葬礼演说侧重哪方面，或者说他主要想讲给什么人听？在该葬礼演说中，苏格拉底用较大篇幅讲完雅典百年战争史部分后，他加入了一段插话，其中说道：“我本人，高贵的勇士们的孩子啊，此刻就在鼓励[你们]，在[我]有生之年，不论在哪儿遇到你们中的谁，我都会提醒和劝你们要一心做最高贵之人。”这句话，以及整个这一小段插话，完全面向阵亡者的孩子们。而相比较而言，苏格拉底以演说人身份直接对阵亡者父母的呼唤，则直到演说辞接近尾声时才出现，而且位于孩子之后。由此，我们认为，苏格拉底的这篇演说辞主要讲给阵亡者的孩子们听，为的是劝诫他们“做最高贵之人”。
什么樣的言辞能够劝城邦年青人做高贵之人？毋庸置疑，只能是高贵的言辞。在上文提到的插话中，苏格拉底明确说自己讲了很多关于城邦勇士事迹的美好的话。与该插话相对应，苏格拉底在开始战争史讲述之前，还有一段关于雅典人祖先高贵行为的论说。其中，苏格拉底提到，雅典人关于祖先们高贵行为的记忆，凭借的是讲述祖先们高贵行为的高贵（美好）言辞。关于这些高贵言辞，苏格拉底说它们的吟唱者是诗人们，而且正是诗人们使“他们的德性广为人知”。苏格拉底还说，自己这里无意在致敬雅典人祖先们的高贵行为上与诗人们竞争，因为这些行为“已经得到应有的荣誉”，而他要赞美并且要让人们记住的则是，那些“迄今尚未有诗人用合适的荣誉表现其价值、[以至于]依旧被遗忘的那些行为”。既然苏格拉底明确说明自己正要做的是诗人们通常所做的事情，这就暗示，苏格拉底在这篇对话中是以“城邦诗人”的角色出场的。在《王制》和《法义》等对话反复诘难诗人们之余，柏拉图这里终于通过苏格拉底的客串，塑造了值得加以肯定的正面的“城邦诗人”形象。 那么，对于“城邦诗人”苏格拉底来说，如果他要在葬礼演说中“赞扬这些高贵的勇士——他们生前以其德性令他们自己的[亲友]喜悦，又用死亡换得了生者的保全”，“这样一种演说该如何向我们呈现？”苏格拉底告诉我们，阵亡者之所以变得高贵，是因为他们出自高贵之人，因而，他要在葬礼演说中首先赞美他们的高贵出身，其次赞美他们的滋养品和教育，“在此之后，我们将指出他们的行动情况，因而展示这些勇士们的美和价值”。我们接下来要加以分析的雅典百年战争史，正是苏格拉底在赞美完阵亡者的高贵出身以及滋养品和教育之后，对包含着阵亡者“美和价值”的“行动情况”的赞美。
不过，在赞美阵亡者的“行动情况”之前，苏格拉底首先概述了自祖先时代以来雅典人坚守的信念，并列举了雅典人祖先的高贵行为：
[他们]相信，为了自由，必须为希腊人而抗击希腊人，以及为全体希腊人而抗击蛮人。因而，他们如何在欧墨尔珀斯和阿玛宗人以及更早的一些人入侵我们的国土时保卫自己，如何保卫阿尔戈斯人抵抗卡德摩斯的后裔，[保卫]赫拉克勒斯的子孙抵抗阿尔戈斯人，时间有限，都来不及细讲。
苏格拉底这里将雅典人及其祖先的信念與雅典人祖先的高贵行为并置，无疑暗示了若要更好地理解二者，需要将它们结合起来。我们看到，这里主要列举了四个例子：前两个例子是抗击蛮人的入侵，后两个则是“为希腊人抗击希腊人”的例子。这四个例子的共同之处在于，无论是领土保卫战，还是稳定希腊世界内部政治秩序的战争，都是正义战争，都是在捍卫遭受不义侵害的政治共同体的自由——苏格拉底将此说成是雅典人及其祖先的信念。
雅典人祖先的高贵行为，为我们理解苏格拉底随后讲述的百年战争期间阵亡者的“行动情况”提供了参照和比较。那么，苏格拉底如何讲述雅典百年战争史，如何揭示战争史上阵亡者的德性情况？
二、百年战争与德性衰变
苏格拉底从雅典的最好时期——波斯入侵希腊之时——开始讲述雅典战争史，描述了雅典城邦在绵延百年的战争中历尽沉浮并最终沦落的命运。苏格拉底的讲述首先从古希腊世界的公敌波斯讲起，重点突出了波斯帝国崛起这一地缘政治事件。位于亚洲的波斯人曾长期遭受米底人奴役，直到居鲁士当王才迎来命运转机。居鲁士解放了同胞，使曾经的主人米底人沦为奴隶，并将统治范围向埃及扩张。他的儿子继续扩大波斯疆域。第三位国王大流士不仅使帝国疆域更大，而且“主宰了大海和众多岛屿”。
从时间上看，苏格拉底描述的波斯发家史远远晚于雅典人的历史。然而，波斯却迅速实现了对亚非地区的整合，并将矛头直指隔海相望的希腊。此后，直到对话中苏格拉底所处戏剧时间的百年间，波斯带给希腊的地缘政治压力始终如影随形。苏格拉底讲述的雅典百年战争史，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希波战争、伯罗奔半岛战争、雅典内讧和科林斯战争。
1. 希波战争
对于希波战争，苏格拉底在演说辞中主要讲了：马拉松之战；萨拉米斯和阿尔特米西昂海战；普拉泰亚之战；地中海东部海战。就战争性质而言，这一阶段的战争是雅典和希腊世界的自由保卫战。对参与其中前三次战斗的雅典阵亡者，苏格拉底高调地分别授予他们头奖、次奖和第三等奖——这让我们想起雅典酒神大节时的戏剧竞赛。苏格拉底这样授奖依据何在？在演说辞中，他分别这样评价他们：
对参与马拉松之战的雅典阵亡者：
任何在这个时期出生的人，都会认识到他们有什么样的德性，他们在马拉松对蛮人们的大军严阵以待，惩罚了全亚细亚的傲慢，最先竖起了战胜蛮人的纪念柱，成为其他[希腊]人的指挥官和老师，[告诉其他人]波斯的大军并非不可战胜，一切人和一切财富都要在德性面前俯首称臣。因此，我认为那些人不仅是我们身体上的父亲，而且也是我们和这个希腊大陆上所有人的自由的父亲。看到那一战事，希腊人决心冒险参与随后的战斗，以捍卫[自身]安全，从而成了[参与]马拉松[之战的人们]的学生。
对萨拉米斯和阿尔特米西昂海战的阵亡者：
在我看来，这是他们最高贵之处，他们完成了与马拉松之战的勇士们前后相承的战事。因为马拉松之战的勇士们向希腊人证明的只有这一点：由陆路能够以少数人打退人数众多的蛮人。然而，海战中如何，依然不甚明了，波斯人以其人数、财富、技能和兵力，拥有在海上所向披靡的美誉。[正因如此]当时参与海战的人们的这个[壮举]值得赞扬，因为他们终结了希腊人拥有的恐惧，让[他们]不再恐惧难以计数的战船和兵士。
对普拉泰亚之战的雅典阵亡者：
这一次已经[是]拉栖岱蒙人和雅典人共同的[行动]。实际上，他们打退的全部这些[威胁]，最为艰巨和困难，由于[他们的]这种德性，[他们]现在受到我们的赞美，日后也将受后人赞美。
以上三次战斗，马拉松和普拉泰亚之战是陆战，在萨拉米斯和阿尔特米西昂进行的是海战。苏格拉底的上述评价，盛赞了马拉松和普拉泰亚战士们的德性，却未提萨拉米斯和阿尔特米西昂海战参与者的德性，只是说他们终结了希腊人对波斯海军的恐惧，尽管他们也有高贵的地方——实际上同样拯救了希腊免受波斯奴役。
苏格拉底为何不提海战参与者的德性？我们不妨参考《法义》中雅典异方人的有关看法。雅典异方人告诉我们，与陆战中的重装步兵相比，水兵不敢与进攻的敌人决一死战、时常准备扔掉武器逃跑且不以为耻。海战胜利后，荣誉的分配也很成问题，因为这种胜利靠的是舵手、水手长和划手的技艺，他们都是不那么端正之人，却由此夺走了原本属于最高贵的战士的荣誉。因此，雅典异方人认为，在希波战争中，真正拯救希腊的是马拉松和普拉泰亚的陆战——前者开始拯救希腊，后者则完成了拯救——而且这类战斗使希腊人变好，海战则不会产生这种影响。雅典异方人的看法提醒我们，“最主要的考虑不在于得救和苟活，而在于政治秩序的优良，不在于仅仅活着，而在于过一种尽可能好的生活。”③ 然而，事实上正是从这一时期起，雅典的军事力量正式从陆军转向海军。此后十多年间，雅典海军在地中海东部沿海对波斯发动一系列海战，并远征塞浦路斯和埃及，从而基本上肃清了波斯的海上势力，解除了波斯海军对希腊世界的威胁。 2. 伯罗奔半岛战争
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世界形成了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两大同盟。当时，希腊世界面临的外部威胁暂时得到缓解，希腊内部两大同盟間却矛盾渐深，并最终引发战端。对于战争爆发的原因，苏格拉底在葬礼演说辞中简单说成其他希腊城邦对雅典的“嫉妒”——嫉妒雅典在希波战争后获得的荣誉。苏格拉底的这个说法尽管有失严谨，却易于被葬礼演说的目标听众所理解和接受。
苏格拉底对该时期雅典战争史的讲述，没有再像前一时期那样排列德性次序，而是以战争规模的递增为顺序。苏格拉底讲述了以下三场战争：伯罗奔半岛战争正式爆发前的塔纳格拉之战；伯罗奔半岛战争第一阶段中的斯普法吉亚岛之战；伯罗奔半岛战争第二阶段中的一系列战斗，包括西西里远征、赫勒斯滂托斯海战和阿尔吉努塞海战。
上述三场战争中的一系列战斗，只有最初的塔纳格拉之战是陆战，其他均为海战或以海战为主。就起因来说，根据前文提到的苏格拉底所述雅典人的信念，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场战争是“为了玻俄提亚人的自由”，第三场战争中的西西里远征是“为了列昂提尼人的自由”，它们可以归为“为希腊人而抗击希腊人”一类；第二场战争起于“所有的希腊人都进攻并蹂躏我们的国土，对我们的城邦恩将仇报”，第三场战争中的后两场海战则起于其他希腊人与波斯国王和解并“私下怂恿这个敌视希腊人的蛮人回来，纠集所有希腊人和蛮人进攻我们的城邦”，它们可以归为城邦保卫战。表面上看，这些战争理由都与雅典人高贵祖先们的信念一致，同样是在为自由而战、保卫国土和抵抗蛮人入侵。然而，此时“为希腊人而抗击希腊人”的行为所追求的自由，实际已经成为一种纯粹的政治口号，目的不过是为了维护雅典同盟的利益，或者说为了维护雅典自身的利益。
苏格拉底声称，在斯普法吉亚之战获胜的情况下，雅典之所以释放俘获的斯巴达将领并与斯巴达缔结和约，是“因为我们认为，与同种族作战只宜战斗到胜利为止，不应因与某个城邦的私怨而毁灭希腊共同体，与蛮人作战[则应战斗]到毁灭为止”。对于这种内外有别的作战原则，苏格拉底在《王制》中做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他主张希腊人应当避免奴役希腊人的城邦，而且应该“使宽恕希腊民族这一做法成为自己的传统，以防遭受外族人的奴役”。他还在名称上对战争进行区分，主张“和自己人发生对抗，这叫内讧，和别人发生对抗，这叫战争”，认为二者具有本质不同，因为希腊人和外邦人“双方是自然的敌人”，希腊人和希腊人“本质上他们仍是朋友”。④ 然而，苏格拉底这里强调的友善意图并未得到其他希腊城邦的响应，根据苏格拉底的说法，他们反而引狼入室，不惜联合波斯欲置雅典于死地。于是，希腊世界原本规模有限的内战，最终变得“出人意料且异常惨烈”。
“异常惨烈”的例子之一，便是雅典西西里远征的失利。苏格拉底这里简要提到西西里远征的战事，把雅典帝国的对外征服行动，说成是为了捍卫列昂提尼人的自由；把远征的惨败，说成是由于航程遥远、城邦补给困难。如果我们对比前一阶段雅典进行的塞浦路斯和埃及远征，就会看出此次规模更大、结局更惨烈的远征，其正当性颇为可疑。要知道，前两次远征以驱逐和肃清波斯海上势力为目的，此次远征则是希腊人之间的内斗。或许正因如此，苏格拉底才相当含混地评价说：“那些和他们打过仗的敌人，因审慎和德性，获得了比其他人的朋友更多的赞美。”这是苏格拉底讲述雅典百年战争史第二阶段时首次提到“德性”，苏格拉底究竟是在赞美雅典人还是其敌人，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无论如何，倾尽城邦之力远征西西里，这种做法本身并非审慎之举，苏格拉底对此也并非没有异议。⑤
除了上面这次提到“德性”，在讲述这个阶段的战争史时，苏格拉底随后紧接着还提到两次：一次指雅典城邦的“德性”；另一次指阿尔吉努塞海战阵亡者的德性。苏格拉底之所以称赞雅典城邦的德性，是因为当人们以为她已经被战争拖垮时，她依然不屈不挠组织增援舰队出海迎敌；对于为什么称赞阿尔吉努塞海战阵亡者的德性，情况却有点复杂。历史上，雅典在阿尔吉努塞海战中奇迹般以少胜多，然而随后恶劣的海况却阻碍了对落水者以及阵亡者尸体的打捞，雅典人为此迁怒于指挥此次海战的八位将军。结果，八人中除两人外逃之外，其余六人全部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雅典已故领袖伯利克勒斯之子小伯利克勒斯。我们不禁要问，苏格拉底并未称赞与波斯庞大海军舰队交战并取胜的萨拉米斯和阿尔特米西昂海战阵亡者有德性，却在这里称赞希腊内战中的己方阵亡者有德性，这样做是否欠妥当？或者，有没有这种可能，即苏格拉底这样说的目的，只是为了称赞被无辜处死的将军们？毕竟，在雅典邦运风雨飘摇之际，他们无一不是城邦安危的重要担纲者。无论如何，在苏格拉底随后讲述的雅典战争史中，“德性”一词再未出现。
历经数十年对抗，雅典最终输掉了战争。战败的直接后果是，城墙被毁，武装被解除，雅典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不过，对于这一结果，苏格拉底却总结说：
她任何时候都不会被打垮，甚至整个人类都不能[将她打垮]。实际情况是，我们受到了我们自己不和的掣肘，而非败于他人之手。即使现在，那些人依旧不能战胜我们，只是我们自己战胜和打败了我们自己。
苏格拉底的这个讲法，与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半岛战争志》中的看法相同，后者也断定最终导致雅典战败的原因是其内部的不和。不过，观点相同并不意味着意图相近。苏格拉底在葬礼演说语境下这样说，更多带有激励雅典人意志和精神的道德考量，而作为现实主义者的修昔底德却是为了说出一个冷峻的客观真理。
如果说我们对于雅典为何败于自己的不和还有些不解，那么苏格拉底对雅典百年战争史第三阶段的讲述，则直接揭示了雅典人不和这一主题。
3. 雅典内讧
雅典不断衰落的邦运，并未因伯罗奔半岛战争的结束而转圜，实际上雅典派系内讧愈演愈烈。最后，民主派和寡头派分别以佩莱坞斯港和雅典城为据点，两相对峙，大打出手。对于雅典内讧的经过，苏格拉底尤其显得讳莫如深，仅仅非常简要地提到内讧的结局：佩莱坞斯和雅典两地邦民的和解；雅典人与其他希腊人的和解；对厄琉西斯人有节制的战争。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格拉底如下的一大段评论： 对于这一切，没有其他原因，除了真正的血族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在言语上而是在行动上产生了一种稳固的、同族的友谊。也应当纪念那些在这场战争中死于对方之手的人，而且我们要尽可能使他们和解，用祈祷和献祭，在这样一些场合，向那些统治他们的人祈祷，既然我们已经和解。因为他们相互大打出手并非出于邪恶或仇恨，而是源于不幸。对此，我们自身这些在世者可以作证：由于与那些人是一个种族，我们已经宽恕了彼此，不管我们做过
什么和遭受过什么。
在这段评论中，我们看到，苏格拉底大力宣扬邦民之间的“血族关系”、“同族友谊”、“和解”和“宽恕”。他这样做用意何在？首先，毫无疑问，这是在应对雅典城邦内部的团结问题或者说政治凝聚力问题。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必然要以苏格拉底这段话中宣扬的观念为基础，《法义》中雅典异方人所举的三个法官的例子体现的就是这一点。雅典异方人肯定了第三位有德性的法官，他不同于另外两个法官之处，就在于他统治德性好坏不一的同族兄弟时，既基于血缘，又致力于促进他们之间的友谊：“他能接管这个四分五裂的家庭，不消灭任何人，反而为他们的来日制定法律来调解，以守护他们彼此之间的友爱。”雅典异方人和这里的苏格拉底都启示我们，好的政治统治不能基于对不义之人的人身消灭，而是要让有德性之人通过制定好的法律进而守护邦民之间的友谊，因为“友谊乃是城邦最高的善，而且是消除城邦动乱的最佳手段”⑥。
其次，苏格拉底这里也针对希腊诸城邦之间的凝聚力问题，因而可将之视为其一贯强调希腊世界团结的延续。苏格拉底之所以在讲述城邦内讧时提到雅典人与其他希腊人的和解，并且强调“血族关系”和“同族友谊”，一方面在于希腊世界始终面临波斯帝国的威胁，因而必须戮力同心一致对外；另一方面，希腊世界邦际关系的好坏也会对一个城邦的内部关系构成直接影响，换言之，一个城邦的统治秩序不可能不受其所处邦际政治环境的影响。
鉴于在世者已经达成和解并宽恕彼此，苏格拉底呼吁要尽可能“用祈祷和献祭”使大打出手的双方死者们和解。苏格拉底这样的措辞，暗示当时城邦面临的政治凝聚力问题依然突出和严峻。一个党派分立、党争不断的城邦不是好城邦，相应地，城邦和邦民也难以有好德性，苏格拉底在讲述雅典内讧阶段德性问题之所以彻底隐匿，原因大概如此。从苏格拉底对雅典内讧的讲述，我们不难看出，邦民和城邦德性的败坏，与城邦发生的严重内讧互为表里。如果说雅典内讧更多只是单个城邦疾病的症状，那么接下来的科林斯战争则可看作整个希腊世界身患重病的表征。
4. 科林斯戰争
随着城邦内讧的和缓，雅典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微妙变化：城邦选择原谅作为敌人的波斯人，却对希腊人心怀忿恨——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说法，不过被苏格拉底用从容平淡的讲述掩盖了下来。苏格拉底给出了雅典人心态变化的原因：原谅敌人是因为，既然相互为敌就不会奢望对方心慈手软，因而对于敌人的任何报复都会认为理所当然；不原谅希腊人是因为，雅典曾在希波战争中保存了他们的城邦，他们却出于嫉妒恩将仇报，甚至串通波斯剥夺雅典舰队并摧毁雅典城墙。我们记得苏格拉底前面刚说过雅典与其他希腊人实现了和解，这里却又说雅典对后者心存不满，这两种说法不是相互矛盾吗？即便它们都属实，这种矛盾至少突显出雅典人心态的复杂，以及希腊人已实现的和解的脆弱性。实际上，原谅波斯人很可能是对希腊人不满的衍生品，因为雅典与波斯彼此针锋相对的相恨相杀，在诱因不足的情况下不太会轻易地冰释前嫌。同时，如果不是因为雅典城邦总的道德状况和德性标准变得日益混乱，也不会陡然发生类似敌友认知上的反转。
因此，雅典决定不再援助希腊人，无论他们处于何种处境。斯巴达此时则开始肆无忌惮地奴役希腊世界，导致惊慌失措的阿尔戈斯人、玻俄提亚人和科林斯人这些昔日希腊人中的佼佼者，转而寻求雅典的帮助。苏格拉底列举的这三个城邦具有不同的代表性：地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阿尔戈斯立场摇摆，历来对两大强权来说都或敌或友；玻俄提亚由于靠近雅典，多数时候是雅典盟邦；科林斯则是斯巴达的传统盟友。当这些曾经分属不同政治阵营的城邦都来求助于雅典，也就意味着伯罗奔半岛战争之后希腊世界形成的新政治局势开始重新洗牌，传统的政治生态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更有甚者，据苏格拉底的说法，连波斯国王也有求于雅典。至此，传统的敌友关系界线已经不仅仅只是在认知方面出现模糊，百年前希波战争时期希腊世界形成的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反波斯同盟，百年后演变成以雅典为首的部分希腊世界联手波斯的反斯巴达同盟。
与此同时，雅典人传统的政治信念遭到漠视，“同情心”反而成为雅典政治行动的指针：“倘若有谁想公正地指责我们的城邦，只有这样说才能正当地指责她：她总是太富于同情心，[总是做]较弱一方的支持者。”新的“同情心”原则，正式取代了雅典传统的“自由”原则，这也就意味着雅典的政治现实被变幻莫测的“同情心”所左右。在“同情心”的作用下，雅典不再独善其身地甘做希腊世界的旁观者。不过，对于波斯，苏格拉底说，“她不会下决心搭救[波斯]国王，辱没马拉松、萨拉米斯和普拉泰亚的荣誉，不过，通过仅仅允许流亡者和志愿者实施援助，人们公认她救了他”。这句话表明，雅典种下的原谅波斯的“种子”已经悄然开花结果，尽管这种救助仅仅只是所谓城邦默许下的雅典人的私人行为。苏格拉底这里再次提到雅典先人在马拉松等地的荣誉，只不过是为了作为雅典城邦此时的一块“遮羞布”。
雅典的这块“遮羞布”随即就被苏格拉底悄悄揭去：在波斯金援下，雅典重建城墙和舰队并开启了战争。据说，雅典这次与斯巴达对阵是“为了帕罗斯人”。当雅典随后击碎斯巴达舰队开始攻击后者本土时，力图维持希腊世界分裂和内斗局面的波斯，转而意欲退出与雅典以及科林斯等城邦的新同盟。为了名正言顺地退盟，波斯公开对希腊盟友佯装“索要[亚细亚]大陆上的希腊人”，实则冀望遭到希腊方面拒绝并以此作为退盟借口。苏格拉底说，斯巴达先前在战事不利时曾允诺把这些人交给波斯，而此时科林斯、阿尔戈斯和玻俄提亚等城邦也答应了波斯的要求，他们不仅愿意交出这些人，而且愿意发誓订盟约，只要波斯提供金钱。最终，只剩下雅典迟迟下不了这样做的决心。于是，“由于不愿做出把希腊人出卖给蛮人这种可耻且不圣洁的行为”，雅典再次沦为“千夫指”。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此次战争的结局比伯罗奔半岛战争的结局好：“我们保全了战船、城墙和我们自己的殖民地。”雅典就是在确保这种结局的条件下接受了《大王和约》的条款，其中一条规定把小亚细亚大陆的希腊人纳入波斯治下，不过苏格拉底对此隐情显然只字未提。 暂且不论波斯的“声索”是否合理，苏格拉底策略性地把“声索”对象说成是“[亚细亚]大陆上的希腊人”，这种颇具煽动性的说法，难免不是为了激起听众内心的道德义愤。新形成的反斯巴达同盟就此瓦解，原因显然在于其他希腊人宁要金钱不要同胞。不可否认，他们的这种选择极其有损自身德性，然而，雅典接受波斯金援而与斯巴达厮杀的做法，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战争的目的隐隐约约在向金钱倾斜，在金钱的天平上，曾经备受珍视的马拉松荣誉已经变得一文不值。
苏格拉底的讲述忽略了亚细亚大陆上希腊人的结局，却强调性地解释了雅典当时未下决心放弃他们的原因：
毫无疑问，我们城邦的高贵和自由如此根深蒂固、完好无缺，而且它们天生憎恶蛮人，因为我们纯粹是希腊人，没有与蛮人混杂。因为跟我们聚居在一起的，既没有珀罗普斯、卡德摩斯、埃吉普托斯或者达那俄斯的后裔，也没有很多其他本性上是蛮人、法律上是希腊人的人。我们是希腊人，没有跟蛮人杂居，因此，对外方人的纯粹憎恶，自然地溶入了我们的城邦。
在雅典百年战争史结尾处，苏格拉底再次强调了雅典人的本土性。由于雅典人是纯粹的希腊人，不仅血统纯正——没有与蛮人混血，而且无论从法律还是本性上都与蛮人有本质不同，所以雅典人天生憎恶外方人。与苏格拉底在雅典人创生之时对其本土性的讲述不同的是，他这里强调雅典人本土性的同时，还划分了希腊人的类型：首先是作为纯粹希腊人的雅典人；其次是那些虽然自身已经是希腊人但其祖先却是异族（珀罗普斯、卡德摩斯等）的人；第三类是其他虽施行希腊法律而本性上却未希腊化的人。苏格拉底的这种划分不仅指出了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或忒拜人等的区别，同时主张法律与本性的不同，真正的德性是基于本性，而非基于所施行的法律。我们无需深究苏格拉底的这一说法是否合理，他在百年战争史接近末尾处这样说，实际上无疑再一次强化了雅典年青一代的本土意识、德性意识和身份意识，这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篇葬礼演说的目的。
尽管如此，尽管苏格拉底在葬礼演说中自始至终注重雅典人的团结以及希腊世界的团结，实际上我们却看到，百年战争史结尾一句却说：“那些使[波斯]国王获得自由以及将拉栖岱蒙人从海上驱逐的人，他们也英勇无比。他们就是我为你们忆及的人，你们适合一齐赞美和敬重这类人。”百年前雅典人为自身和希腊人的自由而战，百年后他们为波斯国王的自由而战；百年前他们将波斯人从海上驱逐，百年后他们驱逐的却是斯巴达人。我们突然发现，作为“纯粹的希腊人”的雅典人，他们晚近的战争行动，性质上竟然与百年前先人们的战争行动截然相反。
三、结语
我们看到，苏格拉底的整个百年战争史讲述始终未离赞美的主旨，但在赞美雅典人德性的同时，也一步步揭示了雅典人德性的衰变和沦落。“赞美”和“揭示”构成苏格拉底战争史讲述的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明线紧扣葬礼演说主旨，赞美并劝导德性；暗线则悄然揭示雅典人德性的实际衰变历程。对于明线，我们认为它与苏格拉底讲述战争史的意图相关，该意图即对城邦年青一代进行高贵的教育。对于暗线，简单地说，它很可能与苏格拉底对贵族青年默涅克塞诺斯的个别教育相关，篇幅原因，这里我们不做展开。
总之，苏格拉底对城邦年青一代的高贵教育借用了雅典战争史上具体的战争事例，尽管相关事例并非全然高贵，但葬礼演说要求的“赞美”主题，正好给了苏格拉底高贵地讲和隐藏不全然高贵之事的机会。如果说苏格拉底的这种教育同樣是一种历史教育，那么这种历史教育完全不同于实证史学式的“信史”教育，因为它所着眼的是培养城邦年青人高贵的灵魂，而非一味拘泥于探索历史之真。在这个意义上，毋宁说苏格拉底的这种教育更接近于希腊传统的诗教。
注释：
① 施莱尔马赫：《论柏拉图对话》，黄瑞成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页。
② 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谢随知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0页。
③ 施特劳斯：《柏拉图〈法义〉的论辩与情节》，程志敏、方旭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④ 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196—197页。
⑤ 参见黄宏煦主编：《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56页。
⑥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作者简介：李向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