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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杨正泉，1940年6月生，山东省肥城市城上村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担任编辑、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传小组组长，国际部副主任、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台长助理、副台长、臺长、分党组书记。高级编辑，享受政府特别津贴。1993年调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兼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著作有《我与广播》、《书刊外宣散论》等书。在他40多年经历了许多大事，也有天灾人难，可谓悲喜交加，“惊心动魄、天翻地覆”，在宣传报道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其幕后策划更是惊心动魄、鲜为人知，在中国新闻广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给人留下永久性的记忆。本刊所载内容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粉碎“四人帮”期间的新闻报道过程中杨正泉所经历的一些记忆片段。
引 子
谁都清楚，在政局发生大变动时掌握宣传舆论的重要性，在中央采取粉碎“四人帮”行动的紧急关头，派耿飚和邱巍高进驻中央广播局，一夜之间控制和夺回了长期被“四人帮”篡夺了的中央电台、电视台的宣传大权。
毛泽东主席逝世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刚刚结束，1976年10月6日晚8时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历史发展的紧急关头，在这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中，作为国家电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
决战时刻 耿飚来到广播局
1976年10月6日晚7时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经降临，有几位未经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进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径直走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来人中为首的是中联部部长耿飚。他的突然到来，是执行一项重大的、紧急的、特殊的使命。一年后的1977年10月18日，耿飚谈到这一使命的时候说，1976年10月6日抓了“四人帮”，“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到电台来是晚上7点多，不到8点。”耿飚回顾当时接受任务的情况时说：“叶剑英元帅在粉碎‘四人帮’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我去接受任务的时候，叶帅就坐在一个高凳子上等着，中央领导亲自交代任务。”后来，耿飚在他的回忆录里的《春风又绿中华》一章中，谈到他接受任务时的情景。他说：“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的要害单位，一向戒备森严，负责警备任务的是北京卫戍区部队，邱巍高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他的参与，一是可以不经事先打招呼直接进入广播局，二是可以随时调动广播局的警卫部队。
耿飚在回顾那天晚上进驻情况时说：那天晚上，他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他带了10名。“我们一进广播电台的大门，就直到局长邓岗同志的办公室。邓岗同志正在办公，一看我们去了，他莫名其妙。我们是认识的，但他不知道我来是干什么的，怔住了。我说是奉命到这里来的，为加强对广播电台的领导。我把华主席的信给他看。大约三分钟的工夫，邓岗同志没有说话，大概考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也可以。他说没有必要了，不必了。随后，便召集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和局领导开会。”在这紧急关头，短短的三分钟，邓岗经受住了政治考验。
当然，对于这一切，当时我只是中央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自然无从知道，只能从当事者的回顾中得知。后来看到一些粉碎“四人帮”揭秘的文章，对这段历史众说不一。1990年12月24日在庆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50周年的联欢会上，我见到耿飚同志问起这段情况。他说，他的记忆是准确的。
现在来回顾当时的情况是轻松的，可是在1976年的10月6日晚，中央电台的气氛异常紧张。自“文革”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晚上到办公室学习、工作、开会、聊天，彼此打听些小道消息。6日晚这异样的变化使得有新闻敏感的广播编辑、记者更为敏感了，使得不平静的广播大楼更为不平静了。自从这些“不速之客”进局以后，局长办公室的外屋穿军大衣的人不断增多了，不一会又搬来了被褥，看来是要在这里“安营扎寨”了。随之而来的是警卫战士频繁调动，增设了岗哨，增加了值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我在电台工作多年从未见过这种阵势。“文革”中人们对政治问题非常敏感，善于察言观色，又何况1976年发生的大事又太多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悲痛气氛还笼罩在大家心头，许多人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正是在这种时候发生了这种变化，自然会跟某些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人们在窃窃私语：“一定是发生了大事!”
为了探个明白，也是责任心所驱使，我赶紧向中央电台的节目传送间走去。节目传送间在广播大楼的第四层，是中央电台播送节目的前哨阵地，也是电台的机要重地，所有节目都要从这里传送到发射台。一路上，气氛格外紧张，一道又一道地严格检查证件，除了固定岗哨，又增加了流动巡逻人员。在节目传送间门口增设了岗哨，直播室门口有两位持枪战士分列两旁，明晃晃的刺刀在灯光中闪烁，电台从来没有过这种阵势!据后来耿飚回忆说：“邱巍高到广播局后作了四项布置：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门，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文革”前，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实行直播。“文革”开始以后，为“增强阶级斗争观念，防止敌人破坏，保证安全播出”，陈伯达一声令下，统统把直播改为录音播出。从此，中央台的直播室已经“铁将军”把门多年了。记得有一次为赶播一份外交声明，因为录音播出而延误了播出时间，周恩来总理曾经批评“为什么不可以直播呢”，但终究没有直播过。时间久了，人们对直播和直播室的观念就淡忘了，一些年青人还不知道直播为何事。但是，这天晚上却格外不同，不仅增派持枪战士守卫，不一会儿，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张香山急急忙忙来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门旁的沙发上寸步不离。然后把我叫去吩咐，赶快把直播室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他们在直播室门前坐等。直播室的钥匙由专人保管。当时，两把钥匙分放两处，因为长期不用，不知道在谁的手里，我前后追找了半个小时才找齐上交。他们接过钥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看到这种情景，我确信发生了大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大事。电台是党和国家的要害的舆论机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许多国家在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都要设法严格控制或争夺电台，这种事屡见不鲜，自然共产党人不会不懂。曾经有人提出过疑问，这是不是发生了“政变”而控制电台?当然不是。我们的国家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始终掌握在党中央的手里，只是宣传舆论的领导权一时被“四人帮”所把持，现在是要从他们的手中夺回来。正如耿飚所说，中央不是对电台和电台的工作人员不信任，而是因为过去是姚文元抓意识形态、抓舆论，中央担心在这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时刻，一旦“四人帮”有所觉察，哪一个漏掉了，走漏了消息，“四人帮”的余党或者亲信把持了电台，就会出大乱子，其后果不堪设想。耿飚后来回忆说：“新闻舆论长期受‘四人帮’严密控制，他们经营了十来年，会不会跳出几个亡命徒来?我个人的安危生死事小，万一电台、电视台出了事，其传播速度和范围比报纸要快、要远，就将迅速波及到全国，影响到国外，从而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所以，在采取抓“四人帮”的行动时，要把电台、电视台控制住，避免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当时的接管是顺利的，但气氛异常紧张。耿飚回忆说，当晚他和邓岗没有回家，他和邱巍高一直轮流睡在办公室的一张行军床上。头三天睡觉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办公室，由警卫战士送来，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特别是第一天晚上睡不着，眼睛瞪得大大的，脑袋里在翻江倒海，考虑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还有不周全的地方没有?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突发情况，应当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紧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
10月6日晚11点零5分，邓岗紧急召集中央电台、北京电台和北京电视台等有关部门领导人的会议。“文革”中深夜开会已习以为常，但这次大家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预感。
邓岗从局长办公室来到对面屋的局总编室，表情严肃，发言很简单，不像过去那样侃侃而谈，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根据中央的指示，最近宣传中有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不要再宣传了。一定要把住!”他虽然没有解释为什么，石破天惊，在座的深知这句话的分量。这句话是作为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而大讲特讲的，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强调宣传报道中都要突出这句话，甚至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没有这句话的还加上，现在怎么不提了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明显的讯号。在场的人紧张地思索着，谁都心中有数，但谁也没有说破。
就这件事的传达范围问题，邓岗作了严格规定，并一再强调注意严格保密，与宣传无关的人不要传达，更不能走漏任何风声。他说：“先从发稿上把这句话卡住，立即执行。今天晚上的节目尽量改，明天早上从全天开始播音起，一定要卡住!不许再播出去!一切节目都要审查。外边有人来电话询问原因，一律不作回答。”
会很简短，但很重要，大家表示坚决贯彻执行。但中央电台四套节目70多个小时的节目要全部立即检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很不容易，量大而时间又太紧，几乎所有的稿件、节目中都有这句话，可谁也没有任何迟疑，没有提任何困难，立即去做，这是多年形成的传统。我回到办公室，立即向台长杨祚铭、副台长张冬兴汇报，夜11点40分，召开部主任会议传达；夜12点，各编播部门开始审查稿件和节目。中央电台的四套节目中，对全国广播的两套，其中一套节目全天播音已结束，另一套到第二天凌晨1时35分播音结束；一套节目对全国少数民族广播，播音已结束；一套节目对台湾广播，仍在进行中。当务之急，是立即审查、把住正在播出的节目。抢在全天播音结束以前，中央电台已经审查撤换了正在播出的节目，停播了“按既定方针办”，只有一个节目中，等发现有《按既定方针办》这首歌曲时，录音带已经转动了，无法停机而播了出去。
全台为审查和安排7日的节目而忙了一个通宵。工作之紧张可想而知，广播大楼彻夜通明，而外面的过路行人，不会想到大楼里在干什么。从7日凌晨开始播音，完全停播了“按既定方针办”。后来得知，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完全是“四人帮”伪造篡改的。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在向毛主席汇报请示具体工作时，毛主席已经说话不清，针对汇报中的具体问题写了一句“照过去方针办”。“四人帮”出于政治目的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而且篡改为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以达到保护自己、打击他人、篡党夺权的目的。当华国锋指出这一问题时，他们反咬一口。10月4日，“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气势汹汹地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这是“文革”中某种政治变故前奏的常用语，其矛头所向是非常清楚的。“文革”中大家对政治问题都极其敏感，任何不同凡响的提法，哪怕是细微的分寸变化，都意味着将会有重大事件发生。这篇文章的发表，使许多人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的信号，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觉，加速了“四人帮”的灭亡。
耿飚在回忆电台当时的紧张情况时透露：“不到两个小时，把两个地方控制住了：一是办公室，打电话把局核心小组成员找来开会；二是把电台的直播室控制起来，掌握住钥匙，增加了警卫，同时把住了录制的节目，先审听了再播。然后打电话向华主席汇报，已经控制住了，请放心吧!华主席说，一切都如意。”
严格把关审听每一个节目
10月6日的全天播音在7日凌晨1点35分刚结束，凌晨2点30分，上级通知中央电台所有的节目都必须经过统一审听后才能播出，包括节目预告和补充音乐无一例外。可我心里明白，现在距离早晨4点开始播音只有1小时30分钟了，中央电台四套节目，全天播音共70多个小时，就是24个小时不间断地审听，又怎么能听得过来呢?会不会影响到正常播音呢?但不容迟疑，我紧急调集中央电台所有已录制好的节目，交到审听小组那里。审听小组由冯铉、张香山负责，我作为中央电台分管宣传的副台长陪同审查，负责调集节目，介绍节目的情况，具体执行他们的意见，修改或者撤换节目，总之，为审查节目提供方便条件。但具体把什么关，除了停播“按既定方针办”以外，我不知道。
耿飚等人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在“中央三台”中，實际上只对中央电台实行了直接的严格的掌控和介入，并没有直接派人到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去，也没有直接审查它们的节目。审查节目的气氛是紧张严肃的，都很少说话，甚至连面部的表情也很少变化。审听中提出的问题并不多，偶尔让停机，他们悄悄议论几句，有时咬咬耳朵，或交换一下眼神，我只能从他们的神情中揣摸他们的意图。除了审听一般节目以外，重点是审听《新闻报摘》节目的内容，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人民日报》在7日第二版刊登了梁效的文章《〈论总纲〉和克己复礼》，要不要选用?他们商量了好一阵子，经电话请示后同意播出。事后才清楚，这本来是不该用的，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继续用“梁效”文章以防止打草惊蛇。
后来，耿飚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一情况时说：“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和电台的同志一道审查播出前的胶带，包括文字和歌曲、音乐节目。我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出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张香山《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一文中，回忆当时接受这一任务时说：“耿飚当天晚上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监听录制好的节目中有无‘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如果有，必须删除。”
审听节目全天都在进行，也顾不得吃饭，就这样也难以保证正常安排播出。为了把审听节目问题在此集中说完，我把后几天的情况提到这里来说。到了10月8日只好分两组来审查：一组仍由冯铉、张香山负责，另一组由中联部来的朱大成、毛宝忠负责。这天的《新闻报摘》节目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仍出在《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刊登的《阳泉矿务局呈现一派团结战斗的新局面》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国重要的无烟煤生产基地——山西省阳泉矿务局的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遵照毛主席关于‘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此提法，中央电台新闻部的同志非常敏感，请示如何处置?有的人甚至建议是否向《人民日报》的鲁瑛打个招呼。经审听小组研究后请示，答复是：“我们只管我们，我们不用，他们要用由他们用去!”
过了两天，随着局势的明朗和稳定，由全部审查节目改为重点审查，审查小组主要审听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和《学习》节目，其他节目交由局、台审听把关。又过了两天，把全部节目的审查任务交给了局、台，局里又把此任务交给了中央电台，中央电台成立了审听把关小组。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恢复了正常的审稿播出制度。
作为多年的老广播和分管中央电台宣传的副台长，我深知在这紧要关头，自己所采取的态度和电台的安全播音是多么重要，庆幸中央电台没有发生任何不该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没有想到的另一方面却出了问题。在这之前，中央电台曾经给外地三个省和直辖市电台复制了歌曲《按既定方针办》。邓岗布置，通知他们停播，不讲原因。我们只查到有山西台和上海台，另一个记不清了，6日晚当即通知他们停播。从事后反馈的情况得知，山西台立即执行了，并感谢中央电台给他们把了关。而上海台接到通知后，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危险情况。
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正苦于摸不到北京的政治气候，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7日，上海广播局的领导人向他们汇报了中央电台通知停播这首歌曲的情况，使他们从中嗅出了味道，顿时紧张起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暴跳如雷，要采取“紧急措施”。当后来粉碎“四人帮”的局势明朗以后，这一“通知”竟成为“未经请示、走漏消息”的事件，立案审查。
透露“机密” 奔走相告
把时间再拉回到10月7日。7日晚上10点30分，邓岗召集会议，这时才正式宣布了耿、邱到广播局来的事。他说：“昨天晚上8点30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接着，他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
邓岗说接到信后，马上召集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进行了讨论，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坚决贯彻中央的决定，接受耿、邱二位同志的领导。
他说：“毛主席逝世后，面临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央这样决定，体现了对广播电视的极大关怀，体现了对这样的要害单位的十分关心。大家要深刻理解中央决定的重大意义，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电台的安全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特别要在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时刻，确保电台准确及时地传达党中央的声音。”
大家静静地听着邓岗的讲话，仔细掂量每句话的分量。他提醒和暗示说：“在这封信里，同志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今后我们和中央的联系通过耿、邱二位同志，过去的联系渠道结束了。我想同志们是会理解的，耿、邱二位同志是中央派来领导我们的。”
这几句话，邓岗说得很重。大家本来就心照不宣，只是没有得到证实，没有人说破，现在不言自明了。过去由姚文元分管广播局，这条渠道中断了，“四人帮”垮台了，一些猜测和预感得到了证实，大家露出欣喜之色，互相交换着眼色。会后，这大快人心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中央电台和广播局内到处悄悄传布着、议论着，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后来，耿飚是这样说的：“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在党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奉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夺回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尽管大家的狂喜之情溢于言表，但广播宣传中必须保持常规，不动声色，播音基调平稳、从容，节目运行正常，在中央没有做出新的部署之前，不能让听众明显感觉到已经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不能让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摸到什么政治气候。
稳定局势 赢得时间
10月7日已经得知，中央将发布重要消息，要中央电台做好播出的准备。发布什么?是把“四人帮”给端出来?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传统做法，感到为时尚早，在没有稳定局势，人们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前，中央是不会这样做的。过去遇有重大事件，通行的做法总是先在内部通消息、做工作，在公开宣传中有意识地放点风声造点舆论，进行引导，待时机成熟时再公开，做到水到渠成。这样重大的政治斗争，自然不会匆忙从事。尽管这时候敏感的听众中有人已经感觉到了什么，甚至有人给电台打电话，拐弯抹角地想从中摸点气候，证实传闻或自己的猜测，但中央电台守口如瓶。
中央发布的重要消息是否宣布中央领导班子成员或者职务的变动?似乎也不可能。因为“文革”中人们对某个新的提法、新的口径，对某个人名的隐去或出现，都十分敏感，能猜出其中的奥秘，无疑在这时更为警觉。如果宣布变动了的中央领导班子，也就等于宣布发生了什么事，似乎仍为时尚早。那么将播出什么呢?心中估摸不透。
因为对内容心中无数，对广播宣传的规模也就无法确定，因此，对如何做播出的准备意见不一。一种意见是准备大搞，做大的设想，按照过去有重要广播的做法，打乱正常节目另作安排，中央电台两套节目并机播出，组织记者采访群众反应和可能出现的游行庆祝活动，制作录音报道。理由很简单，这件事太大、也太鼓舞人心了。另一种意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如果不是公开宣布粉碎了“四人帮”，只是作明显的暗示，先造舆论，广播宣传不宜搞大，基本正常，与平时稍有不同，既让听众感觉到什么，又不明确知道是什么。
两种方案同时提出，经请示中央，同意了后一种方案。中央采取的是稳定局势、内紧外松、引而不发、多做工作的方针。
到10月8日夜12点，也就是9日的零点，中央电台首次广播了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各报在第二天见报，头版通栏标题。中央电台在离全天播音结束仅有1小时35分鐘内，两个决定各播出了三次，迅速传遍全国。9日又播出17次，用记录新闻速度播出一次。中央这么适时公布两项重要决定，其中的奥妙和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两个《决定》是中央重大部署，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为此，中央电台又接连不断地报道了各地的反应，形成了一次宣传高潮。接着，中央电台又广播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于10月10日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题目本身就很有含意，社论里又作了明显的暗示，并强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凡经过政治运动的人，都能掂量出其中的含意。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听了中央电台广播的两个《决定》之后，十分恐慌，凭着他们的政治嗅觉，感到末日将至。据曹大澄在《余党末日》中记载，“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上海市委宣传负责人叫嚷：“刚才北京广播了中央的两项决定，他们这一手高明，他们捞了资本，这是烟幕弹，我们再也不能等了，马上制造舆论进行反击，要针锋相对!”他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只有干，而且要大干。要在早晨6点之前出动民兵进驻上海电台、报社，电台要广播《告全党全国人民书》、《告世界人民书》，要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的口号!”接着，他跑到报社，要报社不要登“北京发布揪出反党集团的消息和新华社发的整我们的消息”，“要登我们的东西”。他窜到上海电台检查播音室，叫喊：“你们不要转播中央台的广播!”
有人回答：“中央台的中波是阻挡不住的，打开收音机，老百姓都能听到!”“你们开动干扰机，干扰中央台的广播!”“机子不够，中央台的功率大，我们干扰不了!”在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他们无可奈何!
公开点名 放开报道
这段时间的宣传有一定的影射、暗示，又不能操之过急，主要是稳定局势，争取群众。宣传报道中政策和策略并用，虚虚实实，例如，对于过去与“四人帮”联系密切的一些单位和人，在没有弄清问题以前采取回避的办法，暂不宣传，但又偶尔有意提到某单位和人的名字；对上海等地的来稿严格掌握，慎重处理，但又不是完全不用；对“四人帮”插手的戏剧、电影、歌曲等文艺作品原则上停播，但又要有计划有选择地播放一点。这样布下迷魂阵，使那些惶恐不安、想铤而走险的人抱有某种幻想，一时下不了决心。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在10月15日的《新闻报摘》中，经请示播出了《人民日报》刊登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拥护两个《决定》的消息。
除了严格控制的一面，还有着意加强的一面。除了连续报道各地群众对《决定》的反应以外，在文艺节目中反复播放《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这几首歌曲在1971年林彪叛逃后，在后来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都曾经反复广播过，那时毛主席、周总理在许多场合带头唱，周总理多次提倡、指挥群众唱过这几首歌。
不难看出，这时宣传的政策性和策略性非常强，必须严格执行宣传纪律，听从中央的安排和指挥。但真正吃透精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却十分困难。耿飚回忆在广播局这段工作时说：“这些事下边和外边都不知道，电台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在那里呆了8天，8天可真是战斗生活，连晚上睡觉，衣服也没有脱过。”
为了更好地掌握新闻舆论，10月15日中央成立了“宣传口”，把报纸、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统管起来。耿飚从广播局调到“宣传口”，张香山接替了他在广播局的工作。
不管宣传上如何注意策略，由于中央的内部通知和宣传上的引导，人们已在广泛传播“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一旦证实了这一消息，群众中便爆发出遏制不住的激情。积之日久，其发必速！17日，上海200万产业大军首先走上街头游行庆祝，18日由中央电台广播了这一消息。接着上海700多万人、天津200多万人走上街头，规模越来越大，情绪日益高涨，大家欣喜若狂!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人稳不住了!北京人憋不住了!有的单位、机关自发地在院子里游行庆祝。此时，中央决定放开，让大家走出来。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涌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公开喊出了“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口号，欢呼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至此，粉碎“四人帮”16天之后，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才完全放开，中央电台组织记者四处采访，集中地连续地报道了各地的欢庆活动。
中央决定，10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大会实况。
转播实况 千虑“一失”
决定开庆祝大会是紧急的，决定转播也是紧急的。为此，中央电台成立了由时政记者陈寰、刘振英和播音员方明、王琪组成的转播小组，由我负责，立即投入准备工作。
中央电台的转播室设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殿西南角处，从1949年开国大典的转播到后来的多次转播，转播室都在这里。所谓“室”，过去只摆放几个话筒，没遮没拦，现在由一人多高的有机玻璃将三面围住，朝后的一面和朝上的一面都是敞开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把来自四周的声音播出去。
准备工作的量并不大，像这样重大的政治活动的转播，转播稿不会长，主要是准备好和处理好开头、结尾的部分，更多的精力用于与台内多方的联系、协调，以确保安全播音。为此必须做过细的工作，丝毫疏忽不得。当夜深人静时，我们登上天安门一遍又一遍地试话筒、试线路，一切都做到最佳状态。
整个转播，最紧张的是大会正式开始前的这个时候，也就是领导人从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殿中走出来到宣布大会开始，这段时间很短，但要做的事却不少，掌握不好最容易出大错。例如，要抢时间把领导人的名单报出去。而核定出席领导人的名单、确定其先后次序是最难的，而又处在领导层的大变动中，弄不准就可能出政治事故。名单确定后，是播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单(内部称为“小名单”)，还是播出所有领导人的名单(内部称为“大名单”)?一看时间长短，二看领导人到达的早晚，三看领导人的名单有多少。名单报早了，有的领导人还没有到；名单报晚了，容易与宣布“大会开始”相重叠。为争取主动，一般只报小名单，会后在结束转播前再从容报大名单。说起来轻松，要临场处理好须格外用心。
这里，我想追溯一下毛泽东主席当年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庆典、集会时转播的准备情况。转播之前，须做模拟测试。那时，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先到大殿休息、接见中外来宾。庆典开始前，由大殿走出来，走到城楼中央的栏杆边，这时候，广场上军乐队奏起《东方红》，然后宣布活动开始。大家知道，从大殿走到栏杆只有几步路，为了准确掌握时间，事先有人模拟毛主席走路的速度，测出走这段路的准确时间，由此算出最多能播多少字。因为播音“室”离城楼中央较远，殿内的活动看不到，主席出来时周围拥满了人，看不真切又不敢贸然播出。每遇到这种情况，事前总要商定两种办法：（1）时政记者在现场，当主席起身向外走时，记者举手为号，便开始播出：“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2）如遇到特殊情况，或记者恰巧不在现场，便以军乐队奏起《东方红》为号，开始播出(這些做法都是不得已的办法，当时没有现代化通讯设备，现在好办多了)。这时候，只能选择最准确、最简炼的语言。时间，太宝贵了!
以上介绍了一些在天安门转播的情况和知识，说远了些，但与下文有密切的联系。华国锋同志新担任了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在庆祝大会时应该如何转播?是按照毛主席的活动那样转播，还是应该有所变化?他从大殿走到栏杆会用多少时间?他出现时奏什么乐曲?这些都是新问题，心中无数，也无先例可借鉴，只能设想多种方案、几种准备。后来决定当他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时奏《歌唱祖国》的乐曲，听到乐曲便可以播出，我们心里才踏实了一些。
10月24日下午3点钟开庆祝大会，上午9点多我们就到了天安门城楼，反复试播、检查，自认为想得再周到不过了。从下午2点50分开始转播，到3点大会开始后，转播都是顺利的，但是没有料到，在大会结束时，转播出了问题。
我们原来设想，等大会宣布结束，播音员开始播出结束语，转播即告结束。这种设想基于这种考虑：华国锋同志初任主席，在大会结束后，可能不会像毛主席那时再走向东、西两边向群众挥手致意，转播拖的时间长了不紧凑，说不定还会出现一些杂音或不该出的电视镜头；大会已经结束了，停止转播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当宣布大会结束以后，华国锋主席停顿了一会儿，我们便播出了转播的结束语。没有料到，正在这时，他开始向东、然后又向西走去，频频向群众招手。中央电台转播关机了，没有把这个场面播出去。北京电视台的转播是用中央电台播音员的播音，自己配画面，事先曾经约定好一起结束，可他们看到这种情况后，灵机一动没有关机，继续转下去，却只有画面没有了播音员的声音。事后，这一“提前”结束转播就成了严重问题而受到审查。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一直处在高度兴奋之中，中央电台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作了充分的报道。
1976年10月8日，中央做出了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11月24日举行奠基仪式，1977年的8月29日建成。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1977年9月9日，在纪念堂的北门外广场举行了落成典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了庆典实况。
杨正泉，1940年6月生，山东省肥城市城上村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担任编辑、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传小组组长，国际部副主任、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台长助理、副台长、臺长、分党组书记。高级编辑，享受政府特别津贴。1993年调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兼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著作有《我与广播》、《书刊外宣散论》等书。在他40多年经历了许多大事，也有天灾人难，可谓悲喜交加，“惊心动魄、天翻地覆”，在宣传报道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其幕后策划更是惊心动魄、鲜为人知，在中国新闻广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给人留下永久性的记忆。本刊所载内容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粉碎“四人帮”期间的新闻报道过程中杨正泉所经历的一些记忆片段。
引 子
谁都清楚，在政局发生大变动时掌握宣传舆论的重要性，在中央采取粉碎“四人帮”行动的紧急关头，派耿飚和邱巍高进驻中央广播局，一夜之间控制和夺回了长期被“四人帮”篡夺了的中央电台、电视台的宣传大权。
毛泽东主席逝世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刚刚结束，1976年10月6日晚8时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历史发展的紧急关头，在这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中，作为国家电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
决战时刻 耿飚来到广播局
1976年10月6日晚7时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经降临，有几位未经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进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径直走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来人中为首的是中联部部长耿飚。他的突然到来，是执行一项重大的、紧急的、特殊的使命。一年后的1977年10月18日，耿飚谈到这一使命的时候说，1976年10月6日抓了“四人帮”，“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到电台来是晚上7点多，不到8点。”耿飚回顾当时接受任务的情况时说：“叶剑英元帅在粉碎‘四人帮’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我去接受任务的时候，叶帅就坐在一个高凳子上等着，中央领导亲自交代任务。”后来，耿飚在他的回忆录里的《春风又绿中华》一章中，谈到他接受任务时的情景。他说：“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的要害单位，一向戒备森严，负责警备任务的是北京卫戍区部队，邱巍高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他的参与，一是可以不经事先打招呼直接进入广播局，二是可以随时调动广播局的警卫部队。
耿飚在回顾那天晚上进驻情况时说：那天晚上，他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他带了10名。“我们一进广播电台的大门，就直到局长邓岗同志的办公室。邓岗同志正在办公，一看我们去了，他莫名其妙。我们是认识的，但他不知道我来是干什么的，怔住了。我说是奉命到这里来的，为加强对广播电台的领导。我把华主席的信给他看。大约三分钟的工夫，邓岗同志没有说话，大概考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也可以。他说没有必要了，不必了。随后，便召集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和局领导开会。”在这紧急关头，短短的三分钟，邓岗经受住了政治考验。
当然，对于这一切，当时我只是中央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自然无从知道，只能从当事者的回顾中得知。后来看到一些粉碎“四人帮”揭秘的文章，对这段历史众说不一。1990年12月24日在庆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50周年的联欢会上，我见到耿飚同志问起这段情况。他说，他的记忆是准确的。
现在来回顾当时的情况是轻松的，可是在1976年的10月6日晚，中央电台的气氛异常紧张。自“文革”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晚上到办公室学习、工作、开会、聊天，彼此打听些小道消息。6日晚这异样的变化使得有新闻敏感的广播编辑、记者更为敏感了，使得不平静的广播大楼更为不平静了。自从这些“不速之客”进局以后，局长办公室的外屋穿军大衣的人不断增多了，不一会又搬来了被褥，看来是要在这里“安营扎寨”了。随之而来的是警卫战士频繁调动，增设了岗哨，增加了值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我在电台工作多年从未见过这种阵势。“文革”中人们对政治问题非常敏感，善于察言观色，又何况1976年发生的大事又太多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悲痛气氛还笼罩在大家心头，许多人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正是在这种时候发生了这种变化，自然会跟某些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人们在窃窃私语：“一定是发生了大事!”
为了探个明白，也是责任心所驱使，我赶紧向中央电台的节目传送间走去。节目传送间在广播大楼的第四层，是中央电台播送节目的前哨阵地，也是电台的机要重地，所有节目都要从这里传送到发射台。一路上，气氛格外紧张，一道又一道地严格检查证件，除了固定岗哨，又增加了流动巡逻人员。在节目传送间门口增设了岗哨，直播室门口有两位持枪战士分列两旁，明晃晃的刺刀在灯光中闪烁，电台从来没有过这种阵势!据后来耿飚回忆说：“邱巍高到广播局后作了四项布置：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门，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文革”前，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实行直播。“文革”开始以后，为“增强阶级斗争观念，防止敌人破坏，保证安全播出”，陈伯达一声令下，统统把直播改为录音播出。从此，中央台的直播室已经“铁将军”把门多年了。记得有一次为赶播一份外交声明，因为录音播出而延误了播出时间，周恩来总理曾经批评“为什么不可以直播呢”，但终究没有直播过。时间久了，人们对直播和直播室的观念就淡忘了，一些年青人还不知道直播为何事。但是，这天晚上却格外不同，不仅增派持枪战士守卫，不一会儿，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张香山急急忙忙来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门旁的沙发上寸步不离。然后把我叫去吩咐，赶快把直播室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他们在直播室门前坐等。直播室的钥匙由专人保管。当时，两把钥匙分放两处，因为长期不用，不知道在谁的手里，我前后追找了半个小时才找齐上交。他们接过钥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看到这种情景，我确信发生了大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大事。电台是党和国家的要害的舆论机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许多国家在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都要设法严格控制或争夺电台，这种事屡见不鲜，自然共产党人不会不懂。曾经有人提出过疑问，这是不是发生了“政变”而控制电台?当然不是。我们的国家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始终掌握在党中央的手里，只是宣传舆论的领导权一时被“四人帮”所把持，现在是要从他们的手中夺回来。正如耿飚所说，中央不是对电台和电台的工作人员不信任，而是因为过去是姚文元抓意识形态、抓舆论，中央担心在这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时刻，一旦“四人帮”有所觉察，哪一个漏掉了，走漏了消息，“四人帮”的余党或者亲信把持了电台，就会出大乱子，其后果不堪设想。耿飚后来回忆说：“新闻舆论长期受‘四人帮’严密控制，他们经营了十来年，会不会跳出几个亡命徒来?我个人的安危生死事小，万一电台、电视台出了事，其传播速度和范围比报纸要快、要远，就将迅速波及到全国，影响到国外，从而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所以，在采取抓“四人帮”的行动时，要把电台、电视台控制住，避免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当时的接管是顺利的，但气氛异常紧张。耿飚回忆说，当晚他和邓岗没有回家，他和邱巍高一直轮流睡在办公室的一张行军床上。头三天睡觉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办公室，由警卫战士送来，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特别是第一天晚上睡不着，眼睛瞪得大大的，脑袋里在翻江倒海，考虑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还有不周全的地方没有?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突发情况，应当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紧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
10月6日晚11点零5分，邓岗紧急召集中央电台、北京电台和北京电视台等有关部门领导人的会议。“文革”中深夜开会已习以为常，但这次大家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预感。
邓岗从局长办公室来到对面屋的局总编室，表情严肃，发言很简单，不像过去那样侃侃而谈，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根据中央的指示，最近宣传中有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不要再宣传了。一定要把住!”他虽然没有解释为什么，石破天惊，在座的深知这句话的分量。这句话是作为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而大讲特讲的，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强调宣传报道中都要突出这句话，甚至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没有这句话的还加上，现在怎么不提了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明显的讯号。在场的人紧张地思索着，谁都心中有数，但谁也没有说破。
就这件事的传达范围问题，邓岗作了严格规定，并一再强调注意严格保密，与宣传无关的人不要传达，更不能走漏任何风声。他说：“先从发稿上把这句话卡住，立即执行。今天晚上的节目尽量改，明天早上从全天开始播音起，一定要卡住!不许再播出去!一切节目都要审查。外边有人来电话询问原因，一律不作回答。”
会很简短，但很重要，大家表示坚决贯彻执行。但中央电台四套节目70多个小时的节目要全部立即检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很不容易，量大而时间又太紧，几乎所有的稿件、节目中都有这句话，可谁也没有任何迟疑，没有提任何困难，立即去做，这是多年形成的传统。我回到办公室，立即向台长杨祚铭、副台长张冬兴汇报，夜11点40分，召开部主任会议传达；夜12点，各编播部门开始审查稿件和节目。中央电台的四套节目中，对全国广播的两套，其中一套节目全天播音已结束，另一套到第二天凌晨1时35分播音结束；一套节目对全国少数民族广播，播音已结束；一套节目对台湾广播，仍在进行中。当务之急，是立即审查、把住正在播出的节目。抢在全天播音结束以前，中央电台已经审查撤换了正在播出的节目，停播了“按既定方针办”，只有一个节目中，等发现有《按既定方针办》这首歌曲时，录音带已经转动了，无法停机而播了出去。
全台为审查和安排7日的节目而忙了一个通宵。工作之紧张可想而知，广播大楼彻夜通明，而外面的过路行人，不会想到大楼里在干什么。从7日凌晨开始播音，完全停播了“按既定方针办”。后来得知，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完全是“四人帮”伪造篡改的。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在向毛主席汇报请示具体工作时，毛主席已经说话不清，针对汇报中的具体问题写了一句“照过去方针办”。“四人帮”出于政治目的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而且篡改为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以达到保护自己、打击他人、篡党夺权的目的。当华国锋指出这一问题时，他们反咬一口。10月4日，“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气势汹汹地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这是“文革”中某种政治变故前奏的常用语，其矛头所向是非常清楚的。“文革”中大家对政治问题都极其敏感，任何不同凡响的提法，哪怕是细微的分寸变化，都意味着将会有重大事件发生。这篇文章的发表，使许多人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的信号，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觉，加速了“四人帮”的灭亡。
耿飚在回忆电台当时的紧张情况时透露：“不到两个小时，把两个地方控制住了：一是办公室，打电话把局核心小组成员找来开会；二是把电台的直播室控制起来，掌握住钥匙，增加了警卫，同时把住了录制的节目，先审听了再播。然后打电话向华主席汇报，已经控制住了，请放心吧!华主席说，一切都如意。”
严格把关审听每一个节目
10月6日的全天播音在7日凌晨1点35分刚结束，凌晨2点30分，上级通知中央电台所有的节目都必须经过统一审听后才能播出，包括节目预告和补充音乐无一例外。可我心里明白，现在距离早晨4点开始播音只有1小时30分钟了，中央电台四套节目，全天播音共70多个小时，就是24个小时不间断地审听，又怎么能听得过来呢?会不会影响到正常播音呢?但不容迟疑，我紧急调集中央电台所有已录制好的节目，交到审听小组那里。审听小组由冯铉、张香山负责，我作为中央电台分管宣传的副台长陪同审查，负责调集节目，介绍节目的情况，具体执行他们的意见，修改或者撤换节目，总之，为审查节目提供方便条件。但具体把什么关，除了停播“按既定方针办”以外，我不知道。
耿飚等人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在“中央三台”中，實际上只对中央电台实行了直接的严格的掌控和介入，并没有直接派人到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去，也没有直接审查它们的节目。审查节目的气氛是紧张严肃的，都很少说话，甚至连面部的表情也很少变化。审听中提出的问题并不多，偶尔让停机，他们悄悄议论几句，有时咬咬耳朵，或交换一下眼神，我只能从他们的神情中揣摸他们的意图。除了审听一般节目以外，重点是审听《新闻报摘》节目的内容，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人民日报》在7日第二版刊登了梁效的文章《〈论总纲〉和克己复礼》，要不要选用?他们商量了好一阵子，经电话请示后同意播出。事后才清楚，这本来是不该用的，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继续用“梁效”文章以防止打草惊蛇。
后来，耿飚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一情况时说：“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和电台的同志一道审查播出前的胶带，包括文字和歌曲、音乐节目。我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出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张香山《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一文中，回忆当时接受这一任务时说：“耿飚当天晚上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监听录制好的节目中有无‘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如果有，必须删除。”
审听节目全天都在进行，也顾不得吃饭，就这样也难以保证正常安排播出。为了把审听节目问题在此集中说完，我把后几天的情况提到这里来说。到了10月8日只好分两组来审查：一组仍由冯铉、张香山负责，另一组由中联部来的朱大成、毛宝忠负责。这天的《新闻报摘》节目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仍出在《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刊登的《阳泉矿务局呈现一派团结战斗的新局面》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国重要的无烟煤生产基地——山西省阳泉矿务局的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遵照毛主席关于‘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此提法，中央电台新闻部的同志非常敏感，请示如何处置?有的人甚至建议是否向《人民日报》的鲁瑛打个招呼。经审听小组研究后请示，答复是：“我们只管我们，我们不用，他们要用由他们用去!”
过了两天，随着局势的明朗和稳定，由全部审查节目改为重点审查，审查小组主要审听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和《学习》节目，其他节目交由局、台审听把关。又过了两天，把全部节目的审查任务交给了局、台，局里又把此任务交给了中央电台，中央电台成立了审听把关小组。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恢复了正常的审稿播出制度。
作为多年的老广播和分管中央电台宣传的副台长，我深知在这紧要关头，自己所采取的态度和电台的安全播音是多么重要，庆幸中央电台没有发生任何不该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没有想到的另一方面却出了问题。在这之前，中央电台曾经给外地三个省和直辖市电台复制了歌曲《按既定方针办》。邓岗布置，通知他们停播，不讲原因。我们只查到有山西台和上海台，另一个记不清了，6日晚当即通知他们停播。从事后反馈的情况得知，山西台立即执行了，并感谢中央电台给他们把了关。而上海台接到通知后，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危险情况。
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正苦于摸不到北京的政治气候，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7日，上海广播局的领导人向他们汇报了中央电台通知停播这首歌曲的情况，使他们从中嗅出了味道，顿时紧张起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暴跳如雷，要采取“紧急措施”。当后来粉碎“四人帮”的局势明朗以后，这一“通知”竟成为“未经请示、走漏消息”的事件，立案审查。
透露“机密” 奔走相告
把时间再拉回到10月7日。7日晚上10点30分，邓岗召集会议，这时才正式宣布了耿、邱到广播局来的事。他说：“昨天晚上8点30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接着，他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
邓岗说接到信后，马上召集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进行了讨论，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坚决贯彻中央的决定，接受耿、邱二位同志的领导。
他说：“毛主席逝世后，面临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央这样决定，体现了对广播电视的极大关怀，体现了对这样的要害单位的十分关心。大家要深刻理解中央决定的重大意义，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电台的安全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特别要在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时刻，确保电台准确及时地传达党中央的声音。”
大家静静地听着邓岗的讲话，仔细掂量每句话的分量。他提醒和暗示说：“在这封信里，同志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今后我们和中央的联系通过耿、邱二位同志，过去的联系渠道结束了。我想同志们是会理解的，耿、邱二位同志是中央派来领导我们的。”
这几句话，邓岗说得很重。大家本来就心照不宣，只是没有得到证实，没有人说破，现在不言自明了。过去由姚文元分管广播局，这条渠道中断了，“四人帮”垮台了，一些猜测和预感得到了证实，大家露出欣喜之色，互相交换着眼色。会后，这大快人心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中央电台和广播局内到处悄悄传布着、议论着，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后来，耿飚是这样说的：“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在党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奉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夺回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尽管大家的狂喜之情溢于言表，但广播宣传中必须保持常规，不动声色，播音基调平稳、从容，节目运行正常，在中央没有做出新的部署之前，不能让听众明显感觉到已经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不能让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摸到什么政治气候。
稳定局势 赢得时间
10月7日已经得知，中央将发布重要消息，要中央电台做好播出的准备。发布什么?是把“四人帮”给端出来?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传统做法，感到为时尚早，在没有稳定局势，人们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前，中央是不会这样做的。过去遇有重大事件，通行的做法总是先在内部通消息、做工作，在公开宣传中有意识地放点风声造点舆论，进行引导，待时机成熟时再公开，做到水到渠成。这样重大的政治斗争，自然不会匆忙从事。尽管这时候敏感的听众中有人已经感觉到了什么，甚至有人给电台打电话，拐弯抹角地想从中摸点气候，证实传闻或自己的猜测，但中央电台守口如瓶。
中央发布的重要消息是否宣布中央领导班子成员或者职务的变动?似乎也不可能。因为“文革”中人们对某个新的提法、新的口径，对某个人名的隐去或出现，都十分敏感，能猜出其中的奥秘，无疑在这时更为警觉。如果宣布变动了的中央领导班子，也就等于宣布发生了什么事，似乎仍为时尚早。那么将播出什么呢?心中估摸不透。
因为对内容心中无数，对广播宣传的规模也就无法确定，因此，对如何做播出的准备意见不一。一种意见是准备大搞，做大的设想，按照过去有重要广播的做法，打乱正常节目另作安排，中央电台两套节目并机播出，组织记者采访群众反应和可能出现的游行庆祝活动，制作录音报道。理由很简单，这件事太大、也太鼓舞人心了。另一种意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如果不是公开宣布粉碎了“四人帮”，只是作明显的暗示，先造舆论，广播宣传不宜搞大，基本正常，与平时稍有不同，既让听众感觉到什么，又不明确知道是什么。
两种方案同时提出，经请示中央，同意了后一种方案。中央采取的是稳定局势、内紧外松、引而不发、多做工作的方针。
到10月8日夜12点，也就是9日的零点，中央电台首次广播了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各报在第二天见报，头版通栏标题。中央电台在离全天播音结束仅有1小时35分鐘内，两个决定各播出了三次，迅速传遍全国。9日又播出17次，用记录新闻速度播出一次。中央这么适时公布两项重要决定，其中的奥妙和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两个《决定》是中央重大部署，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为此，中央电台又接连不断地报道了各地的反应，形成了一次宣传高潮。接着，中央电台又广播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于10月10日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题目本身就很有含意，社论里又作了明显的暗示，并强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凡经过政治运动的人，都能掂量出其中的含意。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听了中央电台广播的两个《决定》之后，十分恐慌，凭着他们的政治嗅觉，感到末日将至。据曹大澄在《余党末日》中记载，“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上海市委宣传负责人叫嚷：“刚才北京广播了中央的两项决定，他们这一手高明，他们捞了资本，这是烟幕弹，我们再也不能等了，马上制造舆论进行反击，要针锋相对!”他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只有干，而且要大干。要在早晨6点之前出动民兵进驻上海电台、报社，电台要广播《告全党全国人民书》、《告世界人民书》，要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的口号!”接着，他跑到报社，要报社不要登“北京发布揪出反党集团的消息和新华社发的整我们的消息”，“要登我们的东西”。他窜到上海电台检查播音室，叫喊：“你们不要转播中央台的广播!”
有人回答：“中央台的中波是阻挡不住的，打开收音机，老百姓都能听到!”“你们开动干扰机，干扰中央台的广播!”“机子不够，中央台的功率大，我们干扰不了!”在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他们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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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的宣传有一定的影射、暗示，又不能操之过急，主要是稳定局势，争取群众。宣传报道中政策和策略并用，虚虚实实，例如，对于过去与“四人帮”联系密切的一些单位和人，在没有弄清问题以前采取回避的办法，暂不宣传，但又偶尔有意提到某单位和人的名字；对上海等地的来稿严格掌握，慎重处理，但又不是完全不用；对“四人帮”插手的戏剧、电影、歌曲等文艺作品原则上停播，但又要有计划有选择地播放一点。这样布下迷魂阵，使那些惶恐不安、想铤而走险的人抱有某种幻想，一时下不了决心。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在10月15日的《新闻报摘》中，经请示播出了《人民日报》刊登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拥护两个《决定》的消息。
除了严格控制的一面，还有着意加强的一面。除了连续报道各地群众对《决定》的反应以外，在文艺节目中反复播放《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这几首歌曲在1971年林彪叛逃后，在后来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都曾经反复广播过，那时毛主席、周总理在许多场合带头唱，周总理多次提倡、指挥群众唱过这几首歌。
不难看出，这时宣传的政策性和策略性非常强，必须严格执行宣传纪律，听从中央的安排和指挥。但真正吃透精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却十分困难。耿飚回忆在广播局这段工作时说：“这些事下边和外边都不知道，电台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在那里呆了8天，8天可真是战斗生活，连晚上睡觉，衣服也没有脱过。”
为了更好地掌握新闻舆论，10月15日中央成立了“宣传口”，把报纸、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统管起来。耿飚从广播局调到“宣传口”，张香山接替了他在广播局的工作。
不管宣传上如何注意策略，由于中央的内部通知和宣传上的引导，人们已在广泛传播“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一旦证实了这一消息，群众中便爆发出遏制不住的激情。积之日久，其发必速！17日，上海200万产业大军首先走上街头游行庆祝，18日由中央电台广播了这一消息。接着上海700多万人、天津200多万人走上街头，规模越来越大，情绪日益高涨，大家欣喜若狂!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人稳不住了!北京人憋不住了!有的单位、机关自发地在院子里游行庆祝。此时，中央决定放开，让大家走出来。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涌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公开喊出了“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口号，欢呼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至此，粉碎“四人帮”16天之后，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才完全放开，中央电台组织记者四处采访，集中地连续地报道了各地的欢庆活动。
中央决定，10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大会实况。
转播实况 千虑“一失”
决定开庆祝大会是紧急的，决定转播也是紧急的。为此，中央电台成立了由时政记者陈寰、刘振英和播音员方明、王琪组成的转播小组，由我负责，立即投入准备工作。
中央电台的转播室设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殿西南角处，从1949年开国大典的转播到后来的多次转播，转播室都在这里。所谓“室”，过去只摆放几个话筒，没遮没拦，现在由一人多高的有机玻璃将三面围住，朝后的一面和朝上的一面都是敞开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把来自四周的声音播出去。
准备工作的量并不大，像这样重大的政治活动的转播，转播稿不会长，主要是准备好和处理好开头、结尾的部分，更多的精力用于与台内多方的联系、协调，以确保安全播音。为此必须做过细的工作，丝毫疏忽不得。当夜深人静时，我们登上天安门一遍又一遍地试话筒、试线路，一切都做到最佳状态。
整个转播，最紧张的是大会正式开始前的这个时候，也就是领导人从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殿中走出来到宣布大会开始，这段时间很短，但要做的事却不少，掌握不好最容易出大错。例如，要抢时间把领导人的名单报出去。而核定出席领导人的名单、确定其先后次序是最难的，而又处在领导层的大变动中，弄不准就可能出政治事故。名单确定后，是播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单(内部称为“小名单”)，还是播出所有领导人的名单(内部称为“大名单”)?一看时间长短，二看领导人到达的早晚，三看领导人的名单有多少。名单报早了，有的领导人还没有到；名单报晚了，容易与宣布“大会开始”相重叠。为争取主动，一般只报小名单，会后在结束转播前再从容报大名单。说起来轻松，要临场处理好须格外用心。
这里，我想追溯一下毛泽东主席当年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庆典、集会时转播的准备情况。转播之前，须做模拟测试。那时，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先到大殿休息、接见中外来宾。庆典开始前，由大殿走出来，走到城楼中央的栏杆边，这时候，广场上军乐队奏起《东方红》，然后宣布活动开始。大家知道，从大殿走到栏杆只有几步路，为了准确掌握时间，事先有人模拟毛主席走路的速度，测出走这段路的准确时间，由此算出最多能播多少字。因为播音“室”离城楼中央较远，殿内的活动看不到，主席出来时周围拥满了人，看不真切又不敢贸然播出。每遇到这种情况，事前总要商定两种办法：（1）时政记者在现场，当主席起身向外走时，记者举手为号，便开始播出：“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2）如遇到特殊情况，或记者恰巧不在现场，便以军乐队奏起《东方红》为号，开始播出(這些做法都是不得已的办法，当时没有现代化通讯设备，现在好办多了)。这时候，只能选择最准确、最简炼的语言。时间，太宝贵了!
以上介绍了一些在天安门转播的情况和知识，说远了些，但与下文有密切的联系。华国锋同志新担任了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在庆祝大会时应该如何转播?是按照毛主席的活动那样转播，还是应该有所变化?他从大殿走到栏杆会用多少时间?他出现时奏什么乐曲?这些都是新问题，心中无数，也无先例可借鉴，只能设想多种方案、几种准备。后来决定当他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时奏《歌唱祖国》的乐曲，听到乐曲便可以播出，我们心里才踏实了一些。
10月24日下午3点钟开庆祝大会，上午9点多我们就到了天安门城楼，反复试播、检查，自认为想得再周到不过了。从下午2点50分开始转播，到3点大会开始后，转播都是顺利的，但是没有料到，在大会结束时，转播出了问题。
我们原来设想，等大会宣布结束，播音员开始播出结束语，转播即告结束。这种设想基于这种考虑：华国锋同志初任主席，在大会结束后，可能不会像毛主席那时再走向东、西两边向群众挥手致意，转播拖的时间长了不紧凑，说不定还会出现一些杂音或不该出的电视镜头；大会已经结束了，停止转播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当宣布大会结束以后，华国锋主席停顿了一会儿，我们便播出了转播的结束语。没有料到，正在这时，他开始向东、然后又向西走去，频频向群众招手。中央电台转播关机了，没有把这个场面播出去。北京电视台的转播是用中央电台播音员的播音，自己配画面，事先曾经约定好一起结束，可他们看到这种情况后，灵机一动没有关机，继续转下去，却只有画面没有了播音员的声音。事后，这一“提前”结束转播就成了严重问题而受到审查。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一直处在高度兴奋之中，中央电台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作了充分的报道。
1976年10月8日，中央做出了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11月24日举行奠基仪式，1977年的8月29日建成。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1977年9月9日，在纪念堂的北门外广场举行了落成典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了庆典实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