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晓升主编的微信，刚好是母亲出院的第二天。近一个月时间，我没读一页书，没写一个与文学相关的字。偶有闲暇，思考的都是别的问题。究竟想了些什么，却又说不上来，脑子塞得满满当当，撑得都麻木了，转来转去的只是一具器械。天佑 良善，警报解除。放松下来，来水味浓重的空气也有了丝丝清甜。晚上出去在街边独自吃烤串，竟然想起写了一半的小说。脑子还没锈死呢。接着就是晓升主编的微信， 谈的是小说，我却读出了祝福。
　　不说废话了，言归正传。应晓升主编的要求，简单谈谈自己的写作经历。
　　从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在文学路上行走快二十年了。我的作品偏于写实，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我出生在坝上，那是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融地带，苍凉粗犷却又柔韧细腻。初始写作，我并没有太多注重地域特色，更喜欢追求所谓的深刻，恨不得一锹下去就挖出一口深井。屡屡退稿之后，我开始反思。忘了从什么文章里看到介绍《艺术哲学》这本书，历经周折，终于买到手。这本书对我启发颇大，自此我有意识地在小说中糅合地域元素。如《秋风绝唱》中写了乡间野调——戳咕咚，《极地胭脂》中我把人物的生活空间放在配种站。未必深刻，但能呈现出部分特点。这两篇小说受到了关注，前者被《小说月报》转载，后者被《小说选刊》头条转载。对我更大的意义在于，不但有了写作的信心，也寻到了写作的方向。方向确定，写作似乎就成了坦途。果然顺风顺水，写了就可以发表。
　　几篇之后，我意识到问题。惯性是可怕的，会让写作变成作坊。风格固然重要，但我认同丹纳的话：风格也意识着僵化和死亡。作家一旦形成风格，很可能意味着创造力的丧失。
　　创造是文学的根本。自此，我开始淡化地域色彩，在人性深处掘进，《一棵树的生长方式》《命案高悬》都属于这个时期的作品。
　　写作者都是自虐狂，某作家如是说。我深以为然。一条道走两次就没了乐趣，第三次则与机器无异。所以写作总在寻求变化，当然这变化极其艰难，虽然变化后未必好，虽然费了许多心力也没什么变化，但不变肯定走不下去。
　　当然，这变化既有写作者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比如视角的变化。我的小说多写乡村人物，当然是因为对乡村人物熟悉，比如写一个人物走在乡村的街上，脑里马上就会闪出村子街道的情景，路边的坑洼，角落的石头，甚至觅食的鸡和摇尾的狗都会清晰浮现。绝不是有意识地构想，这些是永远不可能丢失的记忆。而我也是乡村的一员，就站在街对面的院子里，观望着这一切。那时，我的小说视角多是向外的，站在乡村打量世界。对外面的世界既向往又懷有嘲弄，连人物的称呼都难免带有贬损，比如《极地胭脂》中的蝈蝈肚。
　　36岁那年，我离开坝上，到张家口工作。虽然相距并不远，但空间上总是有变化，文化上也有诸多差异。我常常回乡村，也仍然写乡村，但个人生活的变化对写作还是有影响的。比如同样写乡村人物，但这些人物多是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者。《虬枝引》中的乔风回乡离婚，发现妻子和村庄一起消失了。这个时期的小说多是俯视的角度，即站在外部打量乡村。其实就视角变化而言，我脑里并没有由乡村张望世界，到世界打量乡村的刻意追求，该是环境变化使然，我也没有清晰地意识到。在一次研讨会上，评论家一语中的，如醍醐灌顶，我才茅塞顿开。接下来，我写了《风止步》，是双视角，既是城市打量乡村，也是乡村凝望城市。此篇《双向道》也属此列。当然，我不再是无意识的。
　　在张家口生活了六年，再次搬家，到石家庄。生活环境多次变化，对写作的影响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好的方面，我试着拓展写作领地，开始写城市。我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乡村根基，要么是通过读书进入城市，要么是工作调动，要么是在城市生活的乡村人。我很少写土生土长的城市人。小说中的故事可以虚构，但人物言行背后的文化逻辑却不能来虚的，稍有不慎就砸了。归根结底，那是疏离，隔得还挺远。我有些胆怯。但，这何尝不是进入城市的一种方式呢？
　　写作风格的变化常令读者不适，有读者反映，过去的小说以写实为主，容易读懂；现在好像故意捉迷藏，猜来猜去，到最后也没读懂。我的博客常有读者留言，就小说的结尾和人物的命运提问，让我给出答案和解释。小说的变化不是想为难读者，而是追寻创造的乐趣，更是为了小说的生存。变了未必好，但不变肯定不好。
　　就《双向道》，我不想再作阐释。如果有变化，那是我之幸；如果与以往的小说一样，我会再努力。
　　旁逸斜出，这是我对小说的理解。
　　感谢《北京文学》，还有对她的祝福。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