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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态度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与汉族大学生相比，少数民族大学生经历了三语习得的过程，即本族语、汉语和英语，其语言态度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研究既关系到民族语言教育的实施，也关系到民族语言政策的制订，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维吾尔族 三语习得 语言态度 变化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36-0225-03
一、研究缘起
“三语是指除了学习者的母语和已经掌握的第二语言之外，目前正在学习的一种或多种语言。三语习得就是对三语的学习。”就本文而言，三语习得是指维吾尔族大学生对维语、汉语和英语的学习过程。语言态度“指人们对语言或文字的社会价值形成的认识或做出的评价”。语言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一种“身份”，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最主要标志之一。“自人类社会出现民族以后，语言也成为了维系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纽带，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少数民族大学生是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传承者与开拓者，他们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也面临着父辈们所不曾经历的复杂的语言习得过程——三语习得，即学习本族语、汉语和英语。
少数民族语言既承担着与主流语言一样的交际作用，也是作为本民族成员传承文化、维系民族认同的工具。我国的主流语言——汉语的学习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全球化不断加快的今天，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与其他语言学习者相比，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三语习得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他们的语言态度也不同于汉族大学生。三语习得背景下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是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工作者们和语言政策规划者们不可回避的问题。现有的语言态度研究多属于静态的共时研究，本文主要聚焦在语言态度的动态发展研究，以西北民族大学的30名维吾尔族大学生为例，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历时研究，调查同一群语言人的语言态度在三语习得过程中的变化，从语言学习者的角度出发，探究发生变化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我国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提供借鉴。本文以西北民族大学的维吾尔族大学生为例，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1.三语习得背景下，他们对维语、汉语、英语的语言态度是否发生变化？
2.造成这些变化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二、研究概况及方法
1.研究概况
语言态度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Gardner和Lambert的配对变语试验方法揭开了语言态度研究的序幕，随后这一方法被广泛使用，如Pretson对黑人语言的研究、Anisfeld 和Lambert对儿童的语言反应的测试、Trudgill和Tzararas对Arranitika语言态度的研究、El-Dash和Tucker对阿拉伯古典语、口语和带阿拉伯口音英语的研究。这些学者们发现语言态度的类型和程度与说话者、听话人的特征如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等密切相关。这一发现对后来的研究者们影响深远，如日本的井上史雄、佐藤和之、德川宗贤和南不二男等学者分别对日本方言和共同语、敬语、不同场景的语言行为模式和禁忌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我国语言态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海外华人、少数民族、外国留学生等，其研究内容则包括语言态度的定义、语言态度的具体情况、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的关系及语言态度的影响因素等。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语言态度量表是由邬美丽编制的，将语言态度分为四个维度：好听度、亲切度、有用度和社会影响力。此外高一虹、陈新仁等学者从外语学习的角度研究语言学习者的身份认同变化，其中也涉及到语言态度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的语言态度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应是王远新教授的《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态度的几个问题》。他将心智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语言态度概念糅合，提出了语言态度的概念、分析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态度的共性和不同民族间的差异以及同一民族间的差异。其他学者也分别从不同的民族出发进行语言态度的调查和研究。总的来说，国内的对于少数民族的語言态度研究多集中于少数民族对于汉语和民族语的态度研究，从语言学习者的角度出发研究较少。此外现有的研究多是共时研究，关注于语言态度的静态评测，未对语言态度的动态变化进行全面分析，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
因此本次研究主要聚焦在语言态度的动态发展研究，从语言学习者的角度出发，以西北民族大学为例，开展为期两年的调查研究，探讨维吾尔族大学生在三语习得背景下语言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以上研究目的，笔者随机选取了30名2013年入学的西北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于2013年9月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进行第一次问卷调查，在他们完成两年大学英语的课程之后，又于2015年9月大学三年级第一学期进行第二次问卷调查，前后两次的研究调查对象和问卷内容一致，并在此期间对这30名受试者进行访谈。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法和访谈法。笔者分别对西北民族大学30名2013级维吾尔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即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和大学三年级第一学期）。笔者对收集的有效问卷进行量化处理，所有调查数据均由Excel 2007和SPSS 16.0软件进行处理，对前测和后测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结合访谈结果，分析统计结果。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0份，回收有效问卷3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调查对象来自于内蒙古、新疆、甘肃三个地区。男生8人，占26.8%，女生22人，占73.2%，调查年龄分布在18～22岁，平均年龄20.3岁。本次调查问卷以邬美丽（1997）的语言态度量表为基础，分别从语言好听度（3题）、亲切度（3题）、有用度（5题）及社会影响力（3题）四个维度来调查受试者对维语、汉语和英语的态度，共15题，其中客观题13道，主观题2道，合计为70分。采用五级计分制，即五个级别（A非常同意；B比较同意；C一般；D不太同意；E完全不同意），对应记分为1、2、3、4、5分。该问卷的Cronbach alph为92，具有较好信度。 3.研究结果
由附表1中可以看出：
（1）受试者对维语的总体态度未发生显著性变化（前测=50.6±6.47，后测=52.4±3.75，P=0.09>0.05），其中对维语有用度的态度发生显著性变化（前测=13.84±2.33，后测=11.4±3.56，P=0.021<0.05），其他维度并未发生显著性变化（其他P值均大于0.05）；
（2）受试者对汉语的总体态度未发生显著性变化（前测=46.7±3.15，后测=47.8±3.36，P=0.15>0.05），所有维度均未发生显著性变化（P值均大于0.05）；
（3）受试者对英语的总体态度发生显著性变化（前测=45.2±3.31，后测=50.4±4.28，P=0.000<0.05），其中英语的好听度（前测=11.5±2.93，后测=14.7±3.15，P=0.016<0.05）、有用度（前测=8.26±2.47，后测=14.4±3.52，P=0.00<0.05）和社会影响力（前测=7.43±2.76，后测=13.3±2.86，P=0.001<0.05）均发生显著性变化。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维吾尔族大学生在三语习得背景下对维语和汉语态度并未发生显著性变化，但对维语的有用度评价降低；他们对英语态度发生显著性变化，除亲切度未发生显著性变化以外，他们对英语的好听度、有用度和社会影响力的评价均有所上升，对英语的态度較之前积极。
三、语言态度影响因素分析
王远新教授曾提出：语言态度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同时语言态度是一定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下的产物，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语言文字功能的变化，语言态度又具有可变性。无论是长期历史形成的相对稳定性的语言态度还是随着社会发展和语言功能的变化而具有可变性的语言态度，其变化应该是缓慢且渐进的。但是本次调查发现，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受试者对于英语的语言态度发生显著性变化，而且其中的三个维度：好听度、有用度和社会影响力均发生显著性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受试者的客观条件（即性别、年龄、专业、生源地等）相对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变化是因何产生的？受何种因素影响？笔者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以下因素影响了他们的语言态度变化：
1.三语习得背景下民族认同感的变化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
“Giles 认为族群成员是否保持其我群（in-group）语言或习得他群（out-group）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族群认同的力量”。在对受试者的访谈中，笔者发现，三语习得背景下，受试者们的民族认同感[]上升。，他们认为“维语是我们的生命，不说维语怎么能叫维吾尔族？”，“我每次走在校园里听到维语，就会觉得特别亲切，可以很快地与我们民族的人认识”。在访谈中，有不少受试者都提到从本族人聚居的环境来到本民族成员相对较少的大学校园，这种环境的改变促使他们更多地使用维语。一方面是由于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思念故乡，希望能与更多的本族成员建立社交联系；另一方面在与其他民族成员交流时，他们进一步意识到维吾尔族与其他民族成员在外貌、穿戴、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别，更明确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因此他们倾向于说本族语，借助自己的民族语言，凸显自己的民族身份，刻意与其他民族保持距离。这一点也印证了“Giles 和 Johnson 提出的假说：当他们强烈认定自己是这个团体的成员，或是感觉有封闭的我群界限时，少数民族成员会将民族语言认定为自己的民族身份”。可见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直接会影响到他们对本族语的态度，正如高梅指出“民族语言成为保持民族一体感和认同感的标志。拥有明确民族认同感的少数民族语言人会积极使用本族语。”与此同时，维吾尔族大学生在与汉族大学生共同接受大学英语教育时，意识到自己英语学习的困境，见证着全球化加剧了地区之间的差异，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面临着的各种挑战和威胁，产生了文化上的焦虑和自觉。他们一方面认为“我们民族有句俗话，大意是别人可以偷走我们的羊群，偷走我们的田地，但是偷不走我们的语言和文字”，另一方面也承认维语的有用度下降，“只有去新疆才能用上”、“只能和本民族交流”。民族认同感使得他们对本族语有着强烈的感情，所以在三语习得的背景下他们对于维语的总体态度并未发生显著性变化，与此同时，他们因为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维语使用范围日益受限，对维语的有用度评价降低。
2.三语习得改变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语言的实际使用价值和社会文化功能的认识，影响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
调查发现，受试者们大多数来自于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地区。由于我国的语言政策和大力推广普通话，受试者们对于我国通用语汉语的实际使用价值和社会文化功能了解颇多，即便是进入大学以后，三语习得也并未改变他们对汉语的认识，因此他们对汉语的态度并未发生显著性变化。
然而无论是“民考民”还是“民考汉”的维吾尔族学生，由于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对于他们的英语成绩并未提出过多的要求，“中学的英语教学就像学音乐、美术一样，想学就学，不学也不影响高考。”“我们没来大学之前没有学过英语。”他们没有或者只接受较短时间的英语教育（三年或六年），对于英语的实际使用价值和社会文化功能并不了解。进入大学后，生活在大学校园多元语境中的维吾尔族大学生的交际范围、交际对象和交际目的都使得他们在与其他民族成员交往时，不得不频繁使用除维语外的其他语言。随着语言使用情况的变化，他们对于英语的实际使用价值和社会文化功能有了深刻的认识。访谈中，受试者们提出“我觉得英语很有用，以后工作中应该会用到”；“汉族学生们很早就开始接触英语，他们有很好的学习条件，我们民族在这方面条件差，应该多接触英语，才能赶上时代”；“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多学点外语才行”；“我们以前的中学根本不重视英语，现在到了大学要考四六级，不然会影响就业，还有考研也需要英语”。从访谈的结果不难看出，维吾尔族大学生在升学、就业等压力下，为了能够和其他民族的同学们拥有同样的竞争力，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大了对英语的学习投入。王远新教授认为“少数民族语言者的语言态度会受到该语言的交际功能、使用人口和在一定社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本次调查印证了这一点，即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英语的实际使用价值和社会文化功能越了解，需要却迫切，对英语的态度越积极。可见，他们对于本族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态度以实际使用价值和社会文化功能为基础。如果该语言的使用范围广、实用价值大、社会文化功能强、对该语言的需求迫切，那么他们对该语言的有用度和社会影响力的评价会发生显著性变化，对该语言的语言态度趋向积极。 3.三语习得的语言学习经验影响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
无论儿时的无意识习得阶段还是青少年时期的有意识学习阶段，语言学习经验对于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有着极大的影响。与汉族学生相比，维吾尔族大学生拥有丰富的二语习得经验，即维语和汉语的学习经验。汉语学习经验会影响他们语言学习的自信心以及对第三语的态度。受试者提到：“我觉得语言学习应该是一样的，汉语学的好，英语也可以学的好。”；“汉语程度越好，听老师讲课越容易。”；“汉语语法学的好，英语语法也能学的好”。另一方面，由于地域的限制，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基础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受试者中既有英语学习零基础的学习者，也有接受过六年英语基础教育的学习者。受限于民族地区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较薄弱的基础教育，与英语接触渠道有限，他们对于英语的态度主要来自于自己早期的语言学习经验，汉语/英语成绩越好的学生对于英语的态度越积极，反之亦然。尽管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有相对“优惠”的高考招生政策，但是大学教育中并未制定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相关政策，少数民族大学生进入大学后，英语学习压力增加，英语语言投入加大；大学英语教育除了语言本体教学，还贯穿了西方文化教育，缩短了少数民族文化与英语文化的距离；大学英语教师使用视频、音频、多媒体课件和线上课程，增加了英语学习的趣味性；全球化背景下互联网的普及扩大了维吾尔族大学生接触和了解英语的渠道——以上因素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言学习从单一途径扩展为多维度、立体的语言学习模式，大大丰富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经验。受试者表示：“我现在喜欢听英文歌曲、看英文电影”；“有一些手机App可以帮助我们天天学习英语，比如做一些电影配音，很有意思。”；“老师不再像以前总讲语法。我喜欢老师讲一些西方的历史文化的常识。” 受试者提到“英语非常好听，跟我们维语的语调和发音有点像，比汉语好发音”。丰富的英语学习经验改变了他们对英语的刻板态度，对于英语的好听度的评价也有所上升。但是另一方面三语习得模式也增加了语言学习难度，有一小部分受试者出现畏难情绪，“我觉得自己和汉族学生差距特别大”；“如果老师用全英讲课，我就听不懂，觉得英语特别难学”，“老师讲语法时都是拿汉语和英语的差别举例子，我完全搞不懂”。这些受试者们没有良好的英语学习经验，三语习得的复杂性使得他们丧失了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尽管他们对英语抱有积极的态度，但在行为上出现了回避甚至是排斥英语，印证了王远新教授语言态度的矛盾性论述“认知和感情上是明确或肯定的，却不一定愿意付诸行动，这种矛盾现象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人的语言态度中屡见不鲜。”
四、结论
维吾尔族大学生对于本族语的态度是由其民族认同感决定的，他们将少数民族语言作为民族身份的象征，但在互联网和全球化的趋势下，他们对于维语的有用度评价降低。维吾尔族大学生对于除了本族语之外的语言的态度是以该语言的实际使用价值和社会文化功能为基础。该语言的实际使用价值越大、社会文化功能越强，需求越迫切，该语言的有用度、社会影响力的评价就越高、对该语言的态度越积极。此外，三语习得的语言学习经验对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有影响。如果有良好丰富的语言学习经验，他们对于该语言的好听度评价上升，语言整体态度越趋于积极，但是也存在对该语言的态度积极，行为却出现排斥回避的现象，体现了语言態度的矛盾性。在大学英语教育中， 英语教师必须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纳入外语教学的全过程，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多了解本民族传统和文化，保持母语使用和对英语的积极态度，构建和谐的外语学习环境。
参考文献：
[1] 朱效惠，赵忠德.外语专业双外语人才培养——基于反馈调查的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2）：14-18.
基金项目：本文受2014年甘肃省高校科研项目“甘肃省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与语言态度研究”（项目编号：2014B-013）；2015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文化主体性在民族志学者与译者行为中的扬抑——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北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策略研究”（项目编号：YB021）；2015年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项目：“基于英语绘本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教学实践研究”（项目编号：319201501299）的资助。
作者简介：汤琳琳（1979. 9-），女，满族，安徽颍上县人，硕士，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 翻译理论与实践、 跨文化交际。
【关键词】维吾尔族 三语习得 语言态度 变化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36-0225-03
一、研究缘起
“三语是指除了学习者的母语和已经掌握的第二语言之外，目前正在学习的一种或多种语言。三语习得就是对三语的学习。”就本文而言，三语习得是指维吾尔族大学生对维语、汉语和英语的学习过程。语言态度“指人们对语言或文字的社会价值形成的认识或做出的评价”。语言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一种“身份”，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最主要标志之一。“自人类社会出现民族以后，语言也成为了维系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纽带，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少数民族大学生是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传承者与开拓者，他们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也面临着父辈们所不曾经历的复杂的语言习得过程——三语习得，即学习本族语、汉语和英语。
少数民族语言既承担着与主流语言一样的交际作用，也是作为本民族成员传承文化、维系民族认同的工具。我国的主流语言——汉语的学习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全球化不断加快的今天，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与其他语言学习者相比，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三语习得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他们的语言态度也不同于汉族大学生。三语习得背景下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是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工作者们和语言政策规划者们不可回避的问题。现有的语言态度研究多属于静态的共时研究，本文主要聚焦在语言态度的动态发展研究，以西北民族大学的30名维吾尔族大学生为例，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历时研究，调查同一群语言人的语言态度在三语习得过程中的变化，从语言学习者的角度出发，探究发生变化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我国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提供借鉴。本文以西北民族大学的维吾尔族大学生为例，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1.三语习得背景下，他们对维语、汉语、英语的语言态度是否发生变化？
2.造成这些变化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二、研究概况及方法
1.研究概况
语言态度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Gardner和Lambert的配对变语试验方法揭开了语言态度研究的序幕，随后这一方法被广泛使用，如Pretson对黑人语言的研究、Anisfeld 和Lambert对儿童的语言反应的测试、Trudgill和Tzararas对Arranitika语言态度的研究、El-Dash和Tucker对阿拉伯古典语、口语和带阿拉伯口音英语的研究。这些学者们发现语言态度的类型和程度与说话者、听话人的特征如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等密切相关。这一发现对后来的研究者们影响深远，如日本的井上史雄、佐藤和之、德川宗贤和南不二男等学者分别对日本方言和共同语、敬语、不同场景的语言行为模式和禁忌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我国语言态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海外华人、少数民族、外国留学生等，其研究内容则包括语言态度的定义、语言态度的具体情况、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的关系及语言态度的影响因素等。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语言态度量表是由邬美丽编制的，将语言态度分为四个维度：好听度、亲切度、有用度和社会影响力。此外高一虹、陈新仁等学者从外语学习的角度研究语言学习者的身份认同变化，其中也涉及到语言态度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的语言态度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应是王远新教授的《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态度的几个问题》。他将心智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语言态度概念糅合，提出了语言态度的概念、分析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态度的共性和不同民族间的差异以及同一民族间的差异。其他学者也分别从不同的民族出发进行语言态度的调查和研究。总的来说，国内的对于少数民族的語言态度研究多集中于少数民族对于汉语和民族语的态度研究，从语言学习者的角度出发研究较少。此外现有的研究多是共时研究，关注于语言态度的静态评测，未对语言态度的动态变化进行全面分析，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
因此本次研究主要聚焦在语言态度的动态发展研究，从语言学习者的角度出发，以西北民族大学为例，开展为期两年的调查研究，探讨维吾尔族大学生在三语习得背景下语言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以上研究目的，笔者随机选取了30名2013年入学的西北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于2013年9月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进行第一次问卷调查，在他们完成两年大学英语的课程之后，又于2015年9月大学三年级第一学期进行第二次问卷调查，前后两次的研究调查对象和问卷内容一致，并在此期间对这30名受试者进行访谈。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法和访谈法。笔者分别对西北民族大学30名2013级维吾尔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即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和大学三年级第一学期）。笔者对收集的有效问卷进行量化处理，所有调查数据均由Excel 2007和SPSS 16.0软件进行处理，对前测和后测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结合访谈结果，分析统计结果。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0份，回收有效问卷3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调查对象来自于内蒙古、新疆、甘肃三个地区。男生8人，占26.8%，女生22人，占73.2%，调查年龄分布在18～22岁，平均年龄20.3岁。本次调查问卷以邬美丽（1997）的语言态度量表为基础，分别从语言好听度（3题）、亲切度（3题）、有用度（5题）及社会影响力（3题）四个维度来调查受试者对维语、汉语和英语的态度，共15题，其中客观题13道，主观题2道，合计为70分。采用五级计分制，即五个级别（A非常同意；B比较同意；C一般；D不太同意；E完全不同意），对应记分为1、2、3、4、5分。该问卷的Cronbach alph为92，具有较好信度。 3.研究结果
由附表1中可以看出：
（1）受试者对维语的总体态度未发生显著性变化（前测=50.6±6.47，后测=52.4±3.75，P=0.09>0.05），其中对维语有用度的态度发生显著性变化（前测=13.84±2.33，后测=11.4±3.56，P=0.021<0.05），其他维度并未发生显著性变化（其他P值均大于0.05）；
（2）受试者对汉语的总体态度未发生显著性变化（前测=46.7±3.15，后测=47.8±3.36，P=0.15>0.05），所有维度均未发生显著性变化（P值均大于0.05）；
（3）受试者对英语的总体态度发生显著性变化（前测=45.2±3.31，后测=50.4±4.28，P=0.000<0.05），其中英语的好听度（前测=11.5±2.93，后测=14.7±3.15，P=0.016<0.05）、有用度（前测=8.26±2.47，后测=14.4±3.52，P=0.00<0.05）和社会影响力（前测=7.43±2.76，后测=13.3±2.86，P=0.001<0.05）均发生显著性变化。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维吾尔族大学生在三语习得背景下对维语和汉语态度并未发生显著性变化，但对维语的有用度评价降低；他们对英语态度发生显著性变化，除亲切度未发生显著性变化以外，他们对英语的好听度、有用度和社会影响力的评价均有所上升，对英语的态度較之前积极。
三、语言态度影响因素分析
王远新教授曾提出：语言态度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同时语言态度是一定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下的产物，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语言文字功能的变化，语言态度又具有可变性。无论是长期历史形成的相对稳定性的语言态度还是随着社会发展和语言功能的变化而具有可变性的语言态度，其变化应该是缓慢且渐进的。但是本次调查发现，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受试者对于英语的语言态度发生显著性变化，而且其中的三个维度：好听度、有用度和社会影响力均发生显著性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受试者的客观条件（即性别、年龄、专业、生源地等）相对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变化是因何产生的？受何种因素影响？笔者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以下因素影响了他们的语言态度变化：
1.三语习得背景下民族认同感的变化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
“Giles 认为族群成员是否保持其我群（in-group）语言或习得他群（out-group）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族群认同的力量”。在对受试者的访谈中，笔者发现，三语习得背景下，受试者们的民族认同感[]上升。，他们认为“维语是我们的生命，不说维语怎么能叫维吾尔族？”，“我每次走在校园里听到维语，就会觉得特别亲切，可以很快地与我们民族的人认识”。在访谈中，有不少受试者都提到从本族人聚居的环境来到本民族成员相对较少的大学校园，这种环境的改变促使他们更多地使用维语。一方面是由于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思念故乡，希望能与更多的本族成员建立社交联系；另一方面在与其他民族成员交流时，他们进一步意识到维吾尔族与其他民族成员在外貌、穿戴、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别，更明确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因此他们倾向于说本族语，借助自己的民族语言，凸显自己的民族身份，刻意与其他民族保持距离。这一点也印证了“Giles 和 Johnson 提出的假说：当他们强烈认定自己是这个团体的成员，或是感觉有封闭的我群界限时，少数民族成员会将民族语言认定为自己的民族身份”。可见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直接会影响到他们对本族语的态度，正如高梅指出“民族语言成为保持民族一体感和认同感的标志。拥有明确民族认同感的少数民族语言人会积极使用本族语。”与此同时，维吾尔族大学生在与汉族大学生共同接受大学英语教育时，意识到自己英语学习的困境，见证着全球化加剧了地区之间的差异，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面临着的各种挑战和威胁，产生了文化上的焦虑和自觉。他们一方面认为“我们民族有句俗话，大意是别人可以偷走我们的羊群，偷走我们的田地，但是偷不走我们的语言和文字”，另一方面也承认维语的有用度下降，“只有去新疆才能用上”、“只能和本民族交流”。民族认同感使得他们对本族语有着强烈的感情，所以在三语习得的背景下他们对于维语的总体态度并未发生显著性变化，与此同时，他们因为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维语使用范围日益受限，对维语的有用度评价降低。
2.三语习得改变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语言的实际使用价值和社会文化功能的认识，影响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
调查发现，受试者们大多数来自于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地区。由于我国的语言政策和大力推广普通话，受试者们对于我国通用语汉语的实际使用价值和社会文化功能了解颇多，即便是进入大学以后，三语习得也并未改变他们对汉语的认识，因此他们对汉语的态度并未发生显著性变化。
然而无论是“民考民”还是“民考汉”的维吾尔族学生，由于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对于他们的英语成绩并未提出过多的要求，“中学的英语教学就像学音乐、美术一样，想学就学，不学也不影响高考。”“我们没来大学之前没有学过英语。”他们没有或者只接受较短时间的英语教育（三年或六年），对于英语的实际使用价值和社会文化功能并不了解。进入大学后，生活在大学校园多元语境中的维吾尔族大学生的交际范围、交际对象和交际目的都使得他们在与其他民族成员交往时，不得不频繁使用除维语外的其他语言。随着语言使用情况的变化，他们对于英语的实际使用价值和社会文化功能有了深刻的认识。访谈中，受试者们提出“我觉得英语很有用，以后工作中应该会用到”；“汉族学生们很早就开始接触英语，他们有很好的学习条件，我们民族在这方面条件差，应该多接触英语，才能赶上时代”；“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多学点外语才行”；“我们以前的中学根本不重视英语，现在到了大学要考四六级，不然会影响就业，还有考研也需要英语”。从访谈的结果不难看出，维吾尔族大学生在升学、就业等压力下，为了能够和其他民族的同学们拥有同样的竞争力，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大了对英语的学习投入。王远新教授认为“少数民族语言者的语言态度会受到该语言的交际功能、使用人口和在一定社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本次调查印证了这一点，即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英语的实际使用价值和社会文化功能越了解，需要却迫切，对英语的态度越积极。可见，他们对于本族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态度以实际使用价值和社会文化功能为基础。如果该语言的使用范围广、实用价值大、社会文化功能强、对该语言的需求迫切，那么他们对该语言的有用度和社会影响力的评价会发生显著性变化，对该语言的语言态度趋向积极。 3.三语习得的语言学习经验影响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
无论儿时的无意识习得阶段还是青少年时期的有意识学习阶段，语言学习经验对于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有着极大的影响。与汉族学生相比，维吾尔族大学生拥有丰富的二语习得经验，即维语和汉语的学习经验。汉语学习经验会影响他们语言学习的自信心以及对第三语的态度。受试者提到：“我觉得语言学习应该是一样的，汉语学的好，英语也可以学的好。”；“汉语程度越好，听老师讲课越容易。”；“汉语语法学的好，英语语法也能学的好”。另一方面，由于地域的限制，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基础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受试者中既有英语学习零基础的学习者，也有接受过六年英语基础教育的学习者。受限于民族地区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较薄弱的基础教育，与英语接触渠道有限，他们对于英语的态度主要来自于自己早期的语言学习经验，汉语/英语成绩越好的学生对于英语的态度越积极，反之亦然。尽管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有相对“优惠”的高考招生政策，但是大学教育中并未制定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相关政策，少数民族大学生进入大学后，英语学习压力增加，英语语言投入加大；大学英语教育除了语言本体教学，还贯穿了西方文化教育，缩短了少数民族文化与英语文化的距离；大学英语教师使用视频、音频、多媒体课件和线上课程，增加了英语学习的趣味性；全球化背景下互联网的普及扩大了维吾尔族大学生接触和了解英语的渠道——以上因素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言学习从单一途径扩展为多维度、立体的语言学习模式，大大丰富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经验。受试者表示：“我现在喜欢听英文歌曲、看英文电影”；“有一些手机App可以帮助我们天天学习英语，比如做一些电影配音，很有意思。”；“老师不再像以前总讲语法。我喜欢老师讲一些西方的历史文化的常识。” 受试者提到“英语非常好听，跟我们维语的语调和发音有点像，比汉语好发音”。丰富的英语学习经验改变了他们对英语的刻板态度，对于英语的好听度的评价也有所上升。但是另一方面三语习得模式也增加了语言学习难度，有一小部分受试者出现畏难情绪，“我觉得自己和汉族学生差距特别大”；“如果老师用全英讲课，我就听不懂，觉得英语特别难学”，“老师讲语法时都是拿汉语和英语的差别举例子，我完全搞不懂”。这些受试者们没有良好的英语学习经验，三语习得的复杂性使得他们丧失了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尽管他们对英语抱有积极的态度，但在行为上出现了回避甚至是排斥英语，印证了王远新教授语言态度的矛盾性论述“认知和感情上是明确或肯定的，却不一定愿意付诸行动，这种矛盾现象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人的语言态度中屡见不鲜。”
四、结论
维吾尔族大学生对于本族语的态度是由其民族认同感决定的，他们将少数民族语言作为民族身份的象征，但在互联网和全球化的趋势下，他们对于维语的有用度评价降低。维吾尔族大学生对于除了本族语之外的语言的态度是以该语言的实际使用价值和社会文化功能为基础。该语言的实际使用价值越大、社会文化功能越强，需求越迫切，该语言的有用度、社会影响力的评价就越高、对该语言的态度越积极。此外，三语习得的语言学习经验对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有影响。如果有良好丰富的语言学习经验，他们对于该语言的好听度评价上升，语言整体态度越趋于积极，但是也存在对该语言的态度积极，行为却出现排斥回避的现象，体现了语言態度的矛盾性。在大学英语教育中， 英语教师必须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纳入外语教学的全过程，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多了解本民族传统和文化，保持母语使用和对英语的积极态度，构建和谐的外语学习环境。
参考文献：
[1] 朱效惠，赵忠德.外语专业双外语人才培养——基于反馈调查的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2）：14-18.
基金项目：本文受2014年甘肃省高校科研项目“甘肃省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与语言态度研究”（项目编号：2014B-013）；2015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文化主体性在民族志学者与译者行为中的扬抑——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北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策略研究”（项目编号：YB021）；2015年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项目：“基于英语绘本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教学实践研究”（项目编号：319201501299）的资助。
作者简介：汤琳琳（1979. 9-），女，满族，安徽颍上县人，硕士，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 翻译理论与实践、 跨文化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