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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生态运动越来越发展成为旨在实现社会公正的政治运动。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较有影响的生态政治理论之一，其正义观特征在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非正义，主张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和改造传统社会主义，通过社会正义即生产关系的变革实现作为生态正义的“生产性正义”，主张全球正义。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 正义观 生态社会主义 生产性正义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20）06-0060-02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绿色”运动相结合，试图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解决生态问题的思想流派，在西方被视为一种政治生态学。正义是政治哲学永恒的主题，虽然没有提出系统、完整的正义思想，但正义观散见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1]，又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因此挖掘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非正义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当代西方批判生态危机的“绿色”思潮大致可分为生态主义的“绿绿派”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红绿派”两大阵营，作为“绿绿派”的一般生态主义回避生态危机的制度因素，对生态危机的批判，基本不涉及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私有制，而是认为适用于一切生产方式的“等级制度的权力关系”是引起生态危机的根源;而属于生态社会主义阵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深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启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以及由此制度导致的技术非理性运用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存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推进到当代的政治生态学批判。关于生产方式，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佩柏明确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寻找生态危机的原因，对自然的剥削和掠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也拓展了正义的维度，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问题。总之，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指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及反生态性，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学强调社会制度的变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通过社会正义实现生态正义，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
生态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生态社会主义主张把生态主义和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莱易斯那里，其目标主要从对异化消费的克服与人们需要的满足两个方面来界定。他指出，要通过改变社会政策重新配置资源，改变把消费商品与物质满足作为评判幸福的标准的观念。莱易斯坚持贯穿于傅立叶、马克思、马尔库塞著作中的社会变革观念，即人的满足最终取决于生产活动，人应该到自己能从事的活动中去寻找满足。
目前资本主义社会许多人做着绿色资本主义的梦想，幻想在资本主义内部解决生态危机。佩柏指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发展、‘绿色’资本主义成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从而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2]。
福斯特在生态问题上更多的继承了马克思生产方式批判的视角，他认为：“只有承认环境的敌人不是人类（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集体），而是我们所在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我们才能够为拯救地球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革命寻找充分的共同基础。”[3]福斯特在2005年3月的美刊《每月评论》发表了《理性资本主义的终结》一文，文章认为凯恩斯和熊彼特在20世纪倡导的理性资本主义概念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趋势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表现为停滞，资本主义并不能通过理性的调节最终摆脱危机，因此环境正义运动应与社会正义运动联合起来，必须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生态帝国主义。
法国的高兹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政治生态学”概念，把“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1975年出版的第一部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生态学和政治》一书中，高兹指出资本主义不仅包括传统马克思所批判的对人的剥削关系，也包含对自然的剥削关系，对人的剥削和对自然的剥削是联系在一起的。高兹透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基本立场，通过社会正义实现生态正义的立场，是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的。
三、超越传统的分配正义观，实行生产性正义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政治哲学家的正义观多围绕分配正义问题展开。这一传统一直延续直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罗尔斯对正义的规定以及与诺齐克等政治哲学家的争论。美国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奥康纳认为无论资本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正义追求都致力于“分配性正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恢复真正社会主义的理念，从“分配性正义”转向追求“生产性正义”。
奥康纳认为，首先，生态社会主义有别于现实资本主义，因为其生产目的“希求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这也就是说，按照需要（包括工人自我發展的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4]，以求最大可能地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并引导人们在劳动中实现自我，减少异化消费的现象。
其次，奥康纳认为现实社会主义追求的正义出现了偏差。传统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地使自己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仍然致力于追求交换价值和利润，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应当与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相关联。
总之，生态社会主义将自己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是： 着眼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按照需要组织生产，用“生产性正义”代替西方传统的分配正义。
四、反对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呼吁全球正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成为全球性问题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佩珀认为，生态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解决，所以它企图通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生态掠夺来转嫁危机，这就出现了“生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将生态危机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来改善自己的生态状况，然而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大多都是生态帝国主义国家，生态矛盾依然在加剧。九十年代以后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重构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殖民理论，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态殖民主义”理论，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二战后，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个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超经济剥削的旧殖民主义已然过时。然而，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放弃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殖民主义欲望，于是在当前对发展中国家大肆推行生态殖民主义，生态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在环境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和发展。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围绕资源环境问题上的斗争日趋激烈，因此揭露发达国家的生态殖民行径，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保护权和发展权是这一问题的核心。福斯特认为“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公正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也只能是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由此揭示出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范围内的正义问题。德国地球之友和乌珀塔尔研究所的可持续项目发展了荷兰经济学家汉斯·奥普舒尔提出的全球机会平等，即应该“赋予世界每一公民平等分享自然资源和处理垃圾的权利”的观念。
五、结语
生态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对我国当今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启示在于，我们要摸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之路，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自信，坚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着力解决分配正义的同时，注重从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方面实行“生产性正义”，坚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要警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维护我国的生态安全。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由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危机的性质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将生态因素视为决定因素，仅仅从人与自然关系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忽视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核心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强调人对自然的剥削掠夺是人与人关系不正义的折射，这就使其在对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偏离了唯物主义的轨道。
笔者认为，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强，一个日益明显的“全球合作体系”正逐步形成，未来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将生态社会主义追求国际化，旗帜鲜明的主张全球正义，用制度的安排来减少全球性的对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才能为最终实现全球生态正义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2016年版第233页，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佩柏.《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伦敦洛特雷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3]【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泽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4]【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526页
作者简介：
张巧俊（1973.10-），女，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 正义观 生态社会主义 生产性正义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20）06-0060-02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绿色”运动相结合，试图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解决生态问题的思想流派，在西方被视为一种政治生态学。正义是政治哲学永恒的主题，虽然没有提出系统、完整的正义思想，但正义观散见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1]，又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因此挖掘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非正义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当代西方批判生态危机的“绿色”思潮大致可分为生态主义的“绿绿派”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红绿派”两大阵营，作为“绿绿派”的一般生态主义回避生态危机的制度因素，对生态危机的批判，基本不涉及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私有制，而是认为适用于一切生产方式的“等级制度的权力关系”是引起生态危机的根源;而属于生态社会主义阵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深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启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以及由此制度导致的技术非理性运用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存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推进到当代的政治生态学批判。关于生产方式，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佩柏明确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寻找生态危机的原因，对自然的剥削和掠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也拓展了正义的维度，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问题。总之，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指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及反生态性，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学强调社会制度的变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通过社会正义实现生态正义，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
生态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生态社会主义主张把生态主义和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莱易斯那里，其目标主要从对异化消费的克服与人们需要的满足两个方面来界定。他指出，要通过改变社会政策重新配置资源，改变把消费商品与物质满足作为评判幸福的标准的观念。莱易斯坚持贯穿于傅立叶、马克思、马尔库塞著作中的社会变革观念，即人的满足最终取决于生产活动，人应该到自己能从事的活动中去寻找满足。
目前资本主义社会许多人做着绿色资本主义的梦想，幻想在资本主义内部解决生态危机。佩柏指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发展、‘绿色’资本主义成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从而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2]。
福斯特在生态问题上更多的继承了马克思生产方式批判的视角，他认为：“只有承认环境的敌人不是人类（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集体），而是我们所在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我们才能够为拯救地球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革命寻找充分的共同基础。”[3]福斯特在2005年3月的美刊《每月评论》发表了《理性资本主义的终结》一文，文章认为凯恩斯和熊彼特在20世纪倡导的理性资本主义概念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趋势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表现为停滞，资本主义并不能通过理性的调节最终摆脱危机，因此环境正义运动应与社会正义运动联合起来，必须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生态帝国主义。
法国的高兹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政治生态学”概念，把“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1975年出版的第一部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生态学和政治》一书中，高兹指出资本主义不仅包括传统马克思所批判的对人的剥削关系，也包含对自然的剥削关系，对人的剥削和对自然的剥削是联系在一起的。高兹透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基本立场，通过社会正义实现生态正义的立场，是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的。
三、超越传统的分配正义观，实行生产性正义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政治哲学家的正义观多围绕分配正义问题展开。这一传统一直延续直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罗尔斯对正义的规定以及与诺齐克等政治哲学家的争论。美国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奥康纳认为无论资本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正义追求都致力于“分配性正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恢复真正社会主义的理念，从“分配性正义”转向追求“生产性正义”。
奥康纳认为，首先，生态社会主义有别于现实资本主义，因为其生产目的“希求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这也就是说，按照需要（包括工人自我發展的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4]，以求最大可能地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并引导人们在劳动中实现自我，减少异化消费的现象。
其次，奥康纳认为现实社会主义追求的正义出现了偏差。传统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地使自己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仍然致力于追求交换价值和利润，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应当与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相关联。
总之，生态社会主义将自己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是： 着眼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按照需要组织生产，用“生产性正义”代替西方传统的分配正义。
四、反对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呼吁全球正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成为全球性问题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佩珀认为，生态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解决，所以它企图通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生态掠夺来转嫁危机，这就出现了“生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将生态危机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来改善自己的生态状况，然而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大多都是生态帝国主义国家，生态矛盾依然在加剧。九十年代以后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重构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殖民理论，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态殖民主义”理论，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二战后，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个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超经济剥削的旧殖民主义已然过时。然而，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放弃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殖民主义欲望，于是在当前对发展中国家大肆推行生态殖民主义，生态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在环境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和发展。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围绕资源环境问题上的斗争日趋激烈，因此揭露发达国家的生态殖民行径，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保护权和发展权是这一问题的核心。福斯特认为“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公正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也只能是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由此揭示出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范围内的正义问题。德国地球之友和乌珀塔尔研究所的可持续项目发展了荷兰经济学家汉斯·奥普舒尔提出的全球机会平等，即应该“赋予世界每一公民平等分享自然资源和处理垃圾的权利”的观念。
五、结语
生态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对我国当今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启示在于，我们要摸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之路，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自信，坚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着力解决分配正义的同时，注重从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方面实行“生产性正义”，坚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要警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维护我国的生态安全。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由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危机的性质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将生态因素视为决定因素，仅仅从人与自然关系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忽视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核心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强调人对自然的剥削掠夺是人与人关系不正义的折射，这就使其在对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偏离了唯物主义的轨道。
笔者认为，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强，一个日益明显的“全球合作体系”正逐步形成，未来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将生态社会主义追求国际化，旗帜鲜明的主张全球正义，用制度的安排来减少全球性的对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才能为最终实现全球生态正义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2016年版第233页，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佩柏.《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伦敦洛特雷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3]【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泽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4]【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526页
作者简介：
张巧俊（1973.10-），女，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