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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而复杂的孔子形象,是阅读《庄子》时经常困扰读者的问题之一。与《论语》中相对单纯的师者形象相比,《庄子》书中的孔子呈现出多重面孔,其中,既有一定的历史真实,又有明显的虚构嫁接,还有不少似是而非的描述,让人读来捉摸不定。杨儒宾先生曾说,孔子在内七篇的大量出现是需要高度诠释的公案(笔者按:事实上,孔子在《外篇》《杂篇》也同样大量出现),孔子话语被庄子高频度地引用费人猜疑。这种猜疑,连同庄子与孔子的关系,一直是庄学史上众说纷纭的话题。方勇先生总结了学术史上庄子对孔子态度的三种观点,第一种是“诋訿”说,司马迁《史记》最早提出;第二种是“助孔”说,苏轼《庄子祠堂记》批评司马迁是“知庄之粗者”,认为“庄子是助孔子者”;第三种是“尊孔”说,清代刘鸿典、吴世尚持此说,刘鸿典《庄子约解》认为“庄子之尊孔子,其功不在孟子之下也”。方勇指出,“助孔”“尊孔”二说,或片面武断,或违背情理,咸非庄子当日著笔本意,司马迁的“诋訿”说大致可取。笔者认为,要想弄清《庄子》中孔子的多面,我們需要辨别并区分庄子本人、《庄子》文本、孔子本人以及儒家学派之间的关系。《庄子》文本对孔子的记载与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具有黏连、挣脱、共谋、抵制等多重关系,导致了孔子呈现出被肯定、被批评、被安排为道家代言等多重面孔。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经由弟子后学鼓吹,孔子在战国知识界的地位很高。《庄子》书中随处可见孔子的身影。笔者统计,《内篇》出现十次,《外篇》出现二十三次,《杂篇》出现十三次。即使我们不去分析孔子的具体言行,仅从孔子出现的高频率来看,也可感受到孔子对《庄子》的笼罩。这种笼罩,体现了孔子在战国文化圈的巨大影响力。《庄子》书中也多次出现对孔子的肯定与推崇,即使有时伴随着批评。《天运》载孔子往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可见,尽管儒道思想有异,但孔子作为“北方贤者”的形象,也为老子所接受。
如果说《庄子》从方外的高度超越了孔子的方内事业,那么,对孔子自觉的“游于方之内”的追求,《庄子》一书也表现出了积极的肯定。这种肯定体现在人格、好学、精神等多个层面,有时完全肯定,有时部分肯定,有时则在批评中带点同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庄子》书中多次出现的孔子遭难经历来看。
孔子周游列国,屡遭困厄,这在《庄子》书中至少出现了六次相关记载:《外篇》五次,《杂篇》一次,《内篇》没有。《秋水》载“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山木》载“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山木》载“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让王》载“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等。《天运》还提及孔子“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让王》也说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渔父》通过孔子之口自述“丘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等等。《庄子》记载孔子遭难经历直观地再现了孔子作为儒者求“道”之执著,同时也为批判孔子埋下了伏笔。《秋水》载:“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如娱也?’”于是,孔子阐发了“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的见解。孔子在这里表现出的对于命与时的感慨,对于渔父之勇、猎夫之勇、烈士之勇和圣人之勇的分析,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孔子以道自任的勇气。《让王》记载,孔子认为:“君子通于道谓之通,穷于道谓之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作者随后也发出了“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的评价。这里提到的“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与庄子所说的“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山木》)有一种精神气质上的相似。
《盗跖》篇说“仲尼、墨翟,穷为匹夫,今谓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则变容易色,称不足者,士诚贵也”,透露着庄子对孔、墨的肯定。杨儒宾也认为:“《庄子》文本本身即孕育了孔庄相继的内涵,庄子对孔子很可能有些特别的情怀。”这一观点承袭晚明思想家方以智、王夫之而来,自有其学理依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杂篇·寓言第二十七》中庄子对孔子的直接评价,当惠子提出孔子“勤志服知”时,庄子则说“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正面表达了庄子对孔子的推崇,最后一句“吾且不得及彼”明言自己不如孔子。这是《庄子》一书中关于庄子对孔子的态度及孔子形象问题值得留意的线索。
孔子有被尊为儒者甚至圣贤的一面,也有被批评的声音。战国时期,孔子当世之时,就有“回应孔子”的学术争鸣,这些言论中不乏批评的声音。《论语·子张》就记载“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明确表示,“仲尼不可毁也”,认为批评孔子的人“多见其不知量也”。作为孔子的私淑弟子,孟子好辩之名甚盛,而其辩论的目的在于捍卫孔子的思想学说。《庄子》中孔子的多种面孔,特别是被批评的形象,反映了“后孔子时代”的不同学派或者说道家学派不同学者对孔子的看法。
贬儒、驳儒是《庄子》乃至道家学派最突出的观点,《庄子》贬驳的是儒家“仁”“礼”“名”等思想主张,这是《庄子》驳儒的第一个层面,通过驳斥名礼的主张实现对孔子的全盘否定,带有强烈的极端主义色彩。而《庄子》驳儒还有第二个层面,那就是对儒家思想的历史性否定,主要表现为道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超越,对于孔子陷于方内而不明方外大道还怀有一丝同情。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的批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司马迁是“诋訿说”的最早提出者,其所举三篇文章位于《外篇》与《杂篇》,且都带有极端性。特别是《盗跖》,对孔子的批评火力全开、完全否定,走向极端。盗跖是柳下季之弟,“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万民苦之”。孔子是柳下季的朋友,他很希望帮助教育、劝说盗跖改邪归正,没想到自己却被盗跖狂批了一通。在盗跖看来,孔子就是“鲁国之巧伪人”。盗跖批孔并不只对孔子本人,更是针对儒家学说。他认为,“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而孔子以文武之道迷惑天下之主,以求富贵,“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盗跖对于孔子遭厄的经历没有任何同情,反倒认为是其道不足贵的证据。“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子之道岂足贵邪?”在如此凌厉的语言攻势下,“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并发出“几不免虎口哉”的感慨。此外,《天地》批评孔子“博学以拟圣,於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渔父》篇中指斥孔子擅饰礼乐、选人伦,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列御寇》篇中批评孔子喜欢雕琢文饰,以支节为主旨,矫饰性情以夸示于民。所有批孔驳儒的焦点无外乎“仁义”与“道”孰为第一孰为第二。 其次,我们看第二个层面的批评。《庄子》书中对孔子的批评建立在儒道思想的根本分歧之上。《庄子》除了将孔子作为其尊道贬儒的标靶之外,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尧舜,甚至颜回、曾参、孟子、田子方等人都不例外,也都是贯彻其尊道贬儒主旨的思想利器。陈鼓应说:“舜为儒家构想的圣王天子,《庄子》则有意创造出另一种形态的人物,以破除世俗的政治观。”《庄子》一书,我们有时可以感到庄子对孔子其人带有温情的敬意,相比之下,对其仁义学说的批评则激烈得多、严苛得多。儒道之争的根本在于对一些思想主张的体认截然相反,比如“仁、义、知、德”等。像《天道》篇写孔子往见老聃,讨论仁义。孔子认为“仁义,真人之性也”。老聃却认为:“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乱人之性也。”《庚桑楚》提出“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胠箧》“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在宥》“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除了思想主张上不可调和的分歧,《庄子》对孔子的批評还有一个关乎方内与方外,在行为层面的指摘。道家主张“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但是,孔子出于方内,相比之下,庄子出于方外,实现了对方内儒家的超越。《大宗师》载,子桑户死,孔子使子贡辅助丧事,有人临尸而歌,子贡诧异,被人笑话不知礼的意义。子贡将此事告诉孔子。孔子说:“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天地》则批评孔子:“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方内与方外的评价通常遵循这样一种逻辑,即从“治身”延伸到“治天下”。方外为“全德之人”,方内为“风波之民”。方内是世俗的,方外是超越世俗的。在道家看来,人在万物中渺小极了,孔子自多,贻笑大方。
《庄子》书中对孔子的批评,还表现为对儒家学说不能适应现实的不满。老子批评:“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天运》)鲁太师金批评孔子学说是“先王已陈刍狗”(《天运》),认为“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行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老子是南方学者,鲁太师是北方学者。南北方学者同时对孔子与儒学的批评,似乎说明战国时期有一股强烈的“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的思想,主张不泥于古而切于今,能对旧有思想学说进行转化。而这一点上,孔子坚定而执著地不随时流,也正因此,孔子一生困厄不顺,而这恰恰又为批评者提供了证据。就像孟子提倡“仁政”,被司马迁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
《庄子》对孔子的评价与对儒家学说的批评是有界别的,所以,我们读《庄子》,要把孔子与当时的儒家区别开。孔子逝后,儒分为八,鱼龙混杂,不少人徒有儒者之名而无儒者之实,这也是《庄子》批评儒家的一个把柄。《田子方》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批评,《外物》虚构的大小儒者掘墓的故事,都是对儒家学派走向虚伪、不真诚的严厉批评。
(一)问道者
作为问道者,孔子问道的对象主要是老子,至少出现了六次。每一次,孔子都处于“求问”的角色。《天运》记载“孔子行年五十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孔子谓老聃曰”,《田子方》“孔子见老聃”,《知北游》“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等。此外,《达生》写孔子问道于痀偻者、问道于吕梁丈夫,《田子方》写孔子见温伯雪子而不言,目击而道存。孔子一则问“道”,一则由道的体悟转向自我命运的反思。《山木》记载:“孔子问子桑雽曰:‘吾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吾犯此数患,亲交益疏,徒友益散,何与?’”《渔父》也写道:“孔子愀然而叹,再拜而起,曰:‘丘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丘不知所失,而离此四谤者,何也?’”
在庄子的有意设定下,孔子问道的结果往往是对自我的否定,孔子自认“丘则陋矣”,“丘,天之戮民也”,“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与?微夫子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甚至出现了孔子“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徐行翔佯而归,绝学捐书,弟子无挹于前,其爱益加进”种种的反常行为。
(二)论道者
《庄子》书中通过孔子之口宣扬道家学说,比比皆是。从形式上看,《庄子》一书经常是采用孔门师徒问答、讨论的形式,借鉴了《论语》语录体,只是内容上摆脱了简单的语录而走向相对长篇的讨论。从内容上看,则与《论语》中孔子所说的话完全不同。《山木》篇载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却与颜回讨论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无始而非卒的问题。这种场景化的描述,似乎还原了历史现场,但所说的话,却很值得怀疑。而《庄子》一书的很多重要观点就是这样借孔子之口说出来的。这种借孔子之口宣扬道家思想的论说方式是寓言。
寓言是《庄子》文本中最常见的一种话语形式。《庄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所谓“藉外论之”就是借助非原有的人、物和事来说理。如《人间世》记载了一段颜回请教孔子如何为政卫国的对话,孔子的回答是:“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显然不是儒家的观点。《庄子集释》“颜回见仲尼,请行”解释说:“其根由事迹,遍在儒史,今既解释庄子,意在玄虚,故不复委碎载之耳。然人间事绪,纠纷实难,接物利他,理在不易,故寄颜孔以显化导之方,托此圣贤以明心斋之术也。”所谓“寄颜孔以显化导之方,托此圣贤以明心斋之术”者是也。
孔颜论说的情节为虚,其实是从思想观点上进行的反推,谁也无从正面证明孔子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毕竟孔颜在生活年代上是有交集的。而《徐无鬼》写的这则故事清清楚楚是故事,是寓言,因为故事中的几位与谈者根本不在一个年代。故事写孔子到楚国,与孙叔敖、市南宜僚交谈。《庄子集解》道:“《左传》,孙叔敖是楚庄王相,孔子未生。哀公十六年仲尼卒后,白公为乱,宜僚未尝仕楚。又宣十二年传,楚有熊相宜僚,与叔敖同时,去孔子甚远。盖寄言也。”这都是假托孔子以表达道家思想的书写策略。《庄子》中的孔子参与论道,但他的论道立场要么一边倒地倾向于道家,要么诚恳地进行自我否定,显然,孔子已经由儒家权威被塑造为道家代言者。
《庄子》书中孔子的多重面孔,既与《庄子》复杂的成书过程有关,也与孔门后学对儒学的多样发展有关,表现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的语言风格。《庄子》中的孔子,经常被塑造为道家思想的追随者、信奉者,有时又成为被批评、被嘲讽的“佞人”“天戮之民”“风波之民”甚至“巧伪人”,有时又显示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君子贤者的精神风骨,体现了《庄子》人物形象的多面性与矛盾性。这种多面性与矛盾性,一方面反映了“后孔子时代”孔子思想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庄子学派对儒家思想的取舍。
综观战国后期的诸子学术,庄子代表的道家学派以批判他者的姿态进入百家争鸣。“辩”与“驳”是包括庄子在内的诸子普遍采取的论说策略。在重构形象、批判他者、观点驳斥的文本表征的背后,庄子试图证明道家学说相较于他者的高明与正确,以确立道家学说在诸子学派中的话语地位。整部《庄子》,在阐发与宣扬道家思想的过程中,既采用了寓言的“虚构”叙述,亦不乏使用“真实”的原型为依据。在其所建构的表层文本与隐含的潜在文本的二维空间中,虚与实、显与隐的对立反差越显著,越是能够彰显新的人物形象及其所承载的思想观点之特立与醒目。
一、北方贤者:被肯定的儒者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经由弟子后学鼓吹,孔子在战国知识界的地位很高。《庄子》书中随处可见孔子的身影。笔者统计,《内篇》出现十次,《外篇》出现二十三次,《杂篇》出现十三次。即使我们不去分析孔子的具体言行,仅从孔子出现的高频率来看,也可感受到孔子对《庄子》的笼罩。这种笼罩,体现了孔子在战国文化圈的巨大影响力。《庄子》书中也多次出现对孔子的肯定与推崇,即使有时伴随着批评。《天运》载孔子往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可见,尽管儒道思想有异,但孔子作为“北方贤者”的形象,也为老子所接受。
如果说《庄子》从方外的高度超越了孔子的方内事业,那么,对孔子自觉的“游于方之内”的追求,《庄子》一书也表现出了积极的肯定。这种肯定体现在人格、好学、精神等多个层面,有时完全肯定,有时部分肯定,有时则在批评中带点同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庄子》书中多次出现的孔子遭难经历来看。
孔子周游列国,屡遭困厄,这在《庄子》书中至少出现了六次相关记载:《外篇》五次,《杂篇》一次,《内篇》没有。《秋水》载“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山木》载“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山木》载“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让王》载“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等。《天运》还提及孔子“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让王》也说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渔父》通过孔子之口自述“丘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等等。《庄子》记载孔子遭难经历直观地再现了孔子作为儒者求“道”之执著,同时也为批判孔子埋下了伏笔。《秋水》载:“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如娱也?’”于是,孔子阐发了“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的见解。孔子在这里表现出的对于命与时的感慨,对于渔父之勇、猎夫之勇、烈士之勇和圣人之勇的分析,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孔子以道自任的勇气。《让王》记载,孔子认为:“君子通于道谓之通,穷于道谓之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作者随后也发出了“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的评价。这里提到的“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与庄子所说的“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山木》)有一种精神气质上的相似。
《盗跖》篇说“仲尼、墨翟,穷为匹夫,今谓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则变容易色,称不足者,士诚贵也”,透露着庄子对孔、墨的肯定。杨儒宾也认为:“《庄子》文本本身即孕育了孔庄相继的内涵,庄子对孔子很可能有些特别的情怀。”这一观点承袭晚明思想家方以智、王夫之而来,自有其学理依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杂篇·寓言第二十七》中庄子对孔子的直接评价,当惠子提出孔子“勤志服知”时,庄子则说“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正面表达了庄子对孔子的推崇,最后一句“吾且不得及彼”明言自己不如孔子。这是《庄子》一书中关于庄子对孔子的态度及孔子形象问题值得留意的线索。
二、“巧伪人”:被批评的儒者
孔子有被尊为儒者甚至圣贤的一面,也有被批评的声音。战国时期,孔子当世之时,就有“回应孔子”的学术争鸣,这些言论中不乏批评的声音。《论语·子张》就记载“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明确表示,“仲尼不可毁也”,认为批评孔子的人“多见其不知量也”。作为孔子的私淑弟子,孟子好辩之名甚盛,而其辩论的目的在于捍卫孔子的思想学说。《庄子》中孔子的多种面孔,特别是被批评的形象,反映了“后孔子时代”的不同学派或者说道家学派不同学者对孔子的看法。
贬儒、驳儒是《庄子》乃至道家学派最突出的观点,《庄子》贬驳的是儒家“仁”“礼”“名”等思想主张,这是《庄子》驳儒的第一个层面,通过驳斥名礼的主张实现对孔子的全盘否定,带有强烈的极端主义色彩。而《庄子》驳儒还有第二个层面,那就是对儒家思想的历史性否定,主要表现为道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超越,对于孔子陷于方内而不明方外大道还怀有一丝同情。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的批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司马迁是“诋訿说”的最早提出者,其所举三篇文章位于《外篇》与《杂篇》,且都带有极端性。特别是《盗跖》,对孔子的批评火力全开、完全否定,走向极端。盗跖是柳下季之弟,“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万民苦之”。孔子是柳下季的朋友,他很希望帮助教育、劝说盗跖改邪归正,没想到自己却被盗跖狂批了一通。在盗跖看来,孔子就是“鲁国之巧伪人”。盗跖批孔并不只对孔子本人,更是针对儒家学说。他认为,“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而孔子以文武之道迷惑天下之主,以求富贵,“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盗跖对于孔子遭厄的经历没有任何同情,反倒认为是其道不足贵的证据。“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子之道岂足贵邪?”在如此凌厉的语言攻势下,“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并发出“几不免虎口哉”的感慨。此外,《天地》批评孔子“博学以拟圣,於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渔父》篇中指斥孔子擅饰礼乐、选人伦,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列御寇》篇中批评孔子喜欢雕琢文饰,以支节为主旨,矫饰性情以夸示于民。所有批孔驳儒的焦点无外乎“仁义”与“道”孰为第一孰为第二。 其次,我们看第二个层面的批评。《庄子》书中对孔子的批评建立在儒道思想的根本分歧之上。《庄子》除了将孔子作为其尊道贬儒的标靶之外,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尧舜,甚至颜回、曾参、孟子、田子方等人都不例外,也都是贯彻其尊道贬儒主旨的思想利器。陈鼓应说:“舜为儒家构想的圣王天子,《庄子》则有意创造出另一种形态的人物,以破除世俗的政治观。”《庄子》一书,我们有时可以感到庄子对孔子其人带有温情的敬意,相比之下,对其仁义学说的批评则激烈得多、严苛得多。儒道之争的根本在于对一些思想主张的体认截然相反,比如“仁、义、知、德”等。像《天道》篇写孔子往见老聃,讨论仁义。孔子认为“仁义,真人之性也”。老聃却认为:“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乱人之性也。”《庚桑楚》提出“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胠箧》“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在宥》“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除了思想主张上不可调和的分歧,《庄子》对孔子的批評还有一个关乎方内与方外,在行为层面的指摘。道家主张“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但是,孔子出于方内,相比之下,庄子出于方外,实现了对方内儒家的超越。《大宗师》载,子桑户死,孔子使子贡辅助丧事,有人临尸而歌,子贡诧异,被人笑话不知礼的意义。子贡将此事告诉孔子。孔子说:“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天地》则批评孔子:“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方内与方外的评价通常遵循这样一种逻辑,即从“治身”延伸到“治天下”。方外为“全德之人”,方内为“风波之民”。方内是世俗的,方外是超越世俗的。在道家看来,人在万物中渺小极了,孔子自多,贻笑大方。
《庄子》书中对孔子的批评,还表现为对儒家学说不能适应现实的不满。老子批评:“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天运》)鲁太师金批评孔子学说是“先王已陈刍狗”(《天运》),认为“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行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老子是南方学者,鲁太师是北方学者。南北方学者同时对孔子与儒学的批评,似乎说明战国时期有一股强烈的“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的思想,主张不泥于古而切于今,能对旧有思想学说进行转化。而这一点上,孔子坚定而执著地不随时流,也正因此,孔子一生困厄不顺,而这恰恰又为批评者提供了证据。就像孟子提倡“仁政”,被司马迁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
《庄子》对孔子的评价与对儒家学说的批评是有界别的,所以,我们读《庄子》,要把孔子与当时的儒家区别开。孔子逝后,儒分为八,鱼龙混杂,不少人徒有儒者之名而无儒者之实,这也是《庄子》批评儒家的一个把柄。《田子方》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批评,《外物》虚构的大小儒者掘墓的故事,都是对儒家学派走向虚伪、不真诚的严厉批评。
三、问道与论道:道家的代言者
(一)问道者
作为问道者,孔子问道的对象主要是老子,至少出现了六次。每一次,孔子都处于“求问”的角色。《天运》记载“孔子行年五十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孔子谓老聃曰”,《田子方》“孔子见老聃”,《知北游》“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等。此外,《达生》写孔子问道于痀偻者、问道于吕梁丈夫,《田子方》写孔子见温伯雪子而不言,目击而道存。孔子一则问“道”,一则由道的体悟转向自我命运的反思。《山木》记载:“孔子问子桑雽曰:‘吾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吾犯此数患,亲交益疏,徒友益散,何与?’”《渔父》也写道:“孔子愀然而叹,再拜而起,曰:‘丘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丘不知所失,而离此四谤者,何也?’”
在庄子的有意设定下,孔子问道的结果往往是对自我的否定,孔子自认“丘则陋矣”,“丘,天之戮民也”,“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与?微夫子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甚至出现了孔子“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徐行翔佯而归,绝学捐书,弟子无挹于前,其爱益加进”种种的反常行为。
(二)论道者
《庄子》书中通过孔子之口宣扬道家学说,比比皆是。从形式上看,《庄子》一书经常是采用孔门师徒问答、讨论的形式,借鉴了《论语》语录体,只是内容上摆脱了简单的语录而走向相对长篇的讨论。从内容上看,则与《论语》中孔子所说的话完全不同。《山木》篇载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却与颜回讨论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无始而非卒的问题。这种场景化的描述,似乎还原了历史现场,但所说的话,却很值得怀疑。而《庄子》一书的很多重要观点就是这样借孔子之口说出来的。这种借孔子之口宣扬道家思想的论说方式是寓言。
寓言是《庄子》文本中最常见的一种话语形式。《庄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所谓“藉外论之”就是借助非原有的人、物和事来说理。如《人间世》记载了一段颜回请教孔子如何为政卫国的对话,孔子的回答是:“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显然不是儒家的观点。《庄子集释》“颜回见仲尼,请行”解释说:“其根由事迹,遍在儒史,今既解释庄子,意在玄虚,故不复委碎载之耳。然人间事绪,纠纷实难,接物利他,理在不易,故寄颜孔以显化导之方,托此圣贤以明心斋之术也。”所谓“寄颜孔以显化导之方,托此圣贤以明心斋之术”者是也。
孔颜论说的情节为虚,其实是从思想观点上进行的反推,谁也无从正面证明孔子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毕竟孔颜在生活年代上是有交集的。而《徐无鬼》写的这则故事清清楚楚是故事,是寓言,因为故事中的几位与谈者根本不在一个年代。故事写孔子到楚国,与孙叔敖、市南宜僚交谈。《庄子集解》道:“《左传》,孙叔敖是楚庄王相,孔子未生。哀公十六年仲尼卒后,白公为乱,宜僚未尝仕楚。又宣十二年传,楚有熊相宜僚,与叔敖同时,去孔子甚远。盖寄言也。”这都是假托孔子以表达道家思想的书写策略。《庄子》中的孔子参与论道,但他的论道立场要么一边倒地倾向于道家,要么诚恳地进行自我否定,显然,孔子已经由儒家权威被塑造为道家代言者。
余论
《庄子》书中孔子的多重面孔,既与《庄子》复杂的成书过程有关,也与孔门后学对儒学的多样发展有关,表现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的语言风格。《庄子》中的孔子,经常被塑造为道家思想的追随者、信奉者,有时又成为被批评、被嘲讽的“佞人”“天戮之民”“风波之民”甚至“巧伪人”,有时又显示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君子贤者的精神风骨,体现了《庄子》人物形象的多面性与矛盾性。这种多面性与矛盾性,一方面反映了“后孔子时代”孔子思想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庄子学派对儒家思想的取舍。
综观战国后期的诸子学术,庄子代表的道家学派以批判他者的姿态进入百家争鸣。“辩”与“驳”是包括庄子在内的诸子普遍采取的论说策略。在重构形象、批判他者、观点驳斥的文本表征的背后,庄子试图证明道家学说相较于他者的高明与正确,以确立道家学说在诸子学派中的话语地位。整部《庄子》,在阐发与宣扬道家思想的过程中,既采用了寓言的“虚构”叙述,亦不乏使用“真实”的原型为依据。在其所建构的表层文本与隐含的潜在文本的二维空间中,虚与实、显与隐的对立反差越显著,越是能够彰显新的人物形象及其所承载的思想观点之特立与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