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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市场以及技术之外,安全因素也会深刻影响新闻传播的业态。与安全相对的危机会使社会偏离正常轨道,社会秩序重建或者说行为共同体重塑成为非常态社会的主要任务。但在非常态社会中,传播既能因其具有的社会整合力量成为治理工具,也有可能因引发“信息次生灾害”而加剧社会区隔成为治理对象,因此需要相应地调整传播的社会构造。面对危机带来的信息供给分配结构性失衡,传播样态调适的关键是在公共信息的互助共济中凝聚公共态度。基于安全形势的客观变化,为实现风险社会的“柔性稳定”,信息救济样态所蕴含的协同范式应成为传播治理的常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