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美术馆后街32号的抗争，到浙江定海古城的毁灭，最近厄运又降临到北京的南池子大街，伴随的都是对祖先传统文化越来越彻底的破坏，社区与地产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以及一批“民告官”官司的出现
　　
　　中国就像一个喧嚣的超大建筑工地。20年来，城市建设的浪潮从来没有停息过，在机器轰鸣声中，我们拆旧建新、规划蓝图、大刀阔斧、欣欣向荣。然而在不断膨胀的城市和同样膨胀的人口之间，合理的平衡点一直没有产生，抑或是日益失衡。
　　伴随着城市改造步伐而进行的对人们的利益调整，更是没有找到——甚至没有试图去寻找——公平的方案。高楼大厦、通衢飞桥的诞生，从北京修建平安大街时美术馆后街32号的抗争，到浙江定海古城的毁灭，伴随的都是对祖先传统文化越来越彻底的破坏，社区与地产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以及一批“民告官”官司的出现。“城市已经失去了平衡。”北京东西部经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俞梅荪说。
　　
　　《商务周刊》：在城市建设中出现的大量短期行为，造成了目前城市开发中的混乱现象，所形成的深远影响难以估量。那么，是否由于在立法上不够完善，造成执行中有空子可钻，从而使各种利益团体有机可乘？
　　 俞梅荪：20年来，我国的立法及法治建设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全国人大发布的各种法律已达数百件，国务院发布的各种法规达数千件，各有关部门的各种法规规章达数万件，各种地方性法规达数万件，已经基本形成对各方面的管理有法可依。
　　涉及城市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也不少，首先是宪法，对城市的土地、历史文化遗产、生活和生态环境、公民住宅等等的保护都有规定；其次是全国人大发布的专门法律有：城市规划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建筑法、环境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土地法、公路法等；再其次是有关部门的各种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还有民法、经济法、刑法、行政法都与调整城市建设中发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密切相关。可以说已基本做到有法可依。尽管在这么多的法律法规中有不少不健全不完善之处，法与法之间有矛盾抵触之处，只要真正秉公执法，一般是不会发生侵害百姓利益的事。
　　法是靠人去执行的，依法既可以维护人们的权益，也可以去祸害人们，法律原本是把双刃剑。一些人千方百计地依法扩大其权利，缩小其义务，规避法律，从而侵害别人的利益，玩事实与法律于股掌之中。法律往往成了商人们钻营权利的工具，成了执法者为谋取部门利益或个人私利的利器，或因此而敷衍塞责糊弄百姓的盾牌。人们的合法权益被严重侵害后，却求告无门。 在法律法规十分繁多的今日，人们的合法权益反而更加难以维护。因此，以人为本，执掌国计民生的执法官员的素质尤为重要。
　　《商务周刊》：这么多年来在城市建设方面的争论越来越多，一方面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持续不断，人们的呼吁总是没有实际效果；另一方面，城市社区平民却常常没有成为城市改造的获益者。最近他们又要拆天安门边上的南池子，市长微服私访说的话也没人听，他们就敢在墙上挖个洞跳进去，先把门砸了，又把房上的瓦揭了……
　　俞梅荪：……在城市建设上，当年梁思成坚决主张保护北京老城这一大规模的历史文化遗产。其实最民族的东西才是最国际的，对那些老街老宅民居等等，并不需要去改造，不需要所谓的现代文明。如果搞开发、搞建设，实行电子化、现代化，它就被破坏、拆除、毁灭、异化了，失去了最珍贵的自身特色，最后全部趋同为一般的国际大都市。还不如让它自行保留，反而有好的效果。
　　其次，就是人民利益的保障，生存权的保障，从长远考虑的发展需要。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要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一个立法和执法的原则。现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市场化、制度化、规范化，却有忽视人民的利益的倾向。
　　现在司法界有些论调说，两极分化是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按照丛林里的法则，狼要吃羊就让它吃。老百姓打官司找律师，一场诉讼费用动辄上万，老百姓哪里有那么多钱？有钱人才能打得起官司，赢得起官司，才能得到公平，百姓打不起官司自然也就无法奢望什么公平。
　　《商务周刊》：那么在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文物保护、经济纠纷等问题上，法律是不是应该规定地产商及富裕阶层负有更多的责任？
　　俞梅荪：商人以营利和富人以享受为目的，凭借其经济实力，扩充其空间，这可能没有问题。但与平民大众争夺有限的资源，破坏和污染环境，严重扰民，必须对因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尤其是对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损失——无条件地负有责任，这也是天经地义的基本原则。在西方国家，他们也特意在制度设计上对弱势群体予以倾斜。对于一个希望长治久安的社会来说，这是起码的自我保护，否则这个社会就要完了。
　　《商务周刊》：利益调整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在城市改造中这种由于调整不当出现的利益失衡的根源是什么？
　　俞梅荪：现在社会上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包括报纸、广播、社会名流、经济学家们等等都代表不同利益集团，惟独弱势群体没有人代表，他们的利益就没法得到保障。
　　由于官员的工资收入是固定的，为百姓谋利益已无新的利益可图。然而商人与民争利，必然是以钱开路，打通各种机关决窍，分给某些官员一杯羹，使之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一些政策和法律出现向有钱人和强势群体倾斜的倾向，百姓的利益长期未能维护，成了一种新的法律虚无现象。
　　从某意义上说，半吊子的法治要比人治更糟糕。其实，殊不知老百姓可不管人治还是法治，只要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就行。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处于新旧体制胶着状态，新体制的优势未能发挥出来，旧体制的弊端仍在起作用，许多事情就会比原来搞得更糟糕，这也是社会变迁和制度变革的代价。在新旧体制交替中，执法者办事只能凭自己良心，制度上的监督制约机制还远远未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