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目前数以千计的刊物之林中，创刊仅有一年的《青年论坛》杂志，以青年人的胆识和勇气，大胆地进行理论探索，从而显示出了独具的特色。
　　
　　一
　　
　　从明末以来三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历史。这一过渡艰难、缓慢，直到五四在中国兴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崛起了一代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今天，这一思想启蒙运动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关节点上。以张志新、遇罗克为先驱，以四五运动为标志，在中国又崛起了新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他们受过林彪、“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酷镇压，也得到了以青春的热情来欢迎时代的每一种进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解和支持。十年浩劫中的监狱、苦刑场锤炼了他们，大雪纷飞的北大荒磨砺了他们，天安门广场事件的血雨腥风考验了他们。也许，这正是往古的圣贤们所说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由于他们经历了新中国历史上最严峻的时期，因而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了更多独立的科学的思考；他们如饥似渴地吸取着整个当代世界的优秀文化成果，因而开始形成了新的知识结构。
　　署名“韩小年”的《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主题》两文，体现了青年理论工作者怀抱的崇高的历史责任感。这两篇文章力图鸟瞰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鲜明地提出了批判封建主义、肃清“左”的流毒、发展商品经济、补历史应补之课的中心思想，认为发展商品经济是解决中国社会一切症结的根本一环，从而把握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苦于商品经济发展不足，使得发展近代生产力的要求在百年来的革命运动中显得比较微弱，依附于落后自然经济基础的种种传统观念得以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继续存在和孳生繁衍着，并由此导致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理解的失误。旧的传统势力之巨大，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面临着巨大的阻力、特殊的困难。开启中国社会沉重历史之门的杠杆究竟何在？现在终于找到了，这就是发展商品经济，实现我国城乡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毫无疑问，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两重性：
　　
　　“善人和恶人都少不了你，
　　对善人你是甲胄，磨练刺击；
　　对恶人你是帮闲，胡作非为。”
　　(《浮士德》第二部第二幕)
　　
　　然而，历史的必经阶段不可逾越，它要求我们以承受商品经济发展所可能带来的一切社会震动的无畏气概，依靠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来努力实现社会发展的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一致，稳步地走过这一必经的历史阶段。
　　改革的发展，要求理论工作者冲破某些理论禁区，作出新的理论探索。《青年论坛》创刊号发表了胡德平《为自由鸣炮》一文，明确提出关心人民的自由权利就是关心生产力的发展的观点，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今年三月，《青年论坛》发表了王若水《智慧的痛苦》一文，同时还刊登了讨论人道主义问题的文章，表明了编者具有真正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的恢宏气度。
　　改革的发展，还要求理论工作不能总是被动地去研究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当然需要研究)，而是要发挥理论研究的长处，科学地预见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改革提供理论的指导和具体的决策。为此，《青年论坛》专门开辟了“改革研究”、“改革前线的报告”等专栏，其中的文章，如《改革与国家经济职能》(余元洲)、《来自垄断的威胁》(杨再平)、《特区货币应该缓行》(丁宁宁)、《国家资本主义新议》(何宪)等等，都是富有新意和建设性的。这一切说明，青年理论工作者已经从经典注疏的传统中挣脱出来，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性投身到开拓和创造新生活的改革实践之中。
　　
　　二
　　
　　与政治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相联系，思想文化上也有一个如何承先启后的问题。承什么先，启什么后，即怎样继承中国旧文化的遗产，要创立怎样的一种新文化，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近代先进的中国人皆生活于时代的漩涡之中，他们所从事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乃是为了探索从何处着手改造中国的具体方案。如梁启超所说，比较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校彼我之短长而相淬厉”，而且在于运用推究因果之法，找出“彼我之短长”的原因所在，于此见历史“进化之公例。”(《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伴随着通过比较研究而自创新说这一代新风的演进，使人依稀可见中国近代历史哲学变革的轨迹。近代先进的中国人通过比较研究而自创新说的学术传统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我们欣喜地看到，《青年论坛》正是沿着近代改革家们的步武继续前进的。随着经济上的对外开放，西方的新思想、新学说纷至沓来，域外的思想文化与本民族的文化是如此地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启迪着思想敏锐的青年理论工作者进一步比较和反思中西民族文化背景的异同问题；中国社会改革和进步的客观要求，更使比较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为时代所必需。《青年论坛》辟有“中西文化比较”专栏，已刊登的文章避免泛泛地谈论中西文化的异同，而力求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总趋势的高度，试图通过总结传统文化和西欧文化，而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进入一个更高的崭新境界。尽管其中对于某些文化特点的评价还可以商榷，但它却向我们清晰地昭示了这一代探索者的足迹和致思倾向。
　　例如，《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作者：邓晓芒、易中天)一文，就通过比较中西美学的不同特点，揭示了中西美学如何经过长途跋涉，从不同的方向同时走到了真理的大门口，这就是对人和人的主体心理的理解；揭示了中国当代美学只有在经历了痛苦的磨难之后，只有当人们开始注视着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本质，而把那种脱离真实的抽象本质弃之于不顾的时候，标志着人类审美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才会获得自己得以滋生的土壤，并有希望在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优秀成份的结合中，诞生出真正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这样的研究就比那些仅仅停留于一般的现象形态的比较(如西方重模仿，中国重意境；西方重美感，中国重伦理等)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尽管笔者对于其中的个别观点(如认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寓教于乐”有利于整个社会步调一致地去争取更加合乎人道的生存方式等)尚不敢苟同。
　　又如，《试论中西思维发展的两条路径及其趋势》(作者：周民锋)一文，亦不仅探讨了中西思维发展的差异何在，而且试图探讨中西思维方式的内在统一性以及统一的思维发展的趋势，试图在这一课题上开辟出一条具有认识论意义的路子。作者认为，传统的思维方式为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所取代是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思维方式的变革“并不是一个已完成的事实，而是一个仍在进行着的历史过程”(创刊号第79页)，加速这一变革的过程，正是哲学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当前，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有待于探索的问题还很多，诸如：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近代西欧民主主义的学说有何本质区别？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扬弃这两者而形成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系统理论？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与近代西欧的人本主义有何本质区别？如何建立起系统化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学说？东方神秘主义中的科学思维的萌芽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有何联系和区别？我们民族致思途径中最缺少的是什么？宋明理学与西欧文艺复兴有何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常青之树能否嫁接到宋明理学的枯木朽株之上？诸如此类的种种理论问题，都无不与中华民族的前途息息相关。从《青年论坛》的致思趋向来看，人们期望它能够就上述尚有争议的理论问题，作出自己进一步的探索。
　　
　　三
　　
　　人的现代化问题，核心是观念变革的问题。观念变革的问题不解决，物质文明的现代化建设也是搞不好的。《人的现代化》一文引用了列宁和当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复讲的一句话：“欧洲的思想和情感方式，对于顺利使用机器，是和蒸汽、煤炭和技术同样必需的”。这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中国近代有许多留过洋的人，回国后又继续鼓吹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鲁迅称他们是一批“新本领旧思想的人”，是为了“用这学来的新(指船坚炮利、声光化电。——引者)，打出外来的新(指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政治学说。——引者)，关起门来，再走老路。”这样做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十分惨痛的教训。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长期的封建传统的国度中，要实现观念的彻底变革，就必须继承和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德先生”、“赛先生”、还有“穆先生”(Moral，道德，这一点见于五四时期许多启蒙者的著作)的传统，继续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时，要学习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某些进步的文化成份，来丰富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
　　思维方式，从其表现出的现象形态的种种特征来看，固然有开放与封闭、求异与求同等等的区别，但就其核心来说乃是一与多、个体与类的关系问题。能否正确解决一与多、个体与类的关系问题，决定了思维方式的其它特征，同时也决定了人们采取什么样的致思途径。片面强调一而排斥多，势必封闭、同、僵化，致思途径也必然以神契某种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信仰的直觉途径为主。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要允许每一个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即通过个体的发展来促进整个类的发展；同时，个体的命运在商品经济海洋中、在各种机会均等的竞争中的升降浮沉，亦使每一个人的行动都不能不凭借清醒的理性，只是在理性无能为力的地方才不得不借助经验基础上的直觉。因此，只有正确地解决了一与多、个体与类的关系问题，方能破除由片面强调一而排斥多、片面强调类而排斥个体所导致的封闭、同、僵化的思维特征及由此而来的愚昧、盲从和迷信。《青年论坛》上的不少文章没有泛泛而谈思维方式的外在特征，而是在一与多、个体与类的关系上做文章，可以说是把握住了当代思维方式变革的关键。克剑的文章《关于<关于人的问题的若干问题>的若干问题》，阐释马克思关于个体与类的关系的科学理论，可以说是饶有深意的。
　　片面强调一而排斥多，也就必然要抹煞广大人民群众多样性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追求的价值，而只是保障了少数人对价值的攫取；片面强调类而排斥个体，也就必然要抹煞绝大多数个体的存在的价值，窒息人们的创造精神，使社会停滞朽腐、暮气沉沉。因此，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必然带来价值尺度的变革：从以僵化的传统为尺度转变为以人们所创造的满足个体和类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的实际效益为尺度，从以抽象的类精神为尺度转变为以有利于个体与类的和谐一致的发展为尺度。远志明的文章《改革与价值观的转变》和啸鸣的文章《改革中的社会与变革中的价值观》都明确地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下进行的经济改革，对我们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即充分提高了人们作为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自主性是中国新一代价值意识的灵魂，它包括强烈的全球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合乎历史发展需要的知识结构、无法压抑的力求变革的精神、善于在与传统观念的种种冲突中显示自己执着的追求的勇敢开拓的个性；创造性则是中国新一代价值实践的特征，是自主性在对象化活动中的显现。”从自主性与创造性两方面来把握新的价值观念的特征，这种做法颇能体现当代青年积极向上进取的人生态度，表达了当代青年的心声。青年们热衷于人的价值问题的探讨，绝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只是向社会索取和追求物质的享受，他们是在追求自身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为人的价值就体现在不断的追求与创造之中，中华民族的新崛起也就寓于千百万当代青年的个人奋斗之中。在“左”的流毒、封建余毒、庸俗鄙陋的世俗偏见这种种东西还在顽固地压抑着个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某些特定的社会心理氛围中，鼓励青年们应该有那种不怕孤立、不怕打击、勇猛精进的个人奋斗的精神，我以为是十分必要的。
　　情感方式的变革是广大青年所普遍关心的问题。情感可以分为几个层次：既包含Passion(情欲)，即与占有欲之冲动相联系的对于目的物之热望，例如恩格斯所说的曾经作过历史前进的杠杆的“人们的恶劣的情欲”；也包含pathos(情致)，即合乎理性的伦理情感，如黑格尔《美学》中所说的安蒂贡的兄妹情谊；还包含sentiment(情操)，即含有较高的精神追求的“上品的”(refined)情感，如对于真理和正义的热情、对于真善美的最高境界的热切追求；当然，也包含love(爱情)，在西方，真正的爱情也是一种“上品的”情感，是与对于真善美的最高境界的热切追求融为一体的。情感既有高低层次之分，人们当然应该努力追求高级的情感体验。《青年论坛》抨击了封建主义者以假道学排斥真性情的“以理抑情”说，揭露其与中世纪伦理异化相联系、维护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的稳定性的蒙昧主义实质，憧憬在现代化的文明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中的情与理的直接的交融合一；抨击了阿Q式的恋爱方式，指出这种恋爱方式仅仅合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圣经贤传的鄙陋性质，阐明了爱情与情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有无全灵魂的真挚的灵的交感与契合；抨击了“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中世纪贤人格言，揭露这种浇薄的世风产生的社会根源，讴歌人与人之间自由地表达信任、理解、倾心和爱慕的情感的合理性。这一切全都体现了当代青年注重精神的追求、注重人际关系的情感和谐的美好的心愿。当然，能否在全社会做到这一点，还都有待于整个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待于全社会用“上品的”情感扬弃粗鄙的情欲，有待于彻底清算把异性间的正常的社会交往都视为粗鄙的情欲的世俗观念。
　　
　　青年一代的理论工作者在探索之中，许多新的观点难免还不够成熟，于是也就不免被一些人目之为“浅”。但这种“浅”，却正如鲁迅所赞美的那样：“恰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泥？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我愿《青年论坛》这条清澈的小溪，永葆其奔流不息的青春力量。
　　
　　一九八五年初秋于武昌东湖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