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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我们又感到希望渺茫。”
用这句话来形容高校毕业生再合适不过了。新一届的大学生刚刚走进校园,2009级的高校毕业生已毕业两个多月了。在这两个多月里,工作既成为了毕业生们奔向未来的希望所在,也成为了勒紧他们命运的一道枷锁。希望与失望并存,喜悦与迷茫并织,构成了他们精彩而又不乏曲折的人生图像。
如今,他们的就业状况如何?在经济困境中,他们又遭遇了怎样的困难与挑战?我们把镜头转向他们,记录一代青年学子在经济危机中所经历的奋斗与挫折,也籍以揭示几代大学生就业路径变迁的历史脉络。
工作在前方不远拐角处
“老师,您好!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一遍遍说着这些话的人叫姚东序,是合肥工业大学应届毕业生,此时他正准备着几天之后的面试。“投了简历也没数了,如今,离梦想只差一步远。怎么能不重视呢?”为了追求面试情景的逼真,他还特意找来两个朋友担任面试官的角色。
考点就在新华社的一个会议室里。据说今年招聘20人,有近400人参加面试,姚东序感觉自己被淘汰的几率很大,心情忐忑不安。在去考试的路上,突然下起了暴雨,气温降得很低,身着单衣的姚东序兴奋而焦虑的脸庞在雨伞下变得通红,他说,今年夏天让他感觉格外寒冷。
媒体报道中关于就业形势严峻的描述让姚东序紧张不已,他相信现实没那么困难,然而坏消息仍然从四面八方传来。姚东序说,自己经常会半夜醒来,打开电脑看看有哪些公司在招人,投出几十份电子简历才能再次安心入睡。
2009年寒假刚开始,在老师的介绍下,他和五位同学一同踏上了从合肥来京的实习之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大学的最后半年,也意味着必须开始着手找工作了。
6个男孩一起合租了一间屋,这样能够省下不少钱。实习刚开始,大家还沉浸在那股新鲜劲当中,可等实习快结束时,他们却被告知一个也留不下。
“那些天大家都哭丧着脸,还能怎么样呢?他们觉得在北京找工作太难,都回学校参加招聘会去了。我觉得回学校和在北京找工作其实没啥区别,就留下来了。”原来热闹的房间还剩姚东序一个人,显得有些冷清,桌子上摆着几个空方便面盒子,墙角则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简历。
到了三月份,北京的天气依然寒冷,社会上针对大学生的招聘会逐渐多了起来。做记者一直是他的理想,南方的媒体进京揽才,他不停地投递简历,但都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挫败感像一只虫子慢慢噬咬着姚东序,焦虑感也随之袭来。
在校同学签约的消息陆续传来,回校的同学也有几个找到工作了,姚东序开始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他开始考虑是否应该返校,毕竟参加学校的招聘会还是有很多优势的。考虑再三,姚东序还想再试试看,他给自己定的底线是没到最后一刻,一定要坚持。什么时候才算是最后一刻呢?其实他自己也没底。此时的姚东序犹如麦田里的守望者,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一直就这样坚持着,上网看招聘信息,投简历,不放弃任何一家新闻媒体。当看到三家中央媒体的招聘信息陆续贴在网上后,姚东序虔诚地把简历投送出去,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研究三家媒体的精神气质及各种新闻体裁的报道风格。
随后,笔试通知来了,姚东序开始转战于三家的笔试。一个月后,听说有人接到其中一家offer了,打电话过去确认自己没有被录用;再听说有人接到另外一家offer了,再打电话过去确认自己还是没有被录用。
因为不想过于劳累奔波,姚东序从寒假到现在一直没有回家,一个人呆在北京。当得知没有被第一家录用时,他想过打包回学校了,得知没有被第二家录用时,他准备买返校的火车票了,心里也不指望会被第三家录用。但姚东序依然没有沮丧,他想着回学校可以重新开始,这天,他给几个要好的同学发短信,告诉自己马上就要回去了。
可命运偏偏柳暗花明,就在姚东序准备告别北京时,他拿到了第三家的offer,通过了新华社的笔试和面试,工作的橄榄枝终于落在了他的身上。
“在北京近10个月的坚持总算有了回报,而且还是这样出人意料。”姚东序高兴地着手机一个一个地打,他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每一个人。
如今,在网上的他和同学们聊起各自的工作现状,大家多了勉励和勤恳,少了浮躁和抱怨。回望毕业找工作的经历,大家感慨最多的是当时把自己弄得过于焦虑实属不智,心态放平和最重要。
“的确,心态放平和,踏踏实实努力,不放弃任何机会,再坚持一下,相信工作也许就在前面的某个转角处。”姚东序说。
创业,从卖地瓜开始
如果说就业是大学生由象牙塔通往社会的第一步,那么,邵立成迈出的第一步既幸运又充满了偶然。
“我永远忘不了那段时光。”邵立成感慨地说。他说的那段时光,应该是两个月前找工作的艰难奔忙。邵立成是山东经济学院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就在两个月前,他还不断地通过招聘会和网络投简历,希望找到一份“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工作,然而,简历投出后往往石沉大海。
“我期望实习期月工资1000元,转正后月工资1500元,但很多单位给的工资都很低。”
求职路上的不断失败让邵立成重新想起了一年前夭折的创业梦。一年前,他充满热情地参加了学校举办的创业大赛,设计的创业方案是开一家地瓜连锁店,却因为可行性差第一轮就被否决了。此时,卖地瓜的想法又一次让他兴奋起来,他决定把这个梦想付诸实践。
几天之后,他来到了聊城一家开发地瓜产品的企业,这家企业发展的前景不错,他决定加盟。考虑到自己家在青岛,细心的邵立成决定先到青岛“试水”,假如干不好,再接着回去找工作。
“开业几天,收益超出我的期望值。”邵立成惊喜地说。当即,他决定再开一家分店。
他的创业路走的并不平坦。邵立成开的两个小店,除了欠着的加盟费,一共投入五万余元,他没向父母要一分钱。他家在农村,经济条件并不好。对于自己没找工作却卖起地瓜的事儿,邵立成一直没敢告诉父母,怕他们骂自己“不务正业”。
在大学里,邵立成打工曾攒下一万多元,他又向同学借了四万元,才最终凑齐了这笔创业资金。同学们都不富裕,邵立成一共借了20多个人才凑齐钱,他借的最多一笔是8000元,最少的一笔仅仅只有300元。为了从同学那儿顺利筹到钱,邵立成热情邀请同学入股,并承诺到时给他们分红,他觉得这样可以更容易打动那些犹豫不决的同学。
邵立成的两个小店生意一直不错,但他心里总有些不放心。他感觉只卖地瓜产品太单一,又增加了烤土豆、烤芋头,这几天,得知很多考研的学生抓紧一切时间复习,他又急匆匆的挂出牌子提供免费送“外卖”服务。
收益怎样?面对这个问题,他有点羞涩,始终不愿透露具体数字。“起码比我的期望工资要高了”。前几天,有外校的同学来找邵立成,希望能学点创业的经验。“我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但我一定会努力做好。”邵立成说。
以后会不会就走这条路了?面对记者的问题,邵立成心情复杂。“父母希望我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但自己做老板开小店有风险。有时我会想是不是在小店最红火时将店铺转让,自己继续去寻找一份工作,但想到自己已为此付出很多,退出有些不甘心。我会继续为自己的选择而努力。”
做网络创业的潮人
相比邵立成的卖地瓜,杨甫刚选择的创业更富“80后”的独特色彩,他把创业的眼光投向了网络。
这个穿着一件鸭毛到处飞的仿名牌羽绒服的24岁男生,最熟练的动作就是打包化妆品并迅速在上面贴上邮编地址。如今,他已是双皇冠级别的一家淘宝网店的老板(双皇冠意味着网店已获得两万以上买家的好评),这意味着他只要每天轻轻点击鼠标就能月入数十万元。
与他类似的校友有十余个。在毕业生求职的旺季,他们只是偶尔去下招聘现场,却也是为了物色“勤奋、肯吃苦、善沟通”的手下。他们自己从没打算应聘任何工作。杨甫刚已经雇用了6个手下,包括他的大学同班同学,还包括一个武汉大学毕业的男生。说起成功,杨甫刚认为自己是提前搭上电子商务便利的幸运儿。
和身边的同学没什么区别——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次等生”,考了两次高考才勉强进入一所高职学校,但下岗的父亲却把这视为为最大的欣慰,想着儿子毕业以后能进政府机关或单位,过上体面、稳定的生活。杨甫刚则认为父亲OUT(网络用语,过时的意思)了。在他读高中的那年,被称为“扩招就业元年”,媒体上开始出现“失业大学毕业生达50万”的悚人报道,北大毕业生街头卖肉亦掀起轩然大波,高学历不再必然意味着一份体面工作和精英身份。
杨甫刚想实现一个不一样的梦,“就算我拼了命考过英语六级,通过计算机二级考试,年年拿一等奖学金,出了校门,我能和本科、名校的学生争当精英吗?”
大一开学没多久,杨甫刚开始在校内捡矿泉水瓶易拉罐卖,遭到“竞争对手”——学校门卫的强烈不满,“大学生怎么能干这个?不务正业!”“不务正业”的学生很多,当时,有几个在校学生开起了户外用品店、广告公司、婚庆公司等,但都不具备推广的可行性。大多数学生还是做些普通的兼职或家教,杨甫刚也仍在“厚着脸皮”捡瓶子。
2007年,在朋友的推荐下,杨甫刚开始转做淘宝,售卖家居装饰品和化妆品。彼时,网络购物风靡一时,只有一台电脑、500块钱与骨灰级吃苦品质的杨甫刚迅速上手。当十余平方米的宿舍已塞不下货时,他冒着被开除的风险悄悄搬出了校外。“如果拿不到文凭,我也只好对不起老爸老妈了。”他说。
8个月后,做到五颗钻(网店的信誉评级标准,越多越好)级别时,“不务正业”的杨甫刚突然一下子成为学校里的风云人物,相比于那些到处找工作的同学,他已经成为月入数万元的小老板,甚至已经雇佣了好几个同学。
遥想自己的创业前景,他更多借助那些网络科幻片来做说明。“也许,有一天,真的会实现这样的情景:人们的吃穿住行都能在网上解决,就像电影《骇客帝国》所展现的一样。”杨甫刚小心翼翼地推测说。
徘徊在就业的十字路口
如果说邵成立与杨甫刚通过自主创业迈出了成功第一步,更多的高校毕业生们却依然彷徨在寻职的苦闷与奋斗当中。
来自四川警安职业学院中医药专业的大学生董建军,在北京求职三次碰壁后,终于放弃了专业对口的择业标准,他说:“从现在起,我要为了生存而生活。”
董建军和他的30多名同学,是由成都“川妹子家政”公司组织进京求职的。在进京之前,他们已经进行了一周的岗前培训,从叠衬衫到照顾新生婴儿,为了实现在京城落脚的理想,他们按照书本及雇主的要求,在老师指导下,从仪态、心理到处事态度上都对自己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学会适应环境,对于去北京的生活,我们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但这种心理准备,在现实面前仍然显得不足。来北京一周时间,和大学生们同行的大部分中年女工已经被雇主早早订走,近三分之一的女大学生被有意向的家庭预订,而男大学生的出路始终是一筹莫展。每次办公室的电话响起,躺在床上的男生如同弹簧似的跳起来,小心地倾听接电话同事的对话口气,表情总是从异常紧张逐渐到满不在乎。“每次都是兴奋而来,扫兴而去。我习惯了。用人单位总是问:‘你会干什么?你做过什么?’我们只能说才离开学校,对方笑笑。我讨厌这种漠视!”一位男生说道。
三日后,有三名男生被雇主预订,经过面试,已经入户上岗。其他女生已经预订一空。按照川妹子公司的数据,从事家教、家务、秘书、商务的就业比例占到了本次大学生总就业人数的70%。多数大学生认为:“结合个人学业特长的实际工作并不如预期。”
“女生会做的,男生会做得更好,我可以做到更加细心。”现在,董建军这样耐心地同雇主介绍自己。
川妹子家政服务公司负责人宋瑞在公开场合一直强调的一个口径是:“我们的大学生不是传统意义的保姆,而是高级家政人员。”据他介绍:“家政行业需求量最大的是农民工,最近两年大学生的需求呈上升趋势。这是大学生就业新的增长点:全国家政行业岗位是5000万人,目前在岗一千万,高端岗位需求至少在八百万人左右。进入2006年之后,大学生逐渐进入家政市场,这是就业的一个变化。”
2008年,北京某个高档的洗浴中心公开招聘各个岗位的大学生。在接到消息后,之前在家政公司服务过的大学生刘征和几位同学一同前来面试,他们希望应聘公司的管理部门。几经考试之后,洗浴中心通知刘征已经被录取,但前提是必须从公司的最初级岗位——搓澡工开始做起,每天按照工作量提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们还是决定留下来。一段时间后,刘征和他的一位同学离开了那家洗浴中心,重新进入家政服务行业。
“2009年一定是新的开始,经过几次换岗,我还是看好家政市场的前景。”这群在京城寻找自己未来的大学生们,不断调整人生坐标的同时,仍然充满着年轻人的乐观和梦想。
此时,南方一个叫做深圳的城市,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大学生寻工潮。
历经几番找工,今年3月6日,胡良奎入住深圳宝安北路人才市场附近的一家每天只需10元住宿费的“十元店”。在那里,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一些大学生正在陷入找工“盲流”中。
他应聘的十几家广告公司和营销公司几乎都不给底‘只给提成,这让他感觉大学生就业简直就像“贱卖”的大白菜一样。“人才市场和‘十元店”附近到处都是背着包、拿着地图、脸色沉重的大学生”,他住在一个挤了14人的小房间里,空气中弥漫着脚臭味。整栋“十元店”旧楼里,聚集了几百名来深圳找工的应届大学生。
一天中午,找工失意的胡良奎在“十元店”旁吃快餐时,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坐在对面一个劲儿地喝免费汤。胡良奎从旁人那里得知这是一位找工的大学生,现在没钱吃饭。胡良奎给她买了份快餐,结果女孩看着快餐就开始狼吞虎咽,痛哭失声。
女孩是成都某高校的应届毕业生,父母已为她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但她不满意,就辞职来深圳找梦想。结果工作没找到,手机又被偷,身无分文。胡良奎劝她回家,“既然有跨出一步的勇气,为什么就没有退回一步的勇气呢?”可她始终摇着头。
“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我发现不少大学生,包括我,来南方都是很盲目的。”于是胡良奎回到了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边。“现在先在鞋厂做几个月,等五六月份回学校拿学位证时,我就辞工。这也是为了磨磨身上的浮躁气吧。”身处逆境的胡良奎还是想得很从容。
上海浦东新区最繁华的陆家嘴地段,也汇聚了100多名和广州、深圳“十元店”里相似的外地大学生。他们住在一幢破旧大楼第12层的简陋房间里,名称更时髦些,叫“求职村”。他们入住短则几天,长则一两年。吃三块钱一份的蛋炒饭,住15元一天的架子床,早出晚归,出门光鲜,归来垢面。几十人共用一台热水器,甚至栖身门板之上……
“求职村”的年轻人各怀心事。从内蒙古结伴而来的包头财经学院的两位同学,蜷缩在架子床上蒙被而睡。两人甚至连简历还没做好,就冒失地来闯上海滩。这是他俩继天津后的第二站,给自己限期一个月。同一房间里的徐州师范大学应届生任志杰,入沪四天来找到的最好一份工作是服装销售,底薪1000元外加提成。而去年毕业于燕山大学国际金融系的宋国明,工作从天津找到上海,一个月薪千元以上的工作都没找到,几番在“十元店”里搬进搬出。
8月11日中午12时,钱财耗尽的宋国明将再次离开“驿站”。朋友陈士富去送他,他一直低着头走路。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他想起了在上海最后悔的一件事,当时有家公司愿给他一个月900块钱,包住,他没去,“在上海长时间找不着工作,人会疼的”。
陈士富,毕业于山东工商学院,整整在“求职村”住了一个月,面试24次,参加13场招聘会,简历递出不计其数,结局还是空手而归。
在宋国明即将离开的那个晚上,陈士富喝醉了,躺在花圃里满怀哲理地说了一句:“这城市他妈的与我有关吗?”宋国明捶了他两拳,说,再喊两声吧。这山东汉子竟真扯开嗓子喊了起来……然后扭过头,倏地起身,头也不回地朝“求职村”走去。
从“包分配”到自主择业的变迁
当没有选择权时,大学毕业生们接受一份工作,就像接受命运安排。当拥有选择权后,大学毕业生们发现,事实上,可选择的却越来越少。
这或许是自由的代价,有人甚至开始羡慕“分配工作”的时代;不过,只有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才知道能够“弱水三千中取一瓢饮”的幸福。
每周一到周五,9点上班16点下班。下午泡上一杯绿茶,慢慢啜饮时,不时有编辑过来询问标题是否要改,版式是否该调。这就是汪文目前的工作状态,他常常感慨说这样的人生过于平淡。
汪文今年46岁,是农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他说,如果时光退回到1984年的夏天,他的人生轨迹一定不是如此。
1984年6月,炎热而沉闷。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四学生汪文,照样和同学一起踢球、看书,他说对毕业没有什么概念,只是觉得毕业后不再接触学校而已,反正学校会分配工作,其他的人生目标、职业规划是没有想过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并不奇怪,因为在政府统一分配工作的时代,大学生的就业不以自己的职业规划为转移。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当时的政务院(国务院)发出《为有计划地合理地分配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今年暑期毕业生工作的通令》,提出对高校毕业生实行有计划的统筹分配;一年之后,再次发布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高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
1977年恢复高考后,国家仍然沿袭了这一规定。1981年,“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面临毕业之际,国务院批转了原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关于改进1981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要求对毕业生按照国家统一计划分配:国家教委直属院校毕业生由国家负责面向全国分配;部委主管院校,毕业生由各部委在本系统、本行业内分配;省属院校的毕业生主要由各省市自治区负责面向本地区分配。
“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成为当时的流行语。汪文觉得,大学生和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能够移动。1984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班主任在教室门口叫住汪文,带他到办公室,问他对就业有何打算。“打算?我就是想做点实际的工作。”汪文在老师对面坐好,不假思索地回答。 老师又问一个问题:“你愿意去教书吗?”“不愿意,我不想呆在学校了。”汪文说,就是这一句回答,让他每次想起来都有些悔意。
大约两周后,毕业报到证发到每个人手中。汪文的报到地点是农民日报社,隔壁班一位同学的报到地点是南京陆军指挥学院。两人心里都一惊。同学想留在北京,而军校则令汪文心驰神往。两人商量后,拿着报到证找班主任,坦白来意。答案是否定的。
当时的就业,都是老师在毕业前询问同学们大概意向,然后向用人单位推荐,一般情况下都是遵照同学意愿的,“但老师问得不会特别细,大概是为了公平角度考虑吧,因为岗位基本是固定的,不可能让所有的人满意。”汪文认为,都怪自己当初一句话,让主管分配的老师给了自己一个并不十分想要的工作。
资料显示,1984年全国的大学毕业生仅有27万。在人才奇缺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没有挑选权,毕业生无所谓自主权。
在没有选择的空间里,做好被安排的工作是大多数人的惟一选择。1984年7月,汪文拿着档案袋和报到证,到了万寿路61号院。农民日报社在院内某一栋楼的四层和五层,几张办公桌摆在一起,就是办公地点。主任也和大家一样,没有自己的办公室。
汪文和同来的10名大学生,在领导的欢迎词中留了下来。汪文被分去做国际版编辑。“我对新闻一无所知,对那些国外的消息感到特别陌生,跟我学的、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但汪文想,既来之则安之,把手头工作做好要紧。
作为媒体人,也作为一个有点遗憾的就业者,汪文经常关注大学生就业信息。1986年,他得知原国家教委出台《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提出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逐步把竞争机制引向高校。
同年,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实行双向选择试点。那是一道大门被打开的惊喜,至少行政命令不再过多干预毕业生择业。此前从毕业生到用人单位,要经过高校、教育部两重大门,尤其是教育部牢不可破的大门,在就职前使得双方不能相见相知。
然而作为就业主体的学生,还是没有直接参与到求职过程中。这个僵局的打破,依然是国家一道行政命令。1994年,原国家教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提出国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针政策为指导,以奖学金制度和社会就业需求信息引导毕业生自主择业。
自此,大学生包分配制度才彻底成为了历史。
求解大学生就业困局
当下大学生就业难的困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中的判断:“在东亚的成功故事背后,隐藏着无就业增长的挑战,尤其是中国。中国经济犹如一部高速列车飞速向前奔驰,但越来越多的人,却被远远地丢在后面,大学毕业生就是其中之一。”
去年三月,记者曾就大学生就业问题采访教育部原办公厅副主任王旭明。一年之后,他再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学生今年的就业难问题有着多方面综合原因,金融危机的到来则加速了就业难的境况。
有专家认为,这与大学连年扩招不无关系,对此王旭明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国家大学在1998年实现了一次扩招,在原来的基础上增了45%的比例来扩招了这样的规模。应该说这几年的实践来看,我们10年来经济飞速发展之快,很难想象没有这样人才支撑的话能够有今天。大学生不是现在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另外,还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当前就业市场饱和,市场提供的就业机会缺乏,王旭明也不赞同这种说法。“根本不存在就业市场饱和的问题。比如我们国家目前毕业的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每年有20万人,而在新闻传媒目前正式登记造册的人员有16万人,那也就是说让这16万人同时下岗,还有四万应届学新闻的人还无业可就。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待就业的‘业’,什么叫做‘业’?其实一些企业实际上非常急缺学传播的、学新闻的人才,但是却很少能招揽到相关人才。”
“市场更需要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说,他将大学生就业难更多地归结为经济的结构性问题。“2005年私营企业比前两年增加了450万个就业就会,而教育、科技、国家机关增加的岗位比较少。教育行业新增岗位24万个,金融业新增2.7万个,而科技领域只招了3000人,电、水、煤这些行业就更少了。”张车伟说,“大学生喜欢去的地方恰恰吸纳能力小。”
张车伟将其称为“供求结构矛盾”,国家发改委则称之为“结构性就业难题”。实际上,这种“结构性就业难题”不仅体现在不同行业间,也体现在不同地域间。“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西部、基层一套房”就是这种地域差的表征。
中国农业大学的动物科学专业研究如何养牛、养猪,可很多毕业生为了在大城市里找到工作,干脆转行,“很多毕业生宁愿在北京卖饲料当推销员,也不愿意到基层去”。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的毕业生研究的是如何让果树产量更高、花卉生长更好。“可很多同学去推销园艺产品,在办公室做文秘。”该学院学生桓靖学对记者说。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刘君给这种现象起名为“职业歧视”。“当‘精英情结’的淡化速度没有赶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速度时,人们的就业心态就会变得狭隘,而择业的自主性和多样化也就会大受限制。一是造成了大学生普遍薪资期望过高,从而抑制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二是造成了局部地区和局部行业人才的过剩,因为大家都希望留在发达的大城市中,都只希望学金融、会计、计算机等热门专业,所以市场上也才会出现年薪数10万求一焊工或钳工而不得的现象。”他说。
回望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大学生就业制度跨过的几个门槛,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市场化历史轴线。然而,市场化也即意味着大学生要依靠自己的打拼而生存,那些尚未具备竞争能力的大学生则面临着越发艰难的处境。
在全国上下“共渡时艰”的重要关头,邵立成们的创业需要国家的鼓励与支持,而董建军们的就业难也需要进行必要的引导与帮助。如何避免一些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困境,显然需要来自政府、社会、学校等多方面的协同努力。
用这句话来形容高校毕业生再合适不过了。新一届的大学生刚刚走进校园,2009级的高校毕业生已毕业两个多月了。在这两个多月里,工作既成为了毕业生们奔向未来的希望所在,也成为了勒紧他们命运的一道枷锁。希望与失望并存,喜悦与迷茫并织,构成了他们精彩而又不乏曲折的人生图像。
如今,他们的就业状况如何?在经济困境中,他们又遭遇了怎样的困难与挑战?我们把镜头转向他们,记录一代青年学子在经济危机中所经历的奋斗与挫折,也籍以揭示几代大学生就业路径变迁的历史脉络。
工作在前方不远拐角处
“老师,您好!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一遍遍说着这些话的人叫姚东序,是合肥工业大学应届毕业生,此时他正准备着几天之后的面试。“投了简历也没数了,如今,离梦想只差一步远。怎么能不重视呢?”为了追求面试情景的逼真,他还特意找来两个朋友担任面试官的角色。
考点就在新华社的一个会议室里。据说今年招聘20人,有近400人参加面试,姚东序感觉自己被淘汰的几率很大,心情忐忑不安。在去考试的路上,突然下起了暴雨,气温降得很低,身着单衣的姚东序兴奋而焦虑的脸庞在雨伞下变得通红,他说,今年夏天让他感觉格外寒冷。
媒体报道中关于就业形势严峻的描述让姚东序紧张不已,他相信现实没那么困难,然而坏消息仍然从四面八方传来。姚东序说,自己经常会半夜醒来,打开电脑看看有哪些公司在招人,投出几十份电子简历才能再次安心入睡。
2009年寒假刚开始,在老师的介绍下,他和五位同学一同踏上了从合肥来京的实习之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大学的最后半年,也意味着必须开始着手找工作了。
6个男孩一起合租了一间屋,这样能够省下不少钱。实习刚开始,大家还沉浸在那股新鲜劲当中,可等实习快结束时,他们却被告知一个也留不下。
“那些天大家都哭丧着脸,还能怎么样呢?他们觉得在北京找工作太难,都回学校参加招聘会去了。我觉得回学校和在北京找工作其实没啥区别,就留下来了。”原来热闹的房间还剩姚东序一个人,显得有些冷清,桌子上摆着几个空方便面盒子,墙角则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简历。
到了三月份,北京的天气依然寒冷,社会上针对大学生的招聘会逐渐多了起来。做记者一直是他的理想,南方的媒体进京揽才,他不停地投递简历,但都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挫败感像一只虫子慢慢噬咬着姚东序,焦虑感也随之袭来。
在校同学签约的消息陆续传来,回校的同学也有几个找到工作了,姚东序开始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他开始考虑是否应该返校,毕竟参加学校的招聘会还是有很多优势的。考虑再三,姚东序还想再试试看,他给自己定的底线是没到最后一刻,一定要坚持。什么时候才算是最后一刻呢?其实他自己也没底。此时的姚东序犹如麦田里的守望者,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一直就这样坚持着,上网看招聘信息,投简历,不放弃任何一家新闻媒体。当看到三家中央媒体的招聘信息陆续贴在网上后,姚东序虔诚地把简历投送出去,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研究三家媒体的精神气质及各种新闻体裁的报道风格。
随后,笔试通知来了,姚东序开始转战于三家的笔试。一个月后,听说有人接到其中一家offer了,打电话过去确认自己没有被录用;再听说有人接到另外一家offer了,再打电话过去确认自己还是没有被录用。
因为不想过于劳累奔波,姚东序从寒假到现在一直没有回家,一个人呆在北京。当得知没有被第一家录用时,他想过打包回学校了,得知没有被第二家录用时,他准备买返校的火车票了,心里也不指望会被第三家录用。但姚东序依然没有沮丧,他想着回学校可以重新开始,这天,他给几个要好的同学发短信,告诉自己马上就要回去了。
可命运偏偏柳暗花明,就在姚东序准备告别北京时,他拿到了第三家的offer,通过了新华社的笔试和面试,工作的橄榄枝终于落在了他的身上。
“在北京近10个月的坚持总算有了回报,而且还是这样出人意料。”姚东序高兴地着手机一个一个地打,他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每一个人。
如今,在网上的他和同学们聊起各自的工作现状,大家多了勉励和勤恳,少了浮躁和抱怨。回望毕业找工作的经历,大家感慨最多的是当时把自己弄得过于焦虑实属不智,心态放平和最重要。
“的确,心态放平和,踏踏实实努力,不放弃任何机会,再坚持一下,相信工作也许就在前面的某个转角处。”姚东序说。
创业,从卖地瓜开始
如果说就业是大学生由象牙塔通往社会的第一步,那么,邵立成迈出的第一步既幸运又充满了偶然。
“我永远忘不了那段时光。”邵立成感慨地说。他说的那段时光,应该是两个月前找工作的艰难奔忙。邵立成是山东经济学院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就在两个月前,他还不断地通过招聘会和网络投简历,希望找到一份“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工作,然而,简历投出后往往石沉大海。
“我期望实习期月工资1000元,转正后月工资1500元,但很多单位给的工资都很低。”
求职路上的不断失败让邵立成重新想起了一年前夭折的创业梦。一年前,他充满热情地参加了学校举办的创业大赛,设计的创业方案是开一家地瓜连锁店,却因为可行性差第一轮就被否决了。此时,卖地瓜的想法又一次让他兴奋起来,他决定把这个梦想付诸实践。
几天之后,他来到了聊城一家开发地瓜产品的企业,这家企业发展的前景不错,他决定加盟。考虑到自己家在青岛,细心的邵立成决定先到青岛“试水”,假如干不好,再接着回去找工作。
“开业几天,收益超出我的期望值。”邵立成惊喜地说。当即,他决定再开一家分店。
他的创业路走的并不平坦。邵立成开的两个小店,除了欠着的加盟费,一共投入五万余元,他没向父母要一分钱。他家在农村,经济条件并不好。对于自己没找工作却卖起地瓜的事儿,邵立成一直没敢告诉父母,怕他们骂自己“不务正业”。
在大学里,邵立成打工曾攒下一万多元,他又向同学借了四万元,才最终凑齐了这笔创业资金。同学们都不富裕,邵立成一共借了20多个人才凑齐钱,他借的最多一笔是8000元,最少的一笔仅仅只有300元。为了从同学那儿顺利筹到钱,邵立成热情邀请同学入股,并承诺到时给他们分红,他觉得这样可以更容易打动那些犹豫不决的同学。
邵立成的两个小店生意一直不错,但他心里总有些不放心。他感觉只卖地瓜产品太单一,又增加了烤土豆、烤芋头,这几天,得知很多考研的学生抓紧一切时间复习,他又急匆匆的挂出牌子提供免费送“外卖”服务。
收益怎样?面对这个问题,他有点羞涩,始终不愿透露具体数字。“起码比我的期望工资要高了”。前几天,有外校的同学来找邵立成,希望能学点创业的经验。“我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但我一定会努力做好。”邵立成说。
以后会不会就走这条路了?面对记者的问题,邵立成心情复杂。“父母希望我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但自己做老板开小店有风险。有时我会想是不是在小店最红火时将店铺转让,自己继续去寻找一份工作,但想到自己已为此付出很多,退出有些不甘心。我会继续为自己的选择而努力。”
做网络创业的潮人
相比邵立成的卖地瓜,杨甫刚选择的创业更富“80后”的独特色彩,他把创业的眼光投向了网络。
这个穿着一件鸭毛到处飞的仿名牌羽绒服的24岁男生,最熟练的动作就是打包化妆品并迅速在上面贴上邮编地址。如今,他已是双皇冠级别的一家淘宝网店的老板(双皇冠意味着网店已获得两万以上买家的好评),这意味着他只要每天轻轻点击鼠标就能月入数十万元。
与他类似的校友有十余个。在毕业生求职的旺季,他们只是偶尔去下招聘现场,却也是为了物色“勤奋、肯吃苦、善沟通”的手下。他们自己从没打算应聘任何工作。杨甫刚已经雇用了6个手下,包括他的大学同班同学,还包括一个武汉大学毕业的男生。说起成功,杨甫刚认为自己是提前搭上电子商务便利的幸运儿。
和身边的同学没什么区别——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次等生”,考了两次高考才勉强进入一所高职学校,但下岗的父亲却把这视为为最大的欣慰,想着儿子毕业以后能进政府机关或单位,过上体面、稳定的生活。杨甫刚则认为父亲OUT(网络用语,过时的意思)了。在他读高中的那年,被称为“扩招就业元年”,媒体上开始出现“失业大学毕业生达50万”的悚人报道,北大毕业生街头卖肉亦掀起轩然大波,高学历不再必然意味着一份体面工作和精英身份。
杨甫刚想实现一个不一样的梦,“就算我拼了命考过英语六级,通过计算机二级考试,年年拿一等奖学金,出了校门,我能和本科、名校的学生争当精英吗?”
大一开学没多久,杨甫刚开始在校内捡矿泉水瓶易拉罐卖,遭到“竞争对手”——学校门卫的强烈不满,“大学生怎么能干这个?不务正业!”“不务正业”的学生很多,当时,有几个在校学生开起了户外用品店、广告公司、婚庆公司等,但都不具备推广的可行性。大多数学生还是做些普通的兼职或家教,杨甫刚也仍在“厚着脸皮”捡瓶子。
2007年,在朋友的推荐下,杨甫刚开始转做淘宝,售卖家居装饰品和化妆品。彼时,网络购物风靡一时,只有一台电脑、500块钱与骨灰级吃苦品质的杨甫刚迅速上手。当十余平方米的宿舍已塞不下货时,他冒着被开除的风险悄悄搬出了校外。“如果拿不到文凭,我也只好对不起老爸老妈了。”他说。
8个月后,做到五颗钻(网店的信誉评级标准,越多越好)级别时,“不务正业”的杨甫刚突然一下子成为学校里的风云人物,相比于那些到处找工作的同学,他已经成为月入数万元的小老板,甚至已经雇佣了好几个同学。
遥想自己的创业前景,他更多借助那些网络科幻片来做说明。“也许,有一天,真的会实现这样的情景:人们的吃穿住行都能在网上解决,就像电影《骇客帝国》所展现的一样。”杨甫刚小心翼翼地推测说。
徘徊在就业的十字路口
如果说邵成立与杨甫刚通过自主创业迈出了成功第一步,更多的高校毕业生们却依然彷徨在寻职的苦闷与奋斗当中。
来自四川警安职业学院中医药专业的大学生董建军,在北京求职三次碰壁后,终于放弃了专业对口的择业标准,他说:“从现在起,我要为了生存而生活。”
董建军和他的30多名同学,是由成都“川妹子家政”公司组织进京求职的。在进京之前,他们已经进行了一周的岗前培训,从叠衬衫到照顾新生婴儿,为了实现在京城落脚的理想,他们按照书本及雇主的要求,在老师指导下,从仪态、心理到处事态度上都对自己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学会适应环境,对于去北京的生活,我们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但这种心理准备,在现实面前仍然显得不足。来北京一周时间,和大学生们同行的大部分中年女工已经被雇主早早订走,近三分之一的女大学生被有意向的家庭预订,而男大学生的出路始终是一筹莫展。每次办公室的电话响起,躺在床上的男生如同弹簧似的跳起来,小心地倾听接电话同事的对话口气,表情总是从异常紧张逐渐到满不在乎。“每次都是兴奋而来,扫兴而去。我习惯了。用人单位总是问:‘你会干什么?你做过什么?’我们只能说才离开学校,对方笑笑。我讨厌这种漠视!”一位男生说道。
三日后,有三名男生被雇主预订,经过面试,已经入户上岗。其他女生已经预订一空。按照川妹子公司的数据,从事家教、家务、秘书、商务的就业比例占到了本次大学生总就业人数的70%。多数大学生认为:“结合个人学业特长的实际工作并不如预期。”
“女生会做的,男生会做得更好,我可以做到更加细心。”现在,董建军这样耐心地同雇主介绍自己。
川妹子家政服务公司负责人宋瑞在公开场合一直强调的一个口径是:“我们的大学生不是传统意义的保姆,而是高级家政人员。”据他介绍:“家政行业需求量最大的是农民工,最近两年大学生的需求呈上升趋势。这是大学生就业新的增长点:全国家政行业岗位是5000万人,目前在岗一千万,高端岗位需求至少在八百万人左右。进入2006年之后,大学生逐渐进入家政市场,这是就业的一个变化。”
2008年,北京某个高档的洗浴中心公开招聘各个岗位的大学生。在接到消息后,之前在家政公司服务过的大学生刘征和几位同学一同前来面试,他们希望应聘公司的管理部门。几经考试之后,洗浴中心通知刘征已经被录取,但前提是必须从公司的最初级岗位——搓澡工开始做起,每天按照工作量提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们还是决定留下来。一段时间后,刘征和他的一位同学离开了那家洗浴中心,重新进入家政服务行业。
“2009年一定是新的开始,经过几次换岗,我还是看好家政市场的前景。”这群在京城寻找自己未来的大学生们,不断调整人生坐标的同时,仍然充满着年轻人的乐观和梦想。
此时,南方一个叫做深圳的城市,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大学生寻工潮。
历经几番找工,今年3月6日,胡良奎入住深圳宝安北路人才市场附近的一家每天只需10元住宿费的“十元店”。在那里,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一些大学生正在陷入找工“盲流”中。
他应聘的十几家广告公司和营销公司几乎都不给底‘只给提成,这让他感觉大学生就业简直就像“贱卖”的大白菜一样。“人才市场和‘十元店”附近到处都是背着包、拿着地图、脸色沉重的大学生”,他住在一个挤了14人的小房间里,空气中弥漫着脚臭味。整栋“十元店”旧楼里,聚集了几百名来深圳找工的应届大学生。
一天中午,找工失意的胡良奎在“十元店”旁吃快餐时,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坐在对面一个劲儿地喝免费汤。胡良奎从旁人那里得知这是一位找工的大学生,现在没钱吃饭。胡良奎给她买了份快餐,结果女孩看着快餐就开始狼吞虎咽,痛哭失声。
女孩是成都某高校的应届毕业生,父母已为她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但她不满意,就辞职来深圳找梦想。结果工作没找到,手机又被偷,身无分文。胡良奎劝她回家,“既然有跨出一步的勇气,为什么就没有退回一步的勇气呢?”可她始终摇着头。
“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我发现不少大学生,包括我,来南方都是很盲目的。”于是胡良奎回到了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边。“现在先在鞋厂做几个月,等五六月份回学校拿学位证时,我就辞工。这也是为了磨磨身上的浮躁气吧。”身处逆境的胡良奎还是想得很从容。
上海浦东新区最繁华的陆家嘴地段,也汇聚了100多名和广州、深圳“十元店”里相似的外地大学生。他们住在一幢破旧大楼第12层的简陋房间里,名称更时髦些,叫“求职村”。他们入住短则几天,长则一两年。吃三块钱一份的蛋炒饭,住15元一天的架子床,早出晚归,出门光鲜,归来垢面。几十人共用一台热水器,甚至栖身门板之上……
“求职村”的年轻人各怀心事。从内蒙古结伴而来的包头财经学院的两位同学,蜷缩在架子床上蒙被而睡。两人甚至连简历还没做好,就冒失地来闯上海滩。这是他俩继天津后的第二站,给自己限期一个月。同一房间里的徐州师范大学应届生任志杰,入沪四天来找到的最好一份工作是服装销售,底薪1000元外加提成。而去年毕业于燕山大学国际金融系的宋国明,工作从天津找到上海,一个月薪千元以上的工作都没找到,几番在“十元店”里搬进搬出。
8月11日中午12时,钱财耗尽的宋国明将再次离开“驿站”。朋友陈士富去送他,他一直低着头走路。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他想起了在上海最后悔的一件事,当时有家公司愿给他一个月900块钱,包住,他没去,“在上海长时间找不着工作,人会疼的”。
陈士富,毕业于山东工商学院,整整在“求职村”住了一个月,面试24次,参加13场招聘会,简历递出不计其数,结局还是空手而归。
在宋国明即将离开的那个晚上,陈士富喝醉了,躺在花圃里满怀哲理地说了一句:“这城市他妈的与我有关吗?”宋国明捶了他两拳,说,再喊两声吧。这山东汉子竟真扯开嗓子喊了起来……然后扭过头,倏地起身,头也不回地朝“求职村”走去。
从“包分配”到自主择业的变迁
当没有选择权时,大学毕业生们接受一份工作,就像接受命运安排。当拥有选择权后,大学毕业生们发现,事实上,可选择的却越来越少。
这或许是自由的代价,有人甚至开始羡慕“分配工作”的时代;不过,只有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才知道能够“弱水三千中取一瓢饮”的幸福。
每周一到周五,9点上班16点下班。下午泡上一杯绿茶,慢慢啜饮时,不时有编辑过来询问标题是否要改,版式是否该调。这就是汪文目前的工作状态,他常常感慨说这样的人生过于平淡。
汪文今年46岁,是农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他说,如果时光退回到1984年的夏天,他的人生轨迹一定不是如此。
1984年6月,炎热而沉闷。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四学生汪文,照样和同学一起踢球、看书,他说对毕业没有什么概念,只是觉得毕业后不再接触学校而已,反正学校会分配工作,其他的人生目标、职业规划是没有想过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并不奇怪,因为在政府统一分配工作的时代,大学生的就业不以自己的职业规划为转移。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当时的政务院(国务院)发出《为有计划地合理地分配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今年暑期毕业生工作的通令》,提出对高校毕业生实行有计划的统筹分配;一年之后,再次发布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高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
1977年恢复高考后,国家仍然沿袭了这一规定。1981年,“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面临毕业之际,国务院批转了原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关于改进1981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要求对毕业生按照国家统一计划分配:国家教委直属院校毕业生由国家负责面向全国分配;部委主管院校,毕业生由各部委在本系统、本行业内分配;省属院校的毕业生主要由各省市自治区负责面向本地区分配。
“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成为当时的流行语。汪文觉得,大学生和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能够移动。1984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班主任在教室门口叫住汪文,带他到办公室,问他对就业有何打算。“打算?我就是想做点实际的工作。”汪文在老师对面坐好,不假思索地回答。 老师又问一个问题:“你愿意去教书吗?”“不愿意,我不想呆在学校了。”汪文说,就是这一句回答,让他每次想起来都有些悔意。
大约两周后,毕业报到证发到每个人手中。汪文的报到地点是农民日报社,隔壁班一位同学的报到地点是南京陆军指挥学院。两人心里都一惊。同学想留在北京,而军校则令汪文心驰神往。两人商量后,拿着报到证找班主任,坦白来意。答案是否定的。
当时的就业,都是老师在毕业前询问同学们大概意向,然后向用人单位推荐,一般情况下都是遵照同学意愿的,“但老师问得不会特别细,大概是为了公平角度考虑吧,因为岗位基本是固定的,不可能让所有的人满意。”汪文认为,都怪自己当初一句话,让主管分配的老师给了自己一个并不十分想要的工作。
资料显示,1984年全国的大学毕业生仅有27万。在人才奇缺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没有挑选权,毕业生无所谓自主权。
在没有选择的空间里,做好被安排的工作是大多数人的惟一选择。1984年7月,汪文拿着档案袋和报到证,到了万寿路61号院。农民日报社在院内某一栋楼的四层和五层,几张办公桌摆在一起,就是办公地点。主任也和大家一样,没有自己的办公室。
汪文和同来的10名大学生,在领导的欢迎词中留了下来。汪文被分去做国际版编辑。“我对新闻一无所知,对那些国外的消息感到特别陌生,跟我学的、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但汪文想,既来之则安之,把手头工作做好要紧。
作为媒体人,也作为一个有点遗憾的就业者,汪文经常关注大学生就业信息。1986年,他得知原国家教委出台《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提出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逐步把竞争机制引向高校。
同年,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实行双向选择试点。那是一道大门被打开的惊喜,至少行政命令不再过多干预毕业生择业。此前从毕业生到用人单位,要经过高校、教育部两重大门,尤其是教育部牢不可破的大门,在就职前使得双方不能相见相知。
然而作为就业主体的学生,还是没有直接参与到求职过程中。这个僵局的打破,依然是国家一道行政命令。1994年,原国家教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提出国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针政策为指导,以奖学金制度和社会就业需求信息引导毕业生自主择业。
自此,大学生包分配制度才彻底成为了历史。
求解大学生就业困局
当下大学生就业难的困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中的判断:“在东亚的成功故事背后,隐藏着无就业增长的挑战,尤其是中国。中国经济犹如一部高速列车飞速向前奔驰,但越来越多的人,却被远远地丢在后面,大学毕业生就是其中之一。”
去年三月,记者曾就大学生就业问题采访教育部原办公厅副主任王旭明。一年之后,他再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学生今年的就业难问题有着多方面综合原因,金融危机的到来则加速了就业难的境况。
有专家认为,这与大学连年扩招不无关系,对此王旭明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国家大学在1998年实现了一次扩招,在原来的基础上增了45%的比例来扩招了这样的规模。应该说这几年的实践来看,我们10年来经济飞速发展之快,很难想象没有这样人才支撑的话能够有今天。大学生不是现在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另外,还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当前就业市场饱和,市场提供的就业机会缺乏,王旭明也不赞同这种说法。“根本不存在就业市场饱和的问题。比如我们国家目前毕业的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每年有20万人,而在新闻传媒目前正式登记造册的人员有16万人,那也就是说让这16万人同时下岗,还有四万应届学新闻的人还无业可就。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待就业的‘业’,什么叫做‘业’?其实一些企业实际上非常急缺学传播的、学新闻的人才,但是却很少能招揽到相关人才。”
“市场更需要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说,他将大学生就业难更多地归结为经济的结构性问题。“2005年私营企业比前两年增加了450万个就业就会,而教育、科技、国家机关增加的岗位比较少。教育行业新增岗位24万个,金融业新增2.7万个,而科技领域只招了3000人,电、水、煤这些行业就更少了。”张车伟说,“大学生喜欢去的地方恰恰吸纳能力小。”
张车伟将其称为“供求结构矛盾”,国家发改委则称之为“结构性就业难题”。实际上,这种“结构性就业难题”不仅体现在不同行业间,也体现在不同地域间。“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西部、基层一套房”就是这种地域差的表征。
中国农业大学的动物科学专业研究如何养牛、养猪,可很多毕业生为了在大城市里找到工作,干脆转行,“很多毕业生宁愿在北京卖饲料当推销员,也不愿意到基层去”。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的毕业生研究的是如何让果树产量更高、花卉生长更好。“可很多同学去推销园艺产品,在办公室做文秘。”该学院学生桓靖学对记者说。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刘君给这种现象起名为“职业歧视”。“当‘精英情结’的淡化速度没有赶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速度时,人们的就业心态就会变得狭隘,而择业的自主性和多样化也就会大受限制。一是造成了大学生普遍薪资期望过高,从而抑制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二是造成了局部地区和局部行业人才的过剩,因为大家都希望留在发达的大城市中,都只希望学金融、会计、计算机等热门专业,所以市场上也才会出现年薪数10万求一焊工或钳工而不得的现象。”他说。
回望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大学生就业制度跨过的几个门槛,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市场化历史轴线。然而,市场化也即意味着大学生要依靠自己的打拼而生存,那些尚未具备竞争能力的大学生则面临着越发艰难的处境。
在全国上下“共渡时艰”的重要关头,邵立成们的创业需要国家的鼓励与支持,而董建军们的就业难也需要进行必要的引导与帮助。如何避免一些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困境,显然需要来自政府、社会、学校等多方面的协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