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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第十二夜》中，作者以抒情的笔调，浪漫喜剧的形式，讴歌了人文主义对爱情和友谊的美好理想，但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之下，渲染出了隐约的悲剧色彩。以往学者大多阐述这部喜剧所传达出的振奋人心的人文主义精神，尤其是女性主义意识，但本文将主要从三方面讨论喜剧背后隐藏的“悲剧意义”。
一、对爱情的理想化——敖新诺与奥利维亚的“悲剧”
戏剧第一幕第一景展现了公爵敖新诺对奥利维亚的爱慕之情，正是这种不切实际、近乎疯狂的爱慕使他将奥利维亚的形象理想化，将他求爱的过程理想化，最终将奥利维亚幻化成高尚的、可供歌颂的“女神”形象，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也无时无刻不充斥着她，时刻表达对她的爱意。比如有一次公爵的随从问他是否愿意去猎鹿，公爵却说：“唉，我正在猎取我的心呢，我初看见奥利维亚的时候，就会变成一头鹿，我的情欲就像猎狗一般，永远的在跟随着我。”从类似大量的诗般吟诵可以看出敖新诺沉溺于表现情感，但这并不是他面对心爱之人时表现出来的真实情感，而是由于当时“表露情感”本身就是一种时髦。
其次是奥利维亚对其爱情世界的理想化，机智果敢的奥利维亚没有喜欢肤浅的公爵，而是爱上了使者——有才气的瑰欧拉，这是她理想中的、不考虑其他干扰因素的爱情。必然使得她的追爱过程中困难重重，虽然说这种冲破礼教束缚的行为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但知道自己爱上的人不会和自己有结果，还坚持表露心迹，有点不切实际。到最后所有人的伪装、面具都被揭开，一切真相大白的时候，奥利维亚还没有停止幻想——瑰欧拉对她坦白要追随所爱的公爵后，她的反应是“啊呀，可恶！我被骗了！”而这里的被骗只能是被自己虚无的幻想欺骗了，和敖新诺一样，奥利维拉也有自我欺骗的倾向。
用社会形式学说的“自居作用”来分析，敖新诺和奥利维亚对各自爱情的理想化，导致这充其量是一种幻想，是不考虑任何干扰因素的完美状态，也是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两者都由于“自居作用”产生了“自恋认同”，即将正在追求的人假想成自己的妻子或丈夫。而且在最后一幕公爵敖新诺与女扮男装的瑰欧拉之间、奥利维亚和西巴斯珊之间并没有两情相悦的求爱过程，只是马马虎虎、牵强的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后者，西巴斯珊仅仅是和奥利维亚原来心仪的西撒利欧（与瑰欧拉为孪生兄妹）模样相当，便私定终生，这样的爱情缺少欢愉、缺少满足感，只是“放弃了一场梦之后开始做另一场梦”。
二、对清教主义的讽刺——马伏里奥的“悲剧”
马伏里奥的“悲剧”似乎是不用加引号的，因为他在全剧中充当着被欺骗、被挖苦的角色，他的命运更接近悲剧，尤其是当女仆玛利亚想向奥利维亚的叔父陶贝献媚时，就会将马伏里奥贬得一文不值。比如在马伏里奥中了恶作剧的圈套之后，玛利亚嘲讽地说：“你们要是想笑得开脾，跟我来。傻瓜马伏里奥变成异教徒了，简直是个叛徒，因为凭正当信仰而获救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会相信这样荒谬的话。”就这样，在这封伪造示爱信的诱引下，马伏里奥被可笑的无知和自恋所左右，不顾身份的低微和现实的可能性大小，“义无反顾”地相信了这是“奥利维亚的亲笔信”，也按照信上所写——穿着黄袜子，满脸堆笑地出现在奥利维亚面前对她进行求爱。于是马伏里奥被宣布患有精神错乱而关进了暗室，并被装扮成牧师的小丑百般戏弄，后来马伏里奥得机写信向奥利维亚小姐申辩，才使得真相大白。
若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剖析马伏里奥，便可以观察到深陷恶作剧中的他更多体现的是“本我（人格结构底层）”，内心充满了追求快乐、向奥利维亚表达爱意的欲望，其中也包括性欲。受到“本我”的操纵，他越来越大胆地与小姐对话以致到了滑稽的程度；但实际的道德准则与法律规范都将严格约束着他的不羁行为，被关进暗室、被百般嘲弄等等激发了最高层次“超我”；最终马伏里奥还是向现实妥协了，这里其协调作用的是他的“自我”。所以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要想保持心理健康，三个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必须始终是和谐的。
三、对人性的探讨——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的“悲剧”
接下来将从当时英国的社会文化系统的角度来看。
首先是当时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思潮传播到英国比较晚，到16世纪末达到高潮，而《第十二夜》创作于1600年，作者笔下的三位女性形象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女性主义意识，作者笔下的人物除了瑰欧拉和费斯特，其他人物体现了人文主义的生活理念，但过于将积极进取、享受现世欢乐的理念极端化，这就导致了片面性，但同时也深刻的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一些人过于解放自己的思想，被无知和自恋所左右，导致在思想解放的“压力”下矫揉造作、自我放纵。然而在该剧的写作时期，英国的宗教改革已经和文艺复兴运动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宗教改革者们要取消一切娱乐，其中清教者主张建立清教式的宗教帝国，改变现今这个缺乏戒律、轻视法律和传统、物欲横流的社会；而他们的反对者则放纵于声色享乐，充满着以人文主义理想解决社会矛盾的信心。这也是在16世纪末的英国社会人们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人性上情感和理智的相互冲突，也说明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
所以，从《第十二夜》可以隐约从这部喜剧中感受到一些悲剧意义：对爱情过分的理想化导致了敖新诺与奥利维亚的“悲剧”，无知与自恋导致了清教徒马伏里奥的“悲剧”，以及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社会中宗教改革者和文艺复兴提倡者水火不容的“悲剧”。
参考文献：
[1]黄光耀.谋求帝国——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英国主流社会思潮评述[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12，28（2）：77.
[2]莎士比亚著.第十二夜[M].梁实秋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远东图书公司，2001：11.
[3]John Middleton Murry，“The Shakespeare Man，”in his Shakespeare， Jonathan Cape， 1936， p.225.
（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 英语师范）
一、对爱情的理想化——敖新诺与奥利维亚的“悲剧”
戏剧第一幕第一景展现了公爵敖新诺对奥利维亚的爱慕之情，正是这种不切实际、近乎疯狂的爱慕使他将奥利维亚的形象理想化，将他求爱的过程理想化，最终将奥利维亚幻化成高尚的、可供歌颂的“女神”形象，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也无时无刻不充斥着她，时刻表达对她的爱意。比如有一次公爵的随从问他是否愿意去猎鹿，公爵却说：“唉，我正在猎取我的心呢，我初看见奥利维亚的时候，就会变成一头鹿，我的情欲就像猎狗一般，永远的在跟随着我。”从类似大量的诗般吟诵可以看出敖新诺沉溺于表现情感，但这并不是他面对心爱之人时表现出来的真实情感，而是由于当时“表露情感”本身就是一种时髦。
其次是奥利维亚对其爱情世界的理想化，机智果敢的奥利维亚没有喜欢肤浅的公爵，而是爱上了使者——有才气的瑰欧拉，这是她理想中的、不考虑其他干扰因素的爱情。必然使得她的追爱过程中困难重重，虽然说这种冲破礼教束缚的行为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但知道自己爱上的人不会和自己有结果，还坚持表露心迹，有点不切实际。到最后所有人的伪装、面具都被揭开，一切真相大白的时候，奥利维亚还没有停止幻想——瑰欧拉对她坦白要追随所爱的公爵后，她的反应是“啊呀，可恶！我被骗了！”而这里的被骗只能是被自己虚无的幻想欺骗了，和敖新诺一样，奥利维拉也有自我欺骗的倾向。
用社会形式学说的“自居作用”来分析，敖新诺和奥利维亚对各自爱情的理想化，导致这充其量是一种幻想，是不考虑任何干扰因素的完美状态，也是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两者都由于“自居作用”产生了“自恋认同”，即将正在追求的人假想成自己的妻子或丈夫。而且在最后一幕公爵敖新诺与女扮男装的瑰欧拉之间、奥利维亚和西巴斯珊之间并没有两情相悦的求爱过程，只是马马虎虎、牵强的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后者，西巴斯珊仅仅是和奥利维亚原来心仪的西撒利欧（与瑰欧拉为孪生兄妹）模样相当，便私定终生，这样的爱情缺少欢愉、缺少满足感，只是“放弃了一场梦之后开始做另一场梦”。
二、对清教主义的讽刺——马伏里奥的“悲剧”
马伏里奥的“悲剧”似乎是不用加引号的，因为他在全剧中充当着被欺骗、被挖苦的角色，他的命运更接近悲剧，尤其是当女仆玛利亚想向奥利维亚的叔父陶贝献媚时，就会将马伏里奥贬得一文不值。比如在马伏里奥中了恶作剧的圈套之后，玛利亚嘲讽地说：“你们要是想笑得开脾，跟我来。傻瓜马伏里奥变成异教徒了，简直是个叛徒，因为凭正当信仰而获救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会相信这样荒谬的话。”就这样，在这封伪造示爱信的诱引下，马伏里奥被可笑的无知和自恋所左右，不顾身份的低微和现实的可能性大小，“义无反顾”地相信了这是“奥利维亚的亲笔信”，也按照信上所写——穿着黄袜子，满脸堆笑地出现在奥利维亚面前对她进行求爱。于是马伏里奥被宣布患有精神错乱而关进了暗室，并被装扮成牧师的小丑百般戏弄，后来马伏里奥得机写信向奥利维亚小姐申辩，才使得真相大白。
若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剖析马伏里奥，便可以观察到深陷恶作剧中的他更多体现的是“本我（人格结构底层）”，内心充满了追求快乐、向奥利维亚表达爱意的欲望，其中也包括性欲。受到“本我”的操纵，他越来越大胆地与小姐对话以致到了滑稽的程度；但实际的道德准则与法律规范都将严格约束着他的不羁行为，被关进暗室、被百般嘲弄等等激发了最高层次“超我”；最终马伏里奥还是向现实妥协了，这里其协调作用的是他的“自我”。所以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要想保持心理健康，三个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必须始终是和谐的。
三、对人性的探讨——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的“悲剧”
接下来将从当时英国的社会文化系统的角度来看。
首先是当时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思潮传播到英国比较晚，到16世纪末达到高潮，而《第十二夜》创作于1600年，作者笔下的三位女性形象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女性主义意识，作者笔下的人物除了瑰欧拉和费斯特，其他人物体现了人文主义的生活理念，但过于将积极进取、享受现世欢乐的理念极端化，这就导致了片面性，但同时也深刻的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一些人过于解放自己的思想，被无知和自恋所左右，导致在思想解放的“压力”下矫揉造作、自我放纵。然而在该剧的写作时期，英国的宗教改革已经和文艺复兴运动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宗教改革者们要取消一切娱乐，其中清教者主张建立清教式的宗教帝国，改变现今这个缺乏戒律、轻视法律和传统、物欲横流的社会；而他们的反对者则放纵于声色享乐，充满着以人文主义理想解决社会矛盾的信心。这也是在16世纪末的英国社会人们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人性上情感和理智的相互冲突，也说明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
所以，从《第十二夜》可以隐约从这部喜剧中感受到一些悲剧意义：对爱情过分的理想化导致了敖新诺与奥利维亚的“悲剧”，无知与自恋导致了清教徒马伏里奥的“悲剧”，以及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社会中宗教改革者和文艺复兴提倡者水火不容的“悲剧”。
参考文献：
[1]黄光耀.谋求帝国——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英国主流社会思潮评述[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12，28（2）：77.
[2]莎士比亚著.第十二夜[M].梁实秋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远东图书公司，2001：11.
[3]John Middleton Murry，“The Shakespeare Man，”in his Shakespeare， Jonathan Cape， 1936， p.225.
（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 英语师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