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工
　　1973年6月生，江苏淮安人，东南大学文学博士（书法方向），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后，书法篆刻师从言恭达、韩天衡等先生。
　　曾任昆山书画院院长、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刊编辑部主任。现任上海韩天衡美术馆馆长、文博研究馆员、一级美术师、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全国）教育书法协会篆刻艺术分会副会长、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江苏省篆刻研究会副会长。
　　书法篆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重要展览，获“世界华人书画展”书法金奖（文化部艺术局、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协、中国美协主办）、“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中国文联、中国书协主办）、“第十届全国书学讨论会”优秀论文（中国书协主办）、“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最高奖（西泠印社主办）等。出版著作多种。
　　书法的“合体”现象早已出现，古人称为“破体”，即打破原有的书体边界。“破体”一词多次出现在唐人论及魏晋书法的著作中。回溯历史，从战国到秦汉再到魏晋南北朝，在书体从篆到隶，从隶到章草、楷书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大量书体杂糅的作品。因为书体的演变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发展也有快有慢，有些地区已经产生了成熟的楷书时，有些地区还处于由隶向楷的演进过程中。直至唐代楷书成熟定型，破体的发展才告一段落。
　　严格来说，中国早期书法只有四种书体：篆、隶、真、草。每种书体都有独特的字形架构和笔法、点画特征。第五种书体行书，出现最晚，字形、筆法、点画的独特性也不如上述四体充分。东晋王羲之是第一代行书大师，他的贡献就是在楷书和草书之间找到一片中间地带，最早确立了行书的技术规范和审美准则。王羲之典型的信札作品，其实都是楷书、草书和行书的糅合。唐代怀仁的《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则是在行书盛行的时代，专挑王羲之的行书字形撰集，若右军回到当年，必然不会采用这种书写形式。
　　唐以后的破体书法，称为“合体”更为合适。区别在于，“破体”是在书体演进过程中打破了原有书体的限制，往往出于书体发展的内在需求，而“合体”是在五体书成熟定型之后，更多是出于书法审美目的的主动选择与创新。
　　书法史上可以举出很多“合体”的例子，如颜真卿、柳公权、杨维桢、宋克、郑板桥、吴昌硕等人的大部分作品。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大多是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一批书法家。他们不愿谨守成法，而是力求创新，这时，“合体”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可能。因为在各种书体之间，存在大量的中间地带，有着广阔的探索空间。当书法传承不再拘泥于某一名家、某一风格、某一作品时，各家各派是可以被广泛采撷为我所用的。
　　以元代章草书的发展为例，元人没有机会看到汉代简牍章草墨迹，无法了解真实的章草笔法，只能通过刻帖的字形来揣摩。赵孟頫是元代复兴章草的第一人，他把章草刻帖转换为墨迹，丰富了其笔法内涵。虽然元代章草和汉简上的章草笔法不同，但这种精巧工整的文人化章草，在那个时代是具有新意的。视野有限和独持异见，反而造就了赵氏特殊的章草书风。对于杨维桢来说，他要在赵孟頫、邓文原章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就要思考新的路径。
　　在书写方式上，杨维桢将章草、今草、行书杂糅，开创了“合体”章草的先例。他的存世作品没有一件是纯粹的章草，都是章草与行、草字形的混用，章草在全篇中所占比例不等，有时达到五成以上，有时仅占一二成。章草字字独立，笔短意长，具有类似于隶书的波磔笔法。如果上下字牵连，就成了行书和今草的写法了。杨维桢章草作品大多字字独立，不过也偶尔出现上下两个字的牵连，偶有三个字的牵连，这令他的章草书呈现出一种奇特的面貌和鲜明的个人特征。
　　受杨维桢影响，明初的宋克也进行了“合体”的探索。与杨氏稍有区别的是，宋克将章草与楷书、行书、今草进行杂糅。如其墨迹《张怀瓘论用笔十法》（北京市文物局藏），近人余绍宋跋曰：“一幅中杂作数体，其例似发自仲温，而后人鲜效之者。以非数体俱精，不敢为也。”余绍宋说的“非数体俱精，不敢为也”是实情，但是“一幅中杂作数体”并非宋克所发明，仅是余绍宋的赞扬之辞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