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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伟大社会革命”视角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个非常鲜明的理论建构特点。立足社会革命的世界历史性维度，能沟通“特色模式”与“基本原理”的内在联结，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完整性;立足社会革命彻底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维度，能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族复兴史、党的奋斗史的深层联结，体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的宽厚性;立足社会革命实践至上维度，能充分认识“实践理性”与“理想精神”相互促进的重要性，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逻辑的效能性。“伟大社会革命”为我们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心、走实，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
[关键词] 伟大社会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逻辑;整合提升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 11-0042-06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自身逻辑日趋完整，呈现出鲜明的整体性。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逻辑可以有多个视角①。从社会革命视角来认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逻辑，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个非常鲜明的理论建构特点。习近平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党领导人民持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通过重塑和阐扬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习近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回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中理解，将其理论源头上溯到500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把握，推进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逻辑的再认识。
在社会革命视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整体性集中表现为其理论与实践在高度统一基础上所体现出的彻底性，表现为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自身的更为完整自洽和彼此间的更为一致协同。在理论逻辑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别的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原则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辩证统一;在历史逻辑上，其历史进程各个阶段的任务尽管不同，但追求彻底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是一脉相承、接续发展的;在实践逻辑上，作为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进程中要继续倡扬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坚持实践至上原则。
一、在社会革命视域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完整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或社会运动本身内在的一系列必然性联系和内在规律與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理论体现。重塑社会革命的立场视野，能极大程度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完整性，夯实其价值根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革命理论为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总依据和总原则，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中揭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撼动的历史正当性和理论合理性。
（一）筑牢科学社会主义真理性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不是人们头脑中逻辑推演的结论，而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必然结果，“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马克思恩格斯立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决定与反作用的原理，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现象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文化规律，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寻找到科学根据。马克思在研究中深入揭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指出其只是“现代的代议制国家中夺得独占的政治统治”的单纯政治革命。在对旧世界和旧传统的无情批判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现代无产阶级，通过深入广泛的科学研究，他们确立起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
无产阶级革命根源于生产力本身的革命化要求，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其基本表现形式首先是以政治革命的方式，推翻旧制度，由先进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并建立维护新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而不断扩大生产力的总量，发展代表新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全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体系，推进社会整体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真正解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不是用一种分工内的生产方式去替代另一种分工内的生产方式，而是为建立起消灭并超越了社会分工的奴役和异化劳动自身的新的生产方式扫清障碍，是彻底的社会革命。“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3]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最根本的就是对共产主义革命的信仰。“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4]考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不难发现，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不同的社会主义运动模式间的分歧直接或间接都与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不同理解相关，而放弃不断革命论、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也是各种虚无主义修正主义思潮的总抓手。
（二）标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与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要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需要在理论上理清“特色模式”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间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关系，实现两者之间的深度衔接。把握这一问题不是看“特色模式”如何按部就班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结论和观点（教条化理解也不可能产生“特色模式”），而是看其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理想运用到具体国家和时代发展的实际要求中去，以实现人的解放为诉求，指导社会实践的“革命性变革”。回答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到底是什么“主义”的问题，需要首先确立好一个理论的基点。这一理论基点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轴”的共产主义革命观无疑是最佳选择。国内外一些研究者以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理论或以立足西方模板的各种“社会转型”理论来研究当代中国问题，虽然也能得出许多深刻见解，但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内在实质问题的把握往往似是而非，甚至得出错误结论。 “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清醒认识到，在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完全错误的，是必须彻底否定的;但社会主义条件下要继续推进社会革命，这个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1980年，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座谈中明确讲：“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5]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6]此后从邓小平“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改革是新的革命”的命题，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的论断，在社会革命的历史和理论坐标中标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方位，这一思路愈来愈清晰坚定。习近平在2018年“1-5讲话”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纳入伟大社会革命的理论光谱之中，对其来路前程、性质方位进行了完整把握，清晰回答了许多长期制约其理论完整性的重大问题。在“社会革命”的契合点上搭建起“特色模式”与“基本原理”的内在联结机制，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根基。同时，社会革命观的世界历史维度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使其理论关照点由“民族视野”进一步提升到“人类视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理论逻辑更为宽广。
（三）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根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价值旨归，不断向着这一目标努力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价值导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长期面临的短缺经济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之间以及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人民大众对公平、法治、政治参与、美丽生态等方面的需要不能得到有效满足。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因素是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到位，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以及法治建设存在的诸多薄弱所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以社会主义的制度力量和价值优势有力约束和引导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的运行方向，这是防止在市场经济中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彻底被物化的根本机制。新时代，全面改革进入深化期和最终推进制度体系的成熟定型期，尤其需要倡扬不断社会革命的理性和精神，“特别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7]，防止陷入“转型陷阱”。“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变迁的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積累”[8]的危险局面。跳出这一危险陷阱的根本途径是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进自我革命，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底气来自于坚定的价值信念和革命党的属性立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9]
人民群众始终是社会革命的主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应始终把“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由人民共享”作为价值原则。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阶段，人民大众的主体作用是通过直接的群众革命行动来实现的。而在完善社会主义新的生产关系、壮大生产力总量、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阶段，无产阶级执政党要以制度化、法治化的方式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调动人民大众积极投身到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新征程中来。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通过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协商民主等独特机制，扩大人民群众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管理者、主人翁的地位。新时代，尤其需要贯彻共享发展的价值理念，实现社会财富、利益、风险等方面机会和权利分配上的相对公正，从根本上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二、在社会革命视域中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的深邃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是从民族一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更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史，其内在历史逻辑是连续承继的，中间并不存在“告别革命”“革命党与执政党”等所谓的转型与对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虽然革命的任务具有阶段性，但其中更有整体性和连续性。“对中国共产党而言，1949年执掌全国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以政权的力量继续推进革命，进一步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IO]在不断社会革命的大视野下，我们能更好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邃的历史逻辑。
（一）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接续递进中得到体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牢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努力，不断推动着中华民族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迎来全面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站起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通过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赢得抗日战争胜利，推翻国民党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富起来”基本解决了壮大生产力总量、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社会主义的中国初步具备了彰显社会主义优势的物质基础和进一步推进全面社会革命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一般性步骤，“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1]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进程，总体上是在经典作家上述逻辑轨道中进行的，反映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一般性步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迎来全面“强起来”的时代，在告别物质短缺的基础上使国家全面强大起来，这不仅是局限于民族国家视域中的问题，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契机。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三个意味着”的内涵界定就是在民族复兴、科学社会主义全球复兴和现代化社会主义方案复兴三重维度的统一中定位新时代历史方位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复兴中华民族和复兴社会主义两大历史诉求”[12]，这是全面理解“强起来”内涵的基本视角。在社会革命视野中，我们能避开历史细节的干扰，清晰地看到这一长历史进程的连续性和继承发展。 （二）在“前三十年”“后四十年”的继承发展中得到体现。如果不能从社会革命的总体视野把握中华民族的当代史，拘泥于阶段性任务目标和方略政策的调整变化，就很容易导致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做完全对立化、割裂化理解的错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在中国共产党彻底否定并纠正“文革”错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启的，否定了“文革”是不是意味着否定毛泽东时代，否定党的全部革命历史？对这些问题的疑惑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和社会上都有反映，系统表现为各种“非毛化”思潮和“告别革命”的论调。《关于建国以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界定，在理论上做了很好的处理，避免了思想和政治的分裂。但一些深层次问题仍然需要在后来的发展中继续思考回答。如何在中华民族复兴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史的整体视域把握改革开放前改造、建设和改革开放后历史成就的关系，既分清区别，又搞清楚其内在逻辑的连续，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在2013年“1·5讲话”中，尖锐指出这一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13]习总书记用“两个如果没有”“两个不能对立”“两个不能相互否定”等观点整体把握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回应了争议，理清了迷思。
（三）在党的“革命属性”与“执政地位”的内在统一中得到体现。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获得执政地位的政党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是其不断革命性。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共产党的最高目标是“三个消灭一个改变”。[14]党的十六大后，在一些阐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文章中，常常以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或“建设党”来说明所谓“中国共产党的转型问题”，并以此作为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客观依据。这其实是对“三个代表”思想的一种过度解读。其论证方式是直接将来自西方政治学的“执政合法性”概念不加批判全盘照搬过来。这一观点在理论上不科学，在政治上有害。从总体性社会革命视域看，新中国的建立只是伟大社会革命“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的革命任务依然艰巨，那就是要以政权的力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继续推进全面的社会革命，通过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并未改变也不能改变其革命党的性质。执政条件下如何继续革命？对这一问题的执着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核心所在。囿于历史条件制约和理论认识的局限，毛泽东将“革命”狭义化为政治革命，“继续革命”被理解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文革”的重大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调整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变革的前提是将“革命”的狭义理解调整到广义“社会革命”的视域中来，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虽然具有阶段性，但内在更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的东西，那就是作为革命党的阶级使命和政党属性。“革命党”标定政党基本属性，“执政党”指明政党的政治地位，二者并不是同一层级的问题。比较而言，革命党的属性定位更具统领性。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总思路是立足革命党与执政党相统一的视角来把握问题的。突出强调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建设，其重要目标就是保持革命性，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坚实政治保障。
三、在社会革命视域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逻辑的效能性
在伟大社会革命的视野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逻辑，其蕴含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将一以贯之继续进行社会革命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式，高扬革命主体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斗志，始终坚持实践至上的原则，在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性的统一中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一以贯之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倡扬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重塑和倡扬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倡扬革命的理想主义精神，革命理想主义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的一个独特优势。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理想，是根源于生产方式社会化的共同利益、成长于不断革命的共同事业、凝结于人的解放共同目标之中的，是科学的信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革命，不能离开生产力基础搞乌托邦精神的理想主义，搞意识形态挂帅;也不能在现实理性之上完全走向“现实主义”。因为离开理想信仰导引的“现实理性”很容易便会失去底线，“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15]改革开放后，在回归现实理性的同时，解构理想、躲避崇高的价值虚无主义也趁虚而入，在根本上影响了党的生态和社会风气。不少党员干部只谈改革，不谈革命;只谈实务，不谈理想;只谈创新，不谈守正。消解市场经济发展和资本逻辑价值虚无思潮的冲击，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既需要保持继续现实理性，更需要锻造不断革命的理想信仰与激情。“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16]
（二）一以贯之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实践至上原则。实践唯物主义者的全部使命“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7]。不断革命是主客观世界的彻底改造，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解决后的重新适应，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互动中的全新变革。新时代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首先要坚持科学实践原则。把握时代要求，以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上，推进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以政府和市场为主线建立社会主义现代生产方式;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在现实性和时代规律基础上稳步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全局性战略部署。同时，继续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要坚持实践至上原则。对革命者而言，不仅要“解释世界”，更在于“改变世界”。继续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要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根本动力，始终立足问题导向，不断解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存在的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诸多问题。真抓实干，重在落实，重在实效，一张蓝图绘到底。
注释
①立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形态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逻辑可以表现为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四维整体;立足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逻辑的一种表现。这些都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逻辑不同视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7]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1-0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4.
[3][11][14][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32.421.532.155.
[4][9][1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48.590.420.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1.
[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44-845.
[8]孙立平.“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J].开放时代，2012，3.
[10]王奇生.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中国当代史的“革命史”意义[J].社会科学，2015，11.
[12]余金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诉求与人类诉求[J].理论探讨，2012，3.
[13][1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13.1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内在逻辑研究（16XKS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刘捷
[关键词] 伟大社会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逻辑;整合提升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 11-0042-06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自身逻辑日趋完整，呈现出鲜明的整体性。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逻辑可以有多个视角①。从社会革命视角来认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逻辑，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个非常鲜明的理论建构特点。习近平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党领导人民持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通过重塑和阐扬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习近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回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中理解，将其理论源头上溯到500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把握，推进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逻辑的再认识。
在社会革命视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整体性集中表现为其理论与实践在高度统一基础上所体现出的彻底性，表现为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自身的更为完整自洽和彼此间的更为一致协同。在理论逻辑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别的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原则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辩证统一;在历史逻辑上，其历史进程各个阶段的任务尽管不同，但追求彻底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是一脉相承、接续发展的;在实践逻辑上，作为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进程中要继续倡扬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坚持实践至上原则。
一、在社会革命视域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完整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或社会运动本身内在的一系列必然性联系和内在规律與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理论体现。重塑社会革命的立场视野，能极大程度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完整性，夯实其价值根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革命理论为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总依据和总原则，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中揭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撼动的历史正当性和理论合理性。
（一）筑牢科学社会主义真理性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不是人们头脑中逻辑推演的结论，而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必然结果，“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马克思恩格斯立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决定与反作用的原理，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现象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文化规律，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寻找到科学根据。马克思在研究中深入揭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指出其只是“现代的代议制国家中夺得独占的政治统治”的单纯政治革命。在对旧世界和旧传统的无情批判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现代无产阶级，通过深入广泛的科学研究，他们确立起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
无产阶级革命根源于生产力本身的革命化要求，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其基本表现形式首先是以政治革命的方式，推翻旧制度，由先进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并建立维护新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而不断扩大生产力的总量，发展代表新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全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体系，推进社会整体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真正解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不是用一种分工内的生产方式去替代另一种分工内的生产方式，而是为建立起消灭并超越了社会分工的奴役和异化劳动自身的新的生产方式扫清障碍，是彻底的社会革命。“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3]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最根本的就是对共产主义革命的信仰。“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4]考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不难发现，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不同的社会主义运动模式间的分歧直接或间接都与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不同理解相关，而放弃不断革命论、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也是各种虚无主义修正主义思潮的总抓手。
（二）标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与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要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需要在理论上理清“特色模式”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间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关系，实现两者之间的深度衔接。把握这一问题不是看“特色模式”如何按部就班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结论和观点（教条化理解也不可能产生“特色模式”），而是看其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理想运用到具体国家和时代发展的实际要求中去，以实现人的解放为诉求，指导社会实践的“革命性变革”。回答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到底是什么“主义”的问题，需要首先确立好一个理论的基点。这一理论基点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轴”的共产主义革命观无疑是最佳选择。国内外一些研究者以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理论或以立足西方模板的各种“社会转型”理论来研究当代中国问题，虽然也能得出许多深刻见解，但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内在实质问题的把握往往似是而非，甚至得出错误结论。 “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清醒认识到，在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完全错误的，是必须彻底否定的;但社会主义条件下要继续推进社会革命，这个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1980年，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座谈中明确讲：“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5]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6]此后从邓小平“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改革是新的革命”的命题，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的论断，在社会革命的历史和理论坐标中标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方位，这一思路愈来愈清晰坚定。习近平在2018年“1-5讲话”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纳入伟大社会革命的理论光谱之中，对其来路前程、性质方位进行了完整把握，清晰回答了许多长期制约其理论完整性的重大问题。在“社会革命”的契合点上搭建起“特色模式”与“基本原理”的内在联结机制，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根基。同时，社会革命观的世界历史维度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使其理论关照点由“民族视野”进一步提升到“人类视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理论逻辑更为宽广。
（三）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根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价值旨归，不断向着这一目标努力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价值导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长期面临的短缺经济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之间以及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人民大众对公平、法治、政治参与、美丽生态等方面的需要不能得到有效满足。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因素是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到位，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以及法治建设存在的诸多薄弱所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以社会主义的制度力量和价值优势有力约束和引导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的运行方向，这是防止在市场经济中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彻底被物化的根本机制。新时代，全面改革进入深化期和最终推进制度体系的成熟定型期，尤其需要倡扬不断社会革命的理性和精神，“特别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7]，防止陷入“转型陷阱”。“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变迁的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積累”[8]的危险局面。跳出这一危险陷阱的根本途径是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进自我革命，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底气来自于坚定的价值信念和革命党的属性立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9]
人民群众始终是社会革命的主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应始终把“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由人民共享”作为价值原则。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阶段，人民大众的主体作用是通过直接的群众革命行动来实现的。而在完善社会主义新的生产关系、壮大生产力总量、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阶段，无产阶级执政党要以制度化、法治化的方式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调动人民大众积极投身到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新征程中来。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通过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协商民主等独特机制，扩大人民群众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管理者、主人翁的地位。新时代，尤其需要贯彻共享发展的价值理念，实现社会财富、利益、风险等方面机会和权利分配上的相对公正，从根本上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二、在社会革命视域中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的深邃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是从民族一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更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史，其内在历史逻辑是连续承继的，中间并不存在“告别革命”“革命党与执政党”等所谓的转型与对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虽然革命的任务具有阶段性，但其中更有整体性和连续性。“对中国共产党而言，1949年执掌全国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以政权的力量继续推进革命，进一步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IO]在不断社会革命的大视野下，我们能更好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邃的历史逻辑。
（一）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接续递进中得到体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牢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努力，不断推动着中华民族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迎来全面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站起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通过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赢得抗日战争胜利，推翻国民党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富起来”基本解决了壮大生产力总量、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社会主义的中国初步具备了彰显社会主义优势的物质基础和进一步推进全面社会革命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一般性步骤，“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1]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进程，总体上是在经典作家上述逻辑轨道中进行的，反映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一般性步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迎来全面“强起来”的时代，在告别物质短缺的基础上使国家全面强大起来，这不仅是局限于民族国家视域中的问题，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契机。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三个意味着”的内涵界定就是在民族复兴、科学社会主义全球复兴和现代化社会主义方案复兴三重维度的统一中定位新时代历史方位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复兴中华民族和复兴社会主义两大历史诉求”[12]，这是全面理解“强起来”内涵的基本视角。在社会革命视野中，我们能避开历史细节的干扰，清晰地看到这一长历史进程的连续性和继承发展。 （二）在“前三十年”“后四十年”的继承发展中得到体现。如果不能从社会革命的总体视野把握中华民族的当代史，拘泥于阶段性任务目标和方略政策的调整变化，就很容易导致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做完全对立化、割裂化理解的错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在中国共产党彻底否定并纠正“文革”错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启的，否定了“文革”是不是意味着否定毛泽东时代，否定党的全部革命历史？对这些问题的疑惑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和社会上都有反映，系统表现为各种“非毛化”思潮和“告别革命”的论调。《关于建国以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界定，在理论上做了很好的处理，避免了思想和政治的分裂。但一些深层次问题仍然需要在后来的发展中继续思考回答。如何在中华民族复兴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史的整体视域把握改革开放前改造、建设和改革开放后历史成就的关系，既分清区别，又搞清楚其内在逻辑的连续，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在2013年“1·5讲话”中，尖锐指出这一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13]习总书记用“两个如果没有”“两个不能对立”“两个不能相互否定”等观点整体把握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回应了争议，理清了迷思。
（三）在党的“革命属性”与“执政地位”的内在统一中得到体现。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获得执政地位的政党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是其不断革命性。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共产党的最高目标是“三个消灭一个改变”。[14]党的十六大后，在一些阐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文章中，常常以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或“建设党”来说明所谓“中国共产党的转型问题”，并以此作为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客观依据。这其实是对“三个代表”思想的一种过度解读。其论证方式是直接将来自西方政治学的“执政合法性”概念不加批判全盘照搬过来。这一观点在理论上不科学，在政治上有害。从总体性社会革命视域看，新中国的建立只是伟大社会革命“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的革命任务依然艰巨，那就是要以政权的力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继续推进全面的社会革命，通过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并未改变也不能改变其革命党的性质。执政条件下如何继续革命？对这一问题的执着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核心所在。囿于历史条件制约和理论认识的局限，毛泽东将“革命”狭义化为政治革命，“继续革命”被理解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文革”的重大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调整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变革的前提是将“革命”的狭义理解调整到广义“社会革命”的视域中来，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虽然具有阶段性，但内在更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的东西，那就是作为革命党的阶级使命和政党属性。“革命党”标定政党基本属性，“执政党”指明政党的政治地位，二者并不是同一层级的问题。比较而言，革命党的属性定位更具统领性。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总思路是立足革命党与执政党相统一的视角来把握问题的。突出强调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建设，其重要目标就是保持革命性，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坚实政治保障。
三、在社会革命视域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逻辑的效能性
在伟大社会革命的视野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逻辑，其蕴含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将一以贯之继续进行社会革命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式，高扬革命主体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斗志，始终坚持实践至上的原则，在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性的统一中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一以贯之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倡扬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重塑和倡扬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倡扬革命的理想主义精神，革命理想主义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的一个独特优势。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理想，是根源于生产方式社会化的共同利益、成长于不断革命的共同事业、凝结于人的解放共同目标之中的，是科学的信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革命，不能离开生产力基础搞乌托邦精神的理想主义，搞意识形态挂帅;也不能在现实理性之上完全走向“现实主义”。因为离开理想信仰导引的“现实理性”很容易便会失去底线，“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15]改革开放后，在回归现实理性的同时，解构理想、躲避崇高的价值虚无主义也趁虚而入，在根本上影响了党的生态和社会风气。不少党员干部只谈改革，不谈革命;只谈实务，不谈理想;只谈创新，不谈守正。消解市场经济发展和资本逻辑价值虚无思潮的冲击，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既需要保持继续现实理性，更需要锻造不断革命的理想信仰与激情。“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16]
（二）一以贯之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实践至上原则。实践唯物主义者的全部使命“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7]。不断革命是主客观世界的彻底改造，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解决后的重新适应，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互动中的全新变革。新时代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首先要坚持科学实践原则。把握时代要求，以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上，推进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以政府和市场为主线建立社会主义现代生产方式;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在现实性和时代规律基础上稳步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全局性战略部署。同时，继续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要坚持实践至上原则。对革命者而言，不仅要“解释世界”，更在于“改变世界”。继续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要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根本动力，始终立足问题导向，不断解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存在的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诸多问题。真抓实干，重在落实，重在实效，一张蓝图绘到底。
注释
①立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形态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逻辑可以表现为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四维整体;立足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逻辑的一种表现。这些都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逻辑不同视角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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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奇生.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中国当代史的“革命史”意义[J].社会科学，2015，11.
[12]余金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诉求与人类诉求[J].理论探讨，2012，3.
[13][1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13.1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内在逻辑研究（16XKS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刘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