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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益组织要发展，根源还是要解决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的问题。要把项目报告、项目进展，通过便捷的信息工具，透明给核心利益相关方，把脱衣舞跳给真正在意你的人看。”
9月22日，《2013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以下简称“透明报告”）在深圳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展会期间发布。“我们连续五年做这个报告，今年感受最深的一点是，公益慈善组织和整个行业在慈善透明方面的进步。”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主任彭建梅告诉记者。
这份报告由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以独立第三方身份发布，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带有官方背景的中国慈善业透明度的年度评价。
今年的透明报告抽取了1000家慈善组织作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不同组织的透明指数差距极大。有552家组织的透明指数低于平均水平线43.11（总分100），也有23家组织透明指数超过95.35，不仅超出政府的要求，而且远高于同行业水平。
报告还发现，基金会整体透明度较高，非公募基金会的透明指数平均值要高于公募基金会，而慈善会和红十字会相对偏低。
负重前行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以下简称“中民”）成立于2006年，由民政部主管，定位是一家全国性的慈善信息中心。
2009年8月，中民发布了我国第一份《全国性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监测报告》，对全国性慈善组织信息透明情况进行了监测分析。
彼时，几乎所有慈善业界人士，对于信息透明给中国慈善业将带来的改变和生死考验，还未能清晰把脉。直到2011年，“经过郭美美事件后，慈善透明和信息披露对慈善行业的重要性已经毋庸置疑了。”彭建梅说。
郭美美事件后，中国的慈善捐赠总额急剧下降，中国慈善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有的捐赠人甚至愿意直接捐给受助者，而不愿通过慈善机构。
“2012年，对于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慈善事业来说，虽然没有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全民动员的波澜壮阔，也没有2011年舆论风波的惊心动魄，但负重前行、静水深流。”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2012中国慈善捐助报告》中如此描述。
显然，困境突围并不容易。郭美美事件不仅让中国慈善业遭遇震荡，也促使全行业陷入大反思，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慈善事业应该是“玻璃口袋”，透明和公信力是这个领域的生命线。
《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通过在线调查显示，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实际情况与公众的期望不符，近九成受访公众表示对慈善信息公开不满意。
“捐赠者的智慧是不容易忽视的。你唬弄了他一次还可以，两次三次以后，他一定会用脚来投票，抛弃你。”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告诉记者，民间组织的信息透明已经成为一种生死结，越早适应，越早取信于民。
反思触及方方面面，包括组织管理、行业自律、政府监管和法规建设。
此次发布的2013年度透明报告指出，法律法规的缺失导致透明化动力不足、标准不明。既没有法律法规标准，也没有达成清晰的行业共识，这或许是当前慈善信息披露环节中最大的软肋和缺失。
就在郭美美事件后的2011年7月8日，民政部发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将在慈善全行业推行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制度。建立完善慈善事业监管体系被列为“十二五”期间我国加快发展慈善事业的六项重点任务之一。
之后的8月23日，民政部又发布了《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对慈善机构如何公开、如何透明提供了操作性指引和参考标准。不过，这个“指引”并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强制约束力，难以实现问责。
而慈善法的立法虽然早已提上日程，却迟迟未能出台。民政部关于慈善法的起草工作启动于2005年。2006年，慈善法草案进入了国务院立法计划。2011年，《慈善事业法》被列入了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当年立法计划。在今年9月下旬于深圳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期间，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的副司长徐建中告诉记者，慈善法还在立法过程中，何时出台“仍然没有时间表”。
信息平台滞后
除了法规的缺失，慈善信息平台不健全也一直是中国慈善透明滞后的深层次原因。
“郭美美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2011年的7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正式上线，首先发布了中国红十字会接收的数十万笔青海玉树地震捐款的情况。然而有网友查询发现，捐款的信息并不完整准确。
有声音质疑，这样的信息发布平台是慈善机构的“自说自话”，还是接受监督后的公开？
而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刘国林在当时也对媒体透露，慈善总会正准备改造和建设一个大型慈善捐助信息公开平台，“一旦这个平台建成，将使慈善信息公开更加程序化、规范化和透明化。”
这个信息平台建设的任务，落在了彭建梅身上，“现在已经没有人说信息透明不重要，没有人说慈善透明不重要，但是从认识转变成一个机构工作的一部分，尤其是预算部分，这太难了。”
彭建梅告诉记者，多年来，政府、行业都很重视慈善透明，“红头文件发了很多，行业自律的呼声也很高，但就是感觉‘雷声大、雨点小’，在现实行为、组织管理、慈善成本中还面临很多挑战，变成了一个很理想化的事情。”
在彭建梅看来，慈善信息披露是绝对有成本的，“对比非盈利组织和盈利组织，企业和公司的信息披露做得好，是因为它有工具、有人员、有预算。”
在慈善领域，即使是总体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基金会，在全国目前3000多家基金会中，也只有26%拥有独立官网，14%的网站每天更新，4%的基金会使用在线捐赠系统。
“善心是不需要成本的，但把慈善组织变成专业的机构行为和专业服务，其实是需要成本的。这一点，在社会舆论、捐赠者、政府管理和行业管理中，都还没有形成共识。”彭建梅说，在行业专业化共识没有形成的前提下，很多机构就会胆战心惊，害怕信息披露好不好，披露后是否会受到质疑。 在刘佑平看来，信息平台建设的紧迫性不仅来自于慈善透明和公信力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能促进行业的资源对接。
“在这个大信息平台里，有慈善信息各类发布主体，如慈善组织、企业、政府主管部门以及慈善家，还有信息的消费者，他们相当于拥有了一座信息桥梁，能方便、快捷地互相获取信息，从而提升整个行业的效率。”刘佑平说。
搭台唱戏
今年初，受民政部委托，由中民开发的中国慈善信息平台已具备一定规模，并陆续在江苏、郑州、长沙等地试点使用，目前已经有1000多家慈善组织入驻。
在彭建梅看来，慈善信息从当初的一穷二白，到如今信息平台的初步搭建完成，一路走来颇多艰辛。
“2006年成立的时候，当时有多少慈善组织、每年捐赠量是多少、做了哪些项目、对社会有哪些推动作用，都没有数据。”彭建梅说，中民就是为信息而诞生的。
中民做的第一个数据，就是捐赠数据。从2007年开始，中国才有了完整的捐赠数据，“以前民政部门有民政数据统计，但只统计民政部门接受的捐赠，没有覆盖其他社会组织。”
出身媒体的彭建梅越来越意识到信息化平台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她在2007年底南方冰雪灾害时就提出搭建信息平台，2008年汶川地震时紧急启动了救灾捐赠信息统计系统的建设。
“当时的主要功能是捐赠信息管理，是目前信息平台的雏形和前身。”彭建梅说，现有信息平台系统复杂得多，甚至超越了不少电子政务系统，不仅包含政府平台、慈善组织平台，每一个平台又分为中央到地方的层级，“在最初论证阶段，找了微软等一些大公司来讨论，开出的价码上亿元，把我们都吓坏了。”
在没有一分政府投入的情况下，彭建梅依靠多方游说逐步解决了筹资问题，“我们一点点来做，不期望一口气吃成胖子。”
彭建梅表示，这套慈善信息平台系统，最重要的意义是整合了以慈善组织透明指数和区域慈善指数为基础的慈善事业评价体系，“组织来填写这些信息，就可以引领他们往专业化的组织发展，也能帮助政府用户对所管辖组织的相关数据有更加直观的了解和分析。”
作为信息平台试点之一的郑州慈善总会副秘书长靳骞告诉记者，郑州市28家慈善公益机构在培训后都已经登录“中国慈善信息平台”填报信息，将机构所有工作情况都体现在了网络上。
而作为慈善大省的江苏，更是号召全省慈善组织使用中国慈善信息平台。在江苏省126家慈善会中，近90%已通过该平台自主发布信息，还在积极发动全省400余家基金会入驻信息平台。南京市则首次将慈善信息化和透明化推进到乡镇。
“慈善信息平台共将慈善工作分为基本信息、项目信息、款物收支信息、机构信息等90多个方面。我们在填报信息中发现，平台基本上涵盖了慈善机构的所有业务。”靳骞表示，这套信息平台的信息管理结构和目前的行政管理体系一致，符合民政体系的业务流程。
“慈善组织填报数据包括组织日常收支、项目收支、募捐活动收支以及年度收支等信息，对于这部分信息，政府统计后台将对各个组织的收支情况、各地域组织月度收支情况、各地域组织年度收支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并生成相关图表进行展示。” 靳骞说。
在他看来，慈善信息平台不仅能提高慈善组织的透明度建设、让公众了解慈善组织做了什么、捐款的去向如何，还在慈善信息透明与政府监管中找到了契合点，“实现了组织和政府的信息共享和统一管理，让政府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慈善组织的近况和需求。”
透明之后
“这个信息平台对政府用户、组织用户和个人用户，都提供了一套基本的信息管理工具。”彭建梅说，信息披露只是结果，是最后一步。没有很好的内部管理和信息管理，信息披露要做好是不可能的，不应该是为了披露而披露，“比如红会，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和海量信息，如果内部管理没有理顺，短时间内要做好信息披露是很困难的。”
“透明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专业能力才是公益组织存在的价值。”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洲鸿告诉记者。
南都公益基金会在2012年底通过了《南都公益基金会信息披露制度》，并因在信息公开方面的醒目成绩获得2012年中国公益组织透明度第一名。
“透明度高，很好，但我们更追求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能力。”刘洲鸿说，在美国，透明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关注的问题，对于当下的美国基金会已经不是最为迫切的，“基金会的专业性才是核心问题。”
在他看来，我国慈善发展的现阶段，从政府和社会的角度，关注透明度可以作为提升专业能力的手段，要通过基本信息、财务信息、业务信息、治理信息的披露来提升专业能力。
“郭美美事件后，基金会的大佬们找来找去，得出结论，问题出在不透明导致公众不信任，但透明完了，是不是就有效果了？”腾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窦瑞刚告诉记者，现在更重要的是要解决透明给谁看的问题，“中国公益慈善界要真正解决如何让我们的核心利益相关方能看懂的透明，让捐赠人、员工、志愿者、受益人、潜在捐赠人真正能看懂我们在做事、做好事。”
在他看来，中国公益组织要发展，根源还是要解决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的问题，“要把项目报告、项目进展，通过便捷的信息工具，透明给核心利益相关方，把脱衣舞跳给真正在意你的人看。”
9月22日，《2013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以下简称“透明报告”）在深圳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展会期间发布。“我们连续五年做这个报告，今年感受最深的一点是，公益慈善组织和整个行业在慈善透明方面的进步。”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主任彭建梅告诉记者。
这份报告由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以独立第三方身份发布，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带有官方背景的中国慈善业透明度的年度评价。
今年的透明报告抽取了1000家慈善组织作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不同组织的透明指数差距极大。有552家组织的透明指数低于平均水平线43.11（总分100），也有23家组织透明指数超过95.35，不仅超出政府的要求，而且远高于同行业水平。
报告还发现，基金会整体透明度较高，非公募基金会的透明指数平均值要高于公募基金会，而慈善会和红十字会相对偏低。
负重前行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以下简称“中民”）成立于2006年，由民政部主管，定位是一家全国性的慈善信息中心。
2009年8月，中民发布了我国第一份《全国性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监测报告》，对全国性慈善组织信息透明情况进行了监测分析。
彼时，几乎所有慈善业界人士，对于信息透明给中国慈善业将带来的改变和生死考验，还未能清晰把脉。直到2011年，“经过郭美美事件后，慈善透明和信息披露对慈善行业的重要性已经毋庸置疑了。”彭建梅说。
郭美美事件后，中国的慈善捐赠总额急剧下降，中国慈善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有的捐赠人甚至愿意直接捐给受助者，而不愿通过慈善机构。
“2012年，对于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慈善事业来说，虽然没有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全民动员的波澜壮阔，也没有2011年舆论风波的惊心动魄，但负重前行、静水深流。”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2012中国慈善捐助报告》中如此描述。
显然，困境突围并不容易。郭美美事件不仅让中国慈善业遭遇震荡，也促使全行业陷入大反思，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慈善事业应该是“玻璃口袋”，透明和公信力是这个领域的生命线。
《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通过在线调查显示，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实际情况与公众的期望不符，近九成受访公众表示对慈善信息公开不满意。
“捐赠者的智慧是不容易忽视的。你唬弄了他一次还可以，两次三次以后，他一定会用脚来投票，抛弃你。”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告诉记者，民间组织的信息透明已经成为一种生死结，越早适应，越早取信于民。
反思触及方方面面，包括组织管理、行业自律、政府监管和法规建设。
此次发布的2013年度透明报告指出，法律法规的缺失导致透明化动力不足、标准不明。既没有法律法规标准，也没有达成清晰的行业共识，这或许是当前慈善信息披露环节中最大的软肋和缺失。
就在郭美美事件后的2011年7月8日，民政部发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将在慈善全行业推行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制度。建立完善慈善事业监管体系被列为“十二五”期间我国加快发展慈善事业的六项重点任务之一。
之后的8月23日，民政部又发布了《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对慈善机构如何公开、如何透明提供了操作性指引和参考标准。不过，这个“指引”并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强制约束力，难以实现问责。
而慈善法的立法虽然早已提上日程，却迟迟未能出台。民政部关于慈善法的起草工作启动于2005年。2006年，慈善法草案进入了国务院立法计划。2011年，《慈善事业法》被列入了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当年立法计划。在今年9月下旬于深圳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期间，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的副司长徐建中告诉记者，慈善法还在立法过程中，何时出台“仍然没有时间表”。
信息平台滞后
除了法规的缺失，慈善信息平台不健全也一直是中国慈善透明滞后的深层次原因。
“郭美美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2011年的7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正式上线，首先发布了中国红十字会接收的数十万笔青海玉树地震捐款的情况。然而有网友查询发现，捐款的信息并不完整准确。
有声音质疑，这样的信息发布平台是慈善机构的“自说自话”，还是接受监督后的公开？
而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刘国林在当时也对媒体透露，慈善总会正准备改造和建设一个大型慈善捐助信息公开平台，“一旦这个平台建成，将使慈善信息公开更加程序化、规范化和透明化。”
这个信息平台建设的任务，落在了彭建梅身上，“现在已经没有人说信息透明不重要，没有人说慈善透明不重要，但是从认识转变成一个机构工作的一部分，尤其是预算部分，这太难了。”
彭建梅告诉记者，多年来，政府、行业都很重视慈善透明，“红头文件发了很多，行业自律的呼声也很高，但就是感觉‘雷声大、雨点小’，在现实行为、组织管理、慈善成本中还面临很多挑战，变成了一个很理想化的事情。”
在彭建梅看来，慈善信息披露是绝对有成本的，“对比非盈利组织和盈利组织，企业和公司的信息披露做得好，是因为它有工具、有人员、有预算。”
在慈善领域，即使是总体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基金会，在全国目前3000多家基金会中，也只有26%拥有独立官网，14%的网站每天更新，4%的基金会使用在线捐赠系统。
“善心是不需要成本的，但把慈善组织变成专业的机构行为和专业服务，其实是需要成本的。这一点，在社会舆论、捐赠者、政府管理和行业管理中，都还没有形成共识。”彭建梅说，在行业专业化共识没有形成的前提下，很多机构就会胆战心惊，害怕信息披露好不好，披露后是否会受到质疑。 在刘佑平看来，信息平台建设的紧迫性不仅来自于慈善透明和公信力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能促进行业的资源对接。
“在这个大信息平台里，有慈善信息各类发布主体，如慈善组织、企业、政府主管部门以及慈善家，还有信息的消费者，他们相当于拥有了一座信息桥梁，能方便、快捷地互相获取信息，从而提升整个行业的效率。”刘佑平说。
搭台唱戏
今年初，受民政部委托，由中民开发的中国慈善信息平台已具备一定规模，并陆续在江苏、郑州、长沙等地试点使用，目前已经有1000多家慈善组织入驻。
在彭建梅看来，慈善信息从当初的一穷二白，到如今信息平台的初步搭建完成，一路走来颇多艰辛。
“2006年成立的时候，当时有多少慈善组织、每年捐赠量是多少、做了哪些项目、对社会有哪些推动作用，都没有数据。”彭建梅说，中民就是为信息而诞生的。
中民做的第一个数据，就是捐赠数据。从2007年开始，中国才有了完整的捐赠数据，“以前民政部门有民政数据统计，但只统计民政部门接受的捐赠，没有覆盖其他社会组织。”
出身媒体的彭建梅越来越意识到信息化平台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她在2007年底南方冰雪灾害时就提出搭建信息平台，2008年汶川地震时紧急启动了救灾捐赠信息统计系统的建设。
“当时的主要功能是捐赠信息管理，是目前信息平台的雏形和前身。”彭建梅说，现有信息平台系统复杂得多，甚至超越了不少电子政务系统，不仅包含政府平台、慈善组织平台，每一个平台又分为中央到地方的层级，“在最初论证阶段，找了微软等一些大公司来讨论，开出的价码上亿元，把我们都吓坏了。”
在没有一分政府投入的情况下，彭建梅依靠多方游说逐步解决了筹资问题，“我们一点点来做，不期望一口气吃成胖子。”
彭建梅表示，这套慈善信息平台系统，最重要的意义是整合了以慈善组织透明指数和区域慈善指数为基础的慈善事业评价体系，“组织来填写这些信息，就可以引领他们往专业化的组织发展，也能帮助政府用户对所管辖组织的相关数据有更加直观的了解和分析。”
作为信息平台试点之一的郑州慈善总会副秘书长靳骞告诉记者，郑州市28家慈善公益机构在培训后都已经登录“中国慈善信息平台”填报信息，将机构所有工作情况都体现在了网络上。
而作为慈善大省的江苏，更是号召全省慈善组织使用中国慈善信息平台。在江苏省126家慈善会中，近90%已通过该平台自主发布信息，还在积极发动全省400余家基金会入驻信息平台。南京市则首次将慈善信息化和透明化推进到乡镇。
“慈善信息平台共将慈善工作分为基本信息、项目信息、款物收支信息、机构信息等90多个方面。我们在填报信息中发现，平台基本上涵盖了慈善机构的所有业务。”靳骞表示，这套信息平台的信息管理结构和目前的行政管理体系一致，符合民政体系的业务流程。
“慈善组织填报数据包括组织日常收支、项目收支、募捐活动收支以及年度收支等信息，对于这部分信息，政府统计后台将对各个组织的收支情况、各地域组织月度收支情况、各地域组织年度收支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并生成相关图表进行展示。” 靳骞说。
在他看来，慈善信息平台不仅能提高慈善组织的透明度建设、让公众了解慈善组织做了什么、捐款的去向如何，还在慈善信息透明与政府监管中找到了契合点，“实现了组织和政府的信息共享和统一管理，让政府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慈善组织的近况和需求。”
透明之后
“这个信息平台对政府用户、组织用户和个人用户，都提供了一套基本的信息管理工具。”彭建梅说，信息披露只是结果，是最后一步。没有很好的内部管理和信息管理，信息披露要做好是不可能的，不应该是为了披露而披露，“比如红会，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和海量信息，如果内部管理没有理顺，短时间内要做好信息披露是很困难的。”
“透明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专业能力才是公益组织存在的价值。”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洲鸿告诉记者。
南都公益基金会在2012年底通过了《南都公益基金会信息披露制度》，并因在信息公开方面的醒目成绩获得2012年中国公益组织透明度第一名。
“透明度高，很好，但我们更追求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能力。”刘洲鸿说，在美国，透明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关注的问题，对于当下的美国基金会已经不是最为迫切的，“基金会的专业性才是核心问题。”
在他看来，我国慈善发展的现阶段，从政府和社会的角度，关注透明度可以作为提升专业能力的手段，要通过基本信息、财务信息、业务信息、治理信息的披露来提升专业能力。
“郭美美事件后，基金会的大佬们找来找去，得出结论，问题出在不透明导致公众不信任，但透明完了，是不是就有效果了？”腾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窦瑞刚告诉记者，现在更重要的是要解决透明给谁看的问题，“中国公益慈善界要真正解决如何让我们的核心利益相关方能看懂的透明，让捐赠人、员工、志愿者、受益人、潜在捐赠人真正能看懂我们在做事、做好事。”
在他看来，中国公益组织要发展，根源还是要解决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的问题，“要把项目报告、项目进展，通过便捷的信息工具，透明给核心利益相关方，把脱衣舞跳给真正在意你的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