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十年里，我参与了不少与邓小平有关的文字和影视工作。例如，参与第一本《邓小平》画册的出版，做邓小平小女儿毛毛（邓榕）著《我的父亲邓小平》的责任编辑，做12集电视片《邓小平》的制片人，做邓林的《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摄影画册的编辑及展览策划，等等。其中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卖《邓小平》画册出怪招
　　这本画册的主要功臣是杨绍明。绍明是杨尚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公子。当时邓组的组长汪作玲以及邓组的周立平、冷溶、龙平平等，都为这本画册出了不少力。杨绍明因为和邓家关系密切，出入邓家很方便，所以拍了邓小平的许多照片，编邓小平画册时，他提供的照片大都是非常生动的居家照片。一次他说，到小平家去，老爷子正在看报，脚丫光着放在凳子上。绍明取出相机，说老爷子照一张，小平说，那我得穿上袜子去，绍明连连摆手：不用不用，就这样好。于是留下了一个生动瞬间。还有一次，他拍下了小平正在读书的一张照片，地点好像是在北戴河。很多人知道这张照片，都说小平同志在认真学习。我问过绍明，老爷子看的是什么书？他说，是古龙的武打小说。很多照片很珍贵，有些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有些则展示了邓小平的家居生活。
　　为了确保印刷质量，这本画册是在香港的凸版印刷制作的。邓小平在晚年时，曾经深情表示，希望到回归后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一本大八开铜版纸画册，300多个页码，要卖多少钱呢？当时，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亲自兼任出版社社长。李琦可不是挂名的，为了定价，他和我们或者在机关开会，或者到人民出版社取经，用了整整九个半天。最后的定价是，平装本45元，精装本58元。在当时算是很高的定价了。可是，和成本相比，又很便宜，因为这本画册的成本也很高。当然，主要原因是这本画册是由一个港商赞助印制的，我们不太考虑成本，所以拍脑瓜印了7万册。但是新华书店系统征订情况很不理想，我现在记得的数字是沈阳市新华书店第一批报数是6本。
　　当时犯愁啊，又是不断地开会想办法。这件事甚至惊动了杨尚昆，他老人家当时不但管我们中央文献研究室，而且主持军队工作。他说，不要急，我可以让军队腾仓库给你们。可是，光有地方放也不行，还得要有人买才行。我们分析，不是没人买，而是很多人不知道。当时图书发行的体制是只允许新华书店系统一家垄断发行，而由于种种因素，人找不到书和书找不到人的现象十分严重，于是就出了一个怪招，就是找各省的省委办公厅系统帮助征订。现在看，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似乎有摊派和权力寻租的嫌疑。那时看，也是不对的，是没有遵守国家有关图书发行的规定。所以，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刘杲后来曾经专门召见我，严肃批评中央文献出版社。不过，那时候我们的画册全卖完了，甚至还加印了两批。
　　一张照片的故事
　　1993年春天，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找到我，说，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写了一本她父亲的传记，希望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就是后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
　　好在这本书的分量李琦心里清楚，他指定了文献研究室的室务委员力平同志负责审读。力平是位老同志，有水平，为人谦和，很有威望。为了保险，我还找了一位特约编辑，就是邓小平研究组的冷溶。其实，这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没有什么特别的，无非是文字的修订、史实的核对等常规操作，但是因为这本书太重要了，我们格外重视。而这本书的底子非常好，毛毛的文笔好，也用了心，所以，编辑起来非常顺利。值得记录的是一些花絮。先是书名。开始一直定不下来，我建议就叫《我的父亲邓小平》，毛毛其实也同意，而且她也是这么想的，只是还有些顾虑。一次，站在李琦同志的办公室门口，毛毛问我，要是我的哥哥姐姐们说，怎么是你的父亲呢？是我们的父亲，怎么办？我说，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也可以说，我的父亲邓小平，当然你也可以这么说。书名就这么定下来了。
　　邓小平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是张锡媛，死于难产；第二任妻子是金维映，离异后改嫁李维汉；第三任妻子是卓琳。这几次婚姻，在这本书上都有记载。因为金维映后来去了苏联，留下的资料很少。所以，有一天毛毛给我一张照片，很高兴地说，从金维映的家乡浙江找到一张她的照片，可以放在书上。照片很小，但是可以看出来，还是很漂亮的。过了一天，毛毛找我，说是要把照片收回去，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要是李铁映来问我，为什么把我妈妈的照片放在你爸爸的书上，我怎么回答？毛毛是個幽默的人，好开玩笑，但是这次，她似乎开玩笑，说得又很认真。
　　拍摄记录片《邓小平》
　　《我的父亲邓小平》的出版，引起了几个有心人的关注，他们是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的几位著名电视人，刘孝礼、汪恒、张华等，他们敏锐地感到，应当拍一部电视片《邓小平》。他们觉得，应当以这本书为蓝本，也拍摄一部12集电视片，并说时任香港乐天发展有限公司控股人的刘长乐原意出钱。
　　很快就和广电部达成了协议，成立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广播电影电视部两家合作的《邓小平》摄制组。具体的分工是这样的：中央文献研究室这边的领导是主任逄先知亲自抓，主创人员主要是邓组，总撰稿明确是冷溶和陈晋，我是制片人。央视那边由副台长沈纪负责，总编导是刘孝礼，执行总编导是汪恒。
　　只是有一句话，我当时没有在意，后来铸成了一个错误，不大，也不小。逄先知对我说，向丁关根同志汇报过了，他同意，只是不要张扬，要悄悄地进行。
　　1994年春节前，《邓小平》剧组完成了拍摄提纲的创作，准备先给小平家属看。我给毛毛打电话约时间，她说，他们都在陪老爷子在上海过年，约我们到上海面谈。我们为了郑重，特别准备了剧组介绍信，还印了名片。到了上海，果真受到了热情接待，我们也认真地呈上了介绍信和名片。
　　回到北京，逄先知找我，批评说，你们怎么搞的，不是说要低调，悄悄拍摄吗？怎么你们又是介绍信又是名片的？原来，我们给上海市委的介绍信和名片都到了丁关根的手里。
　　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尚在世的领导人没有拍摄记录片的先例。小平年事已高，他的健康会影响国内甚至国际的形势，也会影响股市。而大张旗鼓地拍摄他的传记纪录片，也许会引起不好的联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钱到底从哪里来的？我把过程再次原原本本向逄先知汇报了，也汇报了刘长乐的身份背景。逄先知告诉我，关根同志说了这样一句话：拍邓小平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中央电视台拿不出钱来吗？
　　重新落实经费，又要处理前面遗留的问题，比如，怎么解决刘长乐公司的前期投入？后来，明确了把《邓小平》的海外版权给刘长乐的公司。其实，这个时候，刘长乐已经萌生了自己办一个电视台的想法，凤凰卫视的孕育，应当就在此时。
　　12集纪录片《邓小平》的播出，是在邓小平去世前一个多月。
　　（摘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