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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抓基层、强基础、成体系是首都基层治理和健康发展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围绕加强党建引领，提高政府治理的整体性、强化居民主体地位、完善社区治理“三驾”马车架构，加强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让基层的每一个社会细胞都活跃起来，提高基层自主更新和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符合首都特点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关键词] 基层治理体系;党建引领;街道乡镇管理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1）03-0075-04
面向“十四五”，北京市委十二届十五次全会提出，要更加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构建具有首都特点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体系。1构建首都基层治理新格局，既是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根本举措，更是贯彻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提升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根本要求。
首都基层治理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
基层治理包含政权建设和社会建设两大重点任务，涉及政府内部条与块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居民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复杂多样关系的调整。近几年来，北京市以党建为引领，按照改革创新、赋权增效、减负增能、多方共治的实践逻辑，推出一系列夯实基础、做实基层的改革举措，取得明显效果，使人民群众切身体验到了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积极开展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接诉即办”工作机制，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建立区委、街乡党（工）委和社区党组织三级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工作机制，搭建区域化党建工作议事协调平台。建立资源清单、需求清单、项目清单“三个清单”配套制度，以及属地党组织和驻区单位党组织双向需求征集、双向提供服务、双向沟通协调和双向评价通报“四个双向”工作机制，引领基层各类党组织共抓基层党建、共商区域发展，基层治理的条块合力不断增强。
向街乡赋权。从2017年起，北京市开始街道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制定出台了《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例》，以“赋权、下沉、增效”为重点，推动重心下移、权力下放、力量下沉，赋予街道党（工）委规划编制、建设和验收参与等6项权力。职能部门派出机构逐步下沉到街乡，街乡城管执法队由区管改为以街乡管理为主的双重管理体制，街道作为执法主体可以直接开展执法。
探索构建简约高效的街道管理体制。北京市大力推动街道内设机构综合改革。明确了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党群工作、平安建设、城市管理、社区建设、民生保障、综合保障6个板块111项职责清单。按照综合化、扁平化的原则稳步推进街道“大部门制”改革，整合相关职能设立综合性机构，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街乡干部担当“街巷长”“社区专员”等，为群众做好服务、解决难题。适当增加了街乡、社区（村）人员编制，不足部分采取区内调剂、市级补充的方式逐步充实到位，让基层有权、有钱、有人，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事。建立了对街乡的统一考评，取消了区政府职能部门组织的对街乡专项工作考评，减轻了基层考评负担。
推动社区减负增能。从2015年起，北京市大力开展社区减负工作，梳理社区工作事项，完善工作清单，严格社区工作准入事项，从源头上减少不合理的下派社区事项。开展社区减负专项行动，依法取消市级部门下派的社区工作事项150项、评比达标和示范创建项目31项，需由社区开具的证明由15项减为5项。
引导社区多方共治。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和《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抓好两个“关键小事”，创建了“小巷管家”模式，实现社区议事厅全覆盖，开展“楼门院”治理，出台了《北京市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大力发展社区基金会，在街乡镇广泛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社会组织联合会等，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志愿服务组织和品牌志愿服务项目。2018年起，昌平回天地区开展“回天有我”社会服务活动，打造党建引领、多方参与、居民共治的大型社区治理样板。
提升基层治理水平需要关注的几个要点
首都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成效显著，与此同时仍存在政权建设和社会建设不同步、做强社会建设与做好市场需加强、做实基层的配套法规制度体系需完善等问题，提升首都基层治理水平，必须抓住要点、扭住重点、把握关键，在解决矛盾问题上花力气，在做实做强做好上下功夫。
区域化党建水平需提高。虽然全市各区均建立了党建协调委员会，但很多街镇存在“开会只通报情况，没有协商议题”，与成员单位共建内容也还多局限于文体活动。基层党组织统领各类组织力度不够。对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抓手少，引导其参与辖区治理的方法不多。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社区党组织组织开展的报到服务活动形式比较单一。社区党员年龄较大，面临后备力量储备不足的问题。
政府整体治理能力需提升。北京作为国家首都，中央党政军机关、大型国企总部、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各国使领馆、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和跨国公司总部聚集，各类资源和人才非常丰富。但是上述各类资源缺乏整合和共享，各类主体在基层交流和合作不够。基层政府掌握着有限资源，承担着无限责任，治理能力水平难以提升。政府管得过多、过细，服务和行政执法的规范化、标准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的水平不高，“信息孤島”仍然存在。政府供给与社区实际需求还存在错位的问题。
做强社会建设的制度设计需完善。基层人口结构复杂、流动性大，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居民公约、自治准则等未切实发挥作用。如何调动年轻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归属感，是社区面临的现实课题。专业化社会组织仍然比较弱小，人员流动性大，自身造血能力不足，扎根社区开展服务的连续性、服务效果的稳定性不强。社区社会组织组织化、专业化程度较低，服务类型及对象较为单一，主要以文体类和志愿服务类为主，有些服务领域还是空白，对中青年社会主流群体服务比较缺乏。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供需存在不匹配的问题。
[关键词] 基层治理体系;党建引领;街道乡镇管理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1）03-0075-04
面向“十四五”，北京市委十二届十五次全会提出，要更加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构建具有首都特点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体系。1构建首都基层治理新格局，既是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根本举措，更是贯彻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提升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根本要求。
首都基层治理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
基层治理包含政权建设和社会建设两大重点任务，涉及政府内部条与块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居民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复杂多样关系的调整。近几年来，北京市以党建为引领，按照改革创新、赋权增效、减负增能、多方共治的实践逻辑，推出一系列夯实基础、做实基层的改革举措，取得明显效果，使人民群众切身体验到了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积极开展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接诉即办”工作机制，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建立区委、街乡党（工）委和社区党组织三级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工作机制，搭建区域化党建工作议事协调平台。建立资源清单、需求清单、项目清单“三个清单”配套制度，以及属地党组织和驻区单位党组织双向需求征集、双向提供服务、双向沟通协调和双向评价通报“四个双向”工作机制，引领基层各类党组织共抓基层党建、共商区域发展，基层治理的条块合力不断增强。
向街乡赋权。从2017年起，北京市开始街道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制定出台了《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例》，以“赋权、下沉、增效”为重点，推动重心下移、权力下放、力量下沉，赋予街道党（工）委规划编制、建设和验收参与等6项权力。职能部门派出机构逐步下沉到街乡，街乡城管执法队由区管改为以街乡管理为主的双重管理体制，街道作为执法主体可以直接开展执法。
探索构建简约高效的街道管理体制。北京市大力推动街道内设机构综合改革。明确了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党群工作、平安建设、城市管理、社区建设、民生保障、综合保障6个板块111项职责清单。按照综合化、扁平化的原则稳步推进街道“大部门制”改革，整合相关职能设立综合性机构，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街乡干部担当“街巷长”“社区专员”等，为群众做好服务、解决难题。适当增加了街乡、社区（村）人员编制，不足部分采取区内调剂、市级补充的方式逐步充实到位，让基层有权、有钱、有人，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事。建立了对街乡的统一考评，取消了区政府职能部门组织的对街乡专项工作考评，减轻了基层考评负担。
推动社区减负增能。从2015年起，北京市大力开展社区减负工作，梳理社区工作事项，完善工作清单，严格社区工作准入事项，从源头上减少不合理的下派社区事项。开展社区减负专项行动，依法取消市级部门下派的社区工作事项150项、评比达标和示范创建项目31项，需由社区开具的证明由15项减为5项。
引导社区多方共治。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和《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抓好两个“关键小事”，创建了“小巷管家”模式，实现社区议事厅全覆盖，开展“楼门院”治理，出台了《北京市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大力发展社区基金会，在街乡镇广泛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社会组织联合会等，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志愿服务组织和品牌志愿服务项目。2018年起，昌平回天地区开展“回天有我”社会服务活动，打造党建引领、多方参与、居民共治的大型社区治理样板。
提升基层治理水平需要关注的几个要点
首都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成效显著，与此同时仍存在政权建设和社会建设不同步、做强社会建设与做好市场需加强、做实基层的配套法规制度体系需完善等问题，提升首都基层治理水平，必须抓住要点、扭住重点、把握关键，在解决矛盾问题上花力气，在做实做强做好上下功夫。
区域化党建水平需提高。虽然全市各区均建立了党建协调委员会，但很多街镇存在“开会只通报情况，没有协商议题”，与成员单位共建内容也还多局限于文体活动。基层党组织统领各类组织力度不够。对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抓手少，引导其参与辖区治理的方法不多。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社区党组织组织开展的报到服务活动形式比较单一。社区党员年龄较大，面临后备力量储备不足的问题。
政府整体治理能力需提升。北京作为国家首都，中央党政军机关、大型国企总部、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各国使领馆、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和跨国公司总部聚集，各类资源和人才非常丰富。但是上述各类资源缺乏整合和共享，各类主体在基层交流和合作不够。基层政府掌握着有限资源，承担着无限责任，治理能力水平难以提升。政府管得过多、过细，服务和行政执法的规范化、标准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的水平不高，“信息孤島”仍然存在。政府供给与社区实际需求还存在错位的问题。
做强社会建设的制度设计需完善。基层人口结构复杂、流动性大，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居民公约、自治准则等未切实发挥作用。如何调动年轻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归属感，是社区面临的现实课题。专业化社会组织仍然比较弱小，人员流动性大，自身造血能力不足，扎根社区开展服务的连续性、服务效果的稳定性不强。社区社会组织组织化、专业化程度较低，服务类型及对象较为单一，主要以文体类和志愿服务类为主，有些服务领域还是空白，对中青年社会主流群体服务比较缺乏。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供需存在不匹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