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这些响亮的名字，在世界经济版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其起步于哪一历史时期（纽约湾区始于17世纪末、旧金山湾区始于19世纪末、东京湾区始于20世纪中叶），以“湾区”为共同特征的区域发展模式，缔造了一个个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

　　钢铁、葡萄酒的生产地多在原料地，而啤酒、酱油的生产地更靠近消费区。

　　2016年，隨着“十三五”规划的发布，“湾区”概念首次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以实现珠三角地区与港澳的融合发展，建设世界级城市群。
　　“湾区”到底有着怎样的魔力，使得其承载的区域经济一次次地实现腾飞？珠三角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为什么要以融合港澳的湾区经济模式出现？
　　在“湾区经济”语境中来谈论“湾区”，它远远超越了一个地理空间概念，成为经济活动中的特定区域，拥有特殊的经济区位，以区域产业集群为内核，以城市群为空间载体，在各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借势世界产业革命，演绎着自身的经济奇迹。

区位选择

　　从自然地理层面看，湾区一般具有三个特征：深港、抱湾、连河。
　　湾区优于单点式的海港，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大型船舶停靠，同时连通海洋与内河，是水路系统中的重要枢纽。地理上的可达性，使得湾区成为内陆区域通向海洋、联系世界的门户。比如，纽约湾区临大西洋，环抱纽约湾，内有哈德逊河、伊利运河;粤港澳大湾区依托珠江湾，临太平洋，由珠江水系连通内陆。
　　自17世纪以来，大规模的洲际贸易兴起，全球性的经济活动对海上贸易的依赖，使得湾区的地理可达性转化为经济可达性，地理优势跃升为重要的区位优势，成为当时众多经济活动的优选场所。纽约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悄然崛起。17世纪，英国新教徒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北美东海岸开拓早期殖民地，并将纽约湾作为当时的商贸中心—出口农产品、进口工业品。纽约湾区，通过海路与欧洲、非洲乃至远东连接，通过内河以及后来的铁路网络建设，联系着广袤的新大陆腹地。
　　当历史走过“地理大发现”时期、步入“全球经贸”阶段之后，湾区更紧密地参与经济活动，其在地理学意义上的“方位”也为经济地理的“区位”概念所替代。1909年，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提出了著名的“工业区位论”，试图通过分析工业生产成本，来确定工业场所的区位选择。
　　韦伯认为，工业生产最合理的区位，就是能实现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地方。他将影响一般工业选址的因素称作“区位因子”，如果劳动力成本、原料成本等费用一定，运费就是决定工业区位的关键。因此，工业选址一般位于各个原料地和市场地的连线中点;同时根据不同工业的原料与产品特性，选择是更靠近原料地，还是更接近市场：钢铁、葡萄酒的生产地多在原料地，而啤酒、酱油的生产地更靠近消费区。

　　日本在“二战”后从废墟中经济起飞，其产业布局就是韦伯“工业区位论”的一次成功实践。日本作为一个加工型经济体，国内资源严重短缺，工业原料几乎100%依赖进口。“三湾一海”（东京湾、伊势湾、大阪湾和濑户内海）地区港口密集，同时临近国内重要消费区，是工业布局的不二之选。由此，“三湾一海”逐渐成为石油化工、钢铁机械、建材造船等重化工业的集聚地，坐拥全国96%以上的钢铁产量，全国100%的石化工业、造船工业，以及大部分的汽车工业。
　　可见，在以海运作为重要运输途径、以运费作为工业选址关键因素的时期，湾区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成为原料地与市场连线之间的一个关键节点。它不再只扮演早期纽约湾区的物资中转站与商贸中心的角色，一跃成为传统工业的优势选址地，拥有了绝佳的工业区位价值。
　　发展制造业，是世界诸多湾区正在走或曾经走过的路，制造业也是世界四大湾区最深刻的基因。
　　产业集聚与门户区位的叠加效应，使得湾区本身发展成为海陆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经济体，具备对内面向腹地、对外指向世界的经济影响力，是其所在国家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

产业集聚与转型

　　世界四大湾区都经历了一段着重发展传统制造业的历史，但时至今日，都已形成了各自特色鲜明的主导产业，远近闻名。即便是不关心世界产业布局的人，也能大体说出一二：东京湾区的高精制造，纽约湾区的金融，旧金山湾区的高新科技，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互联网、金融与地产。
　　早在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通过对意大利东北部产业的观察，提出了产业区概念，认为同属于一个产业的大量中小企业的地理集聚，可以产生“外部规模经济”，即地方化经济，与单个企业扩张形成的“内部规模经济”相对应。

　　香港和深圳成功进入四大湾区主要城市前五名。

　　产业的空间集聚，可以降低运输与交易成本，更容易获得诸如劳动力、服务、技术等专业化投入。马歇尔还指出，地方化经济与当地社会密不可分，整个地方社会对该产业的广泛参与，可以形成当地特定的“产业氛围”，包括创新精神、合作信任感、地方归属感、区域声誉等等。集聚经济，不仅是地理空间的接近，还建立在地区文化的同质性基础之上，正如马歇尔自己所言，“创新的空气飘浮在空中”。 　　基于专业化分工的中小企业合作，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后福特主义”阶段，体现得更为明显。旧金山湾区，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硅谷的迅猛崛起，实现了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完成了重要的区域产业转型，以“科技湾区”的全新形象，跻身世界四大湾区行列。这与当地高校广泛参与的产学研一体化、旧金山金融中心输送的风险资本，以及高社会地位的工程师文化、鼓励创业的“车库文化”密不可分。旧金山湾区从19世纪末的淘金地，经历传统制造业发展与商贸、金融中心，最终实现今日的蜕变，是产业升级为其带去了经济新一轮的增长驱动力。
　　从2018年世界四大湾区的产业结构来看，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的第三产业比重，都超过了80%。由于区域内统筹发展起步较晚、内部发展不平衡等原因，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三产业比重仅为65.6%。虽然香港早已跻身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但低端制造业依然是粤港澳大湾区当前的支柱产业之一。这使得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体量虽然与其他三大湾区相当，但人均GDP明显落后。粤港澳大湾区亟待经历一次深刻的产业升级与结构优化，以释放更大的经济影响力。
　　湾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区概念，在地理空间上也以城市、城市群的载体形式存在。当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日益成为湾区经济的主体，人的因素就成为湾区发展潜力的关键。良好的城市建设与区域规划，不仅能提升经济生产效率，还为人们提供适宜的生活空间，是优化与促进湾区未来发展的重要手段。

城市群与区域规划

　　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开展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城市群，是湾区经济普遍存在的空间形态。
　　世界四大湾区都以“全球城市”为区域中心，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全球城市”通过高层管理与控制功能的中心化、其他经济活动的分散化，实现对全球经济的掌控。这使得“全球城市”呈现出的显著特征，是传统制造业的撤退，以及金融业、专业性生产服务业和跨国企业总部的集中。纽约湾区的纽约市、旧金山湾区的旧金山、东京湾区的东京，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香港，无不如此。
　　但是，湾区独有的地理环境，让区域内多个城市同享港口优势，使得湾区并不如其他城市群那样存在过高的城市首位度，即中心城市的一枝独秀，更不会出现中心城市对湾区内其他区域的“虹吸效应”。湾区内的城市群分布，突破了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呈现出网格式的空间组织，实现了区域内的专业化分工与融合发展。如旧金山湾区内最重要的三个城市：旧金山市、奥克兰市、圣何塞市，分别承担着政治金融文化中心、港口运输和工业中心、高新技术中心三个角色。
　　区域内部城市之间的高度依赖关系，决定了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离不开跨行政边界的区域总体规划。
　　纽约湾区，作为美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早在1929年，就开始了跨越行政边界的总体规划。该规划主体为成立于1921年的非政府组织—区域规划协会（RPA）。规划范围除第一次规划仅为1.4万平方公里之外，后三次规划与纽约都市统计区（New York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基本一致，面积为3.3万平方公里，略大于纽约湾区的范围。至今，RPA已经针对纽约都市统计区，制定了四次区域总体规划。除第四次规划在2017年刚刚发布外，前三次规划中提出的建议大多为政府所采纳，并得到实现，为纽约湾区经济的持续增长排除了障碍。

　　第一次规划（1929年），主要针对城市蔓延、交通拥堵、乡村恶化问题，提出建设区域内高速公路网络、铁路网络，以及公园绿地系统的建议;第二次规划（1968年），为缓解城市区域过度蔓延、老城市中心衰退等问题，将第一次规划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纽约都市统计区，并在社区布局、住房、贫困、自然环境和交通五个方面给出规划措施，为纽约湾区保留了大量的公共自然空间;第三次规划（1996年），纽约湾区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以及环境污染与社会分层等问题，提出经济、环境与公平的“3E”系统;第四次规划（2017年），提出地铁系统的扩张与现代化改造、建立经济适用房、应对气候變暖问题成立区域近海委员会、强化碳排放定价体系。
　　可见，纽约湾区区域规划，更多着眼于区域层面的交通体系建设、社会民生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但每次规划的有效实施，都显著地促进了就业，改善了城市生活质量，最终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
　　2019年1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四大湾区影响力报告（2018）：纽约·旧金山·东京·粤港澳》。报告从经济、文化、创新、旅游、宜居、形象6个维度，对世界四大湾区进行了区域影响力评测。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影响力指数排名第三，其中经济影响力位列四大湾区之首，而宜居影响力垫底。与此同时，其经济绩效指标表现较差，人均GDP、地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和营商环境远低于其他三大湾区;创新基础指标和创新能力指标也排在末位。
　　从城市的角度来看，香港和深圳成功进入四大湾区主要城市前五名。可见，粤港澳大湾区虽然在区域经济体量与中心城市影响力方面表现不俗，但缺乏城市间深度合作与区域融合发展，产业结构有待升级，城市宜居性尚需改善。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仅是非中心城市进入发展快车道的机遇，也是香港这样的全球城市，在面临收入极化、城市空间与经济发展不匹配等问题时，通过跨行政边界的区域统筹提升未来发展潜力的一次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