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税收负担如何，不但取决于税收在该国GDP所占的比例，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
　　
　　经合组织（OECD）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该组织成员国（都为发达国家）的税负呈现出巨大的差别。以税收对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各国税负水平从韩国的26.8％到瑞典的50.1％不等。而且，自1975年以来，除荷兰外，报告提到的其他19个国家的税负水平都有所上升，最高升幅接近20％。
　　不过，一个国家的税收负担如何，不但取决于税收在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而且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在此，我将简略讨论税负与政府支出水平、税收结构以及税负归宿（即税收负担的最终分布）之间的关系。
　　要将税收负担和政府支出分开，是不可能的。很显然，政府如何花费其税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运转。政府支出水平也影响着税负。如果政府开支超过其所征收的税收总量，则超出的部分必须由政府负债的增加（在此忽略货币发行的通货膨胀因素）来支持，而政府负债增加所带来的利息，必须由将来更高的税收偿付。因此，总的税收负担不仅取决于税收收入，还取决于政府支出。
　　例如，最近美国共和党的热门总统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Cain）参议员，指责布什政府的减税措施未能辅以对政府支出的缩减，事实上后者还恰恰被扩大了，从而证明了自己最初反对此项措施的正当性。
　　另外，税负还取决于税收类型及其结构。经济学家所说的“超额负担”（excess burden），以纳税者支付的税款与政府所得收入之间的差异来度量。对于平摊在每个人身上的人头税来说，超额负担为零，因为其缴纳给政府的数额与纳税者的支出相等。而对收入征税则将产生一个超额负担，因为它扭曲了纳税者在工作和休闲之间的取舍。其边际税率越高，在劳动力供给上引起的这种或其他形式的扭曲就越大，因此收入税的超额负担也就越大。
　　要减少税收所造成的扭曲，税基更为宽广、税率更为扁平的税收类型是更好的选择，因为这类税收的边际税率更低。前纽约市长、已退选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就曾提议实行一种扁平的、税基也相当宽泛的所得税体系，其最高边际税率仅为30％，以此简化目前复杂的所得税系统。
　　如增值税这样的消费税，比收入税的超额负担更低。但与后者相同的是，对消费征税也会对工作产生负激励，同时鼓励人们选择闲暇——这从根本上是由于个人可通过休闲来避免被征收消费税和收入税，因为休闲是免税的。
　　不过，收入税也会产生其他方面的扭曲。因为收入在被领取时，以及用于储蓄的收入在产生出额外收入时，都会被计提不同的税项。也就是说，收入税实际上对存款征了两次税，而消费税只在存款被用于支出时征了一次税。为减少收入税对存款的这种双重征税，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允许家庭存款在被消费前免除收入税，例如美国的个人退休账户（IRAs）储蓄。
　　就税负归宿而言，税收究竟由谁来承担？有人会很自然地认为，税负是被加于那些向政府缴纳税款的个人和企业的。但这是错误的。要解释这一点，首先考虑一项面向所有真实资本（real capital）征收的税种，其税率为10％，假设最初的资本回报率为8％，征税使得回报率缩减为7.2％。这一初始影响当然是加于资本所有者的，他们通常都比一般人富裕一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考虑到资本税将导致税后回报下降，企业会缩减对此项资本的投入，致使其股价发生下跌。然后，随着股价的下跌，当资本较之劳动力更为稀缺时，其生产率就相应地变得更高，税后回报也随之增长。资本股价将持续下跌，直到税后回报重新回到征税前8％的水平。
　　研究证明，在长期中，资本的所有者获得的资本回报率与他在不缴纳任何资本税的情况下获得的回报率是相等的。那么，在长期谁将承担这些资本税呢？答案是劳动力，而非资本。因为当工人在工作时可支配的资本减少的时候，其工资和收入就会相应降低。资本所有者虽然要继续缴纳资本税，但资本税所引发的投资减少的效应，将会把最初针对资本的税收负担转移到劳动者头上。
　　正因为从长期看，劳动力会为资本承担加之于后者的税项，所以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即便资本税在短期内具有许多理想特性，他们也普遍反对在长期中征收资本税。诸如投资退税、加速折旧以及对资本收入实行低税率等措施，都是使有效的长期资本税减少到零值水平的途径。
　　
　　作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