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我们这样赞美城市：城市是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成就人类梦想的地方。可如今，人们往往对自己居住的城市又爱又恨。
　　因深感深圳房价太高、涨速太快，一向低调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近日突然干了一件高调的事——吐槽高房价有损深圳未来的城市竞争力。
　　与任正非有同感的，还有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他呼吁：合肥要跻身1.5线城市，要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必须加强房市调控，防止房价过快增长。否则，影响城市竞争力。
　　城市竞争力，本质上是指一座城市生产商品、提供服务，带动创造财富的能力。城市竞争力的提升最终还是要靠实业，它是一座城市的“实力工程”。同时，它还不能自己灿烂，周围一片荒凉，而应该是自己像恒星一样，周围群星灿烂。
　　城市经济学也告诉我们，厂商和家庭在城市间所作的区位决策推动了城市形成，并使其在规模和经济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异。
　　作为国家的经济、社会细胞，企业与家庭是共生共荣的关系。离开企业谈城市，或离开城市谈企业，都不是一个良性的城市形成机制，而是“人为制造撕裂”。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假设，即家庭和厂商都是可以移动的。因为企业可以自由选址，人口可以自由流动，所以哪里能够安居乐业，哪里生产和生活成本低，哪里就能聚集企业和人气，哪个城市竞争力就强。
　　世界经济中心的迁转，无不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律：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一个国家或城市的竞争力。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是要用土地换取工业的成长。
　　深圳最早是一个工业城市，后来金融等服务业迅猛发展，房价高涨，用以发展工业的土地越来越少，对制造业发展形成事实上的挤压和挤出。
　　城市既是生产活动的场所，也是人们居住和生活的地点。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实业就发展不起来。房价太低了，要素价值得不到体现，基础设施得不到改善，城市形象无法提升；房价太高了，超过了企业的承受范围，企业又会重新选址，最终削弱一个城市的竞争力。
　　不管怎么说，企业去或留，最终只能靠城市的吸引而非政府的劝阻。不管华为是部分还是整体将工厂搬离深圳，但曾经为深圳带来无限价值的制造业大军着实面临着选择。
　　反观武汉，近年来之所以能从昔日“武钢一咳嗽，武汉就感冒”的老工业基地焕发生机，华丽转身变成以信息技术、光电子、生命健康、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为立足之基的新工业中心，不能不说与武汉的房价（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偏低有一定关系。
　　因为武汉房价不高、涨速偏低，受过高等教育、在北上广深等城市打拼数年仍无法安居的年轻人，纷纷回流至武汉工作、创业。最近发布的《2016全国城市年轻指数报告》显示，在新一线城市中，武汉年轻人口新增率达40.28%，净增率达20.38%，两项指标均位居第一。
　　人是城市竞争力最集中的体现，人不仅是一座城市的产业根基，巨大的人口本身也是巨大的市场。处于战略赶超期的武汉，在经济发展尚未超越沿海时，防止房价提前超越，并保持一定的低价优势，是非常重要的。加大土地供应，以充足的住房供应满足需求，避免房价过快增长，或是可行的路径。（支点杂志2016年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