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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南京人，包括很多祖祖辈辈生活在南京的人也许并不知道，说起近代以来对南京城市格局的影响之大，与南京城市变迁的关系之深，很难有哪本书能超过《首都计划》。
应运而生的《首都计划》
南京在历史上贵为六朝古都，朱元璋定都后又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城市建设，但明成祖朱棣将都城北迁后，南京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衰落之路。近代以来，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后，经过连年战乱的南京城，可以说是满目疮痍。民国初年的南京城，市民大多居住在城南夫子庙一带，城内许多地方包括现在的城市中心鼓楼一带，不是农田就是废墟，甚至荒无人烟，更不要说有什么现代公共设施了，空留下长度世界第一的南京城墙。
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同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大量新增人口随之迅速涌入南京，据统计，短短一年内其人口从36万激增到49.7万。面对残破衰败的南京城，各国驻华使馆却借口南京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而滞留北平不愿搬迁。为进行人员安置和建设新首都，城市大规模改造迫在眉睫。南京由此拉开了作为首都进行城市建设的序幕。
这时，城市规划设计在南京历史上首次被提升到一种超乎寻常的高度。1928年1月，南京市政府发布的《市政公报》指出：“只有把首都建成中国最好、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中国才能谈得上是第一等的国家。”经过近一年的反复修订，三易其稿，1928年10月定稿的《首都大计划》，把南京定位于“农村化、艺术化、科学化”的新型城市。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1928年底，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虽然全国政局渐趋稳定，但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未必有号令天下的实力与权威，所以全国统一还是脆弱和松散的。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和最高权威的象征，这时首都的建设，对于百废待兴的南京，不仅是迫切的任务，而且被赋予一种宣示政权合法性的意义。所以，首都建设规划不再仅仅由南京市政府主导，而是理所当然地上升为中央层面的国家大计。
1928年10月，考试院副院长、铁道部部长孙科领衔的国民政府国都设计技术委员会成立，这意味着由南京市政府主导的《首都大计划》定稿被抛弃。11月，其下属的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成立，以林逸民为处长，美国专家茂菲和古力治任技术顾问，著名建筑师吕彦直、范文照协助，专门负责《首都计划》的编制，力求把南京建设成“全国城市之模范，并足比伦欧美名城”的首善之地。今天再来看，《首都计划》当时堪称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面子工程”。
有意思的是，外国专家则不必说，包括孙科在内，虽然这个团队主要成员林逸民、吕彦直、范文照等人均有在美国著名学府学习市政、建筑等专业的经历，但一直以来，他们设计的建筑并不西化，而是倾向于在中国固有形式的外表下融入欧美现代科学技术，形成了一种被后人称为“民国范”的独特风格。美国建筑师茂菲，尤其痴迷于中国传统建筑，他称赞故宫“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群，如此庄严与辉煌为他城他国所未见”，认为中国建筑应该享有与西方建筑平等的地位。这样的理念，在《首都计划》中，体现为专设“建筑形式之选择”一章，提出“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
孙科在《首都计划》序中提出：“首都之于一国，故不唯发号施令之中枢，实亦文化精华之所荟萃。”故此，《首都计划》“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吾国美术之优点”的指导方针，宏观上采用欧美规划模式，微观上采用中国传统形式，城市空间布局上，以“同心圆式四角平均展开，渐成圆形之势”为模式，提出应避免使得城市发展呈“狭长之形”，防止“一部过于繁荣，一部过于零乱”的畸形发展。
《首都计划》背后的政治角力
调查、讨论、编制等工作耗时一年后，1929年12月《首都计划》定稿。林逸民在向首都建设委员会的呈文中解释：“此次设计不仅关系首都一地，且为国内各市进行设计之倡。影响所及，至为远大，加以全部计划皆为百年而设，非供一时之用……不敢不格外慎重。”方案采用当时国际最先进的功能分区和邻里单位等理念，并主张对“不符中国国情，不能直接用于南京发展的欧美原则进行调整后再予运用”，建筑强调中国传统的美学风格，开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实践之先河。
在技术上，《首都计划》中很多方案的确定，多是先提出诸多备选方案，而后分别澄清利弊，权衡再三，才最终确定。作为百年大计，很多预测、估算都进行了大量调查，采集数据，纵向、横向比较古今中外的城市发展。在细节上，如道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分步实施，也是基于当时的国力和财力，既满足眼下实际需要，又为后续发展提前考虑。很多设计理念，如三块板路型，红绿黄三色信号灯的设置及配时，环城大道及林荫大道的方案，停车位的分配，等等，都具有创新性和指导意义。
此前，1929年6月1日，为加快首都建设进程，南京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任主席，委员有胡汉民、戴传贤、孙科、阎锡山、孔祥熙、宋子文、刘纪文等政要，其中孙科为常务委员。这是一个会议制机构，并无规划能力，层级上却凌驾于国都设计技术委员会之上。因此，在《首都计划》编制过程中，由于二者立场和想法不同，产生许多冲突，并自然而然地在成稿后的《首都计划》中有所反映。从这个角度讲，《首都计划》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博弈场，谁都想掌握首都建设的解释权。
南京明城墙的拆保之争就是双方关于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一次较量。1929年3月，为节省费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按照上年11月经国务会议批准的申请，开始拆除神策门至太平门一段城墙，拟用城砖建设学校讲堂。不料舆论大哗，徐悲鸿撰文《对南京拆城的感想》，直斥此举为难以想象的愚昧，“欲毁灭世界第一等之巨工，溯其谋乃利其砖”。茂菲也以城墙“是中国的象征，拆掉它将是巨大的错误”为由，坚决反对。
孙科向南京国民政府呈文，要求“即行停止拆城工作，以便设计”。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呈请饬令京市政府停止拆城工作”。但蒋介石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名义上报国民政府：“若一旦停止，势必影响工程，全部一切建筑将陷于不可收拾。恳请转饬市政府仍遵照前案所请办理，俾全部建筑免致功亏一篑。”胡汉民、孙科等人对蒋的独裁作风一向颇为不满，一直试图以党权来限制蒋的军权，故国民政府答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所请未便照准。” 美国专家茂菲认为南京城墙并非无用，所以在《首都计划》中，南京明城墙被保存规划为环城大道。现在看来，好在南京明城墙被写进《首都计划》而在当时没有拆除，又好在《首都计划》没有全部实施，环城大道只是停留在纸上。南京城墙作为世界上现存最长的古代城墙，今天大部分仍然存在，而且基本上是原貌。这真是历史的吊诡。受此影响，北京的“拆城方案”此后也未按计划实施，北京城墙的寿命又得以延长了20多年。
《首都计划》的遗产
按功能分区规划，是《首都计划》的主要亮点之一，它将南京分为六个区域：中央政治区，中国的“国会山”，位于紫金山南麓；市级行政区，在鼓楼以北傅厚岗；两个工业区在长江两岸及下关港口区；住宅区分三个等级，除旧城区外，在城北建高级住宅区，城市住宅规划中将今公教一村位置规划为政府员工住宅，东水关南面规划为工人住宅；商业区设在明故宫、新街口一带和主干道两侧；鼓楼、五台山一带为文化区。
其中特别夺人眼球的，当属中央政治区的选址。紫金山南麓这个地点，这是一个颇具雄心的设计，景观上十分壮丽。对于为何放弃明故宫而选此地，《首都计划》指出：“一方固可规划裕如，一方亦有鼎新革故之意，该地位于郊外，实与斯旨相符，他如地在总理陵墓之南，瞻仰至易，观感所及，则继述之意，自与俱深。”设计者则归纳为五个优势：“面积永远足用也”，“位置最为适宜也”，“布置经营易臻佳胜也”，“军事防守最便也”，“于国民思想上则有除旧更新之影响也”。
孙科主导的这个方案中，南北中轴线从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穿过，跨越紫金山上1500多年前的六朝祭坛。在全新开辟的山坡上，国民党党部大楼、国民政府、五院、各部会由高到低依次排列，所有建筑样式都有明确规定，整个中央政府可容纳10万人。最上方的中山陵颇具象征意味。中央党部占据中轴线的最北端，那里地势高峻，当然象征“党权高于一切”。试想，当时刚竣工的中山陵内刻有孙中山《建国大纲》全文，谁得到“总理遗教”的解释权，谁就将在政治博弈中占得先机。
然而，《首都计划》公布后不久，蒋介石一纸命令将中央政治区改在明故宫一带所谓“中正之地”，让《首都计划》雄心勃勃的宏大设计永远停留在纸上。1931年春，坐落在《首都计划》中央党部原规划位置的美龄宫破土动工。至此，南京城市规划脱离技术轨道，沦为国民党派系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因为种种原因，后来明故宫既没有建成为中央政治区，也因为蒋这一纸命令发展受到限制，没有成为《首都计划》设想开发成的商业区。而且南京最终也没有形成规模完整的中央政治区。这种以政治力量博弈而导致的南京城市格局的演变，竟成为《首都计划》留下来的遗产，这是作为技术专家的设计者们无论如何事先想不到的。
尽管受到一些诟病，例如工业区的选址至今对南京仍有负面的影响，但从技术上讲，《首都计划》仍不失其划时代的意义，尤其是其所宣称要能使“南京市民在精神、形体、经济各方面都获得利益”，这种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方案中有诸多体现：
道路系统采用方格网，有利于城市腹地最大效率地得以贯通。道路则分为干道、次要道路、环城大道、林荫大道四种。它首次在国内提出“林荫大道”的概念，计划沿秦淮河、明城墙建两条林荫大道，林荫道加上公园占全城面积的14.4%，平均每个市民可享有9平方米的绿地——不亚于伦敦、巴黎和柏林，为当时华盛顿的两倍之多。
设计方案中包括不少“平衡城市权利”的市政制度主张，如在城市建设和城市空间权益分配上，强调“应供一般人民之享用，不能为有汽车者所独占”。
前瞻性地规划了南京城区内的汽车使用原则，汽车在商业区或其他繁华区域施行“限时停车”，“停留时间以不过一小时为限”，等等。
当然，因为国民党内的权力斗争对城市规划建设的非正常影响，以及时局变化等诸多因素，有专家测算，整部《首都计划》仅仅完成了约三分之一。然而即使这样，此后直至今天，南京的道路系统、城市布局、功能分区、公共设施的建设都留下了《首都计划》的痕迹，它也为南京城留下很多极具代表性的建筑，从而形成了南京的“民国特色”。
（作者系南京出版社副编审）
责任编辑：张功杭
应运而生的《首都计划》
南京在历史上贵为六朝古都，朱元璋定都后又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城市建设，但明成祖朱棣将都城北迁后，南京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衰落之路。近代以来，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后，经过连年战乱的南京城，可以说是满目疮痍。民国初年的南京城，市民大多居住在城南夫子庙一带，城内许多地方包括现在的城市中心鼓楼一带，不是农田就是废墟，甚至荒无人烟，更不要说有什么现代公共设施了，空留下长度世界第一的南京城墙。
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同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大量新增人口随之迅速涌入南京，据统计，短短一年内其人口从36万激增到49.7万。面对残破衰败的南京城，各国驻华使馆却借口南京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而滞留北平不愿搬迁。为进行人员安置和建设新首都，城市大规模改造迫在眉睫。南京由此拉开了作为首都进行城市建设的序幕。
这时，城市规划设计在南京历史上首次被提升到一种超乎寻常的高度。1928年1月，南京市政府发布的《市政公报》指出：“只有把首都建成中国最好、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中国才能谈得上是第一等的国家。”经过近一年的反复修订，三易其稿，1928年10月定稿的《首都大计划》，把南京定位于“农村化、艺术化、科学化”的新型城市。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1928年底，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虽然全国政局渐趋稳定，但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未必有号令天下的实力与权威，所以全国统一还是脆弱和松散的。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和最高权威的象征，这时首都的建设，对于百废待兴的南京，不仅是迫切的任务，而且被赋予一种宣示政权合法性的意义。所以，首都建设规划不再仅仅由南京市政府主导，而是理所当然地上升为中央层面的国家大计。
1928年10月，考试院副院长、铁道部部长孙科领衔的国民政府国都设计技术委员会成立，这意味着由南京市政府主导的《首都大计划》定稿被抛弃。11月，其下属的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成立，以林逸民为处长，美国专家茂菲和古力治任技术顾问，著名建筑师吕彦直、范文照协助，专门负责《首都计划》的编制，力求把南京建设成“全国城市之模范，并足比伦欧美名城”的首善之地。今天再来看，《首都计划》当时堪称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面子工程”。
有意思的是，外国专家则不必说，包括孙科在内，虽然这个团队主要成员林逸民、吕彦直、范文照等人均有在美国著名学府学习市政、建筑等专业的经历，但一直以来，他们设计的建筑并不西化，而是倾向于在中国固有形式的外表下融入欧美现代科学技术，形成了一种被后人称为“民国范”的独特风格。美国建筑师茂菲，尤其痴迷于中国传统建筑，他称赞故宫“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群，如此庄严与辉煌为他城他国所未见”，认为中国建筑应该享有与西方建筑平等的地位。这样的理念，在《首都计划》中，体现为专设“建筑形式之选择”一章，提出“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
孙科在《首都计划》序中提出：“首都之于一国，故不唯发号施令之中枢，实亦文化精华之所荟萃。”故此，《首都计划》“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吾国美术之优点”的指导方针，宏观上采用欧美规划模式，微观上采用中国传统形式，城市空间布局上，以“同心圆式四角平均展开，渐成圆形之势”为模式，提出应避免使得城市发展呈“狭长之形”，防止“一部过于繁荣，一部过于零乱”的畸形发展。
《首都计划》背后的政治角力
调查、讨论、编制等工作耗时一年后，1929年12月《首都计划》定稿。林逸民在向首都建设委员会的呈文中解释：“此次设计不仅关系首都一地，且为国内各市进行设计之倡。影响所及，至为远大，加以全部计划皆为百年而设，非供一时之用……不敢不格外慎重。”方案采用当时国际最先进的功能分区和邻里单位等理念，并主张对“不符中国国情，不能直接用于南京发展的欧美原则进行调整后再予运用”，建筑强调中国传统的美学风格，开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实践之先河。
在技术上，《首都计划》中很多方案的确定，多是先提出诸多备选方案，而后分别澄清利弊，权衡再三，才最终确定。作为百年大计，很多预测、估算都进行了大量调查，采集数据，纵向、横向比较古今中外的城市发展。在细节上，如道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分步实施，也是基于当时的国力和财力，既满足眼下实际需要，又为后续发展提前考虑。很多设计理念，如三块板路型，红绿黄三色信号灯的设置及配时，环城大道及林荫大道的方案，停车位的分配，等等，都具有创新性和指导意义。
此前，1929年6月1日，为加快首都建设进程，南京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任主席，委员有胡汉民、戴传贤、孙科、阎锡山、孔祥熙、宋子文、刘纪文等政要，其中孙科为常务委员。这是一个会议制机构，并无规划能力，层级上却凌驾于国都设计技术委员会之上。因此，在《首都计划》编制过程中，由于二者立场和想法不同，产生许多冲突，并自然而然地在成稿后的《首都计划》中有所反映。从这个角度讲，《首都计划》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博弈场，谁都想掌握首都建设的解释权。
南京明城墙的拆保之争就是双方关于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一次较量。1929年3月，为节省费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按照上年11月经国务会议批准的申请，开始拆除神策门至太平门一段城墙，拟用城砖建设学校讲堂。不料舆论大哗，徐悲鸿撰文《对南京拆城的感想》，直斥此举为难以想象的愚昧，“欲毁灭世界第一等之巨工，溯其谋乃利其砖”。茂菲也以城墙“是中国的象征，拆掉它将是巨大的错误”为由，坚决反对。
孙科向南京国民政府呈文，要求“即行停止拆城工作，以便设计”。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呈请饬令京市政府停止拆城工作”。但蒋介石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名义上报国民政府：“若一旦停止，势必影响工程，全部一切建筑将陷于不可收拾。恳请转饬市政府仍遵照前案所请办理，俾全部建筑免致功亏一篑。”胡汉民、孙科等人对蒋的独裁作风一向颇为不满，一直试图以党权来限制蒋的军权，故国民政府答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所请未便照准。” 美国专家茂菲认为南京城墙并非无用，所以在《首都计划》中，南京明城墙被保存规划为环城大道。现在看来，好在南京明城墙被写进《首都计划》而在当时没有拆除，又好在《首都计划》没有全部实施，环城大道只是停留在纸上。南京城墙作为世界上现存最长的古代城墙，今天大部分仍然存在，而且基本上是原貌。这真是历史的吊诡。受此影响，北京的“拆城方案”此后也未按计划实施，北京城墙的寿命又得以延长了20多年。
《首都计划》的遗产
按功能分区规划，是《首都计划》的主要亮点之一，它将南京分为六个区域：中央政治区，中国的“国会山”，位于紫金山南麓；市级行政区，在鼓楼以北傅厚岗；两个工业区在长江两岸及下关港口区；住宅区分三个等级，除旧城区外，在城北建高级住宅区，城市住宅规划中将今公教一村位置规划为政府员工住宅，东水关南面规划为工人住宅；商业区设在明故宫、新街口一带和主干道两侧；鼓楼、五台山一带为文化区。
其中特别夺人眼球的，当属中央政治区的选址。紫金山南麓这个地点，这是一个颇具雄心的设计，景观上十分壮丽。对于为何放弃明故宫而选此地，《首都计划》指出：“一方固可规划裕如，一方亦有鼎新革故之意，该地位于郊外，实与斯旨相符，他如地在总理陵墓之南，瞻仰至易，观感所及，则继述之意，自与俱深。”设计者则归纳为五个优势：“面积永远足用也”，“位置最为适宜也”，“布置经营易臻佳胜也”，“军事防守最便也”，“于国民思想上则有除旧更新之影响也”。
孙科主导的这个方案中，南北中轴线从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穿过，跨越紫金山上1500多年前的六朝祭坛。在全新开辟的山坡上，国民党党部大楼、国民政府、五院、各部会由高到低依次排列，所有建筑样式都有明确规定，整个中央政府可容纳10万人。最上方的中山陵颇具象征意味。中央党部占据中轴线的最北端，那里地势高峻，当然象征“党权高于一切”。试想，当时刚竣工的中山陵内刻有孙中山《建国大纲》全文，谁得到“总理遗教”的解释权，谁就将在政治博弈中占得先机。
然而，《首都计划》公布后不久，蒋介石一纸命令将中央政治区改在明故宫一带所谓“中正之地”，让《首都计划》雄心勃勃的宏大设计永远停留在纸上。1931年春，坐落在《首都计划》中央党部原规划位置的美龄宫破土动工。至此，南京城市规划脱离技术轨道，沦为国民党派系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因为种种原因，后来明故宫既没有建成为中央政治区，也因为蒋这一纸命令发展受到限制，没有成为《首都计划》设想开发成的商业区。而且南京最终也没有形成规模完整的中央政治区。这种以政治力量博弈而导致的南京城市格局的演变，竟成为《首都计划》留下来的遗产，这是作为技术专家的设计者们无论如何事先想不到的。
尽管受到一些诟病，例如工业区的选址至今对南京仍有负面的影响，但从技术上讲，《首都计划》仍不失其划时代的意义，尤其是其所宣称要能使“南京市民在精神、形体、经济各方面都获得利益”，这种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方案中有诸多体现：
道路系统采用方格网，有利于城市腹地最大效率地得以贯通。道路则分为干道、次要道路、环城大道、林荫大道四种。它首次在国内提出“林荫大道”的概念，计划沿秦淮河、明城墙建两条林荫大道，林荫道加上公园占全城面积的14.4%，平均每个市民可享有9平方米的绿地——不亚于伦敦、巴黎和柏林，为当时华盛顿的两倍之多。
设计方案中包括不少“平衡城市权利”的市政制度主张，如在城市建设和城市空间权益分配上，强调“应供一般人民之享用，不能为有汽车者所独占”。
前瞻性地规划了南京城区内的汽车使用原则，汽车在商业区或其他繁华区域施行“限时停车”，“停留时间以不过一小时为限”，等等。
当然，因为国民党内的权力斗争对城市规划建设的非正常影响，以及时局变化等诸多因素，有专家测算，整部《首都计划》仅仅完成了约三分之一。然而即使这样，此后直至今天，南京的道路系统、城市布局、功能分区、公共设施的建设都留下了《首都计划》的痕迹，它也为南京城留下很多极具代表性的建筑，从而形成了南京的“民国特色”。
（作者系南京出版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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