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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央行发布11月份金融数据显示，M2达到137.40万亿元，同比增速13.7%，创近一年半来新高;但人民币贷款仅增加7089亿元，同比少增了2347亿元。由此可见，宽松货币环境下，信贷规模却不断减少，银行传统的利差盈利模式悄然改变。
另一组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率高达1.59%，远高于年初1.25%水平。12月7日，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预测，2016年上市银行不良率或将达2.0%水平，拨备覆盖率将逼近150%监管红线。
由此，用“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来形容商业银行当下的境遇，实不为过。
近日，财政部副部长刘昆在以“经济转型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为主题的“2015邮储银行高峰论坛”上指出，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政策，金融领域向非国有资本的开放进一步扩大，中小型金融机构骤增，金融组织、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推陈出新，互联网金融甚为活跃，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深，使得整个金融系统竞争加剧且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日渐多元化。强大的风控能力和转型魄力，将是商业银行能否在竞争中立足的关键。
与此同时，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提出，2016-2020年的“十三五”将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更高发展阶段迈进的艰难跃升期。
这即是说，当银行业转型遭遇国家经济转型的洪流时，前者无疑将顺应后者的发展趋势，迎接空前的大变革。
而商业银行已推出一些转型举措，例如加强“互联网+”布局，创新融资模式，提升风控能力，向下铺陈消费金融和普惠金融等等，目前还都大多尚欠火候，或不够深钻，或不够开放，往往显出踯躅的步态。
“考验战略定力和市场应变能力的时刻到了。”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宣昌能在前述高峰论坛上表示，整个银行业都要勇于迎接新挑战，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唯有顺应经济转型，才能行稳致远。
大洗牌，新革命
阿里发布数据称，11月11日“双十一”当天销售额达912亿元，支付宝第一小时交易达1.17亿笔，全天每分钟完成跨境交易近2.3万笔，高达前一年的2.5倍。其交易数量、规模均已超过美国PayPal，位列全球电子支付机构之首。
当下，“互联网+”已从余额宝等“宝宝类”理财产品，向以大数据为支撑的互联网金融2.0版攀升，拉开了与商业银行亦敌亦友的竞争架势。
毫无疑问，这股浪潮虽未颠覆传统金融，但带给商业银行的各方面冲击，不可小觑。
在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看来，大批互联网企业借助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技术进入金融业，催生了互联网融资、电子商务等诸多金融模式，资金融通等日渐转向了银行体系之外。加之支付脱媒、融资脱媒、资产管理脱媒均加速形成，传统金融面临的是一场大洗牌、新革命。
“中国银行业走过了举世瞩目的黄金十年。”邮储银行行长吕家进在前述论坛上表示。当前的新挑战，本质上是新一轮经济转型对银行业提出的新要求，差异化发展将是中国银行业破茧重生的必由之路。
这即是说，商业银行不应再以邻为壑，而是应该借力打力。
前述《建议》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围绕支持创新发展，银行业要创新金融配套服务等体制机制，注重各类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科学集成，积极探索创新融资模式，动态满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特色金融需求，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推发展动力转换。
《建议》还提出，要通过优化信贷投向、科学利率定价等市场化方式，支持实施“中国制造2025”，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对此，商业银行的普遍做法是，设立互联网金融云平台，实现网上银行、移动金融、自助银行、微银行等多端口接入。一部分银行还打造了“智慧银行”，将个人网银、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等与营业网点、自助设备相联通，实现电子渠道和实体网络的互联互通。
“这只是简单提高电子化覆盖率，将线下业务挪至线上。”专家指出，绝大部分银行的电子覆盖率已达99%以上，这只是技术革新，而非理念革新。
除此以外，一些原本被寄予厚望的直销银行等“纯线上银行”，却因为受到监管层对于远程电子账户开户等措施的限制，始终进展缓慢。
“要实现借力打力，传统金融就必须具备一定的互联网基因。”邮储银行董事长李国华表示，要从机制体制、思维模式上下功夫。
李国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邮储银行近期在综合考虑了战略协同、交易价格等多方面因素后，引进了涵盖三种类型的10家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其中包括蚂蚁金服和腾讯两家互联网企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们的互联网基因——两家企业与邮储银行具有良好的互补性，未来将共享渠道、客户、技术和人才等资源，共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金融服务体系。
在他看来，银行业转型，不仅是线上线下业务渠道的相互呼应，还更要获取互联网信息，并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精准化营销和个性化服务。“唯有具备互联网思维，才能向大数据分析、智能化判断、精准化管控的新型管理方式转型”。
全面风控时代到来
“十三五”期间不容忽视的是，我国银行业外部生态系统骤变的同时，内部资产质量压力进一步加重。
“金融业之所以盈利，就是因为其承担了适当的风险。”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指出，银行业的核心能力就是风险管理能力。
然而，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发布报告称，2016年上市银行不良率或达2.0%水平，拨备覆盖率将逼近150%监管红线。
在吕家进看来，经济增速放缓给商业银行带来的严峻挑战是资产劣变——企业出现经营困难，银行业也无法独善其身。并且，在我国新旧动力转换之际，各种矛盾、冲突和风险事件或将更加频繁，银行业资产质量将承受更大压力，守住风险底线将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巨大挑战。 因而“十三五”期间，商业银行必须打响资产质量保卫战。
对此，宣昌能提出三点建议：
其一，银行须更加关注第一还款主体的偿债能力，提升风险评估和管理水平。
近年来，商业银行存在一种倾向，就是在贷款评审过程中过于依赖企业互保、联保、第三方担保等第二或第三还款来源，不够注重对借款人第一还款来源的风险评估和分析。实践证明，第二还款来源往往只是形式上增加了一道屏障，风控作用有限。
以担保为例，通过第三方担保机构的担保，似乎实现了银行的风险外包，但担保机构与银行相比，并不具备信息和风控优势，分担损失的资本实力也很有限，且一些担保机构还从事超范围和违规经营，导致2013年以来部分地区的民营担保公司爆发了非法集资等风险事件。
商业银行在贷款评审时，应把第一还款来源作为核心判断依据，依靠自身风控水平的提升和精细化管理，来提高抗风险能力。
其二，商业银行须强化资本约束，更加注重资本质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教训之一，即发达经济体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较高，但资本构成中存在一些不具有损失吸收能力的低质量资本，资本质量不高而导致危机蔓延。我国商业银行普遍资本结构单一，补充渠道有限，因而须通过引入战投、公开上市和发行可吸收损失的资本债等，不断提高抵御风险和吸收损失的能力，并要制定适合的资本规划。
对此，吕家进表示，邮储银行的资产质量始终良好。截至9月末，信贷资产不良率仅为银行业均值的一半左右。但尽管如此，邮储银行还通过引战等措施来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
据悉，邮储银行此次引战，选择摩根大通、淡马锡、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作为战投，正是希望借鉴国际一流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理念、经验与方法，打造稳健经营、风控良好的百年银行。
宣昌能的第三个建议，是借助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强化银行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他表示，全国36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均已完成了投保手续，截至7月末，投保机构5月和6月的应缴保费也已全部归集。由此，将逐渐形成一系列金融安全网络，维护存款人利益的同时，也加强了银行业风险防范和处置的制度性。
“当然，还需要监管层采取‘宽严相济’的监管政策。”吕家进进一步提出。
在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银行业积累的风险问题正在迅速分化，监管层应该一方面适度提高风险容忍度，鼓励银行加快调整资产结构，支持经济平稳转型;另一方面，应严格检查执法、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严控系统性、行业性风险。
创新融资模式
商业银行转型必须直面的第三个问题，是传统“老三样”——存、贷、汇，已经面临融资脱媒、支付脱媒、信贷脱媒、资产管理脱媒等，其“负债端主导”、“存款立行”等老旧观念必须革新，须在资产证券化等领域走出一条新路来。
“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正在倒逼商业银行从坐享利差收益的时代走出来。”向松祚指出。
记者发现，去年以来，整个金融体系的融资端就存在诸多显著变化，为商业银行转型敲醒了警钟。
一方面，存量债务资本化的趋势明显，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去杠杆的意愿强烈。各级政府和企业、机构均开始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包括短融、超短融、中票等，来逐步置换商业银行的贷款和类贷款。并且，政府和企业也逐步将自己的应收账款、应收租赁款等权益性资产，以资产证券化来变现盘活。
另一方面，增量融资逐步趋向于股权化。这其中，出现了基建设施PPP融资模式，以及企业IPO需求加强等现象，各类产业基金、创投基金、并购基金等新型融资工具高度活跃。
如此背景之下，中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巨变，传统的存、贷、汇已无法支撑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利差收益模式受到冲击。
邮储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党均章分析，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在融资端催生了一种亦股亦债的融资需求，既非传统以信贷为主体的间接融资需求，也非直接以股权为主体的股权融资需求，但可以同时作为股权和债务存在，例如永续债、可转债、优先股、产业基金等。
“我们的产品也在转型。”一位平安银行金融市场部人士称，这种模式既能降低企业债务杠杆，又能在信贷需求下降之后，为银行在“资产荒”下获取高收益产品提供渠道，为转型做好过渡。
对此，巴曙松建议，“十三五”期间，商业银行要学会从重资产经营转为轻资产经营，因为前者往往是面对产能过剩行业，不能再将宝贵的金融资源给予这些本该淘汰的产业。银行必须学会服务创新型企业，创抵押担保方式。
并且，“双创”时代到来，银行也不能再习惯于服务有正现金流的成熟企业，而要学会在“种子阶段”就介入企业的探索和成长。
“创新融资模式不仅仅是手段。”巴曙松解释，更是银行要从服务于成熟企业，转向服务于企业的全生命周期，“这将是一个质的改变”。
以消费金融“接地气”
“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的另一显著特征，是“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增速回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俨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11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破除制约消费扩大的体制机制障碍，优化消费环境，加大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发展消费信贷，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推广至全国，有利于传统消费提质升级，新兴消费蓬勃发展。
11月2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 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完善金融服务体系，鼓励金融产品创新，促进金融服务与消费升级、产业升级融合创新”。
商业银行转型的一个重大机遇，将蕴藏于此。
“消费金融市场空间巨大。”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这是金融业发展的下一个风口。 截至2014年，我国整体信贷余额85万亿元，个人消费信贷占比仅18.1%，而这一数据在美国却高达60%以上。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体量计算，未来数年内，消费金融将保持20%左右的复合增长率。
在郭田勇看来，银行业的下一步，就应该是向个人业务延伸，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增加国家的新消费、新供给和新动力。
自国务院开放消费金融市场准入之后，商业银行、互联网企业和小贷公司等纷纷抢滩，仅银行系的消费金融公司，几年内就涌出了邮储银行、北京银行、永隆银行、平安银行、湖北银行、徽商银行等近十家。
但很显然，银行系尤其个人金融领域经验丰厚的商业银行，其消费金融业务的先动优势更为明显。
之于银行本身，由于消费金融的服务对象是个人，风险分散、抗周期能力强，且单笔风险权重低，有助于资本节约。并且，客户尤其年轻客群对线上消费及其金融服务的接受程度提升非常快，银行可充分借力于“互联网+”。
“银行本身还具备资金成本低廉、客户资源广大、授信风控技术强等优势，消费金融无疑会增加收入。”平安银行人士坦言，“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不怕竞争”。
那么，新生的消费金融公司与“母银行”之间又该保持怎样的竞合关系？
吕家进解释，邮储银行成立中邮消费金融公司，与邮储银行本身要实现差异化经营和错位发展。前者主要提供小额、无抵押、利率较高的贷款服务;后者主要业务是房贷、车贷和优质客户消费贷款等，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来优化业务流程和服务能力。两者遵循风险隔离、错位经营、协同发展的原则，目的是共同构建起同时覆盖优质客群和长尾客群的多层次、多样化服务体系。
“这其中，风控是关键。”吕家进表示。
对此，郭田勇建议，商业银行设立消费金融公司，应该区别于过去依靠人海战术和高利率的粗放型模式，朝着轻资产的方向走，一方面把控成本，一方面形成一整套良好的风险管理模式。“不能成为高利贷的漩涡”。
他还建议，“十三五”期间，消费金融还要重视农村市场，挖掘其巨大的市场空间。
以邮储银行为例，2015年前三季度，该行依托网点优势，向农村地区投放消费贷款占比近40%，较2014年同期增加10个百分点，增速达城市的1.3倍，且农村地区的消费金融规模已达全行的35%。
“顺应整个经济发展转型的方向，顺应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商业银行才能经受住考验，才能成功地站在下一个风口上。”李国华表示。
（本文选自：财经国家周刊 2015年26期）
另一组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率高达1.59%，远高于年初1.25%水平。12月7日，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预测，2016年上市银行不良率或将达2.0%水平，拨备覆盖率将逼近150%监管红线。
由此，用“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来形容商业银行当下的境遇，实不为过。
近日，财政部副部长刘昆在以“经济转型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为主题的“2015邮储银行高峰论坛”上指出，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政策，金融领域向非国有资本的开放进一步扩大，中小型金融机构骤增，金融组织、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推陈出新，互联网金融甚为活跃，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深，使得整个金融系统竞争加剧且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日渐多元化。强大的风控能力和转型魄力，将是商业银行能否在竞争中立足的关键。
与此同时，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提出，2016-2020年的“十三五”将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更高发展阶段迈进的艰难跃升期。
这即是说，当银行业转型遭遇国家经济转型的洪流时，前者无疑将顺应后者的发展趋势，迎接空前的大变革。
而商业银行已推出一些转型举措，例如加强“互联网+”布局，创新融资模式，提升风控能力，向下铺陈消费金融和普惠金融等等，目前还都大多尚欠火候，或不够深钻，或不够开放，往往显出踯躅的步态。
“考验战略定力和市场应变能力的时刻到了。”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宣昌能在前述高峰论坛上表示，整个银行业都要勇于迎接新挑战，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唯有顺应经济转型，才能行稳致远。
大洗牌，新革命
阿里发布数据称，11月11日“双十一”当天销售额达912亿元，支付宝第一小时交易达1.17亿笔，全天每分钟完成跨境交易近2.3万笔，高达前一年的2.5倍。其交易数量、规模均已超过美国PayPal，位列全球电子支付机构之首。
当下，“互联网+”已从余额宝等“宝宝类”理财产品，向以大数据为支撑的互联网金融2.0版攀升，拉开了与商业银行亦敌亦友的竞争架势。
毫无疑问，这股浪潮虽未颠覆传统金融，但带给商业银行的各方面冲击，不可小觑。
在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看来，大批互联网企业借助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技术进入金融业，催生了互联网融资、电子商务等诸多金融模式，资金融通等日渐转向了银行体系之外。加之支付脱媒、融资脱媒、资产管理脱媒均加速形成，传统金融面临的是一场大洗牌、新革命。
“中国银行业走过了举世瞩目的黄金十年。”邮储银行行长吕家进在前述论坛上表示。当前的新挑战，本质上是新一轮经济转型对银行业提出的新要求，差异化发展将是中国银行业破茧重生的必由之路。
这即是说，商业银行不应再以邻为壑，而是应该借力打力。
前述《建议》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围绕支持创新发展，银行业要创新金融配套服务等体制机制，注重各类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科学集成，积极探索创新融资模式，动态满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特色金融需求，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推发展动力转换。
《建议》还提出，要通过优化信贷投向、科学利率定价等市场化方式，支持实施“中国制造2025”，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对此，商业银行的普遍做法是，设立互联网金融云平台，实现网上银行、移动金融、自助银行、微银行等多端口接入。一部分银行还打造了“智慧银行”，将个人网银、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等与营业网点、自助设备相联通，实现电子渠道和实体网络的互联互通。
“这只是简单提高电子化覆盖率，将线下业务挪至线上。”专家指出，绝大部分银行的电子覆盖率已达99%以上，这只是技术革新，而非理念革新。
除此以外，一些原本被寄予厚望的直销银行等“纯线上银行”，却因为受到监管层对于远程电子账户开户等措施的限制，始终进展缓慢。
“要实现借力打力，传统金融就必须具备一定的互联网基因。”邮储银行董事长李国华表示，要从机制体制、思维模式上下功夫。
李国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邮储银行近期在综合考虑了战略协同、交易价格等多方面因素后，引进了涵盖三种类型的10家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其中包括蚂蚁金服和腾讯两家互联网企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们的互联网基因——两家企业与邮储银行具有良好的互补性，未来将共享渠道、客户、技术和人才等资源，共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金融服务体系。
在他看来，银行业转型，不仅是线上线下业务渠道的相互呼应，还更要获取互联网信息，并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精准化营销和个性化服务。“唯有具备互联网思维，才能向大数据分析、智能化判断、精准化管控的新型管理方式转型”。
全面风控时代到来
“十三五”期间不容忽视的是，我国银行业外部生态系统骤变的同时，内部资产质量压力进一步加重。
“金融业之所以盈利，就是因为其承担了适当的风险。”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指出，银行业的核心能力就是风险管理能力。
然而，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发布报告称，2016年上市银行不良率或达2.0%水平，拨备覆盖率将逼近150%监管红线。
在吕家进看来，经济增速放缓给商业银行带来的严峻挑战是资产劣变——企业出现经营困难，银行业也无法独善其身。并且，在我国新旧动力转换之际，各种矛盾、冲突和风险事件或将更加频繁，银行业资产质量将承受更大压力，守住风险底线将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巨大挑战。 因而“十三五”期间，商业银行必须打响资产质量保卫战。
对此，宣昌能提出三点建议：
其一，银行须更加关注第一还款主体的偿债能力，提升风险评估和管理水平。
近年来，商业银行存在一种倾向，就是在贷款评审过程中过于依赖企业互保、联保、第三方担保等第二或第三还款来源，不够注重对借款人第一还款来源的风险评估和分析。实践证明，第二还款来源往往只是形式上增加了一道屏障，风控作用有限。
以担保为例，通过第三方担保机构的担保，似乎实现了银行的风险外包，但担保机构与银行相比，并不具备信息和风控优势，分担损失的资本实力也很有限，且一些担保机构还从事超范围和违规经营，导致2013年以来部分地区的民营担保公司爆发了非法集资等风险事件。
商业银行在贷款评审时，应把第一还款来源作为核心判断依据，依靠自身风控水平的提升和精细化管理，来提高抗风险能力。
其二，商业银行须强化资本约束，更加注重资本质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教训之一，即发达经济体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较高，但资本构成中存在一些不具有损失吸收能力的低质量资本，资本质量不高而导致危机蔓延。我国商业银行普遍资本结构单一，补充渠道有限，因而须通过引入战投、公开上市和发行可吸收损失的资本债等，不断提高抵御风险和吸收损失的能力，并要制定适合的资本规划。
对此，吕家进表示，邮储银行的资产质量始终良好。截至9月末，信贷资产不良率仅为银行业均值的一半左右。但尽管如此，邮储银行还通过引战等措施来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
据悉，邮储银行此次引战，选择摩根大通、淡马锡、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作为战投，正是希望借鉴国际一流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理念、经验与方法，打造稳健经营、风控良好的百年银行。
宣昌能的第三个建议，是借助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强化银行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他表示，全国36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均已完成了投保手续，截至7月末，投保机构5月和6月的应缴保费也已全部归集。由此，将逐渐形成一系列金融安全网络，维护存款人利益的同时，也加强了银行业风险防范和处置的制度性。
“当然，还需要监管层采取‘宽严相济’的监管政策。”吕家进进一步提出。
在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银行业积累的风险问题正在迅速分化，监管层应该一方面适度提高风险容忍度，鼓励银行加快调整资产结构，支持经济平稳转型;另一方面，应严格检查执法、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严控系统性、行业性风险。
创新融资模式
商业银行转型必须直面的第三个问题，是传统“老三样”——存、贷、汇，已经面临融资脱媒、支付脱媒、信贷脱媒、资产管理脱媒等，其“负债端主导”、“存款立行”等老旧观念必须革新，须在资产证券化等领域走出一条新路来。
“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正在倒逼商业银行从坐享利差收益的时代走出来。”向松祚指出。
记者发现，去年以来，整个金融体系的融资端就存在诸多显著变化，为商业银行转型敲醒了警钟。
一方面，存量债务资本化的趋势明显，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去杠杆的意愿强烈。各级政府和企业、机构均开始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包括短融、超短融、中票等，来逐步置换商业银行的贷款和类贷款。并且，政府和企业也逐步将自己的应收账款、应收租赁款等权益性资产，以资产证券化来变现盘活。
另一方面，增量融资逐步趋向于股权化。这其中，出现了基建设施PPP融资模式，以及企业IPO需求加强等现象，各类产业基金、创投基金、并购基金等新型融资工具高度活跃。
如此背景之下，中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巨变，传统的存、贷、汇已无法支撑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利差收益模式受到冲击。
邮储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党均章分析，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在融资端催生了一种亦股亦债的融资需求，既非传统以信贷为主体的间接融资需求，也非直接以股权为主体的股权融资需求，但可以同时作为股权和债务存在，例如永续债、可转债、优先股、产业基金等。
“我们的产品也在转型。”一位平安银行金融市场部人士称，这种模式既能降低企业债务杠杆，又能在信贷需求下降之后，为银行在“资产荒”下获取高收益产品提供渠道，为转型做好过渡。
对此，巴曙松建议，“十三五”期间，商业银行要学会从重资产经营转为轻资产经营，因为前者往往是面对产能过剩行业，不能再将宝贵的金融资源给予这些本该淘汰的产业。银行必须学会服务创新型企业，创抵押担保方式。
并且，“双创”时代到来，银行也不能再习惯于服务有正现金流的成熟企业，而要学会在“种子阶段”就介入企业的探索和成长。
“创新融资模式不仅仅是手段。”巴曙松解释，更是银行要从服务于成熟企业，转向服务于企业的全生命周期，“这将是一个质的改变”。
以消费金融“接地气”
“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的另一显著特征，是“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增速回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俨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11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破除制约消费扩大的体制机制障碍，优化消费环境，加大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发展消费信贷，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推广至全国，有利于传统消费提质升级，新兴消费蓬勃发展。
11月2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 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完善金融服务体系，鼓励金融产品创新，促进金融服务与消费升级、产业升级融合创新”。
商业银行转型的一个重大机遇，将蕴藏于此。
“消费金融市场空间巨大。”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这是金融业发展的下一个风口。 截至2014年，我国整体信贷余额85万亿元，个人消费信贷占比仅18.1%，而这一数据在美国却高达60%以上。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体量计算，未来数年内，消费金融将保持20%左右的复合增长率。
在郭田勇看来，银行业的下一步，就应该是向个人业务延伸，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增加国家的新消费、新供给和新动力。
自国务院开放消费金融市场准入之后，商业银行、互联网企业和小贷公司等纷纷抢滩，仅银行系的消费金融公司，几年内就涌出了邮储银行、北京银行、永隆银行、平安银行、湖北银行、徽商银行等近十家。
但很显然，银行系尤其个人金融领域经验丰厚的商业银行，其消费金融业务的先动优势更为明显。
之于银行本身，由于消费金融的服务对象是个人，风险分散、抗周期能力强，且单笔风险权重低，有助于资本节约。并且，客户尤其年轻客群对线上消费及其金融服务的接受程度提升非常快，银行可充分借力于“互联网+”。
“银行本身还具备资金成本低廉、客户资源广大、授信风控技术强等优势，消费金融无疑会增加收入。”平安银行人士坦言，“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不怕竞争”。
那么，新生的消费金融公司与“母银行”之间又该保持怎样的竞合关系？
吕家进解释，邮储银行成立中邮消费金融公司，与邮储银行本身要实现差异化经营和错位发展。前者主要提供小额、无抵押、利率较高的贷款服务;后者主要业务是房贷、车贷和优质客户消费贷款等，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来优化业务流程和服务能力。两者遵循风险隔离、错位经营、协同发展的原则，目的是共同构建起同时覆盖优质客群和长尾客群的多层次、多样化服务体系。
“这其中，风控是关键。”吕家进表示。
对此，郭田勇建议，商业银行设立消费金融公司，应该区别于过去依靠人海战术和高利率的粗放型模式，朝着轻资产的方向走，一方面把控成本，一方面形成一整套良好的风险管理模式。“不能成为高利贷的漩涡”。
他还建议，“十三五”期间，消费金融还要重视农村市场，挖掘其巨大的市场空间。
以邮储银行为例，2015年前三季度，该行依托网点优势，向农村地区投放消费贷款占比近40%，较2014年同期增加10个百分点，增速达城市的1.3倍，且农村地区的消费金融规模已达全行的35%。
“顺应整个经济发展转型的方向，顺应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商业银行才能经受住考验，才能成功地站在下一个风口上。”李国华表示。
（本文选自：财经国家周刊 2015年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