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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兰坡（Serampore，今译塞兰布尔 ）是加尔各答市所辖的一个小镇，位于印度西孟加拉邦胡格利区，恒河支流胡格利河 （Hooghly River）流经此地和加尔各答后注入大海。对中国人来讲，这无疑是一个极其陌生的地名，通常没有人知道它究竟在哪里。
我第一次注意到塞兰坡，是一九九六年在牛津大学中国中心访学期间。当时，负责接待我的科大卫 （David Faure）教授告诉我，牛津大学瑞金帕克学院 （Regent’s Park College）的安格斯图书馆 （The Angus Library）保存了一批中文书，因该馆管理员不懂中文，希望我去看看其价值究竟如何。这一看，还真吓了我一跳，原来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图书馆中，竟然保存着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乔殊亚 ·马士曼（Joshua Marshman，本人曾译作马希曼）等于一八二二年翻译出版的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中文《圣经》，其中的《约翰所书之福音》（一八一三）很可能就是世上最早用铅活字印刷的第一本中文书籍。此外，还有由马士曼所英译的《论语》（一八○九），很可能是世上第一部《论语》英译本，以及马士曼所著《中国言法》（一八一四），书末附有《大学》英译本，较马礼逊著名的中国语法书尚早出版一年。而所有这一切，居然是在远离英国和中国的印度塞兰坡完成的（参见拙文《文化寻踪偶记》，载《读书》一九九九年第八期）。那么，塞兰坡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马士曼等传教士与塞兰坡究竟有何关系？他们又是如何在塞兰坡完成了与中国相关的这一系列文化创举？这一切引发了我浓厚的兴趣，很想有机会去印度一探究竟。
机会终于来了。二○○七年八月，我有幸被邀请去印度开会，尽管公务繁忙，但我仍欣然接受邀请前往参会。其实，我心中有自己的打算，即想利用此机会去塞兰坡进行历史寻踪之旅，追寻二百多年前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们的足迹，完成我当年在牛津所萌发的夙愿。
从新德里到班加罗尔、金奈，再到塞兰坡所在的加尔各答，可以说是在印度绕了一个大圈子，因天气炎热，途中很是辛苦。作为西孟加邦首府的加尔各答是印度的第三大城市，濒临孟加拉湾，总人口超过一千四百万。过去在英属殖民地时期，加尔各答曾是英国总督所在地，是事实上的印度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尽管殖民地时期的繁盛早已不在，人口处于爆炸状态，贫富悬殊，但加尔各答城市建筑还堪称优雅，绿树环绕，鲜花遍地，寺庙林立，各类学校、博物馆点缀其间，文化氛围显得十分浓厚，更何况它还是印度 “诗圣 ”泰戈尔的故乡，天生便带有几分诗意。
我们一行三人从加尔各答去塞兰坡纯属冒险之旅，因为除了从英国传教士们的记载中知道有个塞兰坡外，其余可以说对塞兰坡是一无所知，更不认识当地的任何人。但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我们这次塞兰坡之旅是完全值得的，其学术发现的愉悦完全可以抵消旅途中的一切劳顿和辛苦。
记得那是一个酷暑的日子，我们冒着湿热的高温，经过约两个半小时颠簸的车程，方抵达塞兰坡。一路上，通过导游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座不起眼的小镇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因当地有两个著名的神庙，一度曾经是印度教朝圣的中心。从十四世纪到十八世纪，许多外国商人，如法国商人、葡萄牙商人、荷兰商人和丹麦商人曾来到这里进行商业贸易，建立了他们的商业据点。一七五五年，塞兰坡成为丹麦的殖民地，直至一八四五年被转卖给英国。在丹麦和英国殖民期间，塞兰坡的航运和商贸得到发展，工业化进程缓慢展开，城市基础设施和市政得到较好的建设，沿河区域新建了法庭、公路和许多富丽堂皇的宫殿式建筑，一度成为繁忙的港口和旅游度假胜地。但今天的塞兰坡随着人口和经济重心向加尔各答转移，已完全衰退了，基础设施和城市建筑年久失修，卫生状况堪忧，看上去就是一个位于乡下的拥挤、忙碌，几乎被人遗忘的小镇，只是一些风格独特的陈旧西式建筑，似乎还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和曾经的辉煌。
的确，十九世纪的塞兰坡曾一度辉煌，而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著名的 “塞兰坡三杰 ”（Serampore Trio）—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威廉 ·凯瑞 （William Carey）、乔殊亚 ·马士曼和威廉 ·沃德（William Ward）前来此地传教，建立塞兰坡传教站，开创了基督新教东方传教的先河，同时也带来了塞兰坡的 “文艺复兴 ”，创设了教堂、印刷所、寄宿制学校、商业银行以及亚洲第一所教会大学 —塞兰坡学院（Serampore College）。
于一八一八年创设的塞兰坡学院是塞兰坡的地标性建筑，其用大理石建造的希腊殿堂式风格的教学大楼（ Main Building），曾经上过印度官方发行的邮票。当初，我们敢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从加尔各答赶往塞兰坡，就是听说那里有一所 “塞兰坡学院 ”，尽管当时并不知道它是否就是历史上传教士们所创办的那所著名的教会大学。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当我们走进塞兰坡学院，向门房说明来意时，他很热心地把我们引进校长室，校长则很客气地招呼我们入座，当我们斗胆问起这所学院是否与英国传教士威廉 ·凯瑞和马士曼有关时，校长笑而不语，转身指了指他背后墙上挂的一块历任校长名牌，然后不紧不慢地说：“你们算找对了地方，名牌上排名第一的威廉 ·凯瑞是本校的创校校长，马士曼是第二任校长，本人位列最后一名，是第二十任校长。本校就是你们所说的由英国传教士创建的塞兰坡学院，至今已有一百八十九年的历史。”听闻校长此言，我们不禁一阵惊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呀！接下来的谈话就轻松自如多了，我们得知，校长名字很特别，叫拉尔 ·钟奴嘉（Lal Chungnunga），看上去很像中国人，他来自印度东北部靠近边境地区的米佐拉姆 （Mizoram）邦，该邦东边接壤缅甸，其中部分居民长相酷似中国人，属印度的少数族裔之一，因该族集体信奉基督教，故与英国浸礼会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这是他能出任塞兰坡学院校长的重要背景。
随着钟奴嘉校长给我们不断介绍情况和亲自带领我们参观校园，历史的神秘面纱一层层揭开，英国浸礼会在塞兰坡的传教史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一七九九年五月，应浸礼会在印度第一位传教士凯瑞的邀请，马士曼夫妇与沃德（当时系单身）、布朗敦（Brunsdon）夫妇、格兰特 （Grant）夫妇、蒂德小姐（Miss Tidd）以及他们的小孩从英格兰朴次茅斯港出发，远渡重洋，前往印度传教。经过在海上五个月的艰苦航行之后，他们一行于当年十月九日终于抵达印度加尔各答，但受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禁止传教令的影响，却不能在此登岸。几经交涉无果后，他们只能按事先准备的预案，选择到加尔各答以北十六英里的丹麦殖民地塞兰坡落脚。十月十二日，马士曼一行换乘小船溯胡格利河而上，经过一夜的航行，于次日凌晨四点顺利在塞兰坡登岸，结束了漫长的海上航行。对此，马士曼航行日记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胡格利河畔，月光皎洁，刚刚登岸的他带着儿子约翰，跪在月色的清辉下，面对滔滔河水，感谢上帝保佑他们一行最终平安抵达遥远的塞兰坡。而随后不久，经沃德亲往联络，凯瑞一家也于一八○○年一月从马尔达（Malda）举家迁来塞兰坡，由此正式开启了浸礼会在塞兰坡的传教事业。
初来乍到的传教士们，发现在塞兰坡首先面临的是如何维持自己的生计。英国浸礼会总部所提供的生活费远远不能满足其生活所需，为此，他们不得不自谋出路。一是组成联合家庭，几家人联合租房居住，以节省开支。二是开设印刷所，由印工出身的沃德主持，一边承接丹麦殖民政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刷业务，一边出版由凯瑞翻译的孟加拉文的《圣经》。再就是由马士曼夫妇开设教会寄宿学校，专门招收居住在塞兰坡的欧洲侨民的子女，收取一定学费。这样，通过自力更生，传教士们不仅在塞兰坡立住了脚，而且开始逐步扩大和发展自己的传教事业。
除日常的在当地居民中的宣教工作外，最使塞兰坡传教士们感到自豪的有三件大事：
第一，《圣经》翻译和出版事业。将《圣经》翻译成印度当地语言并进而翻译成全部东方语言，是塞兰坡英国传教士们的重要使命，为此，他们制订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圣经》翻译计划，并为此奋斗了三十年。尽管这一宏大的任务没能最终完成，但其成果也已可圈可点，在新教传教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塞兰坡传教士的《圣经》翻译活动有两个重点：其中之一是由凯瑞主持的将《圣经》翻译成孟加拉文、梵文、印地语等几十种印度的土著语言，另一个重点则是由马士曼和拉沙（Johannes Lassar）主持的将《圣经》翻译成中文。这项工作起始于一八○四年左右，结束于一八二二年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圣经》中译本在塞兰坡正式出版，历时约十八年。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后一项，即马士曼和拉沙到底是如何将全部《圣经》翻译成中文的，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曲折和不为人知的辛苦。
与《圣经》翻译工作相伴随的是印刷事业的拓展。一八○一年塞兰坡印刷所出版了凯瑞翻译的孟加拉语的《新约》，首印量为两千册，全部得以发行。一八○一至一八三二年，塞兰坡印刷所共印行出版了四十多种语言的图书二十一万两千册，其中大量为《圣经》出版物。塞兰坡的印刷工匠们不仅探索出用铅字活版印刷印度语文的办法，而且成功地采用铅活字技术印刷包括《圣经》在内的中文书籍，系世界上最早采用汉字铅活字来印刷中文的尝试。为了支撑当地印刷事业，凯瑞还专门创设了一个规模不小的造纸厂，以供应印刷所所需的大量纸张。
第二，推进教会教育事业。在一八○○年为解决经费短缺而开设专收欧洲侨民小孩的寄宿学校的基础上，是年，马士曼夫人汉娜（Hannah Marshman）又开办了一所教会 “女子学校 ”（Ladies’School），兼收欧亚女孩，系印度近代第一所女子学校。一八○七年，马士曼夫妇创办了主要招收印度当地小孩的 “本地人学校 ”（Native School）。到一八二五年，马士曼夫妇及其长子约翰 ·马士曼（John C. Marshman）在印度各地共创办了二十七所学校，总共有学生五百五十四名。也有记载认为，塞兰坡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们在印度共创办了一百多所各类学校，包括在农村地区开办的许多女子学校，改变了印度农村女性通常不识字的历史。当然，塞兰坡传教士在教育方面最了不起的成就，还是于一八一八年创办了著名的 “塞兰坡学院 ”。他们投入大量经费和精力所创办的这所在当时堪称宏伟的文理学院，系全亚洲第一所能授予学位的教会大学，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当地的骄傲。
第三，开创了印度现代报刊的先河。一八一八年五月，马士曼创办了孟加拉语的报纸《镜报》（Mirror of News），由塞兰坡差会印刷所出版发行，凯瑞担任主编，以报道欧洲时事要闻为主，同时开设有各种专栏，报道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消息，此报被视为印度现代报业的开端。同年，凯瑞、马士曼等又创办了一份名为《印度之友》（The Friend of India）的英文月刊，马士曼的长子加入后更增设系列季刊，该刊以介绍印度本土的宗教和文学为主，同时也介绍基督新教在印度及亚洲其他各地的传教情况。
时至今日，两百多年过去了，传教士们当年的雄图大业早已成为历史传奇，但或许是工业化浪潮对塞兰坡这样的小城影响还不是太大的缘故，传教士们所留存下来的建筑和各种文物、文书大多至今仍保存完好，他们所描述的一些景点，仍依稀可辨认出旧貌。尤其塞兰坡学院内当年传教士们主持设计建造的气势恢弘的教学大楼、图书馆、“塞兰坡三杰 ”曾经居住过的楼房（即“凯瑞纪念楼 ”），以及他们当年使用过的小教堂，今天也都仍在继续使用。“凯瑞纪念楼 ”如今是现任校长的官邸，钟奴嘉校长曾十分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宽敞的住宅喝茶叙谈，并一一指点当年凯瑞、马士曼、沃德及其家人曾经使用过的房间和物品，睹物思人，我们犹如穿行在历史的时光隧道之中，过去与现在如此真切地交织在一起，令人不胜唏嘘！
通过我们首次访问塞兰坡，华中师范大学与塞兰坡学院建立了正式校际交流关系，钟奴嘉校长及夫人也于次年到访，做了有关凯瑞生平的学术报告，并赠送了有关凯瑞和马士曼生平的珍贵传记资料，多少弥补了马士曼父子长期学习、研究中文却从未到过中国的遗憾。
我第一次注意到塞兰坡，是一九九六年在牛津大学中国中心访学期间。当时，负责接待我的科大卫 （David Faure）教授告诉我，牛津大学瑞金帕克学院 （Regent’s Park College）的安格斯图书馆 （The Angus Library）保存了一批中文书，因该馆管理员不懂中文，希望我去看看其价值究竟如何。这一看，还真吓了我一跳，原来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图书馆中，竟然保存着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乔殊亚 ·马士曼（Joshua Marshman，本人曾译作马希曼）等于一八二二年翻译出版的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中文《圣经》，其中的《约翰所书之福音》（一八一三）很可能就是世上最早用铅活字印刷的第一本中文书籍。此外，还有由马士曼所英译的《论语》（一八○九），很可能是世上第一部《论语》英译本，以及马士曼所著《中国言法》（一八一四），书末附有《大学》英译本，较马礼逊著名的中国语法书尚早出版一年。而所有这一切，居然是在远离英国和中国的印度塞兰坡完成的（参见拙文《文化寻踪偶记》，载《读书》一九九九年第八期）。那么，塞兰坡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马士曼等传教士与塞兰坡究竟有何关系？他们又是如何在塞兰坡完成了与中国相关的这一系列文化创举？这一切引发了我浓厚的兴趣，很想有机会去印度一探究竟。
机会终于来了。二○○七年八月，我有幸被邀请去印度开会，尽管公务繁忙，但我仍欣然接受邀请前往参会。其实，我心中有自己的打算，即想利用此机会去塞兰坡进行历史寻踪之旅，追寻二百多年前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们的足迹，完成我当年在牛津所萌发的夙愿。
从新德里到班加罗尔、金奈，再到塞兰坡所在的加尔各答，可以说是在印度绕了一个大圈子，因天气炎热，途中很是辛苦。作为西孟加邦首府的加尔各答是印度的第三大城市，濒临孟加拉湾，总人口超过一千四百万。过去在英属殖民地时期，加尔各答曾是英国总督所在地，是事实上的印度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尽管殖民地时期的繁盛早已不在，人口处于爆炸状态，贫富悬殊，但加尔各答城市建筑还堪称优雅，绿树环绕，鲜花遍地，寺庙林立，各类学校、博物馆点缀其间，文化氛围显得十分浓厚，更何况它还是印度 “诗圣 ”泰戈尔的故乡，天生便带有几分诗意。
我们一行三人从加尔各答去塞兰坡纯属冒险之旅，因为除了从英国传教士们的记载中知道有个塞兰坡外，其余可以说对塞兰坡是一无所知，更不认识当地的任何人。但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我们这次塞兰坡之旅是完全值得的，其学术发现的愉悦完全可以抵消旅途中的一切劳顿和辛苦。
记得那是一个酷暑的日子，我们冒着湿热的高温，经过约两个半小时颠簸的车程，方抵达塞兰坡。一路上，通过导游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座不起眼的小镇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因当地有两个著名的神庙，一度曾经是印度教朝圣的中心。从十四世纪到十八世纪，许多外国商人，如法国商人、葡萄牙商人、荷兰商人和丹麦商人曾来到这里进行商业贸易，建立了他们的商业据点。一七五五年，塞兰坡成为丹麦的殖民地，直至一八四五年被转卖给英国。在丹麦和英国殖民期间，塞兰坡的航运和商贸得到发展，工业化进程缓慢展开，城市基础设施和市政得到较好的建设，沿河区域新建了法庭、公路和许多富丽堂皇的宫殿式建筑，一度成为繁忙的港口和旅游度假胜地。但今天的塞兰坡随着人口和经济重心向加尔各答转移，已完全衰退了，基础设施和城市建筑年久失修，卫生状况堪忧，看上去就是一个位于乡下的拥挤、忙碌，几乎被人遗忘的小镇，只是一些风格独特的陈旧西式建筑，似乎还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和曾经的辉煌。
的确，十九世纪的塞兰坡曾一度辉煌，而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著名的 “塞兰坡三杰 ”（Serampore Trio）—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威廉 ·凯瑞 （William Carey）、乔殊亚 ·马士曼和威廉 ·沃德（William Ward）前来此地传教，建立塞兰坡传教站，开创了基督新教东方传教的先河，同时也带来了塞兰坡的 “文艺复兴 ”，创设了教堂、印刷所、寄宿制学校、商业银行以及亚洲第一所教会大学 —塞兰坡学院（Serampore College）。
于一八一八年创设的塞兰坡学院是塞兰坡的地标性建筑，其用大理石建造的希腊殿堂式风格的教学大楼（ Main Building），曾经上过印度官方发行的邮票。当初，我们敢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从加尔各答赶往塞兰坡，就是听说那里有一所 “塞兰坡学院 ”，尽管当时并不知道它是否就是历史上传教士们所创办的那所著名的教会大学。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当我们走进塞兰坡学院，向门房说明来意时，他很热心地把我们引进校长室，校长则很客气地招呼我们入座，当我们斗胆问起这所学院是否与英国传教士威廉 ·凯瑞和马士曼有关时，校长笑而不语，转身指了指他背后墙上挂的一块历任校长名牌，然后不紧不慢地说：“你们算找对了地方，名牌上排名第一的威廉 ·凯瑞是本校的创校校长，马士曼是第二任校长，本人位列最后一名，是第二十任校长。本校就是你们所说的由英国传教士创建的塞兰坡学院，至今已有一百八十九年的历史。”听闻校长此言，我们不禁一阵惊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呀！接下来的谈话就轻松自如多了，我们得知，校长名字很特别，叫拉尔 ·钟奴嘉（Lal Chungnunga），看上去很像中国人，他来自印度东北部靠近边境地区的米佐拉姆 （Mizoram）邦，该邦东边接壤缅甸，其中部分居民长相酷似中国人，属印度的少数族裔之一，因该族集体信奉基督教，故与英国浸礼会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这是他能出任塞兰坡学院校长的重要背景。
随着钟奴嘉校长给我们不断介绍情况和亲自带领我们参观校园，历史的神秘面纱一层层揭开，英国浸礼会在塞兰坡的传教史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一七九九年五月，应浸礼会在印度第一位传教士凯瑞的邀请，马士曼夫妇与沃德（当时系单身）、布朗敦（Brunsdon）夫妇、格兰特 （Grant）夫妇、蒂德小姐（Miss Tidd）以及他们的小孩从英格兰朴次茅斯港出发，远渡重洋，前往印度传教。经过在海上五个月的艰苦航行之后，他们一行于当年十月九日终于抵达印度加尔各答，但受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禁止传教令的影响，却不能在此登岸。几经交涉无果后，他们只能按事先准备的预案，选择到加尔各答以北十六英里的丹麦殖民地塞兰坡落脚。十月十二日，马士曼一行换乘小船溯胡格利河而上，经过一夜的航行，于次日凌晨四点顺利在塞兰坡登岸，结束了漫长的海上航行。对此，马士曼航行日记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胡格利河畔，月光皎洁，刚刚登岸的他带着儿子约翰，跪在月色的清辉下，面对滔滔河水，感谢上帝保佑他们一行最终平安抵达遥远的塞兰坡。而随后不久，经沃德亲往联络，凯瑞一家也于一八○○年一月从马尔达（Malda）举家迁来塞兰坡，由此正式开启了浸礼会在塞兰坡的传教事业。
初来乍到的传教士们，发现在塞兰坡首先面临的是如何维持自己的生计。英国浸礼会总部所提供的生活费远远不能满足其生活所需，为此，他们不得不自谋出路。一是组成联合家庭，几家人联合租房居住，以节省开支。二是开设印刷所，由印工出身的沃德主持，一边承接丹麦殖民政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刷业务，一边出版由凯瑞翻译的孟加拉文的《圣经》。再就是由马士曼夫妇开设教会寄宿学校，专门招收居住在塞兰坡的欧洲侨民的子女，收取一定学费。这样，通过自力更生，传教士们不仅在塞兰坡立住了脚，而且开始逐步扩大和发展自己的传教事业。
除日常的在当地居民中的宣教工作外，最使塞兰坡传教士们感到自豪的有三件大事：
第一，《圣经》翻译和出版事业。将《圣经》翻译成印度当地语言并进而翻译成全部东方语言，是塞兰坡英国传教士们的重要使命，为此，他们制订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圣经》翻译计划，并为此奋斗了三十年。尽管这一宏大的任务没能最终完成，但其成果也已可圈可点，在新教传教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塞兰坡传教士的《圣经》翻译活动有两个重点：其中之一是由凯瑞主持的将《圣经》翻译成孟加拉文、梵文、印地语等几十种印度的土著语言，另一个重点则是由马士曼和拉沙（Johannes Lassar）主持的将《圣经》翻译成中文。这项工作起始于一八○四年左右，结束于一八二二年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圣经》中译本在塞兰坡正式出版，历时约十八年。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后一项，即马士曼和拉沙到底是如何将全部《圣经》翻译成中文的，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曲折和不为人知的辛苦。
与《圣经》翻译工作相伴随的是印刷事业的拓展。一八○一年塞兰坡印刷所出版了凯瑞翻译的孟加拉语的《新约》，首印量为两千册，全部得以发行。一八○一至一八三二年，塞兰坡印刷所共印行出版了四十多种语言的图书二十一万两千册，其中大量为《圣经》出版物。塞兰坡的印刷工匠们不仅探索出用铅字活版印刷印度语文的办法，而且成功地采用铅活字技术印刷包括《圣经》在内的中文书籍，系世界上最早采用汉字铅活字来印刷中文的尝试。为了支撑当地印刷事业，凯瑞还专门创设了一个规模不小的造纸厂，以供应印刷所所需的大量纸张。
第二，推进教会教育事业。在一八○○年为解决经费短缺而开设专收欧洲侨民小孩的寄宿学校的基础上，是年，马士曼夫人汉娜（Hannah Marshman）又开办了一所教会 “女子学校 ”（Ladies’School），兼收欧亚女孩，系印度近代第一所女子学校。一八○七年，马士曼夫妇创办了主要招收印度当地小孩的 “本地人学校 ”（Native School）。到一八二五年，马士曼夫妇及其长子约翰 ·马士曼（John C. Marshman）在印度各地共创办了二十七所学校，总共有学生五百五十四名。也有记载认为，塞兰坡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们在印度共创办了一百多所各类学校，包括在农村地区开办的许多女子学校，改变了印度农村女性通常不识字的历史。当然，塞兰坡传教士在教育方面最了不起的成就，还是于一八一八年创办了著名的 “塞兰坡学院 ”。他们投入大量经费和精力所创办的这所在当时堪称宏伟的文理学院，系全亚洲第一所能授予学位的教会大学，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当地的骄傲。
第三，开创了印度现代报刊的先河。一八一八年五月，马士曼创办了孟加拉语的报纸《镜报》（Mirror of News），由塞兰坡差会印刷所出版发行，凯瑞担任主编，以报道欧洲时事要闻为主，同时开设有各种专栏，报道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消息，此报被视为印度现代报业的开端。同年，凯瑞、马士曼等又创办了一份名为《印度之友》（The Friend of India）的英文月刊，马士曼的长子加入后更增设系列季刊，该刊以介绍印度本土的宗教和文学为主，同时也介绍基督新教在印度及亚洲其他各地的传教情况。
时至今日，两百多年过去了，传教士们当年的雄图大业早已成为历史传奇，但或许是工业化浪潮对塞兰坡这样的小城影响还不是太大的缘故，传教士们所留存下来的建筑和各种文物、文书大多至今仍保存完好，他们所描述的一些景点，仍依稀可辨认出旧貌。尤其塞兰坡学院内当年传教士们主持设计建造的气势恢弘的教学大楼、图书馆、“塞兰坡三杰 ”曾经居住过的楼房（即“凯瑞纪念楼 ”），以及他们当年使用过的小教堂，今天也都仍在继续使用。“凯瑞纪念楼 ”如今是现任校长的官邸，钟奴嘉校长曾十分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宽敞的住宅喝茶叙谈，并一一指点当年凯瑞、马士曼、沃德及其家人曾经使用过的房间和物品，睹物思人，我们犹如穿行在历史的时光隧道之中，过去与现在如此真切地交织在一起，令人不胜唏嘘！
通过我们首次访问塞兰坡，华中师范大学与塞兰坡学院建立了正式校际交流关系，钟奴嘉校长及夫人也于次年到访，做了有关凯瑞生平的学术报告，并赠送了有关凯瑞和马士曼生平的珍贵传记资料，多少弥补了马士曼父子长期学习、研究中文却从未到过中国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