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使，为临时执行某项使命而派遣的外交代表，又称临时外交代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使”有时是外交中的礼节性代表，有时是推动一项具体外交工作的关键人物……他们活跃在中国的外交战线。
　　 贺龙，新中国首位外交特使走进“巴铁”
　　 新中国第一次派出外交特使，是前往巴基斯坦。时任副总理贺龙承担了这项特殊使命。
　　 1956年3月22日至25日，应巴基斯坦政府的邀请，贺龙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卡拉奇参加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和该国第一任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就职庆典。
　　 当时正是美国和西方对新中国实行敌视、封锁政策之时，巴基斯坦是中央条约组织（1955年成立，1979年解散）成员国，刚刚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所以，贺龙这趟特使之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发展中巴睦邻友好关系是关键，对冲破西方封锁亦是关键。
　　 对于贺龙的到来，米尔扎非常高兴，因为他也曾是一名领兵上战场的将军。得知贺龙25日就要回国，他一再追问贺龙何时再来巴基斯坦。贺龙表示，希望在周恩来总理回访巴基斯坦时同行，米尔扎立即说：“这应该是一项军人之间的诺言。”尽管只有短短4天，但这次出访十分成功。
　　 当年年底，周恩来总理访问巴基斯坦。贺龙遵守承诺，一同来到卡拉奇，再次与米尔扎见面。米尔扎尤为高兴，邀请贺龙一同打猎。
　　王国权，在日本掀起外交风暴
　　 1971年8月22日，周恩来致电日本友人松村谦三家属，悼念松村逝世，称松村是“日本卓有远见的政治家”。24日，派王國权（注：时任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兼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以总理特使身份前往日本参加吊唁松村活动。
　　 周恩来指示：此番赴日，实际上是在没有外交关系状态下开展的吊唁外交，要利用特使的身份，与日本各界广泛接触。鉴于佐藤首相执行支持中国台湾的政策，王国权不主动接触佐藤。
　　 在他出发前1个多月，也就是1971年7月15日，中美同时发布了基辛格访华的公告，通告美国总统尼克松将在1972年5月之前访问中国。一直跟随美国搞敌视中国政策的佐藤内阁大受打击，试图赶紧跟上美国改弦更张的步伐。
　　 其实，此前一段时间，日本国内关于改善日中关系的呼声已经很高，佐藤内阁因为在日本国内遭到潮水般的反对，便想借王国权赴日之机摆出“积极改善日中关系”的姿态，以缓解国内政治危机。在松村谦三的葬礼开始前，佐藤荣作主动走来与王国权握手，葬礼结束后又对他说：“回国后请代我问候周恩来总理。”王国权全程都未作回答，仅有礼貌的握手与点头。日本记者现场报道说，佐藤和王国权的两次会面都不到10秒钟。
　　 “不主动接触佐藤”是注意事项，“与日本各界广泛接触”才是重要任务。一周内，王国权分别会见了日本各界人士500多人，向他们说明中国政府关于中日关系的严正立场和各项原则，使日本各界了解到，只要日本政府不改变对中国台湾政策、不断绝同中国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就不可能恢复中日正常关系。
　　 这是中日交往史上的一场外交风暴，使中日恢复邦交的有关原则被日本社会广泛了解和理解，王国权圆满完成特使任务。
　　 钱其琛，堪比马拉松的中苏谈判特使
　　 中国改革开放后，中苏关系的破冰和修复，成为外交工作的一大课题。
　　 1982年，中苏关系恶化至严重的对抗局面。中苏关系中唯一一点松动的消息，来自1982年年初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的讲话，他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
　　 邓小平迅速捕捉到了这一消息。1982年10月，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被任命为中国政府特使，在北京与苏联政府特使伊利切夫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第一轮政治磋商。一场艰苦卓绝的谈判马拉松就此拉开序幕。
　　 从1982年到1988年，中苏两国的12轮政治磋商，钱其琛主持了11轮。这12轮政治磋商最终推动了中苏关系的改善，推动实现双方的高级会晤。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如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一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结束了中苏两国几十年来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而特使，正是斡旋其中必不可少的力量。（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