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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文化是“三农问题”中农村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了解当今社会农村的现状以及乡村文化的传承與发展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中国浙江乡村文化为抓手，以小见大，介绍了浙江乡村文化的基本形态和发展中的问题，并与日本乡村文化的发展作对比分析，寻求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可行性建议，从而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添砖加瓦。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浙江与日本;传承与发展;三农问题。
一、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的劳动力涌向城市，人才流失、青壮年劳动力外出、经济发展的滞后使得农村慢慢走向衰落。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乡村的振兴必然少不了经济社会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但在根源上真正可以留住外出劳动力，使当地村民有归属感，甚至吸引外流农民工回归乡村的重要途径是乡村经济的发展与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何谓“文化”？抽象地说，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活动产品，是在人类实践中产生，存在于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亦抽象亦具体，亦直接亦间接，亦有形亦无形的表达。那何谓“乡村文化”？乡村文化是相对于城市文化而言的，在农村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诞生，源自于乡村，被世代乡村人民薪火相传，包括道德情感、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角度的思想，表现在民俗民风、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行为（解柯杨，2018）。美国传教士明恩浦早在1899年就明确提出，“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考察乡村是认识中国的最佳切入点和关键”（赵旭东等，2017）。费孝通对中国社会曾有一个经典判断，即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乡土性的，土地是民众生活的核心，世世代代在土地上生存繁衍，造就了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其常态即是“终老是乡”。梁漱溟同样认为，中国原为乡土社会，以乡村为根基，以乡村为主体，发育成高度的乡村文明。在农本时代，土地是经济来源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以诸如“差序格局”“世代继替”的文化逻辑建立起一整套价值体系就是乡村文化。可见乡村文化在我国的传统社会地位。不论出于个人情怀还是国家的发展需要，乡村文化不容忽视。
考虑到农村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需要其保持持续增强的生命力、传承力和影响力，扎实推进乡村文化发展与繁荣，助推“自然的现代化村落”的创建，对于从根本上实现“三农问题”的解决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农村文化在当今时代的脚步声中慢慢淡去，每时每刻都有传统的、纯粹的、精华的、朴素的、干净的农村文化在消逝，在永远泯灭。针对上述情形，我们收集查阅了各个方面的文献、史实、新闻、法律等，并尝试深入农村，观察了解农村文化的现状，预测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本文着力研究浙江乡村文化的发展状况，并与临海相望的日本乡村文化的发展做对比分析，看两者有何异同，日本乡村文化的发展对我国有何借鉴意义。
二、浙江农村文化的发展现状
浙江省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省份，2017年GDP在全国排名第四，城镇化水平达到68%，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村文化发展得如何，接下来我们将简单介绍浙江乡村文化的主要形态及发展中的问题。
（一）浙江乡村文化的主要形态
1. 农村文化礼堂
根据2017年度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全国影响力及口碑指数白皮书中显示，截止2017年底浙江省已建成7916个文化礼堂，到2020年，全省要建成农村文化礼堂1万个，覆盖80%的农村人口;在全国主要省份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项目对比中，浙江居第一;超过2/3的网民对于浙江文化礼堂的建设持乐观态度，认为文化礼堂使得村民的文化体育需求得以满足，群众生活质量得以提升。其中，2017年年度验收合格的五星级文化礼堂219个。文化礼堂的建设是为了跳出“发展乡村文化就是建设基础设施”的狭隘观念，要专注于创建一个心灵的寄托之所。具体来说是提供一个空间来展示本村的文化，让村民交流分享生活轶事或对乡村文化发展态势的看法以及了解学习本村系统的乡村文化构架。由上述资料显示，即使有大量文化礼堂的建设，但它们功能的实施是否到位仍然有待商榷。
2. 古村落
在浙江发展的过程中，数以千计的古村落被保存下来。在人们看来水墨江南的江浙地区，诗词文赋中便应是远山淡影，树影婆娑，水光潋滟，小桥流水，白墙黑瓦，院落景致，园林雅致，温婉素雅，恬静柔美……古村落不仅仅是水墨江南的实证，更是村民的精神家园，是农村文化传承的必要土壤。城镇化车轮辚辚，裹挟诗意的乡村滚滚向前，不见其扬尘，唯见其依稀可辨的车辙。不少传统村落格局渐渐屈从于城市建设。第三届中国古村镇大会公布的数据显示，近15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古村落的抢救和保护进度，远赶不上古村落逐渐消失的速度。试问，数百年后我们的乡村该何去何从？面对这种情形，为留住古村，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浙江开展了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相关项目陆续启动，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3. 传统习俗
我国悠久历史中积淀下来的传统习俗，在如今时代发展的洪流中也已离我们越来越远。十几二十年前，一年中的小年，村民会大扫除、办年货、祭灶神;除夕夜，村民会放鞭炮、放烟火，贴春联，吃年夜饭，守岁……今天的我们对于新年已经没有太多的期待，背井离乡的人们一年回家的次数也屈指可数，之前的小乐趣也不复存在，有些事只能在回忆中定格。传统习俗意味着什么？是该村或该地区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之一。或被认为低俗、落后、迷信，但它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是岁月的存留。精神上说，它承载着星霜的痕迹;经济上而言，它是一个村落的象征与特色，在延长产业链的前提下完全有机会发展成为乡村的特色产业，助推乡村的整体发展。各地的“稻香节”“、年糕节”、“桃花节”等是一种思路。 4. 方言
如果说文字是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无声的记载，那语言就是鲜活的流动的刻画。在南方，几乎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地域特色的语言，有自己的表达方式，然而当年轻的一代远离家乡，进入大城市，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次数减少，交流不便、小众及缺乏传承意识，他们的语言在渐渐被淡忘。网上有这么一句话“浙江十里不同音”，说明了浙江方言的地域差别还是很大的，有闽语、客家话、赣语、吴语、徽语、畲话、九姓渔民方言等（曹志耘，2006），这种“又土又俗”的语言表达，凝聚了先辈几百年的情感，但慢慢的他们在被一种叫“普通话”的语言替代。
（二）浙江乡村文化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浙江乡村文化的发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乡村村民和政府对乡村文化的认识不够全面和深入。未彻底了解何为乡村文化，未深究乡村文化的本质和内核所在。这一方面是村民的受教育水平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是政府官员的调查了解不充分所致。于是，要到最根本处觅得乡村文化的精髓所在——其最根本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表达方式、传承特点等，以此来获得更好的落实实践。
2. 乡村文化活动形式单一，农村文化特色尚未得到有效的挖掘和利用，部分优秀的传统文化、民间艺术未得到及时的传承与发展（陆芳芳等，2018）。即农村文化尚有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浙江的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试图挽回飞速逝去的古村落，富有古韵味的种种。但当成片的拆迁碰上古村落的保护，谁胜谁负，不得而知。不否认其间有个别成功的案例——网红村“东梓关”、“孙权故里”龙门古镇……但更多的是在拆迁队的轰鸣中变成泡影，抑或是在笼统宽泛的文化建设中落为平庸。
3. 乡村文化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乡村文化建设道路漫长，在官员绩效考核相对单一的情况下，乡村文化建设的长远影响未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地方政府官员正是在这种只追求政绩的思想观念下，自然力求达成更多的指标，留下更多的建筑和设施，但往往不注重其在今后长时间内的存在价值和存在必要，缺乏了长远的认识，那么对于乡村的建设是不负责的，对乡村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4. 乡村文化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单靠村民与村委会的努力，乡村文化的建设资金远远不够，作为乡村公共基础文化，财政方面需要适当倾斜。有些“手长”的村镇资金较为充裕，而多数不善于“讨钱”的乡村基本没有能力启发乡村文化建设项目。
5. 一些乡村文化设施的建设流于形式，很难发挥实际的效果，不但挤占其他建设所需资金，更是资源的浪费，需要更新观念，真正做到文化设施的建设为人民服务。关于“形象工程”在前文中已稍有涉猎。这问题主要出在政策和政府官员上，同时也有村民自身对这些建设不够了解，没有认识到其缺陷和漏洞。
三、当今日本农村文化的传承与建设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2017年GDP全球排名第三，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与中国浙江相似，且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所以我们将日本乡村振兴与中国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的发展做对比分析，看日本的发展对我国有何借鉴意义。
二战中，日本战败，长期大规模的战争使得战后日本农业发展滞后、农村的萧条，但经过三次大规模的“魅力乡村建设”运动，日本农村社会持续发展，实现了人口、社会、产业与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同步，促进了日本乡村传统和农耕文化的传承。
“魅力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使得乡村文化价值链通过造街运动和造乡运动得以延续。第一，造街运动。在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传统乡村历史建筑遭到破坏、乡村文化无处安放的背景下造街运动开展。20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广大学者的倡议下，日本发起了保护乡村建筑及文化的造街运动。该倡议得到日本中央政府的认可，年财政收入的相当部分被用于保护历史村落、古建筑、人文景观等，推进了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第二，造乡运动。造街运动和造乡运动对农村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造乡运动的开展，使得农村传统文化被深入挖掘，村民文化自信得以提升，工業化和城市化过程对人们心灵的冲击减少，乡土文化发出自身魅力。造乡运动不仅提升了农业、农村的价值，而且促进了产业发展与文化传承的结合。“魅力乡村建设”运动，使得乡村建设更具活力，文化层次不断提升，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成为一种常态这种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平衡发展，促就了日本乡村具有良好的文化底蕴。
同时，在日本乡村振兴中，政府除了投资建设高标准农田、倡导农业匠人精神外，日本政府还积极推进“一村一品”建设。让当地的农副产品具有特色，保证其特殊性获得市场，从而使农民具有农产品的自信力，对文化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更加造就了日本的匠人精神，寿司之神小野二郎，天妇罗之神早乙女哲哉，无不体现着日本匠人追求极致的精神。正是这种全国上下，以近乎“死板”的态度面对生活和工作;正是这种坚持，才造就他们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境界。这种匠人精神源自那般有自信有内涵有深度的乡村文化，与此同时也渲染开乡村文化孕育出的民族文化的魅力，这是相互作用的。
在此基础上，1990年以后，日本改变过去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由中央政府审批的制度，开展“家乡一亿日元创生计划”，鼓励农村当地村民发挥自主性和创新性，根据自己的意愿建设乡村，但要求每个乡村建设必须有传统特色，包括历史性产物和人文等，使得旧时的农村景观和传统文化得以再现。政府给每个行政村投资一亿日元，建设寺庙、古街、剧场、工艺馆、有特色的美术馆等文化设施，一方面保留了古貌，农民有了文化活动场所;另一方面，在很多乡村建筑建设过程中，乡村传统技艺得以保存和传播，乡村传统匠人精神得以传承。其次，举办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使其成为凝结村民的一个纽带，而且吸引青年人积极返乡参与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同时也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这是日本政府将资金的使用权和决策权交给农民自己手中的益处及优势所在。农民自己才是最了解乡村文化的。也只有如此，才会催生出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所说的“小确幸”的概念，在平凡简单生活中，有值得骄傲，使人自信的文化，正是微小但又真切的幸运。 四、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建议及总结
对比浙江与日本乡村文化的发展，不难发现两者既有相同之处，也各有特色，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时空条件、经济政治条件等因素，对此我国乡村文化的发展可以批判的借鉴日本乡村文化的发展经验，助力我国乡村文化的繁荣。根据研究，提出以下乡村文化发展的建议。
（一）增强农民的文化自觉、自信与认同，加大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技能培训
发展乡村文化就是让农民知道乡村文化是什么，为什么要发展乡村文化，加强了村民对政策的理解，提高其参与热情和参与度。在教育的过程中，首先，必不可少的是对青少年的义务教育，这是农村传承的希望，而在义务教育中加强对乡村文化的教育更是让青少年有一种对家乡的归属感，使其感觉自身有发展振兴乡村文化的责任，同时家庭文化氛围的形成也至关重要。其次，是对受教育水平较为低下的老年、中年人的教育，一是唤起他们对乡村文化的情感，让其更系统地了解当地的乡村文化;二是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乡村文化的建设。在此基础上，开展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乡村文化建设及乡村文化活动。根据当地的特色文化，举行公众的小型讲座，村民的经验经历分享，手工技能的友谊比赛，“濒危”文化的教授学习……关键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展开多元创新建设，从而让村民获得满足感，幸福感，对本村的文化产生自信，对之产生文化认同。
（二）加大当地财政与国家财政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在基本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过程中适当向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倾斜
中国乡村发展的滞后，城乡二元结构，这背后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我们要兼顾城乡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也是从国家发展战略大计考虑，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一定的文化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的。一方面需要农村自身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国家的大力财政支持，这也是要相互配合的。当对乡村文化正确地投入一定的资金，正确地发展乡村文化，那文化也会反作用于经济，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
（三）创新农村文化发展方式与载体，让数亿村民真正参与到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建设中，做到文化发展为人民，文化发展靠人民，消除形式主义作风
真正的乡村文化必然是多数村民所欣赏、喜欢的文化，我们不需要一座座冷冰冰的建筑，一本本陈放在角落里布满灰尘的书籍，一幕幕让人昏昏欲睡的舞台剧……我们需要的是再现真实场景的话剧，充满乡土气息的读本，乡村文化建设需要的温暖的场所。乡村文化要求的是真正的雅俗共赏，农民可以不识字，于是可以组织戏剧的表演，或用宣传画宣传海报的方式来传播乡村文化，不仅丰富村民生活，同时提升文化素养。少一些形式，多一点真实，乡村文化的发展才会更好，付出才值得。
（四）政府改革官员绩效考核制度，用更为合理，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来衡量官员的政绩
注重政绩自然是没有错的，政府把政绩放在首位，也是考核官员的行政能力，以及对当地建设的奉献，但还是太过片面。应该专门设立机构或委派工作人员查验其所为政绩工程的必要性和长远性，是否合乎财政的支出，是否符合百姓心中的要求，只有都获得肯定的答案时这个官员的作为才是可以得到肯定的，而非一味地“画大饼”。
（五）农民对财政要有更高的自主权，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村庄，自己为自己的村庄发展献力献策
日本和中国在发展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且都大力发展农村，但日本发展得更为成功，一大原因就在于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将权力交至农民手中，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充分发挥自身的自觉选择性和主动创造性。农民自己拥有了支配金钱的权力，便会充分发挥他们那种毫厘必争的精神，对待措施的制定也就更加上心，农民之间也就会空前团结，毕竟都是为了共同的经济文化发展，采纳各方的意见，每个人提出自己的建议，每一条的提出，都会有上百上千人关注，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更何况充分发挥群体智慧呢？那么自然而然这些措施也就更为完善，可行性更高，符合广大农民的要求，可喜之處更是它建立在农村的温度之上，是具有人情味的，它可以为之不断加热保温，令这种乡村文化可以长久兴盛。同时，农民自己最了解自己，他们挖掘出来的政策，经济也好，文化也好，不一定最科学，但却是最适合最本质的。这是中国乡村文化蓬勃发展的一大方向。
本文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对比浙江与日本乡村文化的发展，为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建设提供了一些建议，对于乡村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得不说的是，考虑到实际情况、个人学识的限制及文献、数据的可获得性，文中的结论有待进一步充实。得出的结论可能只适用于一些地区，而不适用于一些具有特色的乡村。仍需要调研其他各个区域的农村文化发展状况，从各地区的文化发展差异性中找到其共性，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
参考文献：
[1]明恩浦.中国乡村生活[M].午晴，唐军，译.时事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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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薛蒙林.剖析“三农”问题的内外部逻辑——“三农”问题的实质及解决之道[J].农村经济，2013（01）.
[7]赵旭东，张洁.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2）.
[8]徐静波.日本农民一年的收入到底有多少？[EB/OL].新浪微博，2017-06-02.
[9]张薇，秦兆祥.日本“魅力乡村建设”有哪些好做法[J].域外观察，2017（25）.
[10]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浙江与日本;传承与发展;三农问题。
一、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的劳动力涌向城市，人才流失、青壮年劳动力外出、经济发展的滞后使得农村慢慢走向衰落。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乡村的振兴必然少不了经济社会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但在根源上真正可以留住外出劳动力，使当地村民有归属感，甚至吸引外流农民工回归乡村的重要途径是乡村经济的发展与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何谓“文化”？抽象地说，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活动产品，是在人类实践中产生，存在于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亦抽象亦具体，亦直接亦间接，亦有形亦无形的表达。那何谓“乡村文化”？乡村文化是相对于城市文化而言的，在农村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诞生，源自于乡村，被世代乡村人民薪火相传，包括道德情感、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角度的思想，表现在民俗民风、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行为（解柯杨，2018）。美国传教士明恩浦早在1899年就明确提出，“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考察乡村是认识中国的最佳切入点和关键”（赵旭东等，2017）。费孝通对中国社会曾有一个经典判断，即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乡土性的，土地是民众生活的核心，世世代代在土地上生存繁衍，造就了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其常态即是“终老是乡”。梁漱溟同样认为，中国原为乡土社会，以乡村为根基，以乡村为主体，发育成高度的乡村文明。在农本时代，土地是经济来源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以诸如“差序格局”“世代继替”的文化逻辑建立起一整套价值体系就是乡村文化。可见乡村文化在我国的传统社会地位。不论出于个人情怀还是国家的发展需要，乡村文化不容忽视。
考虑到农村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需要其保持持续增强的生命力、传承力和影响力，扎实推进乡村文化发展与繁荣，助推“自然的现代化村落”的创建，对于从根本上实现“三农问题”的解决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农村文化在当今时代的脚步声中慢慢淡去，每时每刻都有传统的、纯粹的、精华的、朴素的、干净的农村文化在消逝，在永远泯灭。针对上述情形，我们收集查阅了各个方面的文献、史实、新闻、法律等，并尝试深入农村，观察了解农村文化的现状，预测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本文着力研究浙江乡村文化的发展状况，并与临海相望的日本乡村文化的发展做对比分析，看两者有何异同，日本乡村文化的发展对我国有何借鉴意义。
二、浙江农村文化的发展现状
浙江省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省份，2017年GDP在全国排名第四，城镇化水平达到68%，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村文化发展得如何，接下来我们将简单介绍浙江乡村文化的主要形态及发展中的问题。
（一）浙江乡村文化的主要形态
1. 农村文化礼堂
根据2017年度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全国影响力及口碑指数白皮书中显示，截止2017年底浙江省已建成7916个文化礼堂，到2020年，全省要建成农村文化礼堂1万个，覆盖80%的农村人口;在全国主要省份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项目对比中，浙江居第一;超过2/3的网民对于浙江文化礼堂的建设持乐观态度，认为文化礼堂使得村民的文化体育需求得以满足，群众生活质量得以提升。其中，2017年年度验收合格的五星级文化礼堂219个。文化礼堂的建设是为了跳出“发展乡村文化就是建设基础设施”的狭隘观念，要专注于创建一个心灵的寄托之所。具体来说是提供一个空间来展示本村的文化，让村民交流分享生活轶事或对乡村文化发展态势的看法以及了解学习本村系统的乡村文化构架。由上述资料显示，即使有大量文化礼堂的建设，但它们功能的实施是否到位仍然有待商榷。
2. 古村落
在浙江发展的过程中，数以千计的古村落被保存下来。在人们看来水墨江南的江浙地区，诗词文赋中便应是远山淡影，树影婆娑，水光潋滟，小桥流水，白墙黑瓦，院落景致，园林雅致，温婉素雅，恬静柔美……古村落不仅仅是水墨江南的实证，更是村民的精神家园，是农村文化传承的必要土壤。城镇化车轮辚辚，裹挟诗意的乡村滚滚向前，不见其扬尘，唯见其依稀可辨的车辙。不少传统村落格局渐渐屈从于城市建设。第三届中国古村镇大会公布的数据显示，近15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古村落的抢救和保护进度，远赶不上古村落逐渐消失的速度。试问，数百年后我们的乡村该何去何从？面对这种情形，为留住古村，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浙江开展了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相关项目陆续启动，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3. 传统习俗
我国悠久历史中积淀下来的传统习俗，在如今时代发展的洪流中也已离我们越来越远。十几二十年前，一年中的小年，村民会大扫除、办年货、祭灶神;除夕夜，村民会放鞭炮、放烟火，贴春联，吃年夜饭，守岁……今天的我们对于新年已经没有太多的期待，背井离乡的人们一年回家的次数也屈指可数，之前的小乐趣也不复存在，有些事只能在回忆中定格。传统习俗意味着什么？是该村或该地区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之一。或被认为低俗、落后、迷信，但它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是岁月的存留。精神上说，它承载着星霜的痕迹;经济上而言，它是一个村落的象征与特色，在延长产业链的前提下完全有机会发展成为乡村的特色产业，助推乡村的整体发展。各地的“稻香节”“、年糕节”、“桃花节”等是一种思路。 4. 方言
如果说文字是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无声的记载，那语言就是鲜活的流动的刻画。在南方，几乎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地域特色的语言，有自己的表达方式，然而当年轻的一代远离家乡，进入大城市，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次数减少，交流不便、小众及缺乏传承意识，他们的语言在渐渐被淡忘。网上有这么一句话“浙江十里不同音”，说明了浙江方言的地域差别还是很大的，有闽语、客家话、赣语、吴语、徽语、畲话、九姓渔民方言等（曹志耘，2006），这种“又土又俗”的语言表达，凝聚了先辈几百年的情感，但慢慢的他们在被一种叫“普通话”的语言替代。
（二）浙江乡村文化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浙江乡村文化的发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乡村村民和政府对乡村文化的认识不够全面和深入。未彻底了解何为乡村文化，未深究乡村文化的本质和内核所在。这一方面是村民的受教育水平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是政府官员的调查了解不充分所致。于是，要到最根本处觅得乡村文化的精髓所在——其最根本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表达方式、传承特点等，以此来获得更好的落实实践。
2. 乡村文化活动形式单一，农村文化特色尚未得到有效的挖掘和利用，部分优秀的传统文化、民间艺术未得到及时的传承与发展（陆芳芳等，2018）。即农村文化尚有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浙江的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试图挽回飞速逝去的古村落，富有古韵味的种种。但当成片的拆迁碰上古村落的保护，谁胜谁负，不得而知。不否认其间有个别成功的案例——网红村“东梓关”、“孙权故里”龙门古镇……但更多的是在拆迁队的轰鸣中变成泡影，抑或是在笼统宽泛的文化建设中落为平庸。
3. 乡村文化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乡村文化建设道路漫长，在官员绩效考核相对单一的情况下，乡村文化建设的长远影响未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地方政府官员正是在这种只追求政绩的思想观念下，自然力求达成更多的指标，留下更多的建筑和设施，但往往不注重其在今后长时间内的存在价值和存在必要，缺乏了长远的认识，那么对于乡村的建设是不负责的，对乡村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4. 乡村文化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单靠村民与村委会的努力，乡村文化的建设资金远远不够，作为乡村公共基础文化，财政方面需要适当倾斜。有些“手长”的村镇资金较为充裕，而多数不善于“讨钱”的乡村基本没有能力启发乡村文化建设项目。
5. 一些乡村文化设施的建设流于形式，很难发挥实际的效果，不但挤占其他建设所需资金，更是资源的浪费，需要更新观念，真正做到文化设施的建设为人民服务。关于“形象工程”在前文中已稍有涉猎。这问题主要出在政策和政府官员上，同时也有村民自身对这些建设不够了解，没有认识到其缺陷和漏洞。
三、当今日本农村文化的传承与建设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2017年GDP全球排名第三，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与中国浙江相似，且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所以我们将日本乡村振兴与中国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的发展做对比分析，看日本的发展对我国有何借鉴意义。
二战中，日本战败，长期大规模的战争使得战后日本农业发展滞后、农村的萧条，但经过三次大规模的“魅力乡村建设”运动，日本农村社会持续发展，实现了人口、社会、产业与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同步，促进了日本乡村传统和农耕文化的传承。
“魅力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使得乡村文化价值链通过造街运动和造乡运动得以延续。第一，造街运动。在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传统乡村历史建筑遭到破坏、乡村文化无处安放的背景下造街运动开展。20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广大学者的倡议下，日本发起了保护乡村建筑及文化的造街运动。该倡议得到日本中央政府的认可，年财政收入的相当部分被用于保护历史村落、古建筑、人文景观等，推进了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第二，造乡运动。造街运动和造乡运动对农村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造乡运动的开展，使得农村传统文化被深入挖掘，村民文化自信得以提升，工業化和城市化过程对人们心灵的冲击减少，乡土文化发出自身魅力。造乡运动不仅提升了农业、农村的价值，而且促进了产业发展与文化传承的结合。“魅力乡村建设”运动，使得乡村建设更具活力，文化层次不断提升，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成为一种常态这种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平衡发展，促就了日本乡村具有良好的文化底蕴。
同时，在日本乡村振兴中，政府除了投资建设高标准农田、倡导农业匠人精神外，日本政府还积极推进“一村一品”建设。让当地的农副产品具有特色，保证其特殊性获得市场，从而使农民具有农产品的自信力，对文化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更加造就了日本的匠人精神，寿司之神小野二郎，天妇罗之神早乙女哲哉，无不体现着日本匠人追求极致的精神。正是这种全国上下，以近乎“死板”的态度面对生活和工作;正是这种坚持，才造就他们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境界。这种匠人精神源自那般有自信有内涵有深度的乡村文化，与此同时也渲染开乡村文化孕育出的民族文化的魅力，这是相互作用的。
在此基础上，1990年以后，日本改变过去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由中央政府审批的制度，开展“家乡一亿日元创生计划”，鼓励农村当地村民发挥自主性和创新性，根据自己的意愿建设乡村，但要求每个乡村建设必须有传统特色，包括历史性产物和人文等，使得旧时的农村景观和传统文化得以再现。政府给每个行政村投资一亿日元，建设寺庙、古街、剧场、工艺馆、有特色的美术馆等文化设施，一方面保留了古貌，农民有了文化活动场所;另一方面，在很多乡村建筑建设过程中，乡村传统技艺得以保存和传播，乡村传统匠人精神得以传承。其次，举办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使其成为凝结村民的一个纽带，而且吸引青年人积极返乡参与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同时也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这是日本政府将资金的使用权和决策权交给农民自己手中的益处及优势所在。农民自己才是最了解乡村文化的。也只有如此，才会催生出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所说的“小确幸”的概念，在平凡简单生活中，有值得骄傲，使人自信的文化，正是微小但又真切的幸运。 四、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建议及总结
对比浙江与日本乡村文化的发展，不难发现两者既有相同之处，也各有特色，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时空条件、经济政治条件等因素，对此我国乡村文化的发展可以批判的借鉴日本乡村文化的发展经验，助力我国乡村文化的繁荣。根据研究，提出以下乡村文化发展的建议。
（一）增强农民的文化自觉、自信与认同，加大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技能培训
发展乡村文化就是让农民知道乡村文化是什么，为什么要发展乡村文化，加强了村民对政策的理解，提高其参与热情和参与度。在教育的过程中，首先，必不可少的是对青少年的义务教育，这是农村传承的希望，而在义务教育中加强对乡村文化的教育更是让青少年有一种对家乡的归属感，使其感觉自身有发展振兴乡村文化的责任，同时家庭文化氛围的形成也至关重要。其次，是对受教育水平较为低下的老年、中年人的教育，一是唤起他们对乡村文化的情感，让其更系统地了解当地的乡村文化;二是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乡村文化的建设。在此基础上，开展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乡村文化建设及乡村文化活动。根据当地的特色文化，举行公众的小型讲座，村民的经验经历分享，手工技能的友谊比赛，“濒危”文化的教授学习……关键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展开多元创新建设，从而让村民获得满足感，幸福感，对本村的文化产生自信，对之产生文化认同。
（二）加大当地财政与国家财政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在基本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过程中适当向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倾斜
中国乡村发展的滞后，城乡二元结构，这背后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我们要兼顾城乡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也是从国家发展战略大计考虑，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一定的文化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的。一方面需要农村自身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国家的大力财政支持，这也是要相互配合的。当对乡村文化正确地投入一定的资金，正确地发展乡村文化，那文化也会反作用于经济，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
（三）创新农村文化发展方式与载体，让数亿村民真正参与到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建设中，做到文化发展为人民，文化发展靠人民，消除形式主义作风
真正的乡村文化必然是多数村民所欣赏、喜欢的文化，我们不需要一座座冷冰冰的建筑，一本本陈放在角落里布满灰尘的书籍，一幕幕让人昏昏欲睡的舞台剧……我们需要的是再现真实场景的话剧，充满乡土气息的读本，乡村文化建设需要的温暖的场所。乡村文化要求的是真正的雅俗共赏，农民可以不识字，于是可以组织戏剧的表演，或用宣传画宣传海报的方式来传播乡村文化，不仅丰富村民生活，同时提升文化素养。少一些形式，多一点真实，乡村文化的发展才会更好，付出才值得。
（四）政府改革官员绩效考核制度，用更为合理，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来衡量官员的政绩
注重政绩自然是没有错的，政府把政绩放在首位，也是考核官员的行政能力，以及对当地建设的奉献，但还是太过片面。应该专门设立机构或委派工作人员查验其所为政绩工程的必要性和长远性，是否合乎财政的支出，是否符合百姓心中的要求，只有都获得肯定的答案时这个官员的作为才是可以得到肯定的，而非一味地“画大饼”。
（五）农民对财政要有更高的自主权，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村庄，自己为自己的村庄发展献力献策
日本和中国在发展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且都大力发展农村，但日本发展得更为成功，一大原因就在于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将权力交至农民手中，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充分发挥自身的自觉选择性和主动创造性。农民自己拥有了支配金钱的权力，便会充分发挥他们那种毫厘必争的精神，对待措施的制定也就更加上心，农民之间也就会空前团结，毕竟都是为了共同的经济文化发展，采纳各方的意见，每个人提出自己的建议，每一条的提出，都会有上百上千人关注，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更何况充分发挥群体智慧呢？那么自然而然这些措施也就更为完善，可行性更高，符合广大农民的要求，可喜之處更是它建立在农村的温度之上，是具有人情味的，它可以为之不断加热保温，令这种乡村文化可以长久兴盛。同时，农民自己最了解自己，他们挖掘出来的政策，经济也好，文化也好，不一定最科学，但却是最适合最本质的。这是中国乡村文化蓬勃发展的一大方向。
本文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对比浙江与日本乡村文化的发展，为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建设提供了一些建议，对于乡村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得不说的是，考虑到实际情况、个人学识的限制及文献、数据的可获得性，文中的结论有待进一步充实。得出的结论可能只适用于一些地区，而不适用于一些具有特色的乡村。仍需要调研其他各个区域的农村文化发展状况，从各地区的文化发展差异性中找到其共性，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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