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食品，也是人们生活中表示甜蜜、喜庆的符号。结婚喜庆最普遍的表达方式是向亲友们发放“喜糖”。
　　糖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营养学家指出，要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使人正常发育，就必须依赖食物的营养，而食物对人体的营养又是通过它们所含的营养素来实现的。营养素包括碳水化合物(糖类)和蛋白质等7大类，而碳水化合物中的一个葡萄糖分子在人体内彻底氧化后即可释放出一定的热量。甜味食物可补充热量，益气补血，对人体是很有益的。只是我们日常食用的食糖为蔗糖，它是葡萄糖与果糖缩合而成的双糖。蔗糖广泛存在于植物界，尤以甘蔗和甜菜含量特别丰富。蔗糖味甜，经酸或转化酶水解后，可得等分子的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称为转化糖。淀粉无甜味，但它是一种多糖。所以我们在吃谷类食物时也是在摄入糖。
　　在我国古籍中，“糖”字出现较晚，最早出现的是“蜜”、“石蜜”、“饴”等字。“蜜”指蜜蜂采花粉酿成的甜汁。《说文》：“蜜，蜂甘饴也。”什么是石蜜呢?《异物志》说：“交趾草滋大者尽数寸，煎之凝如冰，破如博棋，谓之石蜜。”什么是饴呢?《本草纲目·谷部》：“饴即软糖也，北人谓之饧。”这里又出来了个“饧”，而“饧”字在古籍中出场率却是很高的。在沈俭期《岭表逢寒食》诗中，“岭外无寒食，春来不见饧。”“饧”竟是个应节食物。那么。“饧”究竟是什么呢?《辞海》：“‘饧’，古糖字，亦作(饣唐)，后特指用麦芽熬成的糖。”原来糖字却藏在这里。现在我们有些清楚了，“饧”字古时泛指糖，后世专指用麦芽熬成的糖。“饴”指软糖。“(饣唐)”是“糖”的古字。
　　“石蜜”又和“糖”有什么关系呢?“石蜜”倒底是“糖”还是“蜜”呢?这个答案在《唐书》中有“蕃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上遣使往摩伽池国，取其法，令扬州煎诸蔗之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逾于西所出。”原来，“石蜜”其实不是蜜而是糖，这种取糖法是我们派留学生去“取其法”学来的。这样，我国古代制糖的脉络就基本清晰了，“蜜”、“饴”、“饧”我们古已有之。甘蔗是不知什么时候引进的。
　　甘蔗这种植物，原生地似乎不在中国。“甘蔗”这两个字也很可能是音译，因此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写法也就五花八门。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为“诸蔗”。刘向《枝铭》为“都蔗”。东方朔《神异经》(伪托)为“甘蔗”。甘蔗传到中国之后，经过长期栽培，品种繁多。陶弘景《名医别录》说：“蔗出江东为胜，庐陵亦有好者。广东一种数年生者。”洪迈《糖霜谱》说：“蔗有四色：日杜蔗；日西蔗；日劳蔗，《本草》所谓获蔗也；日红蔗，《本草》昆仑蔗也。红蔗只堪生。劳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浅，土人不甚贵。杜蔗紫嫩，味极厚，专用作霜。”季羡林先生曾以敦煌残卷同中国古籍记载相比较，得出了下列结论：“残卷的‘苗长，造沙糖多不妙’，相当于中国的红蔗、果蔗、甘蔗，顾名思义，颜色是红的。只能生吃，不能造糖。第二种和第三种相当于中国的劳蔗、荻蔗、西蔗、菅蔗，可以造糖，西蔗并且可以造糖霜。颜色可能是白或青的。”
　　以甘蔗制糖我们也是“古已有之”。只是当时的制法不如外国先进，所以要派人出国学习。这个脉络只是一种推测和分析，其谜底最后还是由精通梵文的季羡林先生通过敦煌残卷译出的。
　　季羡林先生在《季羡林人生漫笔》中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张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拿走的。正面写着一段佛经，背面写着关于印度造糖法的残卷，几经辗转传到了我的手里。大家都知道。敦煌残卷多为佛经，像这样有关科技的残卷。真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从伯希和起，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人想啃这个硬核桃，但是没能啃开，最后终于落到我手中。”季老惊喜欲狂，啃开了这个硬核桃。解决了学术上的不少疑团。季老考证认为，“糖”这个字在西欧各国语言中都是外来语，来自同一个梵文“sarkara”。这就充分说明了，欧美原来无糖，糖的原产地是印度。中国在唐代之前就已经能够自制蔗糖了。当时，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学习制糖法，说明印度在制糖技术的某个方面有高于中国之处。中国经过学习后自己在制糖方面“又色味逾西域远甚”。在季老的另一篇文章《cini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中又讲了中国白沙糖传人印度的问题。而且指出，明代郑成功家就是做白沙糖出口的“外贸”生意。如此看来，糖本身虽然是个小东西，然而却驮着长达千年的中印文化交流史。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是在不断交流中成长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由哪一个民族创造的。文化一经发现，人们感到了这对于他们有好处，就必然有相互学习与交流。可以说，从古至今在世界上还找不到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但是这种交流是复杂的，比如印度制糖是先进的，但东学中国的“白糖”叫“cini”，西学埃及“冰糖”叫“misri”。如此文化交流才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印度的制糖历史悠久，所以我们不断地引用印度为倒。印度糖的名称、种类不同，排列的顺序也不同，这绝不是任意为之，而是越往下排，纯洁度越高。对此，季先生的结论是：中国制造白沙糖的技术，于公元13世纪后半叶传入印度。埃及制糖术(特别是白沙糖)是在16世纪前传入印度的。
　　在中国，“白糖”一词出现较早，但含义比较模糊，人们从中得不到一个明确的概念。从唐开始，孙思邈《千金要方》卷十九：“前胡建中汤……白糖六两”。到了宋代“白沙糖”一词儿开始出现。《宋史》卷四八九：“三佛齐国，白沙糖。”
　　在元代，中国制造白沙糖的历史是一个转折。在《马可·波罗游记》154章福州国中记有“此城制糖甚多，运至汗八里城，以充上供。温敢城未降顺大汗前，其居民不知制糖，仅知煮浆，冷后成黑渣。降顺大汗以后，时朝中有巴比伦(Babvlonle，指埃及)地方之人，大汗遣至此城，授民以制糖术，用一种树灰制造。”“用一种树灰制造”这在中国制糖史上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综合以上资料，可以看出，“白糖”这个词儿在我国古代的含义是非常模糊的，唐代出现的“白糖”，从熬炼发展的观点看，是不可能真正地“白”，不过是同黑糖或赤糖比较起来，略显得光洁而已。宋代的“白沙糖”，多半同大食(波斯)或南洋的什么地方相联系。糖“白”且“沙”是可信的。到了清代，《滇海虞衡志》中说白糖已经“如雪之白”，这从中国炼糖史来看是毫无问题的。
　　就糖而论，所谓“精”是表现在颜色上，颜色越白就越精。糖的颜色之所以黑，主要原因是有杂质。杂质越少，颜色就越白。而炼糖技术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用，就是去掉杂质。要做到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因而，中国的古制糖史就是本国的反复试验的经验 和学习外来技术的文化交流史。
　　我国古代，在明代之前直至明中后期，制糖靠熬糖。熬糖脱色，主要靠反复熬炼和撇去浮沫。但此工艺只能使糖的颜色变淡、变浅，而不能真正变白。宋代典籍中提到的“白沙糖”，多来自外国，大概用的就是马可波罗提到的用某一种树烧成灰的方法。然而到了明代，我们又使用了“黄泥法”：“其法先取蔗汁煎之，搅以白灰，成黑糖矣。仍置大瓮漏中。候出水尽时，覆以细滑黄土，凡三遍，其色改白。”(《闽书南产志》)
　　《天工开物》说的更详细：“(糖)凝成黑沙。然后以瓦溜置缸上。其溜上宽下尖，底有一小孔，将草塞住，倾桶中黑沙于内。待黑沙结定，然后去孔中塞草。用黄泥淋下。其中黑滓入缸内，溜内尽成白霜。”清初的《广阳杂记》也有记载：“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坠泥于漏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异之，遂取泥压糖上，百试不爽。白糖自此始见世云。”看来，黄泥水对脱色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也有人认为，此法源于埃及或苏门答腊。但季先生经过考证，坚持认为此法源于中国。他说：“这种技术是中国发明的。在近代工业制糖化学脱色之前，手工制糖脱色的技术，恐怕这是登峰造极的了。这是中国人的又一个伟大的科技贡献。”
　　到了后世，我们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制糖技术，实现了制糖工业的现代化。这就涉及到了现代制糖工业学，限于篇幅，不加赘述。
　　多少年来，糖并不像柴米油盐那样在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但也是不可或缺之食物。特别是在贫寒之家，哄孩子的最好办法是给他一块糖吃。如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口味也越来越高。虽然糖的花色品种越来越多，各种巧克力使人眼花缭乱，但在人们生活中，糖的位置却越来越逊色。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更是“谈糖色变”生怕得上糖尿病。其实，糖尿病是因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而引起的以糖代谢紊乱、血糖增高为主要表现的慢性疾病，忌糖只是病后必行之事，糖并非是该病的直接诱因。过度食用甜味食物可引起血糖升高、胆固醇增加、发胖、影响视力，并易导致龋齿、心脑血管疾病等。但不能因此就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戒糖。适量地食用糖对人体健康还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人既离不开油盐柴米也深知五味“酸、甜、苦、辣、咸”之重要。为了舌上这一点之“甘”，为了人体健康需要，中国的古制糖业也是对世界文明史的一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