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7日，53岁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宣布正式退休，把自己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名下慈善基金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一毫也没留给自己的子女。
　　世界舆论当然不放过这个好卖点。不同的是，欧美媒体关注的是盖茨离任后微软的未来，对盖茨的捐款，只是一笔带过；而中文舆论，则侧重于惊叹盖茨的募捐数额和没有给子女留下财产的做法，并强调，盖茨的行为凸显了企业家的道德高度，而相比之下，中国富人就显得“吝啬”多了。
　　其实，西方社会有这样一个概念：个人或企业创造财富，才是社会的主要保障。只要类似微软这样的企业赚钱，社会才能处于保障和进步的良性循环。所以，在欧美媒体眼里，盖茨的捐赠，不过是良性循环体制的锦上添花罢了。有些中国富豪之所以对慈善不热衷，不是因为富豪数量少(2007年胡润百富榜显示，中国财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人数已超过了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全球第二)，而是因为财政支出透明度不够，再加上我们缺乏鼓励慈善意识的制度性措施。比如，在法律上为慈善捐赠大幅减税，为监管善款的透明运用保驾护航。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削弱了慈善文化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成长起来的富豪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
　　盖茨把巨额财富看成是巨大的权利，同时也是巨大的义务。与盖茨的财富观相比，反观我们的富豪，庞大的富豪群体根本没有形成“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的慈善认知。我们的富豪大多把财富视为追求名利、追求个人价值的手段和目的，认为挣钱是为了光宗耀祖，是为了出人头地，而不是为了普济众生。另外，由于遗产税的缺失，更多的人是以代际转移的方式继承财富，让他们毫无顾忌地把财富一代接一代地留给子女享用，却很少考虑捐赠，以慈善的方式回馈社会。在这种慈善文化的影响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渐成奢侈品消费大国的背后隐喻。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遗憾的是，中国的富豪们普遍缺失这种将巨额财富回报社会的慈善文化和心理认同。
　　当然，西方已经迈入了成熟的福利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富豪们解决了生活的后顾之忧，这也是他们慈善文化发达的一个外部原因所在。
　　盖茨早就说过，追求财富的过程使他快乐，而不是享受财富。如今，他捐出全部家产，更证明了他的财富观。如果我们赞赏盖茨的这种行为，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一下能够产生盖茨这种行为的社会因素——那些能够将这些普通人、普通公司变成神话的土壤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