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高乐机场1号航站楼，12岁的吴振华“人生第一次看到会自动打开的玻璃门”。他奔向出口，“一下子就彻底被寒冷震住了。”此前他生活的国度里，只有炎热。
　　他和母亲、弟弟从金边中转曼谷逃到巴黎，那是1975年4月18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给这个华人家庭出身的少年的冲击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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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岁的吴振华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他穿着淡蓝色衬衫，领口扣子松开。寻常牛仔裤，皮带把衬衫扎得松紧合度。面庞干净，头发清爽。左手无名指戴一枚素戒。他说话节奏很稳，表达清晰，文法准确——说法语。
　　他也会说粤语（他称之为“中文”），这让我们的广东籍摄影师与他交流顺畅，甚至，他们可以说点更家乡的话——潮汕话。连他的法语，据我们的翻译胡文燕说，“与很法国的法语相比，发音特别靠前”，“跟讲广东话的腔调样貌没啥大的不同。”
　　吴振华去过广州，他在那里很激动。他喜欢广州人说广东话，比香港人的粤语更纯净，更有音乐性。“香港人说的广东话真是乱七八糟。”他说。
　　法语对12岁的少年来说，是全新的。他数学很好，但跟语言相关的，就成绩惨淡。他的老师是位年长的妇人，给他一条“英明的建议”——把所有文本都背下来。他谨遵师命，背下所有涉及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法语文章。
　　“我是通过‘下载’来学习法语的，通过背诵把法语‘下载’到我的大脑里。”他习惯依靠语言的音乐性而非语法。即便到了现在，他阅读法国文学作品时，也是对语言的节奏感更敏感，而非精准的语法和用词。
　　他中断了“中文”的学习和操练。父亲是汕头人，母亲是顺德人。他按照与英文类似的拼音念出“顺德”二字，问我们的摄影师：母亲的家乡，用粤语怎么说？
　　高等教育阶段，吴振华在巴黎九大受训，毕业后从事金融和传媒，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开始积累。他的办公室在凯旋门附近小街巷里，布置得更像一间创意文化的workshop：办公桌上叠着尺寸、颜色、质地有所差别的纸制品，座椅背后的上墙是大幅油画，下方是均匀的格子架，左面到窗子间墙纸有些剥落，有老旧西洋画室的不羁感。右边墙上挂着汉字“财”，又有广东人的恭顺与在意。右边靠墙几案上立着2005年前总理拉法兰为他颁发的法国国家功绩骑士勋章。2009年，前总统萨科齐授予其法国荣誉军团功绩奖。两个奖项的创立者分别是戴高乐和拿破仑，法兰西最著名的两位军事和政治将领。
　　与写字台对应的是客座沙发，跟前摆一张圆形的茶几。茶几上堆着书和几件小工艺品——非洲来的木制小黑人，戴着牛仔式的大帽子;美国政治讽刺卡通片《南方公园》的主角Karl。工艺品都是礼物。书是吴振华正在读或即将要读的，放在最上面的一本是《Isra?l ： La Nation Start-up》 《（以色列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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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代表了一种法国想象下的中式审美——就像30年代电影一样，或像王家卫《花样年华》里那种，他对于法国人来说就是这个。说不准这到底是不是真正中国的东西，但符合想象。”他的朋友阿尔诺·杜皮-卡斯泰雷斯（Arnaud Dupui-Casteres）这样评价他的外表。“法国人想到中式美感，很自然会想到他。”阿尔诺是Vae Solis Coporate公司的CEO，2013年来中国参加过博鳌论坛。
　　“我想自己是个南方人，我吃米饭和南方调料。”有时候，吴振华会这样定位自己的身份。但他一天都没有在中国生活过。由于贫穷，他的父亲早早来到越南。60年代中期，赶上越南反华运动，出走柬埔寨。吴振华访问世界的第一站是柬埔寨，但又跟那里不亲，“我出生于一个华人家庭，沾染着他们的生活传统”，除了阅读中文。
　　异乡人的被迫迁徙没有止步。柬埔寨内战爆发，1973-1974年，吴家居住的金边被红色高棉包围，城市与外界联系被切断。吴振华记忆中，日常作息表上，每天中午到下午4点，是城外向城中扔炸弹的时间。狭小的市中心，居民们习惯了爆破的巨响。距吴振华家最近的一次爆炸只有50米开外。当时他正在午休，被震醒，趴在阳台上看还不够，跑到楼下去围观。
　　地上有个大坑，尸体躺在一边。四五个人被炸死，距离爆破点近的断成两截，远一点的被烧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流血，真正的血。”战争的记忆让他直到今日都无法讨论军事、暴力、灾难等话题。父亲曾建议吴振华学医，“我说我学不来，如果我看到一滴血，肯定会晕倒在地。我看不得血。”
　　晚上6点，宵禁生效，世界黑黢黢的，餐桌旁只亮着一盏油灯。这是一顿典型的吴氏晚餐。父亲是商人，同餐的除了家人还有生意伙伴。所有人都吃得很平静。饭毕回家，父亲说，他在黑市买了3张机票，让妻、子明天离开。那将是金边被红色高棉接管前的最后一班飞机。
　　父亲把家庭重任转交给他，“以后你要照顾你母亲。”没有征兆和准备，吴振华的童年结束了。“仿佛老了30岁。”他知道，一家之主父亲交付家庭责任给儿子，是一种中国习俗。12岁的他要思考怎么照顾45岁的母亲。
　　在吴振华审视自我身份转变的人生结点上，家庭与父母都是他的场。那晚气氛微妙。对父亲来说，这是个艰难决定——没人保证飞机能飞，并且安全。他可能失去家人，尽管家人处在紧张与茫然中，还没意识到这一点。“父亲是个很传统的中国人，他的意识里，只要有让家人逃出去的机会，即使有风险，也会抓住这个机会。”
　　父亲决定自己不走。“金边沦陷”的传言已经讲了半年多，但人们内心都还存有侥幸——日常生活还在继续，明天是新的一天。父亲的产业在这里，变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他只是说：先去曼谷避难，然后，再说。 　　他们奔到机场时，那里已彻底空了，一架私人飞机隐藏在库房里。十几个人要用它去冒险求生。“我们去了曼谷，那天是1975年4月12日，蒋介石去世一星期左右，所以记得特别清楚。”
　　匆忙出逃，他们甚至没有带家庭照片。作为父亲的第三任太太，母亲向来养尊处优，这时身无分文，只有钻石，“因为她特别喜欢钻石，所以当时只带了钻石。”三人靠典当珠宝的钱捱过在泰国等消息的日子。“我是有一段战争和逃难的过去的。”吴振华说，“所以至今，我特别迷恋钻石。”
　　到法国后，母亲给了吴振华一个24K金的吊坠，他一直戴着。母亲告诉他：如果有一天我们还要逃难，至少你可以把吊坠拿下来，卖掉换米。金子世界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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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振华的朋友们都觉得，他是典型的法国人，但又跟一般法国人不太一样。“比如对于家庭的重视，他这方面并不很‘法国’。根据我对他的观察，他对家庭非常重视，对自己对家庭的‘归属’很重视，而这并不是大多数法国人的态度。这可能是中国人的习惯，我猜是这样的。”吴振华的朋友阿马杜·恩戈姆（Amadou Ngom）说。阿马杜是15岁从塞内加尔来到法国，现在是一名企业家;他的父亲是外交官。
　　1975年4月18日，吴振华来到法国。那一天，在柬埔寨，红色高棉占领了首都，原政权倒闭。他失去了与父亲的联系。电视里说，柬埔寨发生了大屠杀。
　　“我们觉得他死了。但当时家里人避讳说这个。我们等着，但心里想他大概已经死了。”直到半年后，他们收到父亲的电报，他步行到了越南西贡。他还活着。3个月后，一家人在法国团聚。
　　父亲盘下披萨店，经营中餐馆。生活得到改善，他们过上巴黎式小资生活，了解法国社交微妙的习惯、餐桌礼仪，并开始在乡村度假。与此同时，吴振华从肩负重任的家庭男丁，再次退到不那么重要的位置，父亲回归一家之主。除了对外使用的语言，这个家庭没什么变化。
　　“（对自我认知而言）中西方世界的切换来得还要晚些……我23、24岁前住在父母家。我是中国人，不觉得自己是法国人。你知道，在中国家庭里，我们很少谈政治。当时我目标只是学好法语，考个好成绩，上个好学校。”
　　大学毕业后，吴振华搬到蒙马特地区独立生活，这让他同过去的生活产生了距离，但多年习惯还保留着，还没有确信自己是法国人。他跟父母的关系依然亲密，在家里可以听到粤语和潮汕话，出了门才会用上那种让他拼了命才掌握的高贵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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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诺形容吴振华“精致”，“懂得穿衣服，懂得优雅的言行举止，而且从思维上来说也是。想法很复杂，很深刻，有一种高雅的气质。法语里的高雅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外表上的，一个是内在的，而他两者都是。他很有教养，很懂得倾听，发言总是等待合适的时机。”
　　虽然形象颇佳，但吴振华看起来并不太习惯拍照。他对着镜头笑起来总是有点僵硬。他大概不是那么容易开怀的人。直到父母去世前，他几乎没有反思过自己与家庭的关系如何影响到自己的社会定位。
　　父亲抽了五十多年的烟，肺部只有5%在工作，1996年去世前，他一直住在医院。2000年，母亲的离开则很意外，身体未见异常，却在睡梦中死去。
　　“守丧期”的记忆是模糊而痛苦的。真正的痛苦不是伤心和哭泣，而是自我质疑——没有了父母，吴振华觉得没有了身份和文化坐标（“虽然有兄弟，但意义毕竟不同于父母”），“之前构建的世界在倒坍”。
　　他听从朋友的建议，写下脑袋里的东西，开启了一个私人的“疗程”。第一阶段写得乱七八糟，第二阶段写得暮霭沉沉。他开始意识到，对父亲，他有不少怨言：“12岁我便知道，什么是做决定、如何做决定、为何做决定，后来我做决定，并非是我想做什么决定，而是我应该做什么决定。做事的理性和富有责任感使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过童年，这便是我对父亲的谴责。”父亲不是他的偶像。对于父亲，他也没有事业上的赞赏。他从不会问自己“父亲好吗”这样的问题。他和父亲的关系从来没有那么多层次。“父亲是一家之主，仅此而已。”
　　一家之主受过良好的教育，口才好，他主持之下的家庭是中国传统的儒家风范。他擅长通过讲故事来传承家族精神。他讲故事的对象不仅仅是自己的孩子，还有围坐一桌子的家族里各家的家长。他和儿子很少面对面说话，儿子不能对他直接作出评价，只能以持久的耐性和恭顺观察和倾听。谴责父亲的同时，吴振华在想象中建立起父亲在世时二人之间不存在的对话。
　　第三阶段到来的时候，世界开朗了。吴振华在和父亲的“交流”中，逐渐意识到“我其实是在和自己交流”，“父亲就是我的一部分……我继承了很多东西，虽然他已在彼岸，我在此岸，但我身上可以找到他的影子。”
　　书写的成果是一本名为《中国手册》的小书，“旨在通过我的教育、生活经历，向法国人介绍中国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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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马杜·恩戈姆他们一圈朋友，爱用“那个中国人”来指代他们亲爱的Chenva。如果有人提到“那个中国人”，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谁。“他对此很骄傲的。” 阿马杜说。
　　阿尔诺说：“我觉得他的思考方式，对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对于生活和哲学的关系，和神的关系，那一套东西很中国。我比较了解中国，很了解Chenva，他身上有这种中国式的特点。但是Chenva本质上很法国，往深里去的话，非常法国。”
　　虽然“我的转变、迁徙、我对于法国身份的觉醒，在我身上早有契机”，但吴振华真正笃信的身份认同是在2000到2004年的自我对话中建立起来的。《中国手册》里，他“不得不用法语去表达”“通过中文感受到的许多情感”。中文跟法文不在同一个世界，不像意大利文，与法语有共同的词根词源相照应。中译法，只能在法语中寻找对应的“象征义”。这就像吴振华这个人，是法国世界里的一个中文象征义——Chenva。
　　 　　“来到法国之后，我开始发现法国的制度之美，但还没有严肃地去思考它。法国是个好客的国家，无论你的出身，都有权接受免费教育。在法国，学校不光是一个老师传授技能的场所，也是社会活动的发生地。学习是法国社会的‘密码’之一。学习法语不只是学习一种语言，更是学习如何在法国生活。”
　　生存下来靠的是中式勤奋。父辈的勤奋体现在经营中餐馆，他的勤奋体现在背诵和演练。前者靠汗水积累财富，后者因精英化的高等教育受益，在巩固父辈的财富地位的同时，跻身上流社会。他的中国属性让他更好地追求和体现了法国属性。
　　吴振华“深思熟虑”后“变成”法国人，这是一种赞成和拥护，“生来便是法国人的法国人，他们没做过选择。”
　　他是地道的巴黎内城人了，“如果不去坐飞机，我也不会到巴黎郊区去。”他在右岸住了30年，认识几乎所有的街道，一般在8区、17区和蒙马特地区活动，对左岸不熟。
　　“从2004年开始，我逐渐清晰意识到我是法国国籍，我有法国生活方式，尤其是，我认同法国文明，在此有归属感，自愿拥护法国精神，这更多是个人选择。此过程更多是自我发掘。”
　　在自我发掘中，父母的去世是一个外在的动因，他因此切断了与源文明世界的有形联系。他更专注于自身，投入到政治认同领域自己所拥护的，也包括在婚恋问题上的自主。在传统意义上佩戴婚戒的位置，那枚素戒源于他与生活伴侣的PACs协议。法国有婚姻和PACs两种同居方式，目前婚姻不可以发生在同性之间，但PACs可以。“15年前我遇到我的生活伴侣，10年前我们签订了PACs协议，也就戴了戒指。”
　　吴振华主张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在UMP内部即受到攻击。但他曾表示，“出柜”一事，父母给他带来的压力最大，而不是他所在的政党。
　　“即使加入政党，我们都是自由之人。同性婚姻问题上我与政党观点不同。UMP党内确实有纪律，但那只涉及经济和社会方面。同性婚姻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经济社会议题，涉及到社会价值话题，党员有权自主选择。在规定之内的社会经济和财政议题，我和政党保持一致。”“我完全不在乎，我的确受过攻击，但政党内政见不同很正常，我不会改变我的立场来讨他人欢心。”
　　阿尔诺跟Chenva说过很多次，“不要做政治”。但Chenva有自己的想法。2007年后，他正式步入政坛。
　　阿尔诺分析这位朋友的动机：“可能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从政能激起他的兴趣;其次也可能是要获得一种认同，一种社会认同。”按照阿尔诺的理解，在法国社会，比起企业家身份，政治家身份更能获取社会认同。
　　“如今我之所以参政，是因为法国体制总体上依旧运行，但不是对所有人都运行良好。”他说，“法兰西共和国的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法国和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不同在于，法国痴迷于追求平等，以平等为名，我们甚至有时缩紧了自由。……法国体系之美在于，每人都有权利得到机会。这个机会不可以被社会条件所污染。”
　　基于对平等的信仰，也基于亲身经历，他与一些分享着类似生活背景的朋友们于2005年成立了21世纪俱乐部，旨在指导少数族裔的年轻人寻找出路，打破法国精英阶层的固化。
　　“它的目的在于更加了解法国权力中心，这里面包括政治权力、媒体权力、资本权力等，一般都是白人（掌权）。法国权力中心不能反映法国社会的多样化全貌。”
　　法国的著名高等院校如巴黎政治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商校等等，学费昂贵，受众狭窄，也是精英阶层缺乏流动性的表现。
　　“权力是由教育得来的，所以要有教育机会的平等。在21世纪俱乐部里我创造了一个叫‘人才对话’的项目，和孔子论道一样，就是鼓励年轻人去上这些精英学校。……只有获得接触知识和教育的途径，才能拥有政治自觉，从而做出政治选择。”
　　21世纪俱乐部管理者之一陈文廖（TRAN VAN LIEU）也感觉Chenva“现在感兴趣的是政治，这不代表他不再是企业家，但我感觉他工作重心转到政治上了。” 陈文廖是独立咨询人，毕业于法国最好的商校巴黎高商，父亲是越南人。
　　2012年，Chenva第一次参加国民议会选举，口号是“敢于面对未来”。“法国人恐惧后来者，因为这些人聪明、凌厉且刻苦。对此，法国人说，‘我曾经也聪明过、凌厉过，不过那是100年前。’如今，法国如同一个过气演员，失去了市场价值，但排场和荣耀还在。法国内部也是如此。当人老时，就不想去认识年轻人，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退休的安宁生活。”
　　第一次竞选，吴振华的得票率为35.8%，没有赢。未来，他的目标依然是赢得选举，进入议会。在他看来，当今的中国有力量，在于能将过去、现在与未来和解：“过去是中国灿烂的文明，目前是经济力量，未来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以当你们和解了过去、将来和未来时，便会拥有力量。”
　　对Chenva来说，3个时态之间的和解，何尝不是一种力量。
　　2005年，拉法兰担任总理时，每月召开与企业负责人的会议，每次有5到6人与他一起探讨法国社会，他需要倾听公民社会的声音。Chenva参加了十几次这种会议。他是一名有多元化背景的企业家，创立了21世纪俱乐部，热情参与法国的经济与社会活动。拉法兰决定授予他骑士勋章，因为，“他认为我是法国模式很重要的因素，是法国模式成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