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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上元节一直是一个独特的节日。
节日中大众百姓的欢闹戏谑，肆意恣纵，乃至百无禁忌，极大地颠覆了皇权专制时代的社会生活准则。大众狂欢的背后，构成了对正统礼义准绳的背离与反叛。而大众则在嬉游之中，舒展人性与生命，获得越轨的喜悦与逾矩的欢欣。
《隋书·柳彧传》中，记载了大臣柳彧向隋文帝所上的一道特别的奏折，内容是请求皇帝颁旨“禁断”正月十五的民俗活动“燃灯游戏”以及与之相应的大众狂欢。言辞恳切，态度坚决。民间百姓中的娱乐风习，居然被重视到如此程度，问题似乎很严重。这道奏折，极为担忧地描述了当时正月十五上元灯节民间庆祝活动的状况。也正是在这道奏折中，我们得以窥见隋代上元灯节的欢跃景象。这也是历史上最早较为翔实地披露出上元节灯会景象的文字。
关于上元日点灯风俗的起源，历来有多种说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其肇始于宫中的行为，由最高当权者发动，之后波及民间，因而上元灯节很早就是一个官民同乐的节日。经过汉、南北朝的发展，迨至隋代，这一节日已经是一个倾动上下、大众参与、全民性凸显的重要节俗活动了。
那么，身为治书侍御史的柳彧到底担心什么，一定要奏请禁止这样一个官民同欢的节日活动？
从柳彧的描述和相关的记载来看，当时的正月十五灯节至少有如下几个特点。
1、全民欢娱，尽人皆出，游人聚集。
正月十五日上元节是一个被高度重视的节日，“每以正月望夜”，人们无不外出。为迎接节日，大家“袨服靓妆”，装扮一新。欢快的游人成群结伙，“充街塞陌”，“聚戏朋游”，形成巨大的聚集。街市“车马填噎”，人流蜂拥，道路拥塞。
2、灯火的场面宏大，鼓乐喧阗。
此夜，人们张起鼓乐，遍燃灯火，“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一片欢声鼎沸，场面喧嚣，景象夺人。
3、沿街搭建游观设施，高耸壮观。
为观看灯会和节日表演，以及为服务游人，沿街搭建起众多的看棚和食货栈等游观、饮食、商品售卖设施，“高棚跨路，广幕陵云”，有的型制巨大，十分惹眼。
4、节日内容丰富，饮食、乐舞等表演杂陈。
上元之夜，充斥着各种表演和街市美味，“肴醑肆陈，丝竹繁会”，沿街吃食罗列，丝竹歌乐并起，并且“倡优杂技，诡状异形”，有些杂耍搞笑的伶人，奇装怪相，纷纷献艺，令人目不暇接。
5、欢会中的舞者，怪异滑稽，兽面异形，男扮女装。
此夜，欢闹场中的表演者“人戴兽面，男为女服”，男性舞者蒙戴兽形面具，身穿女人服装欢跳。这种假面歌舞和男穿女装而搞怪调笑的娱乐，是上元灯节活动中的一个特点，也是此节一个十分特别的歌舞习俗。因而，被柳彧批评为“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认为其看上去性别涣乱，形状可疑，格调下乘。
6、游人身份、地位不分，男女杂处，同欢共乐。
上元之夜，欢乐的人们完全消弭了等级、地位、身份、性别的界线，所有游人“内外共观，曾不相避”，倾家而出的男女老少，一概混迹于人群，无论官民、贵贱、贫富、男女、僧俗，无序杂处，一体同欢，“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对于平时的规矩，集体失忆，一概抛到云天之外。
7、节日开销不菲，耗财靡费。
节庆之欢，要有费用支出。有些人为支撑场面，寻求开心，一时狂热，纵兴地花钱，以致“竭赀破产， 竟此一时”，不顾明天生计短缺。
8、京邑之外，亦有此风。
上元节狂欢，不止京都如此，其风尚习俗“爰及外州”。以京邑为主，其他的地方亦有盛大的上元灯节活动。
似乎有些情形是有些不妙。
开皇年间，相州府治的所在地邺城（今河南临漳）在正月十五的节庆中，也上演“百姓大戏”。由于人们在欢跃舞蹈中，“画衣裳为鍪甲之象”，即将服装画为盔甲的形状，扮作军队的模样作歌作舞，因此而惹得隋文帝老大不高兴，这完全乱了章程，于是将相州刺史长孙平“怒而免之”。看来欢闹得忘乎所以，折腾得出格犯忌，是上元夜欢娱中的常有之事。
由此观之，柳彧的担忧或许就可以理解了。隋代上元灯节盛大的规模效应，大众的肆意欢闹，各色人等身份地位的混淆，“男女有别”等道德节律的紊乱等，都与封建宗法社会日常的生活秩序形成巨大的落差，无疑是对社会主流传统的一种背离和反叛，直接冲击着官方文化得以站立的基础。因而柳彧认为这样的大众狂欢伤及风化，引致道德失衡，社会倾斜，“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因而大加指责其“非益于化，实损于民”，恳切要求隋文帝下旨，“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
对此，“务存节俭”，崇尚简朴的隋文帝的态度是“诏可其奏”，下达了禁令，上元灯节的欢庆一度中断。
正月十五日的节俗被禁，这不是首次，之前也有先例。比如北朝时上元节即有一种“偷俗”：人们以偷走他人的物件作为逗乐，互不为怪。据《魏书·孝静帝纪》载，此俗曾于北朝东魏时被禁过。东魏天平四年（538年），“春正月，禁十五日相偷戏”。但已为大众接受，深入人心的习俗，总是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往往禁而不止。之后，这种“偷俗”更伴随着上元节的发展，广为流行。有的地方偷物，有的地方偷田间之菜，称之为“偷青”。金元时期，更是“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三天的假日中，“偷俗”居然大行其道。偷来东西后，戏闹一番，又还给人家。这种游戏甚至还发展至偷人，“虽窃至妻女不加罪”，自然都是调笑谑闹。明人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将其称之为“夷俗”，认为与当时的少数民族的习俗不无相关。
隋代正月十五的节庆欢腾，同样也禁之未久。隋炀帝继位后，这位以奢糜淫逸著称的皇帝，即将上元灯节的节庆活动弄得动静更大。大业二年（606年）始，隋炀帝为向各国使节、客商夸耀隋朝声威，召集天下舞乐艺人，齐集京都，加以教习，正月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歌舞场地，绵延八里之遥，文武百官沿路搭起看棚，通宵达旦地观赏表演，这种阵势，震撼城邑。而表演的舞蹈者则“多为妇人服。鸣环佩， 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这时，那些男性表演者依旧堂而皇之地穿上“妇人服”，系环佩，戴花朵，扮作女人，歌舞人数多达三万之众。其演出服饰之精美，扮装之谐谑，阵容之庞大，皆极一时之盛。 大业六年（610年）的上元节，隋炀帝邀请一些域外首领聚集东都洛阳，“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 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 一场盛大的灯火歌舞欢会，由正月十五日一直持续到月底，历时半月之久，可见其节庆活动之奢靡。而且“岁以为常”，年年如是。
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历史上的上元灯节是一个最为独特的节日。从汉代起，平时严格“禁民夜行”的规定每至上元节时便有所宽疏。守卫宫城的军将“执金吾”，在正月十五日夜，可破例弛禁“放夜”，允许一些官方和民间的习俗活动进行，“元宵不禁夜，自汉始”。这一做法后来被一直沿袭下去。因而，“金吾不禁夜”，是上元节独享的特殊待遇，这是很早即被官方所认可的一个节日。隋代的上元节，节日活动变得丰富并走向成熟，为后世的节俗奠定了形态。唐代的上元节假期为三夜，北宋则延为五夜，皇帝还亲自主持观灯仪式，南宋时延为六夜，迨至明朝时，更延为十夜。
另外，上元节中全民广泛参与的程度、节庆的盛大规模，亦非其他节日可比拟。更重要的是，上元节是一个很特别的大众百姓们可以肆意恣纵，欢腾戏谑，百无禁忌的日子，其勇气可嘉地颠覆着皇权专制时代的社会生活准则，在正统文化的挤压中，创造出一个平等、自由、欢乐、开放的真实而又虚幻的自我世界。大众狂欢的背后，潜藏着的是诸多的天性与本色，挑战与叛逆。节俗中的“男为女服”，“男女混杂”，“无问贵贱”，以偷为戏等，无不是对传统礼义准绳极大的背离与反讽。在这些出格越界行为的背后，跳跃的是被日常生活规范压制却渴求挣脱的生命本真。
尤其是女子，在此中获得极大的身心自由，她们平时受到社会和家庭的束缚，行为收敛，此时却可借上元灯节之俗，“服靓妆”，打扮得光鲜漂亮，大大方方走出家门，与男子一样肆意尽欢。由于女性的加入和自主，因而一些美好的浪漫情事也由此发生。诸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等的纯情相约以及“破镜重圆”的动人故事，都是在上元节这一特殊情境下而孕生的。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载，宋时，贵为高官之妇的司马光夫人在上元夜也妆扮一新，要出门观灯。守旧派司马光不太赞同，说：“家中点灯，何必出看？”他夫人答：“兼欲看游人。”可见在上元之夜，女子出游理直气壮，赏灯观人，都没什么不对，节俗所致，司马光也无可奈何。
正是由于上元之夜的开放和狂诞，对多种欢乐行状的弛放，柳彧之后，禁绝之声未断。但直到清代，元宵灯节依然以其健强的生命力，风光不减，欢闹如故，大众也在一反常轨的嬉游放纵之中，舒展压抑和身心，获得越轨的愉悦与逾矩的欢欣，在人性的复苏与释放中，回归自我，润泽生命。
节日中大众百姓的欢闹戏谑，肆意恣纵，乃至百无禁忌，极大地颠覆了皇权专制时代的社会生活准则。大众狂欢的背后，构成了对正统礼义准绳的背离与反叛。而大众则在嬉游之中，舒展人性与生命，获得越轨的喜悦与逾矩的欢欣。
《隋书·柳彧传》中，记载了大臣柳彧向隋文帝所上的一道特别的奏折，内容是请求皇帝颁旨“禁断”正月十五的民俗活动“燃灯游戏”以及与之相应的大众狂欢。言辞恳切，态度坚决。民间百姓中的娱乐风习，居然被重视到如此程度，问题似乎很严重。这道奏折，极为担忧地描述了当时正月十五上元灯节民间庆祝活动的状况。也正是在这道奏折中，我们得以窥见隋代上元灯节的欢跃景象。这也是历史上最早较为翔实地披露出上元节灯会景象的文字。
关于上元日点灯风俗的起源，历来有多种说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其肇始于宫中的行为，由最高当权者发动，之后波及民间，因而上元灯节很早就是一个官民同乐的节日。经过汉、南北朝的发展，迨至隋代，这一节日已经是一个倾动上下、大众参与、全民性凸显的重要节俗活动了。
那么，身为治书侍御史的柳彧到底担心什么，一定要奏请禁止这样一个官民同欢的节日活动？
从柳彧的描述和相关的记载来看，当时的正月十五灯节至少有如下几个特点。
1、全民欢娱，尽人皆出，游人聚集。
正月十五日上元节是一个被高度重视的节日，“每以正月望夜”，人们无不外出。为迎接节日，大家“袨服靓妆”，装扮一新。欢快的游人成群结伙，“充街塞陌”，“聚戏朋游”，形成巨大的聚集。街市“车马填噎”，人流蜂拥，道路拥塞。
2、灯火的场面宏大，鼓乐喧阗。
此夜，人们张起鼓乐，遍燃灯火，“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一片欢声鼎沸，场面喧嚣，景象夺人。
3、沿街搭建游观设施，高耸壮观。
为观看灯会和节日表演，以及为服务游人，沿街搭建起众多的看棚和食货栈等游观、饮食、商品售卖设施，“高棚跨路，广幕陵云”，有的型制巨大，十分惹眼。
4、节日内容丰富，饮食、乐舞等表演杂陈。
上元之夜，充斥着各种表演和街市美味，“肴醑肆陈，丝竹繁会”，沿街吃食罗列，丝竹歌乐并起，并且“倡优杂技，诡状异形”，有些杂耍搞笑的伶人，奇装怪相，纷纷献艺，令人目不暇接。
5、欢会中的舞者，怪异滑稽，兽面异形，男扮女装。
此夜，欢闹场中的表演者“人戴兽面，男为女服”，男性舞者蒙戴兽形面具，身穿女人服装欢跳。这种假面歌舞和男穿女装而搞怪调笑的娱乐，是上元灯节活动中的一个特点，也是此节一个十分特别的歌舞习俗。因而，被柳彧批评为“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认为其看上去性别涣乱，形状可疑，格调下乘。
6、游人身份、地位不分，男女杂处，同欢共乐。
上元之夜，欢乐的人们完全消弭了等级、地位、身份、性别的界线，所有游人“内外共观，曾不相避”，倾家而出的男女老少，一概混迹于人群，无论官民、贵贱、贫富、男女、僧俗，无序杂处，一体同欢，“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对于平时的规矩，集体失忆，一概抛到云天之外。
7、节日开销不菲，耗财靡费。
节庆之欢，要有费用支出。有些人为支撑场面，寻求开心，一时狂热，纵兴地花钱，以致“竭赀破产， 竟此一时”，不顾明天生计短缺。
8、京邑之外，亦有此风。
上元节狂欢，不止京都如此，其风尚习俗“爰及外州”。以京邑为主，其他的地方亦有盛大的上元灯节活动。
似乎有些情形是有些不妙。
开皇年间，相州府治的所在地邺城（今河南临漳）在正月十五的节庆中，也上演“百姓大戏”。由于人们在欢跃舞蹈中，“画衣裳为鍪甲之象”，即将服装画为盔甲的形状，扮作军队的模样作歌作舞，因此而惹得隋文帝老大不高兴，这完全乱了章程，于是将相州刺史长孙平“怒而免之”。看来欢闹得忘乎所以，折腾得出格犯忌，是上元夜欢娱中的常有之事。
由此观之，柳彧的担忧或许就可以理解了。隋代上元灯节盛大的规模效应，大众的肆意欢闹，各色人等身份地位的混淆，“男女有别”等道德节律的紊乱等，都与封建宗法社会日常的生活秩序形成巨大的落差，无疑是对社会主流传统的一种背离和反叛，直接冲击着官方文化得以站立的基础。因而柳彧认为这样的大众狂欢伤及风化，引致道德失衡，社会倾斜，“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因而大加指责其“非益于化，实损于民”，恳切要求隋文帝下旨，“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
对此，“务存节俭”，崇尚简朴的隋文帝的态度是“诏可其奏”，下达了禁令，上元灯节的欢庆一度中断。
正月十五日的节俗被禁，这不是首次，之前也有先例。比如北朝时上元节即有一种“偷俗”：人们以偷走他人的物件作为逗乐，互不为怪。据《魏书·孝静帝纪》载，此俗曾于北朝东魏时被禁过。东魏天平四年（538年），“春正月，禁十五日相偷戏”。但已为大众接受，深入人心的习俗，总是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往往禁而不止。之后，这种“偷俗”更伴随着上元节的发展，广为流行。有的地方偷物，有的地方偷田间之菜，称之为“偷青”。金元时期，更是“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三天的假日中，“偷俗”居然大行其道。偷来东西后，戏闹一番，又还给人家。这种游戏甚至还发展至偷人，“虽窃至妻女不加罪”，自然都是调笑谑闹。明人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将其称之为“夷俗”，认为与当时的少数民族的习俗不无相关。
隋代正月十五的节庆欢腾，同样也禁之未久。隋炀帝继位后，这位以奢糜淫逸著称的皇帝，即将上元灯节的节庆活动弄得动静更大。大业二年（606年）始，隋炀帝为向各国使节、客商夸耀隋朝声威，召集天下舞乐艺人，齐集京都，加以教习，正月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歌舞场地，绵延八里之遥，文武百官沿路搭起看棚，通宵达旦地观赏表演，这种阵势，震撼城邑。而表演的舞蹈者则“多为妇人服。鸣环佩， 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这时，那些男性表演者依旧堂而皇之地穿上“妇人服”，系环佩，戴花朵，扮作女人，歌舞人数多达三万之众。其演出服饰之精美，扮装之谐谑，阵容之庞大，皆极一时之盛。 大业六年（610年）的上元节，隋炀帝邀请一些域外首领聚集东都洛阳，“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 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 一场盛大的灯火歌舞欢会，由正月十五日一直持续到月底，历时半月之久，可见其节庆活动之奢靡。而且“岁以为常”，年年如是。
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历史上的上元灯节是一个最为独特的节日。从汉代起，平时严格“禁民夜行”的规定每至上元节时便有所宽疏。守卫宫城的军将“执金吾”，在正月十五日夜，可破例弛禁“放夜”，允许一些官方和民间的习俗活动进行，“元宵不禁夜，自汉始”。这一做法后来被一直沿袭下去。因而，“金吾不禁夜”，是上元节独享的特殊待遇，这是很早即被官方所认可的一个节日。隋代的上元节，节日活动变得丰富并走向成熟，为后世的节俗奠定了形态。唐代的上元节假期为三夜，北宋则延为五夜，皇帝还亲自主持观灯仪式，南宋时延为六夜，迨至明朝时，更延为十夜。
另外，上元节中全民广泛参与的程度、节庆的盛大规模，亦非其他节日可比拟。更重要的是，上元节是一个很特别的大众百姓们可以肆意恣纵，欢腾戏谑，百无禁忌的日子，其勇气可嘉地颠覆着皇权专制时代的社会生活准则，在正统文化的挤压中，创造出一个平等、自由、欢乐、开放的真实而又虚幻的自我世界。大众狂欢的背后，潜藏着的是诸多的天性与本色，挑战与叛逆。节俗中的“男为女服”，“男女混杂”，“无问贵贱”，以偷为戏等，无不是对传统礼义准绳极大的背离与反讽。在这些出格越界行为的背后，跳跃的是被日常生活规范压制却渴求挣脱的生命本真。
尤其是女子，在此中获得极大的身心自由，她们平时受到社会和家庭的束缚，行为收敛，此时却可借上元灯节之俗，“服靓妆”，打扮得光鲜漂亮，大大方方走出家门，与男子一样肆意尽欢。由于女性的加入和自主，因而一些美好的浪漫情事也由此发生。诸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等的纯情相约以及“破镜重圆”的动人故事，都是在上元节这一特殊情境下而孕生的。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载，宋时，贵为高官之妇的司马光夫人在上元夜也妆扮一新，要出门观灯。守旧派司马光不太赞同，说：“家中点灯，何必出看？”他夫人答：“兼欲看游人。”可见在上元之夜，女子出游理直气壮，赏灯观人，都没什么不对，节俗所致，司马光也无可奈何。
正是由于上元之夜的开放和狂诞，对多种欢乐行状的弛放，柳彧之后，禁绝之声未断。但直到清代，元宵灯节依然以其健强的生命力，风光不减，欢闹如故，大众也在一反常轨的嬉游放纵之中，舒展压抑和身心，获得越轨的愉悦与逾矩的欢欣，在人性的复苏与释放中，回归自我，润泽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