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面子”是一个源远流长又历久弥新的话题。举凡我所居住过的、尤为熟悉的城市——从北向南依次排列为：北京、武汉、上海，这三座各具特色、风情迥异的城市亦概莫能外。只不过，各有各的争得脸面、保全体面的习俗与高招，细细想来，分外有趣。
要面子的北京人
北京人将要面子、留面子视为心照不宣、深入骨髓的处世哲学。这还是跟旧时代特定的环境有关，也与特定的地方人文习俗有关。自元朝定都以来，北京从来就不是一个典型的商业社会，而是所谓的“官场”，北京话在历史上被称为“官话”，北京人自称住在“天子脚下，皇城根前”，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无不深谙“在皇上眼皮底下讨生活”的道道——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就是要“顾全大局”、“留得青山在”、“冤家宜解不宜结”……一句话，即“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种将面子视为天大的事的思想，早已潜移默化，深入人心，使绝大多数的北京人养成了习惯，习惯成自然。再棘手，再难办的事，只要说句：“不看僧面看佛面”或者“哥们儿，这事儿只当给我个面子”，但凡是北京人，断没有再拿着端着，扭捏踌躇的道理，定会爽快地答应道：“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当下哥两个喝酒涮锅子去了。
所以，北京人做事，最好是谁也不得罪，心平气和地就把事情给办了，然后皆大欢喜。这点智慧，很有些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要营造和谐社会”。人家北京人，几百年一直就这么“和谐”着过来的。
武汉人：千万莫要“掉底子”
有人说武汉人是“搽粉进棺材——死要面子”，这一点也不夸张，武汉人可以说是中国人中最要面子的。武汉人也讲究“要面子”，但他们更讲究的是千万“莫掉底子咧！”，以免旁人看笑话。
“掉底子”是正宗汉腔，与“要面子”正好意思相对。天雨路滑，有人在天桥上摔了一跤，把鞋跟都摔裂了，一瘸一拐地蹭到单位，抬起脚对着同事自嘲道：“你们看勒，这下打得真叫做掉底子！”“打”，武汉话，跌交意，意思是这一跤摔得颜面尽失。
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则掌故，足以说明武汉人好面子之历史悠久。清乾隆年间，汉口有个大商人赫老爷要过六十大寿，所结交的文官武将和商界同仁纷纷前往送礼贺寿，曹雪芹也送来两坛“酒”，并且亲笔写了一幅贺幛。赫老爷为了炫耀自己与曹雪芹的交情，命人立即将曹雪芹送来的酒启封，每人斟上一盅。众人每人喝一口，觉得没有一点味道，但又连声赞道：“真佳酿也！”曹雪芹却大笑说：“非佳酿也，请看贺幛便知。”别人定睛一看，贺幛上却是“朋友之交淡如水”。满堂宾客顿时感到赫老爷不好下台，都支支吾吾遮遮掩掩。赫老爷也脸色阴沉。可是片刻之后他却哈哈大笑：“高！妙哉！”并自我解嘲道：“圣人有言，水淡而情浓，更显友谊之厚也。”“好歹保全了面子”在武汉人心目中犹如留个全尸，那是天大的事。
武汉自古就是个商业化的移民城市，《汉口竹枝词》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从来此地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精明能干的武汉人天生是做生意的料，亦对商场规则吃得通透——所谓规则，无非是那点面子问题。比如，在武汉商界流传一句俗话说：“翻墙躲债，借债赶人情。”如果面子问题受到损害，明明这件生意是于双方都有利的事，他们宁可生意受损，也绝不会与对方做成这笔生意。相反，如果在商场上给其一点面子，他们就会为你大开方便之门。对武汉商人来说，有时价钱和交易的条件，并不是谈成生意的最重要因素，而顾及对方面子，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上海人的“三碗面”
彭小莲导演的《美丽上海》，在每个场景的转换间歇，镜头都从流动的天空和变幻的街景中慢慢摇下来，落定于上海石库门里弄三餐一宿的琐碎生活中。由雍容大气的旧时王榭到今日的凡门小户，郑振瑶饰演的母亲直斥几个正在争名夺利，话有机锋的儿女——“不要吃相那么难看！”为正在走向衰落的曾经的上海望族来了一个无比苍凉的华丽转身。
可以说，《美丽上海》将当今社会里上海人复杂而微妙的心态刻画入骨，是在为当代上海人甚至当代中国人做着有关人情体面的病情诊断，“美丽”一词，更与片中反复提及的面子问题遥相呼应，重新阐释上海人要“活得体面”的人生意义，从陈词俗句中铺陈出审美的新意与大义。
上海人所讲究的面子，总体来说，其实是一种腔调，一种身为国际大都市公民的作派和风范。所以，上海人即便讲面子，也比北京人、武汉人来得务实得多。
老北京人说：“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真是北京人非常精粹的人生哲学。永远不烦躁，不起急，什么事都“忍着”，这是他给别人留面子；上海人将“三碗面”吃得精刮熟透，这是他给自己挣面子。脸上有了光，名头叫得响，才好财源广进，事事通达。
三城吃穿讲面子
某些方面，武汉人与上海人有相近之处，都讲究衣着，极重面子。武汉方言里说一个人衣着体面，有个专有名词，叫“刮气”。意思是说人的相貌漂亮、俊美。《武汉方言词典》解释道：“刮气”旧时称人的相貌美丽漂亮：长得～～流了（美极了），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一六五有云：“如今刮器是官人”。自注：俗呼体面曰刮器，或取刮垢磨光之意。可见，体面的穿戴对于武汉人而言，是关乎颜面的大事情。
早在80年代，汉派服装就已名扬四海。武汉女孩，不讲牌子却拼款式，站在潮流的风口浪尖，长衫短打任意搭配，其大胆豪放之风真令人咋舌。民众乐园里，队队少女打扮得宛如“COSPLAY”，有人嫌他艳俗，却不知，武汉人是宁肯倾家荡产日日啃咸菜也要穿得体体面面，绝不输与旁人。
而上海人亦然，家里条件再差，出席公众场合必定穿得一个赛一个的山青水绿。我有一个女友，典型上海“白骨精”，独自租住在常熟路的一个亭子间里，逼仄潮湿的屋子，饭桌一抬开，真叫做狭仅容膝了。书桌橱柜都放不下，却难得她居然还能挤出地方置了一个大大的花梨木化妆箱，里面百宝俱全，足以令女人顷刻间变出N张脸来。当墙一个简易衣橱，拉链一开，顷刻间百件摩登而华贵的衣服跳入眼帘，裘皮、雪纺、真丝、锦缎……尽是些难伺候的衣料，伺候着女人易逝的青春。人视衣裳马饰鞍，个中道理，惯走码头的上海人自然谙熟。
饭馆里，一圈人争着抢着付账的必定是北京人——至少是北方人。最后鹿死谁手，全在谁是出于真心，谁最先说出那句“只当是给我个面子！”，在武汉人的餐桌上，大家讲究的是轮流做庄，这一顿你请，去的是“艳阳天”，下一顿他请，去的是“湖锦”，这一顿轮到我请，无论如何哪怕后半个月寅吃卯粮也要狠狠心咬咬牙，一跺脚去趟“太子轩”，买单时心里那叫一个肉痛，可是收获的却是满场“服周”的眼神和武汉人那句至高无上的赞美：“伙计，是那个事啊！”这个面子算是大到天上去了。相比之下，百千撒下去，又算得了什么？
而一顿饭吃完买单时，问明价格后，迅速在心里除以人数，并伶伶俐俐地从皮夹子里掏出正正好好的零钞的，大概基本上以上海人居多吧。所谓各赚各的体面，君子之交，不亦乐乎！
北京人吃面子，图个排场；上海人吃环境，显示情调；广州人吃材料，讲究本味；武汉人吃口感，追求爽快。殊途同归，无不自得其乐。
面子一题，交关有趣，涉及生活各个领域，又融合了多少人生况味，所谓“此间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聊记三城，片言只语中，博君一笑而已。
要面子的北京人
北京人将要面子、留面子视为心照不宣、深入骨髓的处世哲学。这还是跟旧时代特定的环境有关，也与特定的地方人文习俗有关。自元朝定都以来，北京从来就不是一个典型的商业社会，而是所谓的“官场”，北京话在历史上被称为“官话”，北京人自称住在“天子脚下，皇城根前”，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无不深谙“在皇上眼皮底下讨生活”的道道——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就是要“顾全大局”、“留得青山在”、“冤家宜解不宜结”……一句话，即“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种将面子视为天大的事的思想，早已潜移默化，深入人心，使绝大多数的北京人养成了习惯，习惯成自然。再棘手，再难办的事，只要说句：“不看僧面看佛面”或者“哥们儿，这事儿只当给我个面子”，但凡是北京人，断没有再拿着端着，扭捏踌躇的道理，定会爽快地答应道：“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当下哥两个喝酒涮锅子去了。
所以，北京人做事，最好是谁也不得罪，心平气和地就把事情给办了，然后皆大欢喜。这点智慧，很有些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要营造和谐社会”。人家北京人，几百年一直就这么“和谐”着过来的。
武汉人：千万莫要“掉底子”
有人说武汉人是“搽粉进棺材——死要面子”，这一点也不夸张，武汉人可以说是中国人中最要面子的。武汉人也讲究“要面子”，但他们更讲究的是千万“莫掉底子咧！”，以免旁人看笑话。
“掉底子”是正宗汉腔，与“要面子”正好意思相对。天雨路滑，有人在天桥上摔了一跤，把鞋跟都摔裂了，一瘸一拐地蹭到单位，抬起脚对着同事自嘲道：“你们看勒，这下打得真叫做掉底子！”“打”，武汉话，跌交意，意思是这一跤摔得颜面尽失。
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则掌故，足以说明武汉人好面子之历史悠久。清乾隆年间，汉口有个大商人赫老爷要过六十大寿，所结交的文官武将和商界同仁纷纷前往送礼贺寿，曹雪芹也送来两坛“酒”，并且亲笔写了一幅贺幛。赫老爷为了炫耀自己与曹雪芹的交情，命人立即将曹雪芹送来的酒启封，每人斟上一盅。众人每人喝一口，觉得没有一点味道，但又连声赞道：“真佳酿也！”曹雪芹却大笑说：“非佳酿也，请看贺幛便知。”别人定睛一看，贺幛上却是“朋友之交淡如水”。满堂宾客顿时感到赫老爷不好下台，都支支吾吾遮遮掩掩。赫老爷也脸色阴沉。可是片刻之后他却哈哈大笑：“高！妙哉！”并自我解嘲道：“圣人有言，水淡而情浓，更显友谊之厚也。”“好歹保全了面子”在武汉人心目中犹如留个全尸，那是天大的事。
武汉自古就是个商业化的移民城市，《汉口竹枝词》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从来此地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精明能干的武汉人天生是做生意的料，亦对商场规则吃得通透——所谓规则，无非是那点面子问题。比如，在武汉商界流传一句俗话说：“翻墙躲债，借债赶人情。”如果面子问题受到损害，明明这件生意是于双方都有利的事，他们宁可生意受损，也绝不会与对方做成这笔生意。相反，如果在商场上给其一点面子，他们就会为你大开方便之门。对武汉商人来说，有时价钱和交易的条件，并不是谈成生意的最重要因素，而顾及对方面子，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上海人的“三碗面”
彭小莲导演的《美丽上海》，在每个场景的转换间歇，镜头都从流动的天空和变幻的街景中慢慢摇下来，落定于上海石库门里弄三餐一宿的琐碎生活中。由雍容大气的旧时王榭到今日的凡门小户，郑振瑶饰演的母亲直斥几个正在争名夺利，话有机锋的儿女——“不要吃相那么难看！”为正在走向衰落的曾经的上海望族来了一个无比苍凉的华丽转身。
可以说，《美丽上海》将当今社会里上海人复杂而微妙的心态刻画入骨，是在为当代上海人甚至当代中国人做着有关人情体面的病情诊断，“美丽”一词，更与片中反复提及的面子问题遥相呼应，重新阐释上海人要“活得体面”的人生意义，从陈词俗句中铺陈出审美的新意与大义。
上海人所讲究的面子，总体来说，其实是一种腔调，一种身为国际大都市公民的作派和风范。所以，上海人即便讲面子，也比北京人、武汉人来得务实得多。
老北京人说：“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真是北京人非常精粹的人生哲学。永远不烦躁，不起急，什么事都“忍着”，这是他给别人留面子；上海人将“三碗面”吃得精刮熟透，这是他给自己挣面子。脸上有了光，名头叫得响，才好财源广进，事事通达。
三城吃穿讲面子
某些方面，武汉人与上海人有相近之处，都讲究衣着，极重面子。武汉方言里说一个人衣着体面，有个专有名词，叫“刮气”。意思是说人的相貌漂亮、俊美。《武汉方言词典》解释道：“刮气”旧时称人的相貌美丽漂亮：长得～～流了（美极了），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一六五有云：“如今刮器是官人”。自注：俗呼体面曰刮器，或取刮垢磨光之意。可见，体面的穿戴对于武汉人而言，是关乎颜面的大事情。
早在80年代，汉派服装就已名扬四海。武汉女孩，不讲牌子却拼款式，站在潮流的风口浪尖，长衫短打任意搭配，其大胆豪放之风真令人咋舌。民众乐园里，队队少女打扮得宛如“COSPLAY”，有人嫌他艳俗，却不知，武汉人是宁肯倾家荡产日日啃咸菜也要穿得体体面面，绝不输与旁人。
而上海人亦然，家里条件再差，出席公众场合必定穿得一个赛一个的山青水绿。我有一个女友，典型上海“白骨精”，独自租住在常熟路的一个亭子间里，逼仄潮湿的屋子，饭桌一抬开，真叫做狭仅容膝了。书桌橱柜都放不下，却难得她居然还能挤出地方置了一个大大的花梨木化妆箱，里面百宝俱全，足以令女人顷刻间变出N张脸来。当墙一个简易衣橱，拉链一开，顷刻间百件摩登而华贵的衣服跳入眼帘，裘皮、雪纺、真丝、锦缎……尽是些难伺候的衣料，伺候着女人易逝的青春。人视衣裳马饰鞍，个中道理，惯走码头的上海人自然谙熟。
饭馆里，一圈人争着抢着付账的必定是北京人——至少是北方人。最后鹿死谁手，全在谁是出于真心，谁最先说出那句“只当是给我个面子！”，在武汉人的餐桌上，大家讲究的是轮流做庄，这一顿你请，去的是“艳阳天”，下一顿他请，去的是“湖锦”，这一顿轮到我请，无论如何哪怕后半个月寅吃卯粮也要狠狠心咬咬牙，一跺脚去趟“太子轩”，买单时心里那叫一个肉痛，可是收获的却是满场“服周”的眼神和武汉人那句至高无上的赞美：“伙计，是那个事啊！”这个面子算是大到天上去了。相比之下，百千撒下去，又算得了什么？
而一顿饭吃完买单时，问明价格后，迅速在心里除以人数，并伶伶俐俐地从皮夹子里掏出正正好好的零钞的，大概基本上以上海人居多吧。所谓各赚各的体面，君子之交，不亦乐乎！
北京人吃面子，图个排场；上海人吃环境，显示情调；广州人吃材料，讲究本味；武汉人吃口感，追求爽快。殊途同归，无不自得其乐。
面子一题，交关有趣，涉及生活各个领域，又融合了多少人生况味，所谓“此间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聊记三城，片言只语中，博君一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