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回忆四十岁以前的日子，不是因为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而是因为在单一思维的岁月里，脑洞不仅紧闭，所有的感觉也都非常模糊， 似乎是一团团糨糊塞满了本可以正常发挥的五官。所以有的时候，当我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在西柏林的生活时，总会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自己真正的青春是从那里开始的， 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出生年月推迟了二十年。我喜欢把那段岁月称为是我的摇滚岁月：各种意想不到的感悟、强烈的节奏、带点疯狂、多多疑惑，还有那种因狂欢转瞬就要消失而产生的紧迫感。在那个阶段，似乎组成生活的各种音符都通上了电，放大、变形，成为混录的呐喊。毫无疑问，西柏林的特殊之处就源于它独特的政治地理位置。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前，西柏林是块“飞地”，这块位于东德核心（东柏林）地区的弹丸之地属于西德， 不仅政体法律照抄西德，几乎所有的日用品也都要从西德运过来。不言而喻，这块生气勃勃的地方会让东德政府有一种与敌人共眠的切肤感受。 对西柏林的居民来说，孤零零地位于敌方的腹地也给日常生活蒙上不安的阴影，只要东面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一阵恐慌，从而也给“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方式找到了依据。当然，西柏林也会让不少千里之外的西德居民感到恐惧，因为这所城市与他们熟悉的生活大相径庭。不少人反对自己的子女去西柏林上学或定居，不愿意看到子女沦落为反战战士、同性恋、吸毒者……西柏林人常常会把西德的这些循规蹈矩的人称为是“小市民”，他们引以为豪的是开到清晨的酒吧，通宵达旦的狂欢。最早的一批“公社人”在这里生活，这些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以公社的名义群居在一起，一直保留着互帮互助的习惯；这里的年轻人不需要服兵役；这里的知识分子多半左倾，几乎都不开奔驰，喜欢在自己破旧的小汽车上涂满彩虹和五角星，以示对和平的热爱；这里每年都举办有名的电影节和戏剧节，以更明确的立场和审美，来对抗好莱坞。这里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这里很多人讨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崇尚多元文化，提倡环保和少吃肉的习惯。总而言之，他们在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更健康的（精神和物质意义上的）生活方式。现在每当我看见不少国人也在提倡这样的生活，除了有一种熟悉感外，总还觉得有点不真实的余味。和当年西柏林的群体意识相比，中国这些杰出的个体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即使是三十年后的模仿似乎也没有足够的底气。现在西柏林这座城市已经永远逝去，只能偶尔出现在历史书和教科书里了，但我深信，在西柏林生活过的人永远会怀念这座城市特有的疯狂和不同凡响，会怀念这座城市固有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影响人们的生活观和审美观，会给人生气、梦想和接受挑战的从容。
　　去西柏林前，戏剧就成为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对布莱希特的研究也影响了我的世界观。但如果说戏剧启蒙在那个阶段仍只是停留在理性层面的话，在西柏林的戏剧启蒙就属于极其感性的生活范畴……1980年，到西柏林的第二天，朋友就把自己的票让给我，让我看了席勒剧院小剧场的一部新剧。我一进剧场就感觉怪怪的，观众席里坐了不少打扮诡异的人，特别是他们的发型：头上似乎顶着一个奶油花卷，亮亮的、油油的……他们几乎都穿很旧的皮衣。后来我才知道西柏林有很多卖旧皮衣的商店，很多年轻人，包括一部分中年人都喜欢穿1950年代的皮夹克，特别是飞行员的皮夹克。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时，还多少有点不安，望着舞台上一层又一层的铁丝网，既陌生又好奇。但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部作品是讲述同性恋的故事。而“同性恋”这三个字在我的记忆中总是和暧昧和负罪联系在一起，总而言之是自己从来没接触过的一类人。 由两个男演员表演的这部戏是讲一对同性恋恋人被纳粹关进集中营，备受折磨至死的故事。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场戏： 这一对恋人隔着一层又一层的铁丝网， 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回忆美好的日子并诉说自己悲惨的遭遇， 表达了自己对对方深切的情意。那两个演员的表演是如此地打动人， 我也禁不住哭了起来。 走出剧场，我的德国朋友看见我那张哭过的脸，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原先怕我受到惊吓的担心也一扫而空。那晚我们主要聊的就是同性恋话题。他说的一段话至今还在我耳边回荡：“同性恋有权过他们想过的日子，他们不会妨碍任何人，为什么要受到有些人的歧视呢？”后来我这位朋友还带我去过一家男同性恋酒吧，巧的是对面就是一家女同性恋酒吧。和其他酒吧不同的是，同性恋酒吧的客人都比较开放，也善于向自己的伙伴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后来我自己接触的同性恋者更加深了我对这群人的了解。“玫瑰大妈”是西德当时有名的电影导演，当时他正筹备拍一部外国艺术家在西柏林的电影，经朋友介绍与我认识。他坚持要让我到他家喝茶，因为他对中国十分好奇，想认识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他开门时，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个子居然这么高，伸出来的手亦是巨大。只是他的手指十分细长，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手指。我坐下不久，他就告诉我，他和他的男友一起生活，他的男友是给他的影片搞音响的。他让我看了看他住的超大的公寓房，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盖的房子，房子非常高大，他也经常在房子里拍一些镜头，总而言之，住房也是他的工作室和摄影棚，当然他导演的作品都不是大制作。他问了我不少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对被他们视为是永恒革命者的毛泽东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因为他们这一代人深受毛主义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人类建造地上天堂的唯一国度。我肯定是伤了他不少的积极性，因为我嘲笑了他的幼稚，望着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浓浓失望，我甚至产生了一丝同情心。后来我去片场看过他，他曾想让我在他的影片里演一个角色，我害怕会出现麻烦就拒绝了。几年后，当艾滋病大肆席卷而来的时候，我读到了他在《明镜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他在为同性恋者鼓气的同时，也提到了同性恋者对疾病传播自身应负的责任：频繁地换性伙伴是产生疾病的原因之一，还有就是同性恋者强烈的征服感。我被他的文章深深感动了，我也相信，他的文章一定会改变一些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在我的生活中，还出现过一位年轻的同性恋友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在上医科大学。他把他发现自己是同性恋以及如何把真话告诉父母的全过程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他还告诉我，等医学院毕业后，他就去参加无国界医生组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帮助他人。可惜我回国后就断了和他的联系，这也是我深感遗憾的一件事。他的讲述让我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所有不平常的经历都有艰难的发现过程，只有经历心灵的磨难才能发现自己的性取向，而这种磨难会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力……我万万没有想到，来西柏林的第二天，通过一部戏就让我对同性恋有了全新的感性认识，从而也开始了涉及我自己众多方面的发现之旅。自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对抱有各种性取向的人感到过不适，更不用说指指点点了，因为我明白，人的差异属于这大千世界的一部分，人应该尊重自我，与此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特别是与自己不同的人。1996年北京举办世界妇女大会，在女同性恋会场的一个角落，在一把打开的伞下，我看见两个年轻女人低着头，两只手紧紧地拉在一起。我在她们面前站立了一会儿，离开了这幅让我感动的画面…… 　　对我来说，西柏林就是戏剧的世界，因为我生活的大部分内容都与那里的戏剧有关，甚至和朋友们的主要交流也与看过的戏剧作品有关。只要一有新戏，这些刚上舞台的作品就成了饭后茶余的交谈内容，有时朋友们也会争吵起来，上纲上线到世界观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最让我难忘的是去东柏林看戏的经历，虽然剧场已经超出了西柏林的范围，但西边的人去东边看戏，或在酒吧购买东边人文学作品的非正版书，严格说来，也是西边人生活的一部分。
　　去东柏林看戏不是很难，你只要在边境上以一比一的比价换上二十个东马克，就能解决吃晚饭和买戏票的问题，所以还是很便宜。有时也会去布莱希特生前的剧院看戏，但多半会感到乏味。看《高加索灰阑记》的时候，剧场里几乎全是中学生，显然，看布莱希特的剧目也是中学教育的一个内容。尽管舞台上的呈现有点老旧，而且似乎没有什么新意，但剧场里十分安静，那些中学生是如此聚精会神，不由得让我肃然起敬。回想起前几年“青艺”上演的《高加索灰阑记》遇到的阻力（一些专家以看不懂为由，拒绝布莱希特的作品），深感欣赏习惯的差距：欣赏戏剧在西方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去看一个故事，而是要通过故事或事件传递某种哲学思考。东柏林的戏剧要么比较老套，要么就特别前卫，究其原因，也许是和封闭的环境有关，因为封闭环境最能开启人的想像力。我在东柏林看的海纳·米勒执导的《麦克白》就是一部特别先锋的作品。从人物的造型上就别出心裁，那三个女巫看起来就像西柏林街头的“朋克”，也许是人物造型过于诡异的缘故，至今我只能回想起那一个个人物的外表，而记不得演员的表演了。1990年代，北京的先锋戏剧使一些人大开眼界，我则不以为然，因为一些剧本的内容总让我感到不适。真正的先锋戏剧对我来说，是要把戏剧当作一种反叛的武器，在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发起进攻的同时，又能开辟新思路。 我曾在西柏林一个只能容纳几十人的小剧场，看到过一位老演员的独角戏，内容与性有关，他不仅表现了人们对性的各种幻想，也揭示了背后的心理动机。对来自性几乎是被禁话题（当时）国度的我，看这次演出无疑也是一次启蒙。
　　我在西柏林的摇滚岁月
　　李健鸣去东柏林看戏固然是一种享受（二十元东马克可以买戏票，可以吃上一顿饭和一块蛋糕），但东柏林的关卡至今仍是我做噩梦的起因。当时，进入东柏林的所有的人都要受到非常严格的检查，那些金发碧眼的高个士兵会令人眼前一亮，但他们毫无表情的面孔又会让人毛骨悚然。面对这些不苟言笑的年轻人，你真的会下意识地把自己看作是来自西方的敌人。出关的时候当然还要检查， 主要是查你买了什么东西，有没有正规换钱的凭据，身上有没有多余的东马克，否则就难以过关。我一直是按规定在东德换钱入关的，只有一次例外的经历。我和一个学生去西柏林，因为她比我年轻也比我大胆，就在黑市上用二十西马克换了一百二十东马克。她把钱藏在了身上某处，安全入境，而我走出检查室时已经吓得两腿发软。我们在东柏林逛了一天，唯一的念想就是如何把这么多的钱全部吃光。我们到东柏林最金碧辉煌的餐厅吃了午餐和晚餐，还在最舒适的咖啡馆喝了下午茶。吃午餐和晚餐都需要排队等座，因为东德可以买的东西不多，所以很多人就把钱用在了“吃”上。这里当然没有他国的菜肴，可挑选的菜品也不多，但看到盘子里精美的图案，也是不错的享受。因为不是周末，东柏林出奇地安静。年轻男女的服饰只能用循规蹈矩来形容，除了越南人，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外国人，与充满土耳其人、南美人和埃及等国人的西柏林相比，显得单调和乏味。等我们安全地回到西柏林，看见动物园地铁站人来人往的热闹场面，听到年轻人的大呼小叫，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天夜里，东柏林美餐留下的咸味搅得我们都无法入睡，不知喝下了多少杯水后，才进入梦乡。也是在这天，我才明白：比较穷的地方菜一定都比较咸，这是规律，毫无褒贬之意，在全世界都一样。
　　在西柏林生活，会有一种要不断地往过去看的感觉，似乎历史的痕迹不仅在城市的老建筑上处处可见，也已经刻印在许多人的心上。抹去还是保留这些痕迹也已成为公众交流的内容。有一天，当我站在希特勒发表演说的运动场上，望着那堆破砖和那块似乎野草也不长的荒地，突然往后看的感觉也油然而生，莫名奇妙的恐慌感扑面而来，似乎有声音对我说：历史的重复并不限于时间和地域。在西柏林我也有一个标志性的地方，每逢有朋友从国内来，我就希望他们能见识一下西柏林市中心那家有名的咖啡馆，估计这家咖啡馆“二战”前就已经名声不菲。每逢星期四下午，纳粹高官的遗老遗少就会在这里出现：这些年迈的寡妇总是身着一袭黑衣，头戴一顶插有黑色羽毛的黑帽子，坐在那里享受她们的咖啡和蛋糕。我也去过几回，当然醉翁之意不在“咖啡”，而是想观察一下希特勒追随者的遗孀们。她们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多半不聊天，表情还都特别严肃，看上去也十分古板，但从她们的一招一式来看，肯定不是来自一般家庭。这些人每周四在咖啡馆的现身在当时是西柏林的一景。对此也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对现实社会的示威，有人认为是一种保留多年的习惯，更有人认为是一种哀悼过去的仪式。而对我来说，更多地是一幅强烈的画面，赋予了我对历史的一些感性体会。很多年以后，曾有朋友让我翻译一本描写纳粹高官的女人们的书，被我拒绝了。除了我不完全赞同书的内容外，咖啡馆那些冷冰冰的老女人肯定也是原因之一，因为那些只相信自己“高贵血液”的人不可能得到我的丝毫理解。
　　我还记得，我曾同一个犹太朋友的父母有过很长的交谈。这对老夫妇来自美国，他们在1930年代就从德国和奥地利逃到法国，然后又去往美国。战后，他们决意不重返故土，不想看到留下那么多可怕记忆的地方。一直到儿子去往西柏林，才鼓足勇气回来看看。他们问我，喜欢不喜欢西柏林？我回答道：当然，这是一个如此生气勃勃的城市。他们摇了摇头，对我说：现在的西柏林已经没有意思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柏林才是欧洲的中心，这里有很多犹太艺术家，几乎占据了所有领域，从音乐到戏剧。后来我认识了一个长相极其像基辛格的犹太人，他在卡拉扬的柏林爱乐乐团拉小提琴。“二战”期间，他随父母去了上海，才得以存活。他非常感激中国人，所以在西柏林结交了很多中国人。他知道我喜欢音乐，便邀请我听了几次卡拉扬指挥的音乐会。看到舞台上的他，我多少有一点为上海而感到自豪，正是这个城市的包容，让他重返故土。也许正是这份他喜爱的工作，让他作出了定居西柏林的决定。因为据说，很多犹太人拒绝重回德国定居，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已经成为他们永远的噩梦。我的第二个房东告诉我，她买下房子不久，就有一个来自巴黎的老太太过来看这房子。老太太告诉她，他们家是犹太人，她爸爸在1920年代盖了这所房子，她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后来，他们全家逃到了国外，鼓足勇气回来就是为了想在离开人世以前再看看这所房子。从那以后，我对我的睡房就有了些历史感，我总觉得那个老太太小的时候，就曾睡在这里，因为从很大的窗户里就能望到后花园那几棵果树。果树已经长得很高很高，估计也是1920年代种下的。 　　我喜欢这座城市，不仅仅是因为在这里能找到与历史的渊源，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人对历史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使这一话题在西柏林一直经久不衰。我认识的所有的朋友都会主动地和我谈起自己父母在希特勒时期的态度和经历，他们会因为父辈的参战而感到耻辱。我的第一任房东就因为父亲对自己战争期间的行为没有忏悔，而与父母几乎断了联系。有一次他母亲到西柏林看孙女，房东虽然让她进屋，却执意要让她住旅馆。我十分不解，便问他为何如此不宽容。他说，我无法和这样的人睡在一个屋檐下。我的一个女朋友的父亲从战场回来后就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废人，永远是坐在一把椅子上，呆呆地望着前方。当我看见他的时候，对子女的无情特别不解，但对这些年轻的德国人来说，他们觉得是蒙上了父母带来的耻辱，该道歉的是父辈。
　　西柏林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极其反战，他们的反美立场也非常强烈。有一年美国的国防部长黑格来西柏林访问，不计其数的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我也参加了这次游行，虽然我的四周都是认识的人，但面对全副武装的警察，还是会感到恐惧。过去只在电影里看到的对峙场面突然出现在眼前，可谓是始料未及。西柏林的年轻人多半非常激进，所以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周都会发生大小不一的骚乱事件，主要是抢超市和烧汽车。我也去过骚乱后尚未清理完的现场，颇感惊恐，但时间一长也就见怪不怪了。不少人认为，这是年轻人的正义感所致，也是荷尔蒙所致。
　　在对待历史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是站在西柏林人的立场上，而对东柏林人不痛不痒的说辞颇感不满。在东柏林的广场上，应如何清算法西斯的问题，我和东柏林的两个教授级的知识分子大吵了一场。我的观点是西柏林人的做法是从个人和家庭出发，审视父母的立场，找到自己应抱有的态度。而在东面，清算法西斯只是媒体的说辞和教材里的内容，并不触及每个人的灵魂。我的这两个朋友说我太受资本主义的影响。万万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里又听到国人的腔调，“资本主义”这几个字当然已经不会引起我的任何反应，我只是不理解，为什么活了半辈子的人还会受到影响，用现在的语言来说，不就是说我脑残吗？与东柏林人的交往让我看到许多似曾相识的东西，我也开始明白，造成人的差异的最大原因来源于所接受的教育。即使语言不同，地域也毫不相干，可类似的教育造成的后果会非常一致。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希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暴力的那些施暴者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回忆这段黑色岁月。目的不是为了惩罚他们，而是为了拯救后人。现在我这一希望已经彻底落空，从而也更佩服那些敢于清算老一代人的西柏林人。我也终于明白，真正人性的出现，必须经过灵魂的炼狱。
　　现在举行“爱”的大游行的大道的尽头，就能看到一些牌子，上面记载着从东柏林逃过来的那些被士兵打死的人的名字，其中，年轻人居多。也许，他们不顾生命安危的最后一次冒险是出于自己的梦想，也许是因为冲动，也许只是因为一根自己从来没有尝过的香蕉。因为东德人最让我无法忘记的抱怨声就是“我们可怜的孩子从来就没有见过香蕉，更不用说吃过了”，每次听到这样的声音，我总会庆幸：地大物博的中国是多么好，即使在经济极其落后的年代，大城市的孩子还是见得到香蕉的。当时，开私家车进东柏林看朋友的人都会带上香蕉，就连我也这么做过。是的，香蕉变成了一个类似梦想的符号，也变成了一个抗衡政权的定时炸弹。
　　西柏林不复存在，也就意味着香蕉最终战胜了柏林墙。两德统一后，我回柏林看朋友时，柏林已经成为德国的中心，一切又变得那么平常，甚至有点无聊，兴奋的感觉荡然无存，只有少许念旧而已。同朋友交谈的过程中，最让我吃惊的是两个城市的隔阂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似乎演变为一种对抗。我曾经通过两位好朋友认识了东德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她曾经是布莱希特用过的女演员，所以分外引人注目。1980年代的她对当局很有看法，但她没有像不少艺术家那样被强制离开东柏林，去往西德。作为著名的艺术家，她自然享有某种特权，比如可以自由进入西柏林，当然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她利用进入西柏林的机会，购买她所需要的日用品，看望朋友，有时也住在我这两位朋友家。我和她有过好几次接触，从她那里也得知东德文艺界人士的艰难日子。我曾经问她，为什么东德电视台里有这么多综艺晚会，而且是如此地炫富和夸张，她回答我说，这就意味着没落。当然，从她嘴里永远听不到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质疑。她给我的感觉是她所有的骄傲以及人生的价值都同她坚韧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了，这种自信成了她人格的一部分，有时也会使我愕然。朋友说，两德统一后，她变得极度不满，对发生的一切除了指责，还是指责，因为她无法忍受她为之奋斗的概念和理想，都像小孩嘴里吹出的泡泡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和我的朋友们争吵了几次，就再也不到曾给过她不少安慰的西柏林来了。在她内心，新的柏林墙又树立起来了。她的故事让我思索了好几天，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世事变幻，不变的是他们的信仰。
　　现在，我当年认识的那些西柏林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虽然少了父母辈身上的那股锐气和冲劲，变得现实起来，但他们身上几乎都保留了西柏林打下的烙印。他们乐于助人，特别是残疾人，因为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在父母自己组织的幼儿园里和残疾儿童一起成长。他们对外来民族不抱有偏见，因为多元文化是他们从小就熟悉的东西。他们热爱动物，保护环境，因为这是西柏林教会他们的东西。他们像父母那辈一样接受心理咨询，因为他们关注心理健康，从不回避自己心理上的问题。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在非洲和拉美工作，开始成为世界公民。
　　回北京多年后，有一著名的媒体人请我写关于名牌的文章，她本以为，在国外生活过的我，不会缺少这方面的常识。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对名牌毫无了解。真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的西柏林的朋友们，你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唯独没有教会我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