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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兴盛是20世纪80年代（以下简称80年代）国内不可忽视的电影现象，首先表现在80年代一些复办和创办的电影刊物刊登大量影评文章。其次，这些影评作者既包括知识分子和电影专家，也包括非电影评论从业者的普通观众，因此，这一时期的影评不仅有高屋建瓴的专业评论，也有通俗易懂的个体感悟。此外，新时期社会解放及电影探索使观众产生强烈的评论欲望，从而促使影评兴盛。
本文选择《电影评介》作为观察对象，一是因为《电影评介》于1979年创刊，在80年代初生并发展;二是因为《电影评介》以电影评论介绍为办刊宗旨，从栏目设置和影评数量来看，“评论”是其分量较重的栏目。同时，《电影评介》为身份各异的影评作者提供了交流平台，并与同时期的“专业学术刊物《电影艺术》、与相对更为通俗的《大众电影》等杂志区分开来了”[1]。
一、20世纪80年代《电影评介》的特点：“海纳百川”与“百花争鸣”
《电影评介》创刊于1979年3月，是由贵州省文化厅主管①、贵州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影视类大型学术期刊，1979年到2006年以对电影的评论介绍为办刊宗旨②。初期主要栏目有“影片介绍”“影片评论”“电影故事”“拍摄散记”“电影厂近况”“电影人谈电影”“重述电影史”“电影知识”“电影歌曲”“新影人介绍”“旧影人小传”等。其间，根据投稿内容不断调整，如从1983年第3期开始隔期设置“他山石”栏目，发表外片评论文章;1984年第2期开始设置“车间论坛”栏目，集结各工厂影评;1985年第4期开始设置“微型影评”栏目等。
创刊初期新片评论较少，作者集中在贵州省内，“都是贵州省有名的对电影比较热爱、比较有研究的人，比如贵州著名作家蹇先艾、胡维汉、武光瑞等等”[2]。此后，广大观众积极投稿，影评数不断增加（见图1），“评论”成为主打内容。
进入80年代，《电影评介》不断得到发展，这主要得益于其特点。首先，《电影评介》不以作者身份和学历为限，广泛吸纳各界人士的影评作品。作者身份既有专家学者，如章柏青（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朱玛（四川省影视评论学会副会长）、沈耀庭（《405谋杀案》导演）、汪岁寒（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等，也有“工农兵学”等，为此，《电影评介》开设了“车间论坛”“军营论坛”“大学生论坛”“玫瑰园”等栏目。如1984年第10期的“玫瑰园”，刊登了作者对《经理室的空座位》《漂泊奇遇》《夜色多美好》的影评。“历年他们用过的栏目不下二百种，在这里，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真切感受，哪怕一句闪光的话，都有他们恰当的位置。”[3]
《电影评介》的另一特点是直言不讳。“《电影评介》认准了让观众说真话、说直话，刊物才有生命力，才有存在的价值，也才有凝聚力和吸引力。”[4]开创“争鸣”栏目探讨敏感话题，如《翔》引发的“老演少可以休矣”的讨论（1983年第3期）①;关于“谢晋模式”的讨论（1986年第11期）;由电影《寡妇村》引发的讨论（1989年第5期）等。[5]此外，将不同作者对同一影片的评论放在同一版面形成争鸣效果，如1981年第8期开展了对《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雪地拉车”的讨论，王永明的《感人至深的场面》和彭小青的《罗群不该躺在车上》对情感关系处理提出相反观点。
以《电影评介》为对象，本研究考察的影评范围是1979年到1985年的国产影片评论文章。②其原因有二：一是1985年以后影评占年度文章总数比重下降，受电视影响，影视评论篇幅超过电影评论;二是1985年是影评风格发生转向的节点，较之前有所不同。
二、影评特点：文本内容与形式
（一）文本内容特点
1.呼应时代主题
影评在主题上具有政治反思、社会改革、人的解放等特点。
对“四人帮”的政治反思是新时期文艺活动的普遍行为，“因为‘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人们对政治动乱的切身感受和文化的渴望，就成为压倒一切无可替代的普遍主题。”[6]评论《小字辈》的文章[7]认为片中的小方和小江是受“四人帮”毒害所致，把人物的个性缺点归结为影响四化建设的绊脚石。此类文章主要集中在1980年前，此后以宣传“四化”建设为主。
“四化”类文章着重评论人物建设行为，号召大众为“四化”做贡献。如《血，总是热的》在对罗心刚一角的分析中认为，“他面对着厂里的一大堆困难，面对着表面机声隆隆、实则瘫痪的局面，毫不犹豫地进行大胆改革……罗心刚的形象是有厚度的，凝聚着新时代下社会主义实干家形象的耀人光彩。”[8]新时期显现出旧思想和现代化建设的冲突，体现在人们思想落后和情感禁锢对改革的影响。随启蒙成为新时期建设发展的主流观念，大众的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心理结构随之变化。电影评论也由反思和改革转向“人”，关注情感表达和人物塑造。
2.着笔于情和人物多维分析
以情感为核心的影评借人物情感表达作者情感认知。作者姜忠亚指出“文艺的魅力就在于以‘情’感人，以‘情’动人。”[9]《牧马人》中许灵均选择草原在于他的草原情，影评也指出影片妙在“着眼于义，着笔于情”[10]。作者郦苏元的评论《如意》从爱情观透视时代特点，揭示人情可贵，他指出“影片自始至终充满着人情味……特别是在特殊年代，它越加显得璀璨夺目。”[11]。据影评可知80年代观众对情感类影片的需求和要求，一是要求作品以情动人、以情感人;二是要将情感结合细节塑造人物;三是要与观众产生交流，兼具教育性和艺术鉴赏性。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大多电影把情感与“1966-1976”期间遗留问题、社会建设、婚恋观、计划生育政策等社会现状和新兴观念联系，较少開发“人”内在的情感和心理。即使出现观照个体心灵的影片，也很难找到与之契合的影评。大多评论忽视影片的真正主题，转向细节求真。如《红衣少女》瞄准少女安然的心理视角和个性特征，表达新时代可以反传统观念、质疑权威、追寻自我，但影评多将人物与现实对比，批评其未能体现社会主义学生应有的面貌。[12]作者曾扎结合自身教学经历指出片中高中生与现实不符，认为安然的纯净与社会环境有所隔膜，是人为创造的纯净。可以看出，此时观众尚处思想转变期，还不能完全跟上电影的超前观念。 此外，较多影评以“人物”为核心评论。作者方衍的评论《勿忘我》[13]，认为周虹面对新女性的勇敢表现出的情感懦弱，是因为内心受旧婚姻制度的束缚。作者刘乃战提出相反观点，他认为“周虹正因为爱雯雯爱得太深，所以不忍心‘污染’这朵在自己清水潭中健旺起来的、洁白的芙蓉。这倒显示出了他的灵魂就像一潭清水。”[14]作者都从人物心理分析情感周旋的根本原因，在当时出现了谴责和谅解的两极评论。
新时期电影创作和评论试图突破刻板标准，赋予人物真情实感摆脱单一塑造，呈现多身份、多视角和多维度的特点。笔者认为，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电影重情、重人伦的叙事传统。郑正秋等早期电影人已有意识地将社会积淀的家庭观念和情感关系作为叙事内容并发挥其社会功用。另一方面生发于时代特征，“人”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性复归、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开始的时代最强音”[15]。大众重新拥有情感、欲望和认知自我的机会，故影评也体现出相关特点。
3.细节求真和“典型”要求
新时期从上至下回归现实主义，周扬指出“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离开了真实，也就谈不上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16]影评也与这股思潮合流，体现在细节求真和塑造典型两个特点上。
评论《小花》的作者指出细节不够真实，演得逼真却经不起推敲。文中写道：“对这么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只通过举棍——放下——写字这几个动作，就使他参加到革命阵营中来，未免太简单化了，这能有多少说服力与可信之处？”[17]王云缦的评论《巴山夜雨》[18]对刘文英的转变进行求真分析，旧时代囚禁她的精神，在新时代浪潮中翻涌蜕变有其现实意义。影评将服装、道具、人物行为等细节与现实对比，寄托观众对“真”的渴望。另外，“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影评的高频语句，不少文章提到影片闪光是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从奴隶到将军》的影评结合镜头运动和场景设计分析成亲一场戏如何塑造典型。作者认为“紧紧把握住罗霄虽已升任副连长，但在当时仍然不可能摆脱奴隶的命运这一本质，为他设计了惨淡、凄凉的婚礼环境。”[19]同时认识到有艺术魅力的影片才能创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和人物活动的特定环境。
追求真实亦为中国电影批评的传统，早期的伦理批评、新文化批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批评“倡导在电影创作中要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20]。80年代影评对真实要求严格，电影假定性和艺术性在评论中较少被注重。此时再提现实主义，一方面是从不敢求真到极致求真的时代使然，另一方面源于观众对电影记录现实的最初认知，电影创作也重视从社会生活汲取题材，十年创作断层后自然地与传统接轨。普通观众虽并非有意识以恢复传统为目的写作影评，但隐含着追求真实的普遍心理。
（二）文体与文风特点
此时影评的文体多样，有议论文、记叙文、散文、诗歌等。语言体系的丰富和承载观点的语言的自由使用也体现了社会进步。
评论《生活的颤音》作者用诗歌概括人物的困境和品格，读来清新且深刻：“你深邃的眼睛，像夜星一样明亮，你柔嫩的躯体，像岩松一样坚强;你在寒夜里闻到了春晨的花香”[21]
1980年第5期，也有作者通过诗歌抒发与影片一致的情感：
“悲痛的琴声如泣如诉，发出润明心灵中的呼唤，在阴冷的夜空回响……琴声，你迎来的将是春光明媚的明天！”[22]
此外，分析《城南旧事》的文章写道，“这里虽然是一条缓缓流动的小溪，却有着波涛滚滚的大海不能代替的意境;虽然是一片顺水淌着的小叶，却有着大船无法达到的韵味。”[23]作者运用排比、拟人、比喻等手法称赞影片的艺术气质，用符合影片诗意特质的散文语言评论影片。
《电影评介》的影评呈现出简洁凝练、秉笔直书的文风特点，不吝溢美之词也不惜锋利批评之语。《皆大欢喜》的影评[24]批评片中喜剧情节和表演多为噱头和小动作，缺乏应有的喜剧艺术性。作者认为演员表演虚假做作，反将喜剧变闹剧;片中李小灵结婚的新蚊帐因受污染一碰即碎，不合生活逻辑。其中仍暗含电影夸张与观众求真的关系问题。《咱们的牛百岁》的影评多褒扬，但也有作者认为“就片名而论，《咱们的牛百岁》顾名思义，应是围绕着牛百岁其人，可影片刻画得最深的却是那个‘菊花’。”[25]影片围绕菊花展开，若把菊花抽掉故事就难以立住，虽为少数之言，但直抒观点丰富了评论角度。
三、影评功能：之于社会、电影与观众
（一）社会观念的传输和再译
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和影评有鲜明的时代痕迹，电影在“文明”与“愚昧”对抗的观念阻力中被赋予宣扬新观念的职能，“改革电影”①的影评也自然发挥此功能。
首先，注重电影主题对“四化”建设和群众生活的指导作用。如《甜蜜的生活》的影评直接指出其实用意义，“影片告诉人们在抓产量的同时，对计划生育要予以足够的重视。影片还告诉我们，实行计划生育工作，还必须与男婚女嫁问题上的移风易俗相结合。”最终落脚到“四化”号召“我们要向田大妈学习，做移风易俗的带头人，当‘四化’建设的促进派。”[26]《真是烦死人》讲生产与生活关系问题，影评通过杨厂长形象反差的喜剧性提倡保证生产的前提是解决生活问题。[27]其次，通过反讽情节扭转社会风气。《法庭内外》把特权事件的审判暴露于银幕，深思“文革”时期青少年教育的失败问题。影评指出让现实中同类人从中得到鉴镜，“《法庭内外》也可以说是一所‘道德法庭’！”[28]《陈奂生上城》通过陈奂生被聘采购员、女采购员和厂長谋私利等情节讽刺走关系现象。作者白长秋认为找关系、走后门已弥漫社会，影片犀利地指出此现象。[29]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80年代是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的年代，个人发展与投身社会建设并进。因此，80年代初期“提的问题都不太个人化，考虑的都是有关民族的，国家命运的大事”[30]。1976年后新主流观念亟待建立，影评将电影传达的观念再传递给观众，从侧面为改革提供力量。此类影评已超越对电影本体的评论，已延伸至社会并完成其社会职能。 （二）创作者与接受者的互动交流
影评的兴盛既利于电影从中总结创作经验，也为观众建立了表达空间。
评论《庐山恋》的影评对创作具有指导意义，作者认为此片摆脱了政治斗争，描写恋爱心理活动、两人等待父母“审判”的焦灼就是很好的心理细节。作者指出爱情影片的问题，“一方面，片片离不开谈情说爱……另一方面，对爱情的描写又总是畏畏缩缩，羞羞答答，不敢喧染。”[31]指出爱情题材电影要注重观众口味、丰富故事背景、加强心理细节描写。《陌生的朋友》的影评为电影语言创作提供建议，作者从导演技巧分析空间转换、剪辑和音响处理问题，指出“甚至在电影界还有这样一种看法，现代电影是‘无技巧剪接’，怎么拍都能接得上！这显然是一种偏见了。我认为，当代电影在采用‘无技巧剪接’时，必须精密设计于先，才能有剪辑的‘自由’。”[32]
此外，《电影评介》为广大观众提供了对电影各抒己见的交流平台。评论《天云山传奇》的作者发出应“爱护人、信任人、尊重人”的感慨[33]。《雅马哈鱼档》中迪斯科的被正名标志青年与世界潮流接轨，流行文化重塑各个新兴都市。影评作者结合大众对迪斯科态度的转变表达对80年代的看法，“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已经呈现出一个新的飞跃。”[34]
影评结合文本分析在叙事技巧、导演手法、演员表演等方面反观创作;结合现实生活提出对自我、社会和电影的见解。影评的发展兴盛利于创作者和观众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结语
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影评既是电影的监督者，为创作者提供中肯意见，也是观众的向导者，为观众提供真实可鉴的评论。影评服务和作用的对象走向“人”，提高大众的积极性和主体地位。此外，影评特点折射时代思潮，其功能利于80年代的社會建构。故而此时的影评不仅是关于电影的评论，也成为社会变革过程的重要一环。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的契口，与之相应的影评特点和功能才得以应运而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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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石之灵.是传奇，又是历史——简评天云山传奇[ J ].电影评介，1981（1）：9.
[34]梁培镇.迪斯科的翻身——雅马哈鱼档观后[ J ].电影评介，1985（2）：7.
本文选择《电影评介》作为观察对象，一是因为《电影评介》于1979年创刊，在80年代初生并发展;二是因为《电影评介》以电影评论介绍为办刊宗旨，从栏目设置和影评数量来看，“评论”是其分量较重的栏目。同时，《电影评介》为身份各异的影评作者提供了交流平台，并与同时期的“专业学术刊物《电影艺术》、与相对更为通俗的《大众电影》等杂志区分开来了”[1]。
一、20世纪80年代《电影评介》的特点：“海纳百川”与“百花争鸣”
《电影评介》创刊于1979年3月，是由贵州省文化厅主管①、贵州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影视类大型学术期刊，1979年到2006年以对电影的评论介绍为办刊宗旨②。初期主要栏目有“影片介绍”“影片评论”“电影故事”“拍摄散记”“电影厂近况”“电影人谈电影”“重述电影史”“电影知识”“电影歌曲”“新影人介绍”“旧影人小传”等。其间，根据投稿内容不断调整，如从1983年第3期开始隔期设置“他山石”栏目，发表外片评论文章;1984年第2期开始设置“车间论坛”栏目，集结各工厂影评;1985年第4期开始设置“微型影评”栏目等。
创刊初期新片评论较少，作者集中在贵州省内，“都是贵州省有名的对电影比较热爱、比较有研究的人，比如贵州著名作家蹇先艾、胡维汉、武光瑞等等”[2]。此后，广大观众积极投稿，影评数不断增加（见图1），“评论”成为主打内容。
进入80年代，《电影评介》不断得到发展，这主要得益于其特点。首先，《电影评介》不以作者身份和学历为限，广泛吸纳各界人士的影评作品。作者身份既有专家学者，如章柏青（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朱玛（四川省影视评论学会副会长）、沈耀庭（《405谋杀案》导演）、汪岁寒（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等，也有“工农兵学”等，为此，《电影评介》开设了“车间论坛”“军营论坛”“大学生论坛”“玫瑰园”等栏目。如1984年第10期的“玫瑰园”，刊登了作者对《经理室的空座位》《漂泊奇遇》《夜色多美好》的影评。“历年他们用过的栏目不下二百种，在这里，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真切感受，哪怕一句闪光的话，都有他们恰当的位置。”[3]
《电影评介》的另一特点是直言不讳。“《电影评介》认准了让观众说真话、说直话，刊物才有生命力，才有存在的价值，也才有凝聚力和吸引力。”[4]开创“争鸣”栏目探讨敏感话题，如《翔》引发的“老演少可以休矣”的讨论（1983年第3期）①;关于“谢晋模式”的讨论（1986年第11期）;由电影《寡妇村》引发的讨论（1989年第5期）等。[5]此外，将不同作者对同一影片的评论放在同一版面形成争鸣效果，如1981年第8期开展了对《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雪地拉车”的讨论，王永明的《感人至深的场面》和彭小青的《罗群不该躺在车上》对情感关系处理提出相反观点。
以《电影评介》为对象，本研究考察的影评范围是1979年到1985年的国产影片评论文章。②其原因有二：一是1985年以后影评占年度文章总数比重下降，受电视影响，影视评论篇幅超过电影评论;二是1985年是影评风格发生转向的节点，较之前有所不同。
二、影评特点：文本内容与形式
（一）文本内容特点
1.呼应时代主题
影评在主题上具有政治反思、社会改革、人的解放等特点。
对“四人帮”的政治反思是新时期文艺活动的普遍行为，“因为‘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人们对政治动乱的切身感受和文化的渴望，就成为压倒一切无可替代的普遍主题。”[6]评论《小字辈》的文章[7]认为片中的小方和小江是受“四人帮”毒害所致，把人物的个性缺点归结为影响四化建设的绊脚石。此类文章主要集中在1980年前，此后以宣传“四化”建设为主。
“四化”类文章着重评论人物建设行为，号召大众为“四化”做贡献。如《血，总是热的》在对罗心刚一角的分析中认为，“他面对着厂里的一大堆困难，面对着表面机声隆隆、实则瘫痪的局面，毫不犹豫地进行大胆改革……罗心刚的形象是有厚度的，凝聚着新时代下社会主义实干家形象的耀人光彩。”[8]新时期显现出旧思想和现代化建设的冲突，体现在人们思想落后和情感禁锢对改革的影响。随启蒙成为新时期建设发展的主流观念，大众的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心理结构随之变化。电影评论也由反思和改革转向“人”，关注情感表达和人物塑造。
2.着笔于情和人物多维分析
以情感为核心的影评借人物情感表达作者情感认知。作者姜忠亚指出“文艺的魅力就在于以‘情’感人，以‘情’动人。”[9]《牧马人》中许灵均选择草原在于他的草原情，影评也指出影片妙在“着眼于义，着笔于情”[10]。作者郦苏元的评论《如意》从爱情观透视时代特点，揭示人情可贵，他指出“影片自始至终充满着人情味……特别是在特殊年代，它越加显得璀璨夺目。”[11]。据影评可知80年代观众对情感类影片的需求和要求，一是要求作品以情动人、以情感人;二是要将情感结合细节塑造人物;三是要与观众产生交流，兼具教育性和艺术鉴赏性。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大多电影把情感与“1966-1976”期间遗留问题、社会建设、婚恋观、计划生育政策等社会现状和新兴观念联系，较少開发“人”内在的情感和心理。即使出现观照个体心灵的影片，也很难找到与之契合的影评。大多评论忽视影片的真正主题，转向细节求真。如《红衣少女》瞄准少女安然的心理视角和个性特征，表达新时代可以反传统观念、质疑权威、追寻自我，但影评多将人物与现实对比，批评其未能体现社会主义学生应有的面貌。[12]作者曾扎结合自身教学经历指出片中高中生与现实不符，认为安然的纯净与社会环境有所隔膜，是人为创造的纯净。可以看出，此时观众尚处思想转变期，还不能完全跟上电影的超前观念。 此外，较多影评以“人物”为核心评论。作者方衍的评论《勿忘我》[13]，认为周虹面对新女性的勇敢表现出的情感懦弱，是因为内心受旧婚姻制度的束缚。作者刘乃战提出相反观点，他认为“周虹正因为爱雯雯爱得太深，所以不忍心‘污染’这朵在自己清水潭中健旺起来的、洁白的芙蓉。这倒显示出了他的灵魂就像一潭清水。”[14]作者都从人物心理分析情感周旋的根本原因，在当时出现了谴责和谅解的两极评论。
新时期电影创作和评论试图突破刻板标准，赋予人物真情实感摆脱单一塑造，呈现多身份、多视角和多维度的特点。笔者认为，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电影重情、重人伦的叙事传统。郑正秋等早期电影人已有意识地将社会积淀的家庭观念和情感关系作为叙事内容并发挥其社会功用。另一方面生发于时代特征，“人”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性复归、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开始的时代最强音”[15]。大众重新拥有情感、欲望和认知自我的机会，故影评也体现出相关特点。
3.细节求真和“典型”要求
新时期从上至下回归现实主义，周扬指出“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离开了真实，也就谈不上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16]影评也与这股思潮合流，体现在细节求真和塑造典型两个特点上。
评论《小花》的作者指出细节不够真实，演得逼真却经不起推敲。文中写道：“对这么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只通过举棍——放下——写字这几个动作，就使他参加到革命阵营中来，未免太简单化了，这能有多少说服力与可信之处？”[17]王云缦的评论《巴山夜雨》[18]对刘文英的转变进行求真分析，旧时代囚禁她的精神，在新时代浪潮中翻涌蜕变有其现实意义。影评将服装、道具、人物行为等细节与现实对比，寄托观众对“真”的渴望。另外，“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影评的高频语句，不少文章提到影片闪光是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从奴隶到将军》的影评结合镜头运动和场景设计分析成亲一场戏如何塑造典型。作者认为“紧紧把握住罗霄虽已升任副连长，但在当时仍然不可能摆脱奴隶的命运这一本质，为他设计了惨淡、凄凉的婚礼环境。”[19]同时认识到有艺术魅力的影片才能创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和人物活动的特定环境。
追求真实亦为中国电影批评的传统，早期的伦理批评、新文化批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批评“倡导在电影创作中要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20]。80年代影评对真实要求严格，电影假定性和艺术性在评论中较少被注重。此时再提现实主义，一方面是从不敢求真到极致求真的时代使然，另一方面源于观众对电影记录现实的最初认知，电影创作也重视从社会生活汲取题材，十年创作断层后自然地与传统接轨。普通观众虽并非有意识以恢复传统为目的写作影评，但隐含着追求真实的普遍心理。
（二）文体与文风特点
此时影评的文体多样，有议论文、记叙文、散文、诗歌等。语言体系的丰富和承载观点的语言的自由使用也体现了社会进步。
评论《生活的颤音》作者用诗歌概括人物的困境和品格，读来清新且深刻：“你深邃的眼睛，像夜星一样明亮，你柔嫩的躯体，像岩松一样坚强;你在寒夜里闻到了春晨的花香”[21]
1980年第5期，也有作者通过诗歌抒发与影片一致的情感：
“悲痛的琴声如泣如诉，发出润明心灵中的呼唤，在阴冷的夜空回响……琴声，你迎来的将是春光明媚的明天！”[22]
此外，分析《城南旧事》的文章写道，“这里虽然是一条缓缓流动的小溪，却有着波涛滚滚的大海不能代替的意境;虽然是一片顺水淌着的小叶，却有着大船无法达到的韵味。”[23]作者运用排比、拟人、比喻等手法称赞影片的艺术气质，用符合影片诗意特质的散文语言评论影片。
《电影评介》的影评呈现出简洁凝练、秉笔直书的文风特点，不吝溢美之词也不惜锋利批评之语。《皆大欢喜》的影评[24]批评片中喜剧情节和表演多为噱头和小动作，缺乏应有的喜剧艺术性。作者认为演员表演虚假做作，反将喜剧变闹剧;片中李小灵结婚的新蚊帐因受污染一碰即碎，不合生活逻辑。其中仍暗含电影夸张与观众求真的关系问题。《咱们的牛百岁》的影评多褒扬，但也有作者认为“就片名而论，《咱们的牛百岁》顾名思义，应是围绕着牛百岁其人，可影片刻画得最深的却是那个‘菊花’。”[25]影片围绕菊花展开，若把菊花抽掉故事就难以立住，虽为少数之言，但直抒观点丰富了评论角度。
三、影评功能：之于社会、电影与观众
（一）社会观念的传输和再译
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和影评有鲜明的时代痕迹，电影在“文明”与“愚昧”对抗的观念阻力中被赋予宣扬新观念的职能，“改革电影”①的影评也自然发挥此功能。
首先，注重电影主题对“四化”建设和群众生活的指导作用。如《甜蜜的生活》的影评直接指出其实用意义，“影片告诉人们在抓产量的同时，对计划生育要予以足够的重视。影片还告诉我们，实行计划生育工作，还必须与男婚女嫁问题上的移风易俗相结合。”最终落脚到“四化”号召“我们要向田大妈学习，做移风易俗的带头人，当‘四化’建设的促进派。”[26]《真是烦死人》讲生产与生活关系问题，影评通过杨厂长形象反差的喜剧性提倡保证生产的前提是解决生活问题。[27]其次，通过反讽情节扭转社会风气。《法庭内外》把特权事件的审判暴露于银幕，深思“文革”时期青少年教育的失败问题。影评指出让现实中同类人从中得到鉴镜，“《法庭内外》也可以说是一所‘道德法庭’！”[28]《陈奂生上城》通过陈奂生被聘采购员、女采购员和厂長谋私利等情节讽刺走关系现象。作者白长秋认为找关系、走后门已弥漫社会，影片犀利地指出此现象。[29]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80年代是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的年代，个人发展与投身社会建设并进。因此，80年代初期“提的问题都不太个人化，考虑的都是有关民族的，国家命运的大事”[30]。1976年后新主流观念亟待建立，影评将电影传达的观念再传递给观众，从侧面为改革提供力量。此类影评已超越对电影本体的评论，已延伸至社会并完成其社会职能。 （二）创作者与接受者的互动交流
影评的兴盛既利于电影从中总结创作经验，也为观众建立了表达空间。
评论《庐山恋》的影评对创作具有指导意义，作者认为此片摆脱了政治斗争，描写恋爱心理活动、两人等待父母“审判”的焦灼就是很好的心理细节。作者指出爱情影片的问题，“一方面，片片离不开谈情说爱……另一方面，对爱情的描写又总是畏畏缩缩，羞羞答答，不敢喧染。”[31]指出爱情题材电影要注重观众口味、丰富故事背景、加强心理细节描写。《陌生的朋友》的影评为电影语言创作提供建议，作者从导演技巧分析空间转换、剪辑和音响处理问题，指出“甚至在电影界还有这样一种看法，现代电影是‘无技巧剪接’，怎么拍都能接得上！这显然是一种偏见了。我认为，当代电影在采用‘无技巧剪接’时，必须精密设计于先，才能有剪辑的‘自由’。”[32]
此外，《电影评介》为广大观众提供了对电影各抒己见的交流平台。评论《天云山传奇》的作者发出应“爱护人、信任人、尊重人”的感慨[33]。《雅马哈鱼档》中迪斯科的被正名标志青年与世界潮流接轨，流行文化重塑各个新兴都市。影评作者结合大众对迪斯科态度的转变表达对80年代的看法，“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已经呈现出一个新的飞跃。”[34]
影评结合文本分析在叙事技巧、导演手法、演员表演等方面反观创作;结合现实生活提出对自我、社会和电影的见解。影评的发展兴盛利于创作者和观众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结语
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影评既是电影的监督者，为创作者提供中肯意见，也是观众的向导者，为观众提供真实可鉴的评论。影评服务和作用的对象走向“人”，提高大众的积极性和主体地位。此外，影评特点折射时代思潮，其功能利于80年代的社會建构。故而此时的影评不仅是关于电影的评论，也成为社会变革过程的重要一环。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的契口，与之相应的影评特点和功能才得以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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