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知中，杜甫是一副愁郁苦闷的面孔，翻看杜诗，观33首以戏为题的诗歌，可看到他轻松的一面。戏题诗虽是“戏”，却也不尽玩笑。戏的情感倾向是多样的，玩笑与严肃的程度也不同。
　　一、作为戏谑和自嘲的“戏”
　　戏多伴随着笑，伯格森《笑与滑稽》提到：“笑通常不带感情，滑稽似乎只有对那种完全平静安宁的心灵才能产生荡漾的效果。不带任何感情是笑的必要环境，因为笑的大敌莫过于情感。”这里的感情指怜悯之情，并非戏谑对象不值得同情，而是发笑时怜悯有所收敛，是理性而非情感占了上风。当作者将戏的对象更多地当作客观事物技巧性呈现时，滑稽程度上升，谐谑感增强。若与戏的对象距离过近，对书写对象的经历和命运饱含同情，戏谑感自然降低。
　　《戏赠友二首》分别写一月间两位朋友的坠马窘事，朋友受伤当然值得同情，而杜甫将两件意外并置分析其原因，已非进行同情之理解，而是以笑的方式论事和劝慰。同类还有《路逢襄阳杨少府入城，戏呈杨四员外绾》《戏为韦偃双松图歌》与《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
　　《戏作花卿歌》则不同，对其他对象杜甫是玩笑，而对花卿是讥讽。诗先写花卿的勇武彪悍和平贼功绩，发出“人道我卿绝世无”的赞颂。末句“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为其抱不平，明写猛将应守东都，实写花卿残忍蛮横，祸乱蜀中百姓，不当放任地方行事，“绝世无”是讥讽。
　　杜甫戏题诗中还有一些自况意味浓厚的诗歌，这些诗某些字句让人失笑，但整体氛围偏向悲苦。如天宝十四载的《官定后戏赠》：“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诗人得意微职可“逍遥”“耽酒”，戏意十足，而“山归兴尽”一语则又将诗人从坦荡自嘲拉回怅然若失的状态。天宝十载杜甫奏《三大礼赋》“参列选序”，但未得官;十二载《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写道：“儒术诚难起，家声庶已存。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这次求官失败后，诗人升起了对故山桃源的思念。十四载获得官职后，杜甫没有太多实现愿望的欣喜，同样作于此年的《去矣行》也表明了他对宦海生活的失望：“野人旷荡无腼颜，岂可久居王侯间。”该诗虽然字句间也有轻松玩笑的意味，但整体还是嘲的悲况更浓，诗歌本身有着强烈的情感倾向—凄凉，诗人自述凄凉时读者自然联想起其坎坷遭遇并报以同情，在阅读时恐也很难觉得这位怕趋走的诗人好笑。
　　此类诗还有《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戏赠阌乡秦少公短歌》《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等。《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刻画了郑广文的窘迫生活，写于天宝十四载，结合杜甫自身经历与《醉时歌》中广文先生与杜陵野客坎坷不遇、忘形痛饮的襟怀相契可知，其实这是自嘲。《戏赠阌乡秦少公短歌》感叹曾在行宫同舍为官的秦少公“多才依旧能潦倒”，也表达了对自己贬谪境遇的伤感之情。
　　二、制造戏谑的方法
　　考察杜甫戏题诗，可以看到写法上独特的形式特征，常用手法是将存在反差的事物并置，“将某一概念的自然表达改变为另一种调子的表达”，具体呈现为：
　　（一）用表达严肃概念的习惯用语来表达琐碎事物，以拔高后者。以《路逢襄阳杨少府入城，戏呈杨四员外绾》为例，杜甫赴华州任，路遇少府，托他给杨绾传信，然后一本正经地叙写琐碎之事—现下天气寒冷，山中少茯苓，待天气稍暖，我当“劚青冥”（松树下挖掘），“翻动神仙窟”（翻找树根处），“封题鸟兽形”（庄重包裹），诗人用“青冥”“神仙窟”“鸟兽形”这类意象朴重庞大的词语将挖掘茯苓的过程描绘得分外隆重，外在语词表达与实质内容形成有趣的反差。末直接打趣，华州藤杖不错，届时将一并寄送，供你酒醒后行走使用，立刻生動地勾勒出杨绾酒醒后拄着藤杖行走、身体偏倒不稳的情景，读之忍俊不禁。
　　（二）庄谐并置，从文化习惯中的严肃风雅降调为生活化书写，或在轻松随意的氛围中突兀严肃。《七月三日亭午已后较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先说阴阳相递，想到壮年的裘马清狂，对比如今白头萧条，感慨颇深。接着想到元曹长一心炼丹该不记得将朽的老友了。“高人”与“老丑”本为修真者与普通人的对比，而作者笔调一转，打趣元曹长少睡苦修神仙术，如今还是池中物，老丑鄙陋如我却能酣眠，并且醒来立即将所感畅泄笔端呈送给您。以比起修真者，贱夫有着可以酣睡这一优势的调侃之言打消了此前的种种愁绪。
　　《缆船苦风戏题四韵奉简郑十三判官（泛）》写风急天寒，风常吹落帽子，诗人在舟中分外寒冷，因而到郑泛处索酒御寒。吹帽落用孟嘉事：孟嘉龙山落帽，因才思敏捷、文辞超卓而四座叹服，本为文士风雅之事，但老杜帽落写得困窘辛酸，孟嘉的风雅与诗人的寒窘的对比生出了戏意。
　　《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以轻艳的词采写女乐歌舞欢宴，末“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以直朴浅近的语言调侃。整首诗是对艳曲模式的戏仿，歌舞场景缓和了劝诫的尖锐严肃，末两句的直白又消减了绮靡感。
　　三、酒兴与闲情
　　戏题诗中有十三首涉及酒，《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较为典型，都写到了诗人劝酒。一别五年，再遇汉中王，本应痛饮相叙，可他却出人意料地戒了酒，诗人以独醉调侃主人不能共饮。“已知嗟不起，未许醉相留”连用两典，前一句以枚乘《七发》中有疾不能尝美酒佳肴的楚太子比汉中王，后一句用陈遵投辖留客事对比，埋怨主人家不能留客畅饮。蜀酒、江鱼风味上佳，本该净扫雁池，如山简酩酊大醉，可叹主人戒酒，美事难现。第三首诗中提到了当下社会动荡，衰白之年难回乡，没想到再遇故知。主人既仍怜惜我的诗才，也当记起往日纵饮盛景，再续酒兴。末两句又自比枚乘，将汉中王暗作梁孝王，意写如今枚叟已至，梁孝王当早设宴款待索饮。
　　诗人再三言酒事，仇昭鳌认为：“三首俱带索饮意，故曰戏题。”分析文本，还能看到诗人由漂泊西南、欢宴难再生出的失落和感慨，共饮是交际叙情，也是对过往盛时的怀念。
　　杜甫戏题诗中，酒的出现频率很高，具体表现为对酒的提及、对醉酒状态的呈现、对宴饮活动的描写及玩笑式索饮。作调侃、戏谑意的戏包含着严肃庄重的游离，尽管在具体诗歌中体现程度不一。日常生活中，饮酒（除了祭祀仪式）确切地说醉酒，也包含着相似的意味，醉酒状态下的人呈现出背离秩序的一面，表现出种种窘态，或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 　　谷继明提到，经学家代表的“康成饮酒，在精神上取温克之义，实即以礼自持”。贤儒饮酒，仍能保持恭谦自持的姿态，而杜诗中的“酩酊”“耽酒”“酒癫狂”显然不是。
　　伯格森强调，滑稽的效果“与特定社会群体的生活习惯和观念息息相关”。宴饮在唐代人生活中尤其是文人生活中十分常见，宴会和饮酒为戏题诗的集中出现提供了环境。仕途失意、漂泊他乡后，宴饮更多地发生在旧识与朋友之间，此时的酒与醉又为戏增添了诗意。《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中杜甫写道：“晚节渐于诗律细，誰家数去酒杯宽。惟君最爱清狂客，百遍相过意未阑。”诗律与酒杯构成了杜甫政治失意后的主要文化生活：与友相聚，诗酒宽怀。如此社会氛围再加上个人经历，杜甫以诗索饮，既是朋友间的幽默之言，也隐含着对沉闷失意现状的不满、抒发这种不满的渴望，诗是抒发的途径，另一种途径是酒，确切地说是对饮，不是闷闷独饮。
　　沉闷的生活也使杜甫在诗歌上投入了更多心思，尝试新的诗歌技巧与领域，这也是接下来要提到的作为尝试的戏，在《数陪李梓州泛江中有女乐在诸舫中戏为艳曲二首赠李》中我们看到了对艳曲的戏仿，更加典型的是《戏为六绝句》《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与《风雨看舟前落花中戏为新句》。《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中诗人饶有兴致地描写江边的桃花如何长出疏篱而掉落枝头，不言花落，却言碧水勾引、妒风倒吹;落花疲懒飞到舟楫旁，碧水春风心生怯意任其飘零，可恨轻薄飞扬者被吹到怀中，而珍重自持者却无人接纳;雨中落花湿重变缓，飘落沙草，蜜蜂蝴蝶忽一改往日性情不再亲近，蜻蜓也碍于伯劳只是偷眼观看。对于这首诗的理解，仇昭鳌转引了王嗣奭之言：“此诗摹写物情，一一从舟中静看得之，都是虚景，都是设想，都是巧语，本大家不屑为者，故云戏为新句。”又曰“纤浓绮丽”，其言颇为得当，这首七古摹物细腻，落花、风、水情态俱出，纤细轻绮，与通常七古浑厚苍古的风格不符，也算别出新意。
　　此处的戏是一种文字游戏与诗的新变，这一尝试本是偏离诗歌传统的，而假戏为名弱化了这一偏离的严肃意味。
　　杜甫戏题诗的“戏”有着戏谑玩笑、讥讽、尝试等不同的意味，玩笑之“戏”是主体。写法上，将两种习惯上反差较大的话语融汇于诗中制造滑稽感;内容上，借酒（索酒和醉酒）来开玩笑。一些戏题诗内容上玩笑意味并不浓厚，其创作实际上是对诗歌题材和技巧的创新，以戏为题谦逊而谨慎地避免了这种创新可能会招致的严重后果。戏意味着对秩序和端正的背离，同时也弱化了这一背离的尖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