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0年8月16日，兰州市一家自助餐厅。77岁的邹世敏走了进来。服务员向她打招呼，邹世敏说：“先不要开单，我要看看菜。”她把台上每个菜都看了一遍，然后肯定地说：“你这些菜不值这么多钱!”服务员的脸色沉了下来，邹世敏却根本不看她。
2009年，邹世敏成了新闻人物。2008年12月，兰州市大面积停暖7天，邹世敏因寒冷患肺炎住进医院，前后折腾了一个月。2009年4月，邹世敏将市热力公司告上法庭，索赔医药费、精神损失费。一审法院判邹世敏败诉，邹上诉中院。热力公司3次上门调解，口头道歉，并愿给她一笔钱。但邹世敏宁愿不要钱，也要对方书面道歉。由于邹世敏坚持在调解书上应写明“道歉”二字以及為何道歉，故调解失败。二审又判邹世敏败诉。之后，她将官司情况详详细细写了4篇帖子，发到网上。
“通过这个官司，我发现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许多人都在为功名利禄活着。”邹世敏说，“有的人是蹲着观察，等邹世敏官司赢了，他也去打官司。有的人是坐享其成。我是为兰州20万人、7万户受冻的家庭说话，你们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事都不敢吭声，让一个孤老太太说话!我们的公民意识哪里去了?乡愿和犬儒之风盛行，这次又让我深刻地体验到了。”
官司立案时，很多媒体记者都来邹世敏家采访并询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等邹世敏官司打输，大部分媒体记者就都不来了。
邹世敏说她现在对人没有好看法。离异多年的她，只能孤身住在一套屋子里。很多“右派”都变成了“怪人”，邹世敏说她也是“怪人”，因为思想跟别人不一样。“尽管受过这么多摧残，我还要对社会尽一份责任。”邹世敏说，“我这个取暖官司是兰州的民生大案。这个官司不打下去，会成为我的心病，迟早会冒出来。不管输赢，官司我一定要打。如果赢了，是社会在进步。”
邹世敏的这份坚持甚至“偏执”，和她一生的遭逢是一脉相承的。
整人与“考验”
1950年代初期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读书。是邹世敏一生中最好的时期。但很快，风云突变。
1955年反胡风，邹世敏男友因为曾听说苏联红军在东北奸淫妇女和边界的事，去向团小组长汇报，组织上把他拿出来批斗，说他反苏。男朋友哭了，邹世敏推开他，去找团支部书记理论。书记望着她不说话，却很快把情况向上级汇报了。
反胡风后，1956年又搞肃反。邹世敏班20名同学，肃反对象有4个。一个从南方来的学生爱戴墨镜，就有“特务”之嫌。另一个同学，家里寄来个医用听诊器，被说成是“侦听器”，让她交待问题。白天斗，晚上斗，上厕所也有人跟着，寄来的信件都被搜查。
自从开了这些会后，邹世敏心里有事。老追着问肃反小组长：“怎么不给她们下结论?”肃反小组长说：“这是考验她们。”邹世敏很是反感：“你把侵犯人的尊严作为考验?”她憋不住，跑去问政治指导员。指导员一见邹世敏很高兴，说：“这次肃反，上面定的指标是5％，我肃了10％，上面表扬我了!要提拔了!”邹世敏一听，转身就出来了。
“大鸣大放”后接着是“大辩论”，实际拉开了反右的序幕。学校首次大辩论会的对象是一名任姓教授，名曰辩论，实则批斗。任教授沉默以对。邹世敏离开座位，走上讲台发言：“在是非不明的情况下开展批判，无异于压制鸣放……我看不出任老师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全场愕然，哑然。邹世敏回到座位后，一个东北同学小声说：“我以为你上厕所去了，谁知你上了讲台。这是什么时候，你还上台讲话?”
主持反右运动的领导找邹世敏谈话，责怪她：“一向听党的话，但这次经不住考验了。”又说：“李祖怡已定为右派，打算开除他的党籍。”李祖怡是上海籍学生，鸣放运动中，他在校刊连续发表5篇文章，号召同学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让思想活跃再活跃”。邹世敏一听，站起来说：“开除李祖怡的党籍，我就退团!”扬长而去。
1957年8月，临近毕业，学校召开对邹世敏的批判会。一年前已分配到哈尔滨工作的男友几次向学校来信，要求将邹世敏分配到哈尔滨。1957年9月，邹世敏被分配到哈尔滨市第一工人医院。上班后，邹世敏立即给学校写信，表示对批判不服。10月，学校给医院寄来材料，医院卢书记叫邹世敏去看。材料为邹世敏罗列4项罪状，并说她“对错误至今不认识，要来沈阳核实申诉”，定性及处理意见为：定为一般右派分子，每个月发给生活费30元，考察期一年。
邹世敏气愤而颤抖地看完材料，说材料与我本人面目全非，不能签字。说完就走了。这份没有签字的材料，从此压了她22年。
习惯孤独
刚参加工作就成了“右派”，陌生的同事不愿与她接近，跟她面对面坐着的医生，只顾自己看病，8小时不跟她说一句话。邹世敏也把自己封闭起来，会上不讲话，会下不与人交流。
1959年正是经济困难时期，邹世敏结了婚，怀了孕。每月30元生活费只够养活自己，向同事借钱时遭遇的斜眼和讥笑刺伤了她的自尊心。她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这件事，邹世敏至今不后悔：“我不要孩子，也是一种自尊，因为我不能自立，养活不了孩子。”
一年考察期已过，邹世敏找到医院人事科，要求给自己定工资级别，不被理睬。1960年，卫生部要在兰州医学院建立卫生系专业，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抽调数名教师，其中有邹世敏的爱人，邹世敏随之调到兰州，分配到兰医附属一院内科工作。
1959年起，全国分批给“改造好了的右派”摘帽。兰医在校右派均已摘帽，只剩邹世敏一人，因为她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
回想往事，邹世敏说：“我不承认右派，这是对我内心世界的维护。我提的意见不是政治层面的，我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只是为别人叫屈，就被打成右派。连我这样的人都定为右派，说明当时没什么法治，根据个别党员的意见、单位的意见，就可以把一个人打成右派，这对国家来说，就不是正常的。”
单位没人再与邹世敏谈一句工作以外的话，邹世敏也不与任何人接近。产期临近，邹世敏去了爱人所在的四川，在那里生下了女儿。女儿三四岁时，邹世敏给她讲故事，每讲到一个角色。女儿都问：“是好人还是坏人?”邹世敏一怔，心想：“孩子，你的母亲就是‘坏人’，如今众叛亲离，你将来也会与我划清界限吗?”
人性的变异
女儿刚生下时，留在四川由父亲照养，邹世敏独自回兰州上班。由于思念女儿及无人可与诉说，十分苦闷。医院一个领导去宿舍找她谈心，邹世敏不免吐露些冤屈压抑，谁知领导一下坐到她身边，动起手脚来。邹世敏立即站起来，说：“我是把你当老干部看的!”“老干部”临走前还问：“你不愿意?”不久，人事科通知邹世敏去酒泉农建十一师报到。那是一个偏僻的农场式单位。邹世敏猜测自己遭到了报复。但是，
2009年，邹世敏成了新闻人物。2008年12月，兰州市大面积停暖7天，邹世敏因寒冷患肺炎住进医院，前后折腾了一个月。2009年4月，邹世敏将市热力公司告上法庭，索赔医药费、精神损失费。一审法院判邹世敏败诉，邹上诉中院。热力公司3次上门调解，口头道歉，并愿给她一笔钱。但邹世敏宁愿不要钱，也要对方书面道歉。由于邹世敏坚持在调解书上应写明“道歉”二字以及為何道歉，故调解失败。二审又判邹世敏败诉。之后，她将官司情况详详细细写了4篇帖子，发到网上。
“通过这个官司，我发现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许多人都在为功名利禄活着。”邹世敏说，“有的人是蹲着观察，等邹世敏官司赢了，他也去打官司。有的人是坐享其成。我是为兰州20万人、7万户受冻的家庭说话，你们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事都不敢吭声，让一个孤老太太说话!我们的公民意识哪里去了?乡愿和犬儒之风盛行，这次又让我深刻地体验到了。”
官司立案时，很多媒体记者都来邹世敏家采访并询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等邹世敏官司打输，大部分媒体记者就都不来了。
邹世敏说她现在对人没有好看法。离异多年的她，只能孤身住在一套屋子里。很多“右派”都变成了“怪人”，邹世敏说她也是“怪人”，因为思想跟别人不一样。“尽管受过这么多摧残，我还要对社会尽一份责任。”邹世敏说，“我这个取暖官司是兰州的民生大案。这个官司不打下去，会成为我的心病，迟早会冒出来。不管输赢，官司我一定要打。如果赢了，是社会在进步。”
邹世敏的这份坚持甚至“偏执”，和她一生的遭逢是一脉相承的。
整人与“考验”
1950年代初期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读书。是邹世敏一生中最好的时期。但很快，风云突变。
1955年反胡风，邹世敏男友因为曾听说苏联红军在东北奸淫妇女和边界的事，去向团小组长汇报，组织上把他拿出来批斗，说他反苏。男朋友哭了，邹世敏推开他，去找团支部书记理论。书记望着她不说话，却很快把情况向上级汇报了。
反胡风后，1956年又搞肃反。邹世敏班20名同学，肃反对象有4个。一个从南方来的学生爱戴墨镜，就有“特务”之嫌。另一个同学，家里寄来个医用听诊器，被说成是“侦听器”，让她交待问题。白天斗，晚上斗，上厕所也有人跟着，寄来的信件都被搜查。
自从开了这些会后，邹世敏心里有事。老追着问肃反小组长：“怎么不给她们下结论?”肃反小组长说：“这是考验她们。”邹世敏很是反感：“你把侵犯人的尊严作为考验?”她憋不住，跑去问政治指导员。指导员一见邹世敏很高兴，说：“这次肃反，上面定的指标是5％，我肃了10％，上面表扬我了!要提拔了!”邹世敏一听，转身就出来了。
“大鸣大放”后接着是“大辩论”，实际拉开了反右的序幕。学校首次大辩论会的对象是一名任姓教授，名曰辩论，实则批斗。任教授沉默以对。邹世敏离开座位，走上讲台发言：“在是非不明的情况下开展批判，无异于压制鸣放……我看不出任老师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全场愕然，哑然。邹世敏回到座位后，一个东北同学小声说：“我以为你上厕所去了，谁知你上了讲台。这是什么时候，你还上台讲话?”
主持反右运动的领导找邹世敏谈话，责怪她：“一向听党的话，但这次经不住考验了。”又说：“李祖怡已定为右派，打算开除他的党籍。”李祖怡是上海籍学生，鸣放运动中，他在校刊连续发表5篇文章，号召同学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让思想活跃再活跃”。邹世敏一听，站起来说：“开除李祖怡的党籍，我就退团!”扬长而去。
1957年8月，临近毕业，学校召开对邹世敏的批判会。一年前已分配到哈尔滨工作的男友几次向学校来信，要求将邹世敏分配到哈尔滨。1957年9月，邹世敏被分配到哈尔滨市第一工人医院。上班后，邹世敏立即给学校写信，表示对批判不服。10月，学校给医院寄来材料，医院卢书记叫邹世敏去看。材料为邹世敏罗列4项罪状，并说她“对错误至今不认识，要来沈阳核实申诉”，定性及处理意见为：定为一般右派分子，每个月发给生活费30元，考察期一年。
邹世敏气愤而颤抖地看完材料，说材料与我本人面目全非，不能签字。说完就走了。这份没有签字的材料，从此压了她22年。
习惯孤独
刚参加工作就成了“右派”，陌生的同事不愿与她接近，跟她面对面坐着的医生，只顾自己看病，8小时不跟她说一句话。邹世敏也把自己封闭起来，会上不讲话，会下不与人交流。
1959年正是经济困难时期，邹世敏结了婚，怀了孕。每月30元生活费只够养活自己，向同事借钱时遭遇的斜眼和讥笑刺伤了她的自尊心。她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这件事，邹世敏至今不后悔：“我不要孩子，也是一种自尊，因为我不能自立，养活不了孩子。”
一年考察期已过，邹世敏找到医院人事科，要求给自己定工资级别，不被理睬。1960年，卫生部要在兰州医学院建立卫生系专业，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抽调数名教师，其中有邹世敏的爱人，邹世敏随之调到兰州，分配到兰医附属一院内科工作。
1959年起，全国分批给“改造好了的右派”摘帽。兰医在校右派均已摘帽，只剩邹世敏一人，因为她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
回想往事，邹世敏说：“我不承认右派，这是对我内心世界的维护。我提的意见不是政治层面的，我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只是为别人叫屈，就被打成右派。连我这样的人都定为右派，说明当时没什么法治，根据个别党员的意见、单位的意见，就可以把一个人打成右派，这对国家来说，就不是正常的。”
单位没人再与邹世敏谈一句工作以外的话，邹世敏也不与任何人接近。产期临近，邹世敏去了爱人所在的四川，在那里生下了女儿。女儿三四岁时，邹世敏给她讲故事，每讲到一个角色。女儿都问：“是好人还是坏人?”邹世敏一怔，心想：“孩子，你的母亲就是‘坏人’，如今众叛亲离，你将来也会与我划清界限吗?”
人性的变异
女儿刚生下时，留在四川由父亲照养，邹世敏独自回兰州上班。由于思念女儿及无人可与诉说，十分苦闷。医院一个领导去宿舍找她谈心，邹世敏不免吐露些冤屈压抑，谁知领导一下坐到她身边，动起手脚来。邹世敏立即站起来，说：“我是把你当老干部看的!”“老干部”临走前还问：“你不愿意?”不久，人事科通知邹世敏去酒泉农建十一师报到。那是一个偏僻的农场式单位。邹世敏猜测自己遭到了报复。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