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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高新科技同金融业的日益密切结合，非银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信用创造开始脱离商业银行而独立存在，其规模已直追传统的商业银行。
随着现代高新科技同金融业的日益密切结合，非银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信用创造开始脱离商业银行而独立存在，其规模已直追传统的商业银行。然而，这种信用创造活动，并未体现在各国央行统计的货币总量指标中，但却切实影响着实体经济发展。显然，非银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信用创造活动，对各国的金融稳定和宏观调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作为改善金融宏观调控的必要条件，我们需要将自己的金融宏观调控的重点由以货币供给为核心的负债面转移到以各类信用为主体的资产面。这就需要定义一个能涵盖全部信用在内的新的宏观金融统计指标，用以准确、及时刻画和追踪宏观金融和宏观经济的变动趋势。
最近，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组织的研究团队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完成了一部名叫《大资管框架下的资金流动》的专著。这部专著提供了一个分析全社会信用总量的框架，并据此对我国全社会信用总量进行了统计和估计。
就此专著的积极意义，记者专访了我国著名金融专家、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李扬理事长说，根据研究计划，今后，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将依据这个理论框架，定期统计并公布我国信用总量、结构及其变化，用之分析我国的宏观金融问题。
而且这部新著，值得向业界、学术界和监管部门推荐。
一项有价值的工作
据李扬理事长介绍，这项工程浩大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十余年前的一项课题。那时，如今被称作“影子银行”的诸种信用创造活动，刚刚开始在我国正规金融体系的边缘以“银行理财产品”的名义在生长。那时，政策的氛围同目前截然不同——如今，监管当局正致力于将“表外”“场外”“线上”的所有金融活动拉回表内、场内和线下，并施以统一的严格监管；而十余年前，大力发展表外、场外和线上金融活动，成为所有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实施战略转型的主要方向，在政策层面，这些活动更得到的是如同今天“双创”那样的鼓励。
李扬说：“当时我们就敏感地认识到，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就在这些变革中酝酿。于是，2005年，我们成立了中国社科院‘理财研究中心’，专事此类研究。后来，几经变化，这一中心最终定型为如今的‘财富管理研究中心’（以下称‘财富中心’），成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支柱之一。”
最初的工作是对各银行金融机构提供在市场上的理财产品进行评估，并以评价报告的形式向社会公布。记得那时，他们解构了当时几乎所有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且发现甚多，其中令人担忧的发现就是，那些自称自诩“创新”的理财产品，其实大都是“高息揽存”的变种，且有虚假陈述的问题，尤其是这些产品允诺的高收益，更是难以兑现。另外，这些理财产品的条款复杂且陷阱重重，使得投资者很难保护自己的权益。
财富中心的工作很快就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从事相关业务的各类金融机构、广大投资者和研究界逐渐将财富中心的定期成果作为开展业务、进行投资决策和理论研究的重要参考，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的主要领导也发现了此项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并要求财富中心定期向他们报送研究材料。
接着就来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自然地，影子银行概念，作为引发危机的“祸水”，也引起了国人的关注。
最初，人们沿着惯行的思维路径，拿这个新近“舶来”的概念“套”中国的实践。然而，深入研究后就发现，影子银行，作为以发达资本市场为基础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的产物，在我们这里并没有非常良好的生长环境，因此，那些以影子银行之名推向市场的各类新产品，多数只是披着新衣的传统银行和传统金融活动。换言之，如果说在美国，影子银行的发展是“脱媒”趋势的续篇，其所引导的资金流动是“从银行中来，到资本市场上去”，那么，在中国，理财产品芸芸多数只是传统金融活动的变种，其所引导的资金流动则是“从银行中来，回到银行中去”。
认识及此，财富管理中心围绕我国的影子银行以及相关的最新发展，开展了一项意义重大的研究工作，并于2013年形成了由殷剑峰和王增武博士领衔的专著《影子银行和银行的影子》（以下称“影子”）。
李扬认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影子”都可圈可点。其主要贡献，一是以“银行的影子”这一极具冲击力的概念，揭示了我国大量“金融创新”实际上仍在从事传统银行业务的本质；二是确认了信用研究在目前和今后金融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作者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为我们分析当前及未来高度复杂且越来越复杂的金融现象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框架。
关于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影子”尖锐地指出：当下中国各种“金融创新”，多数只是新瓶装旧酒。事实上，最近几年风生水起的“互联网金融”等，多数也不脱此窠臼。只要看一看那些自称自诩的“新金融”们，只要有机会便试图“建立资金池”、发放贷款或变相发行各类证券的事实便知，所有这些活动，其主要动力和目的都是“监管套利”，因而除了将我国的金融上层建筑越搞越复杂、越搞越膨胀，并不断推高利率水平、增加纯粹流通费用和交易成本之外，就是有意无意地引导了一个金融“脱实向虚”的进程。
做了如此“穿透”式分析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近年来我国的金融乱象，仍然是典型的体制现象。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金融发展状况而论，在于我国的金融市场尚不发达；就体制机制而言，在于我国金融管制仍相当僵硬以及监管框架的不协调。了解中国影子银行与互联网金融（后者中的很多也可被视为影子银行）这一复杂特点以及深藏其后的体制机制弊端，我们就不难理解，自2015年7月开始的十部委联合展开的互联网金融整顿，为何至今仍未结束；同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2017年4月25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以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为主题的第40次集体学习会上，习主席为什么把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金融监管的重点置于金融市场和互联网金融上。 李扬说，“影子”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用21世纪以来全球以及中国金融结构变动的事实，凸显了信用在金融运行中的重要地位。作者不仅对一个过去人们很少使用的概念——信用——进行了界说，定义了“信用总量”的统计分析概念，而且运用这一概念和分析框架，对十余年来全球以及我国宏观金融的运行，给出了令人信服的新解释。
信用与货币
李扬强调：“研究信用，首先要辨析信用和货币的关系。”
关于信用和货币、信用创造和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历来就有两种逻辑不同的分析思路——信用的货币理论（monetary theory of credit）和货币的信用理论（credit theory of money）。
信用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先于信用而存在，因此，定义货币是分析信用的前提。其分析逻辑，首先是给出货币的适当定义，考察经济交易过程中商品流和货币流的关系，然后从中提炼出货币、准货币直至信用的定义并厘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作为一种货币分析框架，信用的货币理论试图解释各类货币工具（货币和准货币）在交易过程和中介过程这两个分离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联系。在现实中，信用的货币理论曾长期主宰金融理论界，并塑造了以货币分析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和以货币及利率为主要调控对象的货币政策体系。
货币的信用理论则相反，它认为，在人类社会中，信用作为一种要求权（claim），早在5000年前便已存在，而自那以后的数千年里，货币还在为寻找其固定的实现形式而上下求索。事实上，最早的货币制度——金本位制——只是在1819年英国通过《恢复现金支付法案》（Act for the Resumption of Cash Payments，1819）时方才建立。因此，从历史的和逻辑的关系上看，信用都先于货币，而且，信用是解释银行、货币及实体经济之间内在联系机制的核心概念。事实上，在现代中央银行产生之前，如今我们熟知的环绕货币供求展开的概念和理论分析框架还不存在，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探讨，集中围绕信用创造机制展开。在这个意义上，信用创造理论是现代货币供给理论的前身。古典经济学家如瓦尔拉斯?麦克路德、魏克赛尔等，还有当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Stiglitz）、 格林沃尔德（Greenwald）、 伯南克（Bernanke）等，都持此论。
货币是信用的一种，但信用却并不依赖货币而存在，足见信用先于且相对独立于货币而存在。信用对货币的优先关系，还可通过研究信用和货币相互生成关系加以分析。现实中，存在着两种状况。一种状况是，信用创造直接造成货币流量和存量同时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是信用创造货币。另一种状况是，信用创造并不改变货币存量，但加速货币的流通，从而增加货币流量。在这种情况下，信用的产生并不相应创造货币，这更证明了信用相对于货币的优先地位。
李扬说，我们所以花一定的篇幅来讨论信用和货币的关系，是因为，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相继出现了货币与信用走势相分离的现象。信用的变化决定着经济的恢复及其走势，而仅仅依托以调控货币为核心的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显然难以应付因影子银行野蛮生长所带来的信用膨胀局面。
信用创造的载体：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影子银行
李扬认为，货币由信用驱动，而信用规模由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决定。在实践中，理论所称的信用创造过程，就是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支持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信用创造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之一。
在历史上，有了商品经济，便有了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只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逻辑关系上，它是商业信用的延伸。但是，银行信用一经产生，便显示出其优于商业信用的多方面特征，致使在一段时期内，几乎所有的信用活动都集中于商业银行并采取银行信用的形式，反转来，信用创造也因而成为商业银行的基本功能和主要特征。
传统的信用创造机制，是基于金融中介的信用创造机制。从运行机制上看，传统信用创造机制是“外生驱动”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创造信用载体；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同时评价贷款客体的信用级别，对贷款进行定价和配置，创造新的信用。随着企业或个人归还银行贷款，整个信用创造过程便告结束，货币被勾销。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活动是对因存、贷款期限错配而产生的资金时间价值的高度应用，只有将存款和贷款功能集于一体，形成存款—贷款—派生存款……的循环过程，信用创造功能方能充分发挥。
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与货币供给紧密相关。在现代社会，货币供给增加的最主要渠道，就是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鉴此，现代中央银行和金融市场监管者设计了有效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工具来管理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过程，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流动性比率、杠杆率、预付比率、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
然而，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的深入，不仅资产管理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战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就是其负债管理业务也已逐渐挣脱了被动存款的束缚：商业银行不再“坐等”存款上门，而是主动根据经济目标和资金流动性的需要，随时在国内或者其他金融市场上发行信用凭证来为其贷款筹资。并且，随着可转让存单和大量的其他融资工具的发展，商业银行事实上变成了连接资金供求双方的经纪人。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可上市交易的金融工具并不为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这使得商业银行对于中央银行的依赖性趋向减小。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控制程度逐渐弱化，进一步加强了货币的内生性。
李扬指出，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发展，信用创造的载体开始超越商业银行。首先是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逐渐参与到信用创造的队伍中来。它们通过签发初始信用工具，发行对自己的要求权，便可在不触动货币供应存量的条件下，发动信用创造过程，满足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需求。然后，金融市场自身，通过不断开发新的交易和提升金融市場的流动性，通过几乎无限制地对现有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的“再构造”，也逐渐具备了信用创造的功能。这样一些发展，逐渐汇聚为一个新的概念——影子银行。 李扬认为，就功能与影响而论，影子银行体系同传统金融业存在巨大差异。传统银行业创造信用，主要依靠的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创造货币；而影子银行体系则主要通过开发交易活动和提升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提高传统金融产品的流通速度，或者通过对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再构造”，来向经济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信用保证。
李扬说，简言之，影子银行创造信用，对于货币当局紧紧盯住的货币存量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如今，以移动互联网为载体，以市场交易为基本渠道的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体系，形成了一种游离于传统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货币供给机制之外的信用创造机制，并日益侵蚀着它们的传统领地。这些发展，再次证实了哈耶克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曾做出的信用创造机制多元性的论断。
影子银行：创新的源泉、监管的重点
人们都将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归结于影子银行的野蛮生长，然而，深入研究影子银行产生、发展、功能、作用及其影响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影子银行体系（当然不是那些“银行的影子”）是应筹资者和投资者们的多样化需求而产生，并依托现代信息业和其他高新科技发展而发展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代表的正是金融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另一方面，由于影子银行的发展启动了未受监管当局有效监管的规模日益增大的信用创造活动，使得当今世界的各类金融风险大都有其活动的身影，在这个意义上，影子银行又是监管的重点。简言之，在确认影子银行体系作为金融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的同时，如何以创新的精神探讨对之施以有效监管，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真正挑战。
虽然影子银行只是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才被世人关注，但其发展历史其实已经长达30余年。
李扬说，迄今为止，理论界尚无对影子银行的统一定义。在实践上，很多机构，例如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和美联储（FED）等，倾向于使用资金流量表中的“其他金融中介”的数据来估算影子银行体系的信用规模。这一统计框架暗含着一个对影子银行的定义，即：它们是正规银行体系之外的信用中介实体或信用创造活动。简单地说，影子银行就是非银行的信用中介。
李扬介绍，非银行信用中介仍然是非常籠统的概念，在实践上它们可能有多种形式。鉴于美国的影子银行体系相对发达，我们不妨以美国的实践为蓝本，对其做进一步辨析。在美国，影子银行的主要构成有五。其一，由多种机构参与的资产证券化安排。其中，诸如房地美和房利美等联邦政府发起设立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机构，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各类私人机构发起的证券化安排中，投资银行也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其二，市场型金融公司，如货币市场基金、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独立金融公司、各类私人信用贷款机构等。其三，结构化投资实体、房地产投资信托、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管道等。它们多由商业银行或金融控股公司发起，并构成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四，经纪人和做市商所从事的融资、融券活动。其五，银行之外的各类支付、结算和清算便利，如第三方支付等。
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FSB，2012，2013，2017）对全球25个司法辖区和欧盟地区的资金流量表中的“其他金融中介”的统计，2002年，影子银行的规模已达27万亿美元；2007年升至60万亿美元；2008年危机爆发，其规模稍减，但仍有56万亿美元之巨；2011年，危机稍有纾缓，便重拾增势，跃升至67万亿美元；2015年，随着全球金融形势趋稳，其规模又跃增至92万亿美元。2015年，影子银行的信用规模相当于该25个司法辖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0%。就金融体系自身比较，影子银行体系创造出的信用规模约达金融体系总规模的30%，直追传统银行体系的近40%。
李扬强调，在过去的30余年中，影子银行机构一直没有资格获得最后贷款人的流动性支持，它们无法直接与中央银行进行交易。反过来，央行严密控制的基础货币规模，也无法反映影子银行体系对高能货币的需求。因此，人们无法直接观察到影子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对货币供应乃至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但是，在2007年次贷危机中，美联储直接在货币市场上大批购买影子银行机构的各种批发性证券资产，从而增加了基础货币，扩张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使影子银行机构的信用创造潜力有了公开释放和表现的途径和平台。这表明，经由影子银行体系进行的信用创造，对货币市场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已经达到了不可忽视的程度。
随着现代高新科技同金融业的日益密切结合，非银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信用创造开始脱离商业银行而独立存在，其规模已直追传统的商业银行。然而，这种信用创造活动，并未体现在各国央行统计的货币总量指标中，但却切实影响着实体经济发展。显然，非银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信用创造活动，对各国的金融稳定和宏观调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作为改善金融宏观调控的必要条件，我们需要将自己的金融宏观调控的重点由以货币供给为核心的负债面转移到以各类信用为主体的资产面。这就需要定义一个能涵盖全部信用在内的新的宏观金融统计指标，用以准确、及时刻画和追踪宏观金融和宏观经济的变动趋势。
最近，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组织的研究团队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完成了一部名叫《大资管框架下的资金流动》的专著。这部专著提供了一个分析全社会信用总量的框架，并据此对我国全社会信用总量进行了统计和估计。
就此专著的积极意义，记者专访了我国著名金融专家、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李扬理事长说，根据研究计划，今后，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将依据这个理论框架，定期统计并公布我国信用总量、结构及其变化，用之分析我国的宏观金融问题。
而且这部新著，值得向业界、学术界和监管部门推荐。
一项有价值的工作
据李扬理事长介绍，这项工程浩大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十余年前的一项课题。那时，如今被称作“影子银行”的诸种信用创造活动，刚刚开始在我国正规金融体系的边缘以“银行理财产品”的名义在生长。那时，政策的氛围同目前截然不同——如今，监管当局正致力于将“表外”“场外”“线上”的所有金融活动拉回表内、场内和线下，并施以统一的严格监管；而十余年前，大力发展表外、场外和线上金融活动，成为所有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实施战略转型的主要方向，在政策层面，这些活动更得到的是如同今天“双创”那样的鼓励。
李扬说：“当时我们就敏感地认识到，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就在这些变革中酝酿。于是，2005年，我们成立了中国社科院‘理财研究中心’，专事此类研究。后来，几经变化，这一中心最终定型为如今的‘财富管理研究中心’（以下称‘财富中心’），成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支柱之一。”
最初的工作是对各银行金融机构提供在市场上的理财产品进行评估，并以评价报告的形式向社会公布。记得那时，他们解构了当时几乎所有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且发现甚多，其中令人担忧的发现就是，那些自称自诩“创新”的理财产品，其实大都是“高息揽存”的变种，且有虚假陈述的问题，尤其是这些产品允诺的高收益，更是难以兑现。另外，这些理财产品的条款复杂且陷阱重重，使得投资者很难保护自己的权益。
财富中心的工作很快就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从事相关业务的各类金融机构、广大投资者和研究界逐渐将财富中心的定期成果作为开展业务、进行投资决策和理论研究的重要参考，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的主要领导也发现了此项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并要求财富中心定期向他们报送研究材料。
接着就来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自然地，影子银行概念，作为引发危机的“祸水”，也引起了国人的关注。
最初，人们沿着惯行的思维路径，拿这个新近“舶来”的概念“套”中国的实践。然而，深入研究后就发现，影子银行，作为以发达资本市场为基础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的产物，在我们这里并没有非常良好的生长环境，因此，那些以影子银行之名推向市场的各类新产品，多数只是披着新衣的传统银行和传统金融活动。换言之，如果说在美国，影子银行的发展是“脱媒”趋势的续篇，其所引导的资金流动是“从银行中来，到资本市场上去”，那么，在中国，理财产品芸芸多数只是传统金融活动的变种，其所引导的资金流动则是“从银行中来，回到银行中去”。
认识及此，财富管理中心围绕我国的影子银行以及相关的最新发展，开展了一项意义重大的研究工作，并于2013年形成了由殷剑峰和王增武博士领衔的专著《影子银行和银行的影子》（以下称“影子”）。
李扬认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影子”都可圈可点。其主要贡献，一是以“银行的影子”这一极具冲击力的概念，揭示了我国大量“金融创新”实际上仍在从事传统银行业务的本质；二是确认了信用研究在目前和今后金融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作者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为我们分析当前及未来高度复杂且越来越复杂的金融现象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框架。
关于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影子”尖锐地指出：当下中国各种“金融创新”，多数只是新瓶装旧酒。事实上，最近几年风生水起的“互联网金融”等，多数也不脱此窠臼。只要看一看那些自称自诩的“新金融”们，只要有机会便试图“建立资金池”、发放贷款或变相发行各类证券的事实便知，所有这些活动，其主要动力和目的都是“监管套利”，因而除了将我国的金融上层建筑越搞越复杂、越搞越膨胀，并不断推高利率水平、增加纯粹流通费用和交易成本之外，就是有意无意地引导了一个金融“脱实向虚”的进程。
做了如此“穿透”式分析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近年来我国的金融乱象，仍然是典型的体制现象。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金融发展状况而论，在于我国的金融市场尚不发达；就体制机制而言，在于我国金融管制仍相当僵硬以及监管框架的不协调。了解中国影子银行与互联网金融（后者中的很多也可被视为影子银行）这一复杂特点以及深藏其后的体制机制弊端，我们就不难理解，自2015年7月开始的十部委联合展开的互联网金融整顿，为何至今仍未结束；同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2017年4月25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以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为主题的第40次集体学习会上，习主席为什么把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金融监管的重点置于金融市场和互联网金融上。 李扬说，“影子”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用21世纪以来全球以及中国金融结构变动的事实，凸显了信用在金融运行中的重要地位。作者不仅对一个过去人们很少使用的概念——信用——进行了界说，定义了“信用总量”的统计分析概念，而且运用这一概念和分析框架，对十余年来全球以及我国宏观金融的运行，给出了令人信服的新解释。
信用与货币
李扬强调：“研究信用，首先要辨析信用和货币的关系。”
关于信用和货币、信用创造和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历来就有两种逻辑不同的分析思路——信用的货币理论（monetary theory of credit）和货币的信用理论（credit theory of money）。
信用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先于信用而存在，因此，定义货币是分析信用的前提。其分析逻辑，首先是给出货币的适当定义，考察经济交易过程中商品流和货币流的关系，然后从中提炼出货币、准货币直至信用的定义并厘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作为一种货币分析框架，信用的货币理论试图解释各类货币工具（货币和准货币）在交易过程和中介过程这两个分离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联系。在现实中，信用的货币理论曾长期主宰金融理论界，并塑造了以货币分析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和以货币及利率为主要调控对象的货币政策体系。
货币的信用理论则相反，它认为，在人类社会中，信用作为一种要求权（claim），早在5000年前便已存在，而自那以后的数千年里，货币还在为寻找其固定的实现形式而上下求索。事实上，最早的货币制度——金本位制——只是在1819年英国通过《恢复现金支付法案》（Act for the Resumption of Cash Payments，1819）时方才建立。因此，从历史的和逻辑的关系上看，信用都先于货币，而且，信用是解释银行、货币及实体经济之间内在联系机制的核心概念。事实上，在现代中央银行产生之前，如今我们熟知的环绕货币供求展开的概念和理论分析框架还不存在，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探讨，集中围绕信用创造机制展开。在这个意义上，信用创造理论是现代货币供给理论的前身。古典经济学家如瓦尔拉斯?麦克路德、魏克赛尔等，还有当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Stiglitz）、 格林沃尔德（Greenwald）、 伯南克（Bernanke）等，都持此论。
货币是信用的一种，但信用却并不依赖货币而存在，足见信用先于且相对独立于货币而存在。信用对货币的优先关系，还可通过研究信用和货币相互生成关系加以分析。现实中，存在着两种状况。一种状况是，信用创造直接造成货币流量和存量同时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是信用创造货币。另一种状况是，信用创造并不改变货币存量，但加速货币的流通，从而增加货币流量。在这种情况下，信用的产生并不相应创造货币，这更证明了信用相对于货币的优先地位。
李扬说，我们所以花一定的篇幅来讨论信用和货币的关系，是因为，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相继出现了货币与信用走势相分离的现象。信用的变化决定着经济的恢复及其走势，而仅仅依托以调控货币为核心的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显然难以应付因影子银行野蛮生长所带来的信用膨胀局面。
信用创造的载体：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影子银行
李扬认为，货币由信用驱动，而信用规模由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决定。在实践中，理论所称的信用创造过程，就是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支持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信用创造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之一。
在历史上，有了商品经济，便有了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只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逻辑关系上，它是商业信用的延伸。但是，银行信用一经产生，便显示出其优于商业信用的多方面特征，致使在一段时期内，几乎所有的信用活动都集中于商业银行并采取银行信用的形式，反转来，信用创造也因而成为商业银行的基本功能和主要特征。
传统的信用创造机制，是基于金融中介的信用创造机制。从运行机制上看，传统信用创造机制是“外生驱动”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创造信用载体；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同时评价贷款客体的信用级别，对贷款进行定价和配置，创造新的信用。随着企业或个人归还银行贷款，整个信用创造过程便告结束，货币被勾销。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活动是对因存、贷款期限错配而产生的资金时间价值的高度应用，只有将存款和贷款功能集于一体，形成存款—贷款—派生存款……的循环过程，信用创造功能方能充分发挥。
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与货币供给紧密相关。在现代社会，货币供给增加的最主要渠道，就是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鉴此，现代中央银行和金融市场监管者设计了有效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工具来管理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过程，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流动性比率、杠杆率、预付比率、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
然而，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的深入，不仅资产管理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战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就是其负债管理业务也已逐渐挣脱了被动存款的束缚：商业银行不再“坐等”存款上门，而是主动根据经济目标和资金流动性的需要，随时在国内或者其他金融市场上发行信用凭证来为其贷款筹资。并且，随着可转让存单和大量的其他融资工具的发展，商业银行事实上变成了连接资金供求双方的经纪人。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可上市交易的金融工具并不为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这使得商业银行对于中央银行的依赖性趋向减小。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控制程度逐渐弱化，进一步加强了货币的内生性。
李扬指出，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发展，信用创造的载体开始超越商业银行。首先是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逐渐参与到信用创造的队伍中来。它们通过签发初始信用工具，发行对自己的要求权，便可在不触动货币供应存量的条件下，发动信用创造过程，满足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需求。然后，金融市场自身，通过不断开发新的交易和提升金融市場的流动性，通过几乎无限制地对现有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的“再构造”，也逐渐具备了信用创造的功能。这样一些发展，逐渐汇聚为一个新的概念——影子银行。 李扬认为，就功能与影响而论，影子银行体系同传统金融业存在巨大差异。传统银行业创造信用，主要依靠的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创造货币；而影子银行体系则主要通过开发交易活动和提升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提高传统金融产品的流通速度，或者通过对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再构造”，来向经济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信用保证。
李扬说，简言之，影子银行创造信用，对于货币当局紧紧盯住的货币存量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如今，以移动互联网为载体，以市场交易为基本渠道的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体系，形成了一种游离于传统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货币供给机制之外的信用创造机制，并日益侵蚀着它们的传统领地。这些发展，再次证实了哈耶克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曾做出的信用创造机制多元性的论断。
影子银行：创新的源泉、监管的重点
人们都将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归结于影子银行的野蛮生长，然而，深入研究影子银行产生、发展、功能、作用及其影响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影子银行体系（当然不是那些“银行的影子”）是应筹资者和投资者们的多样化需求而产生，并依托现代信息业和其他高新科技发展而发展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代表的正是金融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另一方面，由于影子银行的发展启动了未受监管当局有效监管的规模日益增大的信用创造活动，使得当今世界的各类金融风险大都有其活动的身影，在这个意义上，影子银行又是监管的重点。简言之，在确认影子银行体系作为金融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的同时，如何以创新的精神探讨对之施以有效监管，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真正挑战。
虽然影子银行只是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才被世人关注，但其发展历史其实已经长达30余年。
李扬说，迄今为止，理论界尚无对影子银行的统一定义。在实践上，很多机构，例如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和美联储（FED）等，倾向于使用资金流量表中的“其他金融中介”的数据来估算影子银行体系的信用规模。这一统计框架暗含着一个对影子银行的定义，即：它们是正规银行体系之外的信用中介实体或信用创造活动。简单地说，影子银行就是非银行的信用中介。
李扬介绍，非银行信用中介仍然是非常籠统的概念，在实践上它们可能有多种形式。鉴于美国的影子银行体系相对发达，我们不妨以美国的实践为蓝本，对其做进一步辨析。在美国，影子银行的主要构成有五。其一，由多种机构参与的资产证券化安排。其中，诸如房地美和房利美等联邦政府发起设立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机构，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各类私人机构发起的证券化安排中，投资银行也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其二，市场型金融公司，如货币市场基金、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独立金融公司、各类私人信用贷款机构等。其三，结构化投资实体、房地产投资信托、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管道等。它们多由商业银行或金融控股公司发起，并构成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四，经纪人和做市商所从事的融资、融券活动。其五，银行之外的各类支付、结算和清算便利，如第三方支付等。
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FSB，2012，2013，2017）对全球25个司法辖区和欧盟地区的资金流量表中的“其他金融中介”的统计，2002年，影子银行的规模已达27万亿美元；2007年升至60万亿美元；2008年危机爆发，其规模稍减，但仍有56万亿美元之巨；2011年，危机稍有纾缓，便重拾增势，跃升至67万亿美元；2015年，随着全球金融形势趋稳，其规模又跃增至92万亿美元。2015年，影子银行的信用规模相当于该25个司法辖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0%。就金融体系自身比较，影子银行体系创造出的信用规模约达金融体系总规模的30%，直追传统银行体系的近40%。
李扬强调，在过去的30余年中，影子银行机构一直没有资格获得最后贷款人的流动性支持，它们无法直接与中央银行进行交易。反过来，央行严密控制的基础货币规模，也无法反映影子银行体系对高能货币的需求。因此，人们无法直接观察到影子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对货币供应乃至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但是，在2007年次贷危机中，美联储直接在货币市场上大批购买影子银行机构的各种批发性证券资产，从而增加了基础货币，扩张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使影子银行机构的信用创造潜力有了公开释放和表现的途径和平台。这表明，经由影子银行体系进行的信用创造，对货币市场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已经达到了不可忽视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