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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沈阳 110034；1.河北大学 河北保定 071002；2.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沈阳 110034）
摘要：文革时期新词语因其鲜明浓重的政治色彩而使其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文章拟对文革时期新词语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探析，以益于后续研究。
关键词：文革时期；新词语
引言
文革语言因其鲜明浓重的政治色彩，一直是学界较为隐讳的研究课题，但也因此，这一研究则更有其独到价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随着进一步的解放思想，更多的研究材料得以公开，使得文革语言研究在新世纪初期形成了一个研究高潮，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文革语言本体研究中，词汇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但学界对于这一时期的新词语研究还未进行过全面系统的总结。本文拟对前贤的学术成果进行总结概述，旨在梳理脉络，以益于后续研究。
一、“文革词语”的界定
“文革语言”首次出现于1984年8月9日《人民日报》上。戴昭铭（1996）认为“文革语言”是总称，“文革词语”是其下位概念；郭熙（2004）主张“文革语言”等同于“文革词语”。此外，还有“红卫兵语言”（孔亚飞2010）、“十年词汇”（唐余俊2012a）等提法。我们倾向于将“文革词语”作为“文革语言”的下位概念来理解。大部分学者认为“文革词语”起止时间为1966至1976这十年。朱学勤（1988）认为红卫兵语言源于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而吴中杰（1997）認为“至少可以上溯到1928年的‘文学革命’论争”。刁晏斌（2011）认为“文革语言”有一个“前发展”阶段和一个“后持续”阶段，语言研究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时间。
二、文革新词语的产生研究
词语是语言与社会共变关系的有力证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会促使新词语的产生，只是数量和内容有别而已。文革词语中的新成员包括文革时期的新造词、外来词和方言词。
1、新造词
新造词是根据表达需要，按照汉语造词法创造出来的词语。郭伏良（2001）统计了《新词语大辞典》中文革十年新词语的数量，结论为产生总量812条，其中政治类新词语573条，占总数的71%强。刁晏斌（2006a）侧重于文革新词语形式特征的考察，他以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文革新词语的音节特征和构成特征。刁晏斌（2008a）考察了文革流行语的沿用和重新启用问题，探讨了文革新造词语的传承问题。
關于文革新词语的研究还体现在词典辞书的编纂上。1993年，巢峰主编了《“文化大革命”词典》，这部词典收1381个条目，涵盖了大量的文革新词语，是了解文革史实的重要资料。1997年，周荐主编了《“文化大革命”词语辞典》。“凡例”中说：“本书收中国大陆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包括‘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前夕和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特有的词、固定语、谚语、格言、联语、口号等，以及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条目凡1429个。”辞典编者带着“记录历史”的目的编写，使辞典除语言学价值外也具有史学价值。
2、外来词
刁晏斌（2007a）谈到：文革期间外来词语的使用处于整个现代汉语阶段的谷底，其表现一是整体数量减少，二是仍在使用的外来词其频率也大大降低。文章以《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中的外来词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文革前后都有用例，而文革期间不见使用的外来词语”和“文革期间仍有用例的外来词语”。语言学界关于外来词语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主要集中于五四运动和新时期两个阶段，这篇文章是笔者目前所见的关于文革时期外来词语研究论文。
3、方言词
唐余俊（2012a）考察了“十年词汇”中已进入共同语的现代汉语方言词的使用情况。作者以《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所收录的方言词为考察对象，以文革十年期间的《人民日报》为语料，考察“十年词汇”中方言词的特点并探讨了成因。方言词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关于文革时期的方言词研究基本上也为空白。
三、文革新词义的发展变化研究
1、词语的泛化及理性义的变化
词语的泛化即扩大了使用范围，从产生之初的领域应用到了其他领域。泛化往往始于临时借用，随着借用频率的提高，词语的意义就会相应发生变化。
周毅（2003）提出了文革称谓语的军事泛化问题，认为军事用语频频使用到工农业生产、医疗、文教、服务等行业，有的甚至形成了一种固定或准固定组合。刁晏斌（2007b）也谈到了文革语言军事词语泛化问题，他区分了“已有军事词语提高使用频率、扩大适用范围”和“新造‘准’军事词语”两种泛化现象，认为以军事词语为基础，通过添加其他成分而构成了新词语，所添加成分的意义是对原词义的限定，从而使之缩小了指称的范围，同时也实现了语域的转移，即由军事到民用。从另一个角度看，军事词语参与构词，并且获得相当强的构词能力，甚至实现了构词的“词族化”。
刁晏斌（2008b）探讨了“革命”词语的问题，将其分为三种：1、“基本”的革命词语。2、“扩大”的革命词语。词语所指称的事物或表示的动作在那个年代成了政治斗争和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这些词也成了“革命”词语。3、某一义项上的“革命”词语。指的是一般词语在一个义项上实现了“革命化”，这些词语的本义与“革命”无关，而引申义则与“革命”相关联，实际上是文革词语词义扩大的表现。
唐余俊（2012b）指出文革时期“专用词语”和部分“通用词语”的使用频率和词义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文章论述了“十年词汇”共时嬗变对20世纪现代汉语词义发展的影响，探讨了文革词语丰富多样的词义变化情况。
2、词语色彩义的变化
刁晏斌（2006b）（2007c）考察了文革时期传统褒义词语贬义化以及传统贬义词语的分化问题。认为文革十年是汉语史中贬义词语使用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时期。除了大量的传统贬义词语扩大使用范围、提高使用频率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新生贬义词语，以及同样为数众多的原有中性或褒义词语的贬义化现象。两篇文章的突出特点是例证典型丰富，数据图表有说服力。刁晏斌（2007d）以“现代汉语史”视角，考察了现代汉语词义感情色彩的两次大规模变迁，认为：现代汉语词语较大规模的贬义化始于建国以后，至文革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最终形成现代汉语词义感情色彩的第一次大规模变迁。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现代汉语词义的感情色彩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变迁。第一次大变迁主要是“贬义化”，第二次大变迁是“去贬义化”。 结语
综观前人研究，我们发现与新时期词语研究呈现的热点相比，文革词语研究还是比较冷清的。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成果数量偏少；二是研究深度不够。我们所看到的成果中不少文章只是一种有感而发的“漫谈”，还不是专业性、学术性的词汇研究。而刁晏斌的《“文革”时期语言研究》（2011）作为该研究领域的首部专著，却是由韩国岭南大学校出版部出版，国内不易看到。同样，《“文化大革命”词典》和《“文化大革命”词语辞典》也都是在海外出版，影响了其阅读范围。
尽管目前文革新词语研究现状较为冷清，但与研究之初的隐晦状况相比，今天的文革词语研究局面已经开放许多。而且在文革词语研究的领域中，还确有不少未开垦的荒地，这也正是词汇学研究者可以施展能为的空间。今后的研究中可做如下尝试：
一是更新语言观念，要建立和强化语言系统观、语言发展观。我们要从宏观层面上认识到词汇和语言其他要素之间的密切联系，也要关注到词汇与社会生活以及历史文化的密切关系，这样才有利于对文革词语进行总体把握。文革时期是现代汉语史上非常有特色的一环，缺少文革词语的研究，整个现代汉语史是不完整的。
二是拓展研究范围，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今后我们要争取对文革时期的词语使用情况做出更为全面充分的描写。描写不同来源词语的使用状况，如新造词、外来词、方言词等；描写不同领域词语的使用状况，如政治类、经济类、文教类等；描写文革词语在当今的使用状况等。
三是加强理论建设。汉语词汇研究中历来有重事实描写，轻理论探究的倾向，所以汉语词汇理论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我们需要探究语言规范的机制和成因，从而完善语言规范理论、语言潜显理论，进一步发展语言预测理论。
总之，目前学术环境的宽松，文献资料的公开，研究思路的拓展，技术手段的更新等等都有力地促進了文革词语研究的发展。这使我们有信心预见到这一领域乐观的发展前景，也希望有更多的语言研究者关注和参与到文革时期的语言研究中来。
参考文献：
[1]巢峰主编.“文化大革命”词典[Z].香港：港龙出版社，1993.
[2]戴昭铭.文化语言学[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3]刁晏斌.a，“文革”新词语考察 [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6（4）：42-45.
[4]刁晏斌.b，“文革”时期传统褒义词语的分化[J].辽东学院学报，2006（4）：81-85.
[5]刁晏斌.a，“文革”时期外来词语使用情况考察[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7（1）：79-82.
[6]刁晏斌.b，“文革”语言中军事词语的泛化现象[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6）：55-57.
[7]刁晏斌.c，“文化大革命”时期传统贬义词语的分化[J].宁夏大学学报，2007（1）：5-8.
[8]刁晏斌.d，現代汉语词义感情色彩的两次大规模变迁[J].文化学刊，2007（6）：47-56.
[9]刁晏斌.a，“文革”流行语在当今的沿用和重新启用[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6）：101-104.
[10]刁晏斌. b，“文革”时期的“革命”词语及其使用[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1）：67-70.
[11]刁晏斌.“文革”时期语言研究[M].韩国岭南大学校出版部，2011.
[12]郭伏良.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13]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4]孔亚飞.红卫兵语言浅析[J].青年文学家，2010（16）：151.
[15]唐余俊.a，“十年词汇”中已入共同语言的现代汉语方言词使用探析[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2（9）：88-91.
[16]唐余俊.b，“十年词汇”共时嬗变对20世纪现代汉语词义的影响[J].常州工学院学报，2012（6）：84-87.
[17]吴中杰.“文革语言”溯源[N].济南日报，1997（4.25）.
[18]周毅.文革称谓词的军事泛化及原因[J].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2003（3）：65-66.
[19]周荐主编.“文化大革命”词语辞典[Z].韩国中文出版社，1997.
[20]朱学勤.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J].书林，1988（10）：48-5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汉语发展演变数据平台建设与研究”之子课题“百年汉语发展演变分阶段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3&ZD133。
沈阳师范大学项目“文革时期新词语构词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XNW2016060。
摘要：文革时期新词语因其鲜明浓重的政治色彩而使其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文章拟对文革时期新词语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探析，以益于后续研究。
关键词：文革时期；新词语
引言
文革语言因其鲜明浓重的政治色彩，一直是学界较为隐讳的研究课题，但也因此，这一研究则更有其独到价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随着进一步的解放思想，更多的研究材料得以公开，使得文革语言研究在新世纪初期形成了一个研究高潮，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文革语言本体研究中，词汇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但学界对于这一时期的新词语研究还未进行过全面系统的总结。本文拟对前贤的学术成果进行总结概述，旨在梳理脉络，以益于后续研究。
一、“文革词语”的界定
“文革语言”首次出现于1984年8月9日《人民日报》上。戴昭铭（1996）认为“文革语言”是总称，“文革词语”是其下位概念；郭熙（2004）主张“文革语言”等同于“文革词语”。此外，还有“红卫兵语言”（孔亚飞2010）、“十年词汇”（唐余俊2012a）等提法。我们倾向于将“文革词语”作为“文革语言”的下位概念来理解。大部分学者认为“文革词语”起止时间为1966至1976这十年。朱学勤（1988）认为红卫兵语言源于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而吴中杰（1997）認为“至少可以上溯到1928年的‘文学革命’论争”。刁晏斌（2011）认为“文革语言”有一个“前发展”阶段和一个“后持续”阶段，语言研究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时间。
二、文革新词语的产生研究
词语是语言与社会共变关系的有力证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会促使新词语的产生，只是数量和内容有别而已。文革词语中的新成员包括文革时期的新造词、外来词和方言词。
1、新造词
新造词是根据表达需要，按照汉语造词法创造出来的词语。郭伏良（2001）统计了《新词语大辞典》中文革十年新词语的数量，结论为产生总量812条，其中政治类新词语573条，占总数的71%强。刁晏斌（2006a）侧重于文革新词语形式特征的考察，他以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文革新词语的音节特征和构成特征。刁晏斌（2008a）考察了文革流行语的沿用和重新启用问题，探讨了文革新造词语的传承问题。
關于文革新词语的研究还体现在词典辞书的编纂上。1993年，巢峰主编了《“文化大革命”词典》，这部词典收1381个条目，涵盖了大量的文革新词语，是了解文革史实的重要资料。1997年，周荐主编了《“文化大革命”词语辞典》。“凡例”中说：“本书收中国大陆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包括‘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前夕和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特有的词、固定语、谚语、格言、联语、口号等，以及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条目凡1429个。”辞典编者带着“记录历史”的目的编写，使辞典除语言学价值外也具有史学价值。
2、外来词
刁晏斌（2007a）谈到：文革期间外来词语的使用处于整个现代汉语阶段的谷底，其表现一是整体数量减少，二是仍在使用的外来词其频率也大大降低。文章以《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中的外来词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文革前后都有用例，而文革期间不见使用的外来词语”和“文革期间仍有用例的外来词语”。语言学界关于外来词语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主要集中于五四运动和新时期两个阶段，这篇文章是笔者目前所见的关于文革时期外来词语研究论文。
3、方言词
唐余俊（2012a）考察了“十年词汇”中已进入共同语的现代汉语方言词的使用情况。作者以《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所收录的方言词为考察对象，以文革十年期间的《人民日报》为语料，考察“十年词汇”中方言词的特点并探讨了成因。方言词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关于文革时期的方言词研究基本上也为空白。
三、文革新词义的发展变化研究
1、词语的泛化及理性义的变化
词语的泛化即扩大了使用范围，从产生之初的领域应用到了其他领域。泛化往往始于临时借用，随着借用频率的提高，词语的意义就会相应发生变化。
周毅（2003）提出了文革称谓语的军事泛化问题，认为军事用语频频使用到工农业生产、医疗、文教、服务等行业，有的甚至形成了一种固定或准固定组合。刁晏斌（2007b）也谈到了文革语言军事词语泛化问题，他区分了“已有军事词语提高使用频率、扩大适用范围”和“新造‘准’军事词语”两种泛化现象，认为以军事词语为基础，通过添加其他成分而构成了新词语，所添加成分的意义是对原词义的限定，从而使之缩小了指称的范围，同时也实现了语域的转移，即由军事到民用。从另一个角度看，军事词语参与构词，并且获得相当强的构词能力，甚至实现了构词的“词族化”。
刁晏斌（2008b）探讨了“革命”词语的问题，将其分为三种：1、“基本”的革命词语。2、“扩大”的革命词语。词语所指称的事物或表示的动作在那个年代成了政治斗争和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这些词也成了“革命”词语。3、某一义项上的“革命”词语。指的是一般词语在一个义项上实现了“革命化”，这些词语的本义与“革命”无关，而引申义则与“革命”相关联，实际上是文革词语词义扩大的表现。
唐余俊（2012b）指出文革时期“专用词语”和部分“通用词语”的使用频率和词义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文章论述了“十年词汇”共时嬗变对20世纪现代汉语词义发展的影响，探讨了文革词语丰富多样的词义变化情况。
2、词语色彩义的变化
刁晏斌（2006b）（2007c）考察了文革时期传统褒义词语贬义化以及传统贬义词语的分化问题。认为文革十年是汉语史中贬义词语使用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时期。除了大量的传统贬义词语扩大使用范围、提高使用频率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新生贬义词语，以及同样为数众多的原有中性或褒义词语的贬义化现象。两篇文章的突出特点是例证典型丰富，数据图表有说服力。刁晏斌（2007d）以“现代汉语史”视角，考察了现代汉语词义感情色彩的两次大规模变迁，认为：现代汉语词语较大规模的贬义化始于建国以后，至文革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最终形成现代汉语词义感情色彩的第一次大规模变迁。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现代汉语词义的感情色彩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变迁。第一次大变迁主要是“贬义化”，第二次大变迁是“去贬义化”。 结语
综观前人研究，我们发现与新时期词语研究呈现的热点相比，文革词语研究还是比较冷清的。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成果数量偏少；二是研究深度不够。我们所看到的成果中不少文章只是一种有感而发的“漫谈”，还不是专业性、学术性的词汇研究。而刁晏斌的《“文革”时期语言研究》（2011）作为该研究领域的首部专著，却是由韩国岭南大学校出版部出版，国内不易看到。同样，《“文化大革命”词典》和《“文化大革命”词语辞典》也都是在海外出版，影响了其阅读范围。
尽管目前文革新词语研究现状较为冷清，但与研究之初的隐晦状况相比，今天的文革词语研究局面已经开放许多。而且在文革词语研究的领域中，还确有不少未开垦的荒地，这也正是词汇学研究者可以施展能为的空间。今后的研究中可做如下尝试：
一是更新语言观念，要建立和强化语言系统观、语言发展观。我们要从宏观层面上认识到词汇和语言其他要素之间的密切联系，也要关注到词汇与社会生活以及历史文化的密切关系，这样才有利于对文革词语进行总体把握。文革时期是现代汉语史上非常有特色的一环，缺少文革词语的研究，整个现代汉语史是不完整的。
二是拓展研究范围，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今后我们要争取对文革时期的词语使用情况做出更为全面充分的描写。描写不同来源词语的使用状况，如新造词、外来词、方言词等；描写不同领域词语的使用状况，如政治类、经济类、文教类等；描写文革词语在当今的使用状况等。
三是加强理论建设。汉语词汇研究中历来有重事实描写，轻理论探究的倾向，所以汉语词汇理论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我们需要探究语言规范的机制和成因，从而完善语言规范理论、语言潜显理论，进一步发展语言预测理论。
总之，目前学术环境的宽松，文献资料的公开，研究思路的拓展，技术手段的更新等等都有力地促進了文革词语研究的发展。这使我们有信心预见到这一领域乐观的发展前景，也希望有更多的语言研究者关注和参与到文革时期的语言研究中来。
参考文献：
[1]巢峰主编.“文化大革命”词典[Z].香港：港龙出版社，1993.
[2]戴昭铭.文化语言学[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3]刁晏斌.a，“文革”新词语考察 [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6（4）：42-45.
[4]刁晏斌.b，“文革”时期传统褒义词语的分化[J].辽东学院学报，2006（4）：81-85.
[5]刁晏斌.a，“文革”时期外来词语使用情况考察[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7（1）：79-82.
[6]刁晏斌.b，“文革”语言中军事词语的泛化现象[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6）：55-57.
[7]刁晏斌.c，“文化大革命”时期传统贬义词语的分化[J].宁夏大学学报，2007（1）：5-8.
[8]刁晏斌.d，現代汉语词义感情色彩的两次大规模变迁[J].文化学刊，2007（6）：47-56.
[9]刁晏斌.a，“文革”流行语在当今的沿用和重新启用[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6）：101-104.
[10]刁晏斌. b，“文革”时期的“革命”词语及其使用[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1）：67-70.
[11]刁晏斌.“文革”时期语言研究[M].韩国岭南大学校出版部，2011.
[12]郭伏良.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13]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4]孔亚飞.红卫兵语言浅析[J].青年文学家，2010（16）：151.
[15]唐余俊.a，“十年词汇”中已入共同语言的现代汉语方言词使用探析[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2（9）：88-91.
[16]唐余俊.b，“十年词汇”共时嬗变对20世纪现代汉语词义的影响[J].常州工学院学报，2012（6）：84-87.
[17]吴中杰.“文革语言”溯源[N].济南日报，1997（4.25）.
[18]周毅.文革称谓词的军事泛化及原因[J].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2003（3）：65-66.
[19]周荐主编.“文化大革命”词语辞典[Z].韩国中文出版社，1997.
[20]朱学勤.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J].书林，1988（10）：48-5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汉语发展演变数据平台建设与研究”之子课题“百年汉语发展演变分阶段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3&ZD133。
沈阳师范大学项目“文革时期新词语构词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XNW2016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