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有别于其他影像形式的一个最大价值就是“取材真实”，它就像一面镜子可供人们对历史进行了解与反思。词典中对 “记录”一词有明确的解释，指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等通过一定的手段保留下来，并作为信息传递开去。也就是说，“记录”的过程只是一种客观的手段，不应带有任何外加干预的存在。
　　纪录片生产发展过程中，概括来讲大致发生了四个阶段，从格里尔逊式的直接宣导，到真实电影式的纯粹记录，再到访问式和反射式的参与者模式，无疑都历经了多次探讨和演变。使用“直接记录”的方法最早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真实电影”或“真理电影”。从“电影眼睛”学说开始，一种强调“平实客观”的纪录片潮流，对以解说为主的格里尔逊式纪录片展开反叛。美国纪录电影中最为代表性的电影史专家认为“直接电影”是利用同步声、无画外解说和无操纵剪辑，尽可能忠实地呈现不加控制的一种尝试，期望观众能够感受到一种自发的、不受约束的、给予观众身临其境的感觉。《电影研究关键术语》中，关于“电影真理”的注解，是苏联电影工作者维尔托夫在上世纪20年代提倡的一种四无电影观念，就是“无演员、无布景、无剧本、无表演”。然而，按照四无观念进行拍摄时，导演置身事外，不干涉事件进行，对被拍摄的对象无疑是一种失控的状态。除非导演能够准确预见戏剧过程，摄制过程动作要敏捷，做到当机立断，这种方法必然对创作者的能力要求很高，也限制了题材的选择方向，因此纯粹意义上直接电影的作品很少。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纪录片的创作者越来越想要表达自己的社会观点和主张，纪录片的“无操纵”形式逐渐背离社会的需求。随后出现的“访问式”“自我反射式”提倡一种“创作者参与事件发展过程之中”的方法，从架起摄像机开始，镜头便带有目的性，被拍摄者甚至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在演绎，全篇呈现的是创作者的主观。现今的纪录片市场上，根据“创作者意图”而拍摄的纪录片占了主流，甚至很多纪录片只有达到投资者的目的才能得到相应的启动资金。
　　当“记录”的过程是为了实现创作者的主观思想，影像的主角便不再是镜头前的客观现实，而变成了镜头背后的创作者，这样的纪录片往往失去了客观发展的真实。那么纪录片究竟如何追求真实，创作的目的和本质是什么，变得尤为重要。
　　在纪录片的范畴里，“非虚构”并不等于“真实”。如果单纯把镜头画面中的“真实”等同为现实世界的“真实”，就是忽略了镜头背后创作者的存在，必然会错过有价值的画面。在实际操作中，只要拍摄者参与事件发生之中，就会或多或少地进行主观干预。创作者作为在同一时空存在的因素，对事件进行干扰或选择，使结果趋向创作者的主观思想，那么事件的发展就会更趋向于必然，而错过了偶然事件发生的可能。所以只有在“直接记录”式无干扰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保留偶然事件的发生几率，回归真实。
　　1967年美国“直接电影”代表作《提提卡失序记事》中，导演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努力成为“墙上的苍蝇”不干扰拍摄现场，后来人对他的拍摄评价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同类完全丧失做人的基本权利的过程”。然而，让拍摄者直面摄影机，知道自己是在被拍摄的，依然处于被干扰的状态。影片中一名有精神病的犯人，因在牢房地板上小便而遭至狱警反复盘问，犯人用双脚用力踩踏地板表达愤怒，情绪极度暴躁，但他时不时看向摄影镜头的画面，还是明显看出他试图控制和收敛自己的情绪。摄影机和摄影师的存在，对被拍摄对象的行为产生了干扰，实际上就会改变事件的发展。只有当被拍摄对象处于不知情的情况，才能做到真正的无干扰状态。笔者在为广西电视台拍摄纪录片《我是小学生》中，尝试创新出一种“直接记录的戏剧表达”手法，采用了在不同角度放置8台固定摄像头，导演全程不在现场的方式记录下影像。这种不干涉为前提，守候式记录，实现了拍摄现场无干预的状态，被拍摄者在记录的全程真实自然。
　　“直接记录的戏剧表达”与上世纪60年代提倡的“直接记录”有本质区别。“直接记录的戏剧表达”中的“无干扰”并不是需要严格遵循“四无”概念，创作者可以抓住事件发生过程中的细节，放大拍摄与之粘连的各个角度，对可能发生的戏剧冲突，做拍摄预测。事件主线通常就是生活中一件一件围绕主角发生的情节，其中的“直接记录”并不意味着毫无章法，镜头堆砌。创作者可以做选择，但不要做改变。选择是指对在“直接记录”的基础上做提前判断，在打开摄像机录制之前就应做好准备。首先，在拍摄前期阶段就要对你即将拍摄的人物、事件有所选取，把拍摄的范围尽量缩小，挖掘看点，找到熟悉事件的新鲜侧面，或陌生事物的共性点，可以选取事件相关人物1至3个构成拍摄核心，让纪录片变得有价值。把工作做在了拍摄前，只有做足充分准备才有可能对事件发生过程中的偶然出现的冲突、变化或相关联事物的价值做出判断，捕捉到珍贵的画面。纪录片《我是小学生》中就做了大量的拍摄前准备工作。在开学之前，导演就与选定被拍摄的一个班的孩子们分别相处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这些孩子当时都还没有成为小学生，他们也并不知道与他们接触的是纪录片导演，更不知道自己将成为纪录片的主角。在基本掌握了大部分孩子的性格特点、学习能力、适用能力和喜好等之后，创作者从一个班的学生中确定了8名有个性、有特长、性格鲜明的重点人物。为“无干扰”拍摄手法的正式录制做足了准备，期待着孩子们进入校园的自然事件发生，真实的成长规律。
　　无干扰的“直接记录”式拍摄，素材量相当冗杂，如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奇，甚至被记录下的影像大部分与主题不相关，通常情况下拍摄24个小时的素材，可以采用的也只有几个镜头。“直接记录的戏剧表达”认为，创作后期选取与主题有粘连的情节进行组接，不符合主题的情节要“舍”去。提倡后期创造的三个要素：悬念的切入、故事的架构、戏剧化的元素。有研究表明：悬念，不但是人类心理的本能，更是一种生理本能。人的一生当中，对“为什么”的求知是永恒的命题。悬念切入点，就是在所拍摄的视频素材中，寻找情节的反差部分，可以使故事情节产生悬念的部分。通常在有解说词的纪录片中会以“为什么”的形式出现。这样的设置通常可以为全片埋下包袱，在观众的心里设下期待感。但是“为什么”的形式也不一定要单一存在。在《我是小学生》中没有一句解说词，通过镜头的剪辑和段落的组接一样也可以达到设置悬念的效果。因为“为什么”只是一种形式，而真正的悬念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悬念，是通过事件的内在矛盾、反常理存在、情感的积累等，自然而然形成与观众内心期待值相依的一种悬念，通过这样的方法，取得悬念更强的效果。“直接记录的戏剧表达”对现实的纯粹记录，在被动状态中捕捉真实，反对在纪录片中使用虚构的手法，采用自然的戏剧元素是突出主题最有力的表达。
　　紀录片的戏剧元素并不是通过“解说词”设计出来，或者创作者凭空创作出来的。在一部可看性强的纪录片作品中，戏剧元素往往是真实世界的偶然发生，也就是在意料之外，又与主题相关的元素，这些元素可以是人物、事件，也可以是背景、因果等，自然发生的矛盾、冲突、讽刺、翻转等情况，并对主题起到加强、凸显、诠释、升华的作用。尽可能地还原事件本身，回归现实发展的规律，在不干预的前提下，捕捉戏剧元素进行创作，是对纪录片创作者尊重“真实”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