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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距离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的学生爱国运动已经九十五周年了，我们照例得纪念，论理得大纪念。
可是，什么是“五四运动”呢？
“五四运动”之名自然得自于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为反对日本强占我山东权益的爱国游行。然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五四运动”的范围和意义要远大于此。
这突出地表现在“五四”数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游行”紧密地捆绑在一起。1931年，罗家伦在口述五四运动时，就从蔡元培掌校时期的北大所引领的“新文化运动”谈起，称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变化的结果”。后来罗家伦又深切地指出，“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
今天我们所说的“五四运动”不再只是指1919年5月4日引爆的以反对日本强占我山东权益的学生爱国运动，而是如罗家伦、俞平伯所说的那样，是包含了此前此后的思想革命、文化反省、社会变革、政治改良、经济自立等内容在内的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
后来，五四运动研究者周策纵先生对“五四运动”下了一个类似的定义。他称，“它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这一切都是由以下两方面因素促发的：一方面是由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所激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有一种学习西方、试图从科学和民主的角度重估中国的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企望”。他将五四运动的时段限定在1917年到1921年。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说的“五四运动”和最初所说的仅仅指5月4日学生游行示威的“五四运动”时间跨度更长，所涉范围更广，意义更重大，影响更深远。基于“五四运动”这个词已被普遍地认为是一个包括5月4日爱国游行事件在内的一个更为广义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将从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巴黎和会上列强同意日本强据山东始，到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签对德和约止，在此期间全国范围发生的、社会各阶层积极响应的一系列游行、演说、抗议、辞职、逮捕、罢课、罢市、罢工、成立组织、抵制日货等事件，统称为“五四事件”。
在“五四事件”发生的几乎同时，与其表兄蔡晓舟一同搜集编撰五四资料的杨亮功先生后来这样说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自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天安门游行赵家楼纵火起，至六月十日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并明令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辞职止，为时共一个月零十日左右。此一运动初由北京几个大学发动，蔓延至全国各省市各级学校暨各工商业人民团体。其传播之速，范围之广，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他这里所说的“五四运动”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五四运动”就是两个概念。如果我们用“五四事件”这个词的话，便可以将他之所谓的“五四运动”与今天所说的“五四运动”区分开来。
可以说，今天的“五四运动”这个概念是以当年的“五四事件”为原点，不断丰富，不断拓展起来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同时又因为其无所不包，就难免显得庞杂模糊，以致一谈起五四运动都有些叫人“不知从何处说起”之感。
今天，我们普遍认同的是一个更为广义的“五四运动”，可是，要知道，在当年很多当事人的心目中，“五四运动是一个简单的、纯粹与明朗的事件”。陶希圣甚至明确地说“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关系不大，就是新文化运动对当时的学生影响也不大，“五四运动的起因与白话文或文学革命没有什么关系”，“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在学生们的中间，亦有流行。但白话文，或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还未发生多大的影响”。田炯锦则称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两码事”，参与其中的也是“两拨人”，“五四运动努力的人，对新文化运动，甚少参预，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们，亦很少参加五四的行动”。在他们看来，“五四”没那么复杂，没那么“含混”，而今天这个广义的“五四运动”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更有当时的参与者称，“如果说是文化人激动起五四爱国运动，这功绩应归之于当时的新闻记者，而不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这当然是从“五四事件”，而不是从“五四运动”的角度而论的。而田炯锦则说，人们在谈“五四”的时候，有的是指五月四日当天；有的是指五月四日至六月五日这一段期间；有的是指文学改良运动及新文化运动很长期间的许多事象。
可见，将“五四运动”与“五四事件”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就可以避免这些含混，以及由含混造成的赞美或批评。
二
自然，对于“五四运动”的史料整理和全面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满坑满谷。但在编者看来，撇开更为广义的“五四运动”，既便对“五四事件”，甚至对“5月4日那天在北京的学生游行示威”，还有相当一批材料为我们，特别是大陆的读者，所鲜见，而这部分材料正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主要着眼于对“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爱国游行”这一事件进行“事实描述”的“稀见材料”进行收集整理。也就是说，我们试图通过媒体现场报道、亲历者回忆，当事人书信、日记、公文、密件等不同身份的人的不同性质材料，来告诉我们当天发生了什么事，又是如何发生的。因为这一天发生的这件事是“五四运动”的原点。可以说，本书旨在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收集整理，更好地“退到五四的原点”。
于是，本书区别于已有的“五四”参考资料有以下两点：一、除与“五四事件”直接相关以外，“五四”前后一些专论思想文化、罢工罢市、社会活动、政治外交的材料不予收入。二、除北京之外的，全国其他省市的“五四事件”不予收入。并不是说这些材料不重要，而是因为一方面本书所关注的是最基本的“五四事件”，而非更广大的“五四运动”。另一方面这些资料我们在已有的出版物中可以参考。
要问的是，对五四事件的回忆材料难道就缺乏吗？当然不。1979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之际出版的《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可以说是“五四”回忆的集大成者，其中就包括一些当事人对当时事件的回忆（此书所指五四运动当然更多的是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因此就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可以说，正是这些材料成为日后我们了解5月4日这一天学生游行示威情形的重要材料（凡此书收录的内容，本书一概避免收录，我们将此书和其他书籍中一些与五四事件相关的文章附录列出，以备有兴趣者参考），此后出版的一些“五四回忆”之类的书，多是从此套书中选录。 可是，除过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之外，还有没有与五四事件相关的材料？事实上，还有一批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便看到，不易看到，进而被忽视的文字存在。而这些文字正是本书的基本内容。本书的资料来源大概有以下两种：
其一，居留台湾的“五四青年”的五四事件回忆。
长期以来的国共对抗，陆台对峙，使得我们很难看到“另一方”对五四事件的记述。正是这种对立，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几乎全是留在大陆一方的“五四青年”对“五四”的叙述，如许德珩、周予同、匡互生、杨明轩、杨东莼、杨晦、霍玉厚、俞劲等人的回忆，可是，我们要知道，还有相当一批的“五四青年”日后都居留台湾，有的还是台湾社会的精英和中坚，而他们也有一些关于五四事件的，有相当分量的叙述，比如陶希圣、杨亮功、田炯锦、王抚洲、毛子水等人的回忆，罗光对陆徵祥的访问，马星野对罗家伦的访问，傅斯年侄子傅乐成对蒋复璁先生的访问，秦贤次对杨亮功的访问，陈其樵的日记等，而这显然是全面了解五四事件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今天，大陆台湾两地在各个层面已经不断融合、走向统一，两岸文化学术共享互补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那么，我们有理由、有义务将这一部分材料嵬集整理出来。可以说，居留台湾的“五四青年”的五四事件回忆是本书的一部分主要内容。
其二，建国前报刊档案中的五四事件叙述。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多是建国后的五四事件叙述。由于建国前民国报刊档案纷繁芜杂，不易接触，不易检阅，对建国前关于五四事件的回忆和叙述就不易见到。这次我们从民国报纸、期刊（包括内部刊物，地方刊物）、日记、书信、密电、公文、报告，甚至小说创作中爬梳出对五四事件的叙述材料。网撒得很大，捞到的鱼却不多，每有些微收获，都十分激动，因此也就显得弥足珍贵。
比如在编者看来，1919年5月5日《晨报》上登载的在中央公园游览的该报记者的现场目击文字，记述生动，细节丰富，可谓是最早最生动的五四学生游行现场报道，论理这个文章并不难找，可是这个文章却似未加整理，也较少为研究者所重视。再如，1941年《城固青年》上登载的陆懋德的演讲《五四运动之经过及其意义》亦是作者亲身亲历“五四”的文字。城固系吾省名不见经传小县城，《城固青年》亦是名不见经传小刊物，恐怕很少有人能注意到这类文字的存在。再如，周瘦鹃于1919年5月9日写的《卖国奴之日记》更是以曹汝霖的口吻写其“末路之窘促”，“冷嘲与热骂俱备”，“穷极酣畅”，却因“语多激烈，无出版社敢印”，只得自费出版。此小说是五四事件的艺术反映，其反应之迅速亦是让人惊叹。
可以说，通过本书搜集的“民国时期”和“台湾地区”对五四事件的叙述，再加上我们能够看到的“大陆建国后”对五四事件的叙述，大概能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五四事件叙述。
本书的基本内容包括六部分。
（1）“和会秘辛”通过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伍朝枢、西园寺侯爵、重光葵等巴黎和会参与者，以及当初在法国发动同胞阻止中国代表团签字的李宗侗的文章，让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巴黎和会上中国所处的困境，是为北京学生五四游行的直接动因。（2）“现场存真”是从当时的书信、日记、密电、呈文、报纸中将“五四”当时游行的现场呈现出来。（3）“亲历者忆”收录了日后台湾地区“五四青年”的回忆，民国报刊中关于五四事件的叙述，这些亲历者的五四回忆，也是本书最主要的内容。（4）“日本五四”收录的关于1919年5月7日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游行示威，并被日本警察和民众阻挠、殴打、镇压的记述，这个事件向为人忽略，但也是五四事件的一个向度。（5）“五四演义”收录了蔡东藩、蔷薇园主、周瘦鹃、程生、汪静之等人数篇关于五四事件的“文艺创作”（通俗小说，话剧，诗），从这部分内容中可以看出一个“创作中的五四事件”。需要强调的是，几乎就在“五四”发生的同时，以“文艺”的形式对五四事件进行创作并不少见，但这个角度似乎鲜为人注意，但这些材料尚未能整理出来，就只好留待以后了。（6）“告日人书”辑录了当初各界人士，如北京学生、林长民、张继、何天炯、戴季陶、李大钊等人，推心置腹、苦口婆心地劝说日本放弃侵略的“讲理”之辞。这些文字在今天日本窃据钓鱼岛的背景下来看，似乎也并不过时。
由“事件背景”到“现场实录”到“事后回忆”到“文学演义”到“当下警示”，是本书的大致脉络。
最后，本书还增加了两个附录。一个是编者辑录了其他书籍中与五四事件相关的文章的题目，以方便有兴趣的读者参考。另一个是编者于六年前写的一个与五四事件相关的文章。这个文章主要从五四事件中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论及以下四点内容：五四事件与当时的天气状况和星期休息是有关的；“五四”中军警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曹、陆、章的“卖国贼”称号是值得商榷的；火烧赵家楼是经过事先谋划的。这个文章曾拆分为若干部分分别在《新文学史料》、《历史学家茶座》、《世纪》、《南方都市报》等报刊发表过。这次结合新看到的若干史料，对该文有所补充和修订。
三
或曰：你收集的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
有时我们觉得要弄清一个历史事件似乎并不觉得困难，那往往是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只是一面之词的原因。须知“明白”并不意味着“正确”，要对一件事情形成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和合理的判断应当是建立在“多面之辞”的基础上。“多面之辞”，公说婆说，虽然会让我们有“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之感，但却更易接近真实的历史，更易形成正确的看法。
我们常会感到，一件事情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很难说得清、道得明的。这是因为事实虽然是曾经客观发生过的，惟此一个，但呈现事实和认识事实的方式却是主观的，众说纷纭。然而，事件的最大真实性正是在这众说纷纭的互相补正之中呈现出来的。
对五四事件的叙述同样如此。由于客观条件（记忆力、感受力等），更是由于主观条件（喜好、利益、立场等）的制约，对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人物对同一件事情自然有着多种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认识。 比如对于火烧赵家楼这一五四事件的高潮，通行的叙述会称此举为英雄壮举。可是即便在当时，人们也不全这样认为。当初一同到赵家楼的毛子水就称：“后来看到火从曹家烧起来，又见到有人打了驻日本公使章宗祥，我觉得做得有点过火了。还没有法律定罪的事，怎么可以先诉诸武力？”“五四”后的第二天，为学生教授刑法课的总检查厅检查官张孝簃则称学生行为是“法无可恕，情有可原”。梁漱溟更是在《国民公报》上发文称，“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他说：“最好我们到检厅自首，判什么罪情愿领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有人便以“政治诉求的合理性完全遮蔽了暴力行为的残忍性与犯罪特征”来评价学生当初的放火行为。在这些不同的叙述中，火烧赵家楼就呈现出了一个复杂的面目。
就是对曹、陆、章这三个“卖国贼”，人们的看法也不全相同。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此三公实乃不折不扣、铁板钉钉、恨不得人人得而诛之、食肉寝皮的卖国贼，可是在他们本人看来却是“冤比窦娥”。“五四”第二天，曹汝霖在辞呈中说，当年签订“二十一条”时的“经过事实，我大总统（按：指徐世昌）在国务卿任内，知之甚详。不敢言功，何缘见罪”？1964年，89岁高龄的曹汝霖在为自己的回忆录写的序文中还长吁短叹，喊冤不已，“国人既怀恨日本，遂益迁怒于亲日之人。甚至张冠李戴，谓二十一条由我签字；其后巴黎和会失败，亦归咎于我；于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风潮，指我为卖国贼，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实经过，何尝如此！清夜扪心，俯仰无愧。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恶性宣传，俨然铁案，甚矣，积非成是之可惧也！”就是对政府来说，当时也为曹、章、陆三人洗刷前愆，称“曹汝霖迭任外交财政，陆宗舆、章宗祥等，先后任驻日公使，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案牍具在，无难复按”。在这些不同的叙述中，“暴打卖国贼”就呈现出了一个复杂的面目。
就是对“参加五四运动”一事，各人性情不同，参与的热情亦不同。比如，对王统照来说，可谓热血沸腾，他说：“我第一次感到群众力量的重大，也是第一次沸腾起向没有那么高度的血流。”但对那个比有的学生还年轻的梁漱溟老师来说，却是冷眼旁观，梁称：“我没有一种很激昂的情绪，没有跟着大家跑。”
甚至曹宅门墙到底是高是低，也是人言言殊。当时在墙外的周予同说：“我们打算爬墙进去，碍于宅子的围墙相当高，没有成功。”而另一个学生田炯锦则称“曹宅坐北向南，墙壁很高”。陶希圣回忆也称“曹宅的墙很高，大门紧闭”。可是，对曹汝霖来说，他家的院墙并不高啊，曹称“我家向无警卫，墙不高，门又不坚”。这其实不难理解的，不同的人，立场不同，感受不同，叙述也不同，对要越墙而入的学生来说，再低的墙也都会觉得高，而对祈祷平安的曹汝霖来说，再高的墙都会觉得低。
至于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来论“五四”，其观点更是截然相反，针锋相对。
朱维铮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常用“实相”，而不是“真相”这样的词，在他看来，“真相是绝对的”，而“你看到的只能是一个方面”。可以说，几乎在五四事件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能找出或互相补充，或互相矛盾的不同叙述，而正是这些不同的叙述不断地修正着我们的认识，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真实。以上所举只是数例而已。
这也是我们收集材料不厌其多、不厌其全的原因之所在。
（《五四事件回忆（稀见资料）》，陈占彪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距离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的学生爱国运动已经九十五周年了，我们照例得纪念，论理得大纪念。
可是，什么是“五四运动”呢？
“五四运动”之名自然得自于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为反对日本强占我山东权益的爱国游行。然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五四运动”的范围和意义要远大于此。
这突出地表现在“五四”数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游行”紧密地捆绑在一起。1931年，罗家伦在口述五四运动时，就从蔡元培掌校时期的北大所引领的“新文化运动”谈起，称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变化的结果”。后来罗家伦又深切地指出，“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
今天我们所说的“五四运动”不再只是指1919年5月4日引爆的以反对日本强占我山东权益的学生爱国运动，而是如罗家伦、俞平伯所说的那样，是包含了此前此后的思想革命、文化反省、社会变革、政治改良、经济自立等内容在内的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
后来，五四运动研究者周策纵先生对“五四运动”下了一个类似的定义。他称，“它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这一切都是由以下两方面因素促发的：一方面是由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所激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有一种学习西方、试图从科学和民主的角度重估中国的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企望”。他将五四运动的时段限定在1917年到1921年。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说的“五四运动”和最初所说的仅仅指5月4日学生游行示威的“五四运动”时间跨度更长，所涉范围更广，意义更重大，影响更深远。基于“五四运动”这个词已被普遍地认为是一个包括5月4日爱国游行事件在内的一个更为广义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将从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巴黎和会上列强同意日本强据山东始，到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签对德和约止，在此期间全国范围发生的、社会各阶层积极响应的一系列游行、演说、抗议、辞职、逮捕、罢课、罢市、罢工、成立组织、抵制日货等事件，统称为“五四事件”。
在“五四事件”发生的几乎同时，与其表兄蔡晓舟一同搜集编撰五四资料的杨亮功先生后来这样说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自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天安门游行赵家楼纵火起，至六月十日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并明令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辞职止，为时共一个月零十日左右。此一运动初由北京几个大学发动，蔓延至全国各省市各级学校暨各工商业人民团体。其传播之速，范围之广，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他这里所说的“五四运动”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五四运动”就是两个概念。如果我们用“五四事件”这个词的话，便可以将他之所谓的“五四运动”与今天所说的“五四运动”区分开来。
可以说，今天的“五四运动”这个概念是以当年的“五四事件”为原点，不断丰富，不断拓展起来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同时又因为其无所不包，就难免显得庞杂模糊，以致一谈起五四运动都有些叫人“不知从何处说起”之感。
今天，我们普遍认同的是一个更为广义的“五四运动”，可是，要知道，在当年很多当事人的心目中，“五四运动是一个简单的、纯粹与明朗的事件”。陶希圣甚至明确地说“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关系不大，就是新文化运动对当时的学生影响也不大，“五四运动的起因与白话文或文学革命没有什么关系”，“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在学生们的中间，亦有流行。但白话文，或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还未发生多大的影响”。田炯锦则称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两码事”，参与其中的也是“两拨人”，“五四运动努力的人，对新文化运动，甚少参预，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们，亦很少参加五四的行动”。在他们看来，“五四”没那么复杂，没那么“含混”，而今天这个广义的“五四运动”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更有当时的参与者称，“如果说是文化人激动起五四爱国运动，这功绩应归之于当时的新闻记者，而不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这当然是从“五四事件”，而不是从“五四运动”的角度而论的。而田炯锦则说，人们在谈“五四”的时候，有的是指五月四日当天；有的是指五月四日至六月五日这一段期间；有的是指文学改良运动及新文化运动很长期间的许多事象。
可见，将“五四运动”与“五四事件”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就可以避免这些含混，以及由含混造成的赞美或批评。
二
自然，对于“五四运动”的史料整理和全面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满坑满谷。但在编者看来，撇开更为广义的“五四运动”，既便对“五四事件”，甚至对“5月4日那天在北京的学生游行示威”，还有相当一批材料为我们，特别是大陆的读者，所鲜见，而这部分材料正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主要着眼于对“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爱国游行”这一事件进行“事实描述”的“稀见材料”进行收集整理。也就是说，我们试图通过媒体现场报道、亲历者回忆，当事人书信、日记、公文、密件等不同身份的人的不同性质材料，来告诉我们当天发生了什么事，又是如何发生的。因为这一天发生的这件事是“五四运动”的原点。可以说，本书旨在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收集整理，更好地“退到五四的原点”。
于是，本书区别于已有的“五四”参考资料有以下两点：一、除与“五四事件”直接相关以外，“五四”前后一些专论思想文化、罢工罢市、社会活动、政治外交的材料不予收入。二、除北京之外的，全国其他省市的“五四事件”不予收入。并不是说这些材料不重要，而是因为一方面本书所关注的是最基本的“五四事件”，而非更广大的“五四运动”。另一方面这些资料我们在已有的出版物中可以参考。
要问的是，对五四事件的回忆材料难道就缺乏吗？当然不。1979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之际出版的《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可以说是“五四”回忆的集大成者，其中就包括一些当事人对当时事件的回忆（此书所指五四运动当然更多的是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因此就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可以说，正是这些材料成为日后我们了解5月4日这一天学生游行示威情形的重要材料（凡此书收录的内容，本书一概避免收录，我们将此书和其他书籍中一些与五四事件相关的文章附录列出，以备有兴趣者参考），此后出版的一些“五四回忆”之类的书，多是从此套书中选录。 可是，除过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之外，还有没有与五四事件相关的材料？事实上，还有一批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便看到，不易看到，进而被忽视的文字存在。而这些文字正是本书的基本内容。本书的资料来源大概有以下两种：
其一，居留台湾的“五四青年”的五四事件回忆。
长期以来的国共对抗，陆台对峙，使得我们很难看到“另一方”对五四事件的记述。正是这种对立，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几乎全是留在大陆一方的“五四青年”对“五四”的叙述，如许德珩、周予同、匡互生、杨明轩、杨东莼、杨晦、霍玉厚、俞劲等人的回忆，可是，我们要知道，还有相当一批的“五四青年”日后都居留台湾，有的还是台湾社会的精英和中坚，而他们也有一些关于五四事件的，有相当分量的叙述，比如陶希圣、杨亮功、田炯锦、王抚洲、毛子水等人的回忆，罗光对陆徵祥的访问，马星野对罗家伦的访问，傅斯年侄子傅乐成对蒋复璁先生的访问，秦贤次对杨亮功的访问，陈其樵的日记等，而这显然是全面了解五四事件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今天，大陆台湾两地在各个层面已经不断融合、走向统一，两岸文化学术共享互补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那么，我们有理由、有义务将这一部分材料嵬集整理出来。可以说，居留台湾的“五四青年”的五四事件回忆是本书的一部分主要内容。
其二，建国前报刊档案中的五四事件叙述。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多是建国后的五四事件叙述。由于建国前民国报刊档案纷繁芜杂，不易接触，不易检阅，对建国前关于五四事件的回忆和叙述就不易见到。这次我们从民国报纸、期刊（包括内部刊物，地方刊物）、日记、书信、密电、公文、报告，甚至小说创作中爬梳出对五四事件的叙述材料。网撒得很大，捞到的鱼却不多，每有些微收获，都十分激动，因此也就显得弥足珍贵。
比如在编者看来，1919年5月5日《晨报》上登载的在中央公园游览的该报记者的现场目击文字，记述生动，细节丰富，可谓是最早最生动的五四学生游行现场报道，论理这个文章并不难找，可是这个文章却似未加整理，也较少为研究者所重视。再如，1941年《城固青年》上登载的陆懋德的演讲《五四运动之经过及其意义》亦是作者亲身亲历“五四”的文字。城固系吾省名不见经传小县城，《城固青年》亦是名不见经传小刊物，恐怕很少有人能注意到这类文字的存在。再如，周瘦鹃于1919年5月9日写的《卖国奴之日记》更是以曹汝霖的口吻写其“末路之窘促”，“冷嘲与热骂俱备”，“穷极酣畅”，却因“语多激烈，无出版社敢印”，只得自费出版。此小说是五四事件的艺术反映，其反应之迅速亦是让人惊叹。
可以说，通过本书搜集的“民国时期”和“台湾地区”对五四事件的叙述，再加上我们能够看到的“大陆建国后”对五四事件的叙述，大概能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五四事件叙述。
本书的基本内容包括六部分。
（1）“和会秘辛”通过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伍朝枢、西园寺侯爵、重光葵等巴黎和会参与者，以及当初在法国发动同胞阻止中国代表团签字的李宗侗的文章，让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巴黎和会上中国所处的困境，是为北京学生五四游行的直接动因。（2）“现场存真”是从当时的书信、日记、密电、呈文、报纸中将“五四”当时游行的现场呈现出来。（3）“亲历者忆”收录了日后台湾地区“五四青年”的回忆，民国报刊中关于五四事件的叙述，这些亲历者的五四回忆，也是本书最主要的内容。（4）“日本五四”收录的关于1919年5月7日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游行示威，并被日本警察和民众阻挠、殴打、镇压的记述，这个事件向为人忽略，但也是五四事件的一个向度。（5）“五四演义”收录了蔡东藩、蔷薇园主、周瘦鹃、程生、汪静之等人数篇关于五四事件的“文艺创作”（通俗小说，话剧，诗），从这部分内容中可以看出一个“创作中的五四事件”。需要强调的是，几乎就在“五四”发生的同时，以“文艺”的形式对五四事件进行创作并不少见，但这个角度似乎鲜为人注意，但这些材料尚未能整理出来，就只好留待以后了。（6）“告日人书”辑录了当初各界人士，如北京学生、林长民、张继、何天炯、戴季陶、李大钊等人，推心置腹、苦口婆心地劝说日本放弃侵略的“讲理”之辞。这些文字在今天日本窃据钓鱼岛的背景下来看，似乎也并不过时。
由“事件背景”到“现场实录”到“事后回忆”到“文学演义”到“当下警示”，是本书的大致脉络。
最后，本书还增加了两个附录。一个是编者辑录了其他书籍中与五四事件相关的文章的题目，以方便有兴趣的读者参考。另一个是编者于六年前写的一个与五四事件相关的文章。这个文章主要从五四事件中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论及以下四点内容：五四事件与当时的天气状况和星期休息是有关的；“五四”中军警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曹、陆、章的“卖国贼”称号是值得商榷的；火烧赵家楼是经过事先谋划的。这个文章曾拆分为若干部分分别在《新文学史料》、《历史学家茶座》、《世纪》、《南方都市报》等报刊发表过。这次结合新看到的若干史料，对该文有所补充和修订。
三
或曰：你收集的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
有时我们觉得要弄清一个历史事件似乎并不觉得困难，那往往是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只是一面之词的原因。须知“明白”并不意味着“正确”，要对一件事情形成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和合理的判断应当是建立在“多面之辞”的基础上。“多面之辞”，公说婆说，虽然会让我们有“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之感，但却更易接近真实的历史，更易形成正确的看法。
我们常会感到，一件事情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很难说得清、道得明的。这是因为事实虽然是曾经客观发生过的，惟此一个，但呈现事实和认识事实的方式却是主观的，众说纷纭。然而，事件的最大真实性正是在这众说纷纭的互相补正之中呈现出来的。
对五四事件的叙述同样如此。由于客观条件（记忆力、感受力等），更是由于主观条件（喜好、利益、立场等）的制约，对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人物对同一件事情自然有着多种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认识。 比如对于火烧赵家楼这一五四事件的高潮，通行的叙述会称此举为英雄壮举。可是即便在当时，人们也不全这样认为。当初一同到赵家楼的毛子水就称：“后来看到火从曹家烧起来，又见到有人打了驻日本公使章宗祥，我觉得做得有点过火了。还没有法律定罪的事，怎么可以先诉诸武力？”“五四”后的第二天，为学生教授刑法课的总检查厅检查官张孝簃则称学生行为是“法无可恕，情有可原”。梁漱溟更是在《国民公报》上发文称，“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他说：“最好我们到检厅自首，判什么罪情愿领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有人便以“政治诉求的合理性完全遮蔽了暴力行为的残忍性与犯罪特征”来评价学生当初的放火行为。在这些不同的叙述中，火烧赵家楼就呈现出了一个复杂的面目。
就是对曹、陆、章这三个“卖国贼”，人们的看法也不全相同。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此三公实乃不折不扣、铁板钉钉、恨不得人人得而诛之、食肉寝皮的卖国贼，可是在他们本人看来却是“冤比窦娥”。“五四”第二天，曹汝霖在辞呈中说，当年签订“二十一条”时的“经过事实，我大总统（按：指徐世昌）在国务卿任内，知之甚详。不敢言功，何缘见罪”？1964年，89岁高龄的曹汝霖在为自己的回忆录写的序文中还长吁短叹，喊冤不已，“国人既怀恨日本，遂益迁怒于亲日之人。甚至张冠李戴，谓二十一条由我签字；其后巴黎和会失败，亦归咎于我；于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风潮，指我为卖国贼，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实经过，何尝如此！清夜扪心，俯仰无愧。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恶性宣传，俨然铁案，甚矣，积非成是之可惧也！”就是对政府来说，当时也为曹、章、陆三人洗刷前愆，称“曹汝霖迭任外交财政，陆宗舆、章宗祥等，先后任驻日公使，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案牍具在，无难复按”。在这些不同的叙述中，“暴打卖国贼”就呈现出了一个复杂的面目。
就是对“参加五四运动”一事，各人性情不同，参与的热情亦不同。比如，对王统照来说，可谓热血沸腾，他说：“我第一次感到群众力量的重大，也是第一次沸腾起向没有那么高度的血流。”但对那个比有的学生还年轻的梁漱溟老师来说，却是冷眼旁观，梁称：“我没有一种很激昂的情绪，没有跟着大家跑。”
甚至曹宅门墙到底是高是低，也是人言言殊。当时在墙外的周予同说：“我们打算爬墙进去，碍于宅子的围墙相当高，没有成功。”而另一个学生田炯锦则称“曹宅坐北向南，墙壁很高”。陶希圣回忆也称“曹宅的墙很高，大门紧闭”。可是，对曹汝霖来说，他家的院墙并不高啊，曹称“我家向无警卫，墙不高，门又不坚”。这其实不难理解的，不同的人，立场不同，感受不同，叙述也不同，对要越墙而入的学生来说，再低的墙也都会觉得高，而对祈祷平安的曹汝霖来说，再高的墙都会觉得低。
至于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来论“五四”，其观点更是截然相反，针锋相对。
朱维铮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常用“实相”，而不是“真相”这样的词，在他看来，“真相是绝对的”，而“你看到的只能是一个方面”。可以说，几乎在五四事件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能找出或互相补充，或互相矛盾的不同叙述，而正是这些不同的叙述不断地修正着我们的认识，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真实。以上所举只是数例而已。
这也是我们收集材料不厌其多、不厌其全的原因之所在。
（《五四事件回忆（稀见资料）》，陈占彪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