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5月，二三月份频频出现于西方世界的轻视新冠病毒的声音，在政治领域几乎绝迹。
　　早期提出“群体免疫”导致病毒蔓延的英国，自3月底约翰逊首相感染，继而病重，又在4月份痊愈之后，重视程度空前提高，加强、延长了社交疏离措施;而一开始坚持认为新冠肺炎就是个“大号流感”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进入4月后也陆续提高了对死亡数字的预期值。
　　但这不意味着中韩等国所采取的严厉阻断和追踪措施会普及到全世界。可以说，依旧“灾难深重”的美国、伊朗，都已经无法忍受经济的停顿，一定程度上开放了社会、经济活动，并且在寻求更进一步的开放。
　　经济熄火，固然是客观上无法面对的后果，但归根到底，政治还是指挥棒。如果封闭状态持续下去，美国政府担心的是政权易手，而伊朗政府担心的是政权崩溃。这两个意识形态、政府形式都几乎完全相反的国家，在严控还是放松方面都具有某种一致性，反映着整个世界的普遍心态。

　　如何界定“严重”，首要问题在于如何看待生命的价值。

　　只要放开，甚至只需要放松管控，那么人类有限的医疗资源相对于新冠病毒的传染力和毒性而言，几乎就是听天由命。“群体免疫”客观上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是彻底消极的还是一定程度上积极的“群体免疫”，取决于疫苗的研发和应用进度。
　　新冠病毒疫情，是二战以后75年来，现实发生的对人类文明的总体威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蔓延于整个所谓“文明世界”。冷战的核对峙尽管也令全世界心惊肉跳，但它毕竟没有真正付诸行动。
　　这一次的最终结果，目前尚难预料。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新增确诊人数和新增死亡人数都已经麻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着对疫情进入精神麻木期，但不在意它，不等于战胜了它，反而客观上增强了它。更多的死亡无法避免，尽管它可能没有早期想象中严重。不过，如何界定“严重”，首要问题在于如何看待生命的价值。
　　如果考虑到疫情的长期性，那么自进入全球大流行以来的各種对“疫情后世界”的具体描述可能都不太靠谱。但有一点应该是确定的，那就是疫情将让世界重新结构化。
　　一方面，在国际间，把后果归咎于全球化，是一种最不需要动脑筋的思维方式，而人类向来偏爱这种思维，“甩锅”中国其实也是这一思维方式的表现。因而，未来民族国家会得到加强，自给自足的程度会提升，从而将改变发展机会的分配。
　　另一方面，在一国之内，也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趋势逆转。比如，在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会，老年人更高的死亡率可能让社会包袱减轻，从而获得新的活力——尽管说起来很残酷。又比如，在一些对现实场景的经济活动依赖性较强、过去难以进行改革与科技应用推广的社会，这一次可能会转变观念，减少阻力。
　　如果从这样的难免有点冷血的角度来观察，文明既脆弱，也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