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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中外的古代丝绸之路，自从以学术概念被提出来也不过百年时间，而丝绸之路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甚至更早。人们熟知这条线路从陕西长安经甘肃河西走廊，穿越新疆，直到中亚和地中海。然而还有由三条支线组成的丝绸之路南线青海道，却鲜为人知。这条南路由长安经甘南、临夏，到达西宁后分成三条支线。第一条是经海北到门源，穿越祁连山，并入河西走廊直奔玉门。第二条是绕过青海湖北岸，经海西都兰、柴达木盆地、格尔木、海西茫崖直奔南疆。第三条是经海晏、乌兰、柴达木盆地直奔南疆著名的楼兰古城。这三条支线齐头并进，为古代中西国际贸易及其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丝绸之路青海道这一地缘这一时段中，出现了许多不同时期的文物，从汉代到隋唐的文物不断面世。尤其是中原地区十分盛行的“四神”图像文物，在这里也出土不少。本文仅对这一区域内不同时期的“四神”图像文物中的“朱雀”形象进行一次梳理和做一简要的介绍与分析：
“朱雀”是我国古代先民用以指代四方方位的瑞兽标识之一，在“四神”中指代南方。“四神”以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种神奇的动物形象组成，它们起源于战国初期，盛行于汉、南北朝和隋唐时期。1978年，湖北随县曾乙候墓出土一件漆箱盖，将上面绘有二十八宿名称的可靠记载和四神形象出现的时代提早到战国初期。“四神”是“风水”学说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我国古代将天文中二十八宿（宿即星座）平均分成四组，每组七宿，分别与四方（东、南、西、北），干支，五行（木、火、金、水、土），五季（春、夏、秋、冬、长夏），五脏（肝、心、肺、肾、脾），五色（青、红、白、黑、黄），五音（角、徵、商、羽、宫）等相互对应。并产生了以阴阳、八卦、五行、四神为核心的道教理论，形成了古代先民对天地、自然环境与人体病理的基本认识和初步理解。
春秋战国时期，古代军事家将“四神”运用在军事上，按天文八卦九宫布列前后左右军阵，在军旗上绘有四种动物形象作为方位标识，以指代四方的阵势队形。在《礼·曲礼上》有：“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后白虎”。在《正义》中描述：“此明军行象天文而作阵法也。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又：“今之军行，画此四兽方旌旗，以标左右前后之军阵”。
后经历代风水著作的推衍完善，“四神”说逐渐成为“风水”术对住宅、墓地四周地形地貌加以描述的固定模式。有关四方地形审理的标准在《葬书》中有：“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服”之说。其中，青龙指左边的山峦（东），要求曲折左顾，如手臂卫护，故曰“蜿蜒”。朱雀指前方的水流（南），要求东西横过，或两水交流，悠缓有情，绕抱而去，故曰“翔舞”。白虎指右边的山峦（西），要求柔顺展抱，又应比青龙稍短，故曰“驯服”。玄武指后方（北），来龙（山脉）要求到此而止，由高降下，过渡为坡地或平地，故曰“垂头”。
自两汉以来，全国各地以各种形式表现“四神”文化题材的图像文物不胜枚举。如“西安东郊唐苏思勖（xu）墓室南壁”、“陕西长安县韦曲北原唐韦氏墓室南壁”、“西安东郊高楼村唐高珪墓室南壁都绘有朱雀图案”。“宁夏固原南郊唐史索岩夫妇墓过洞”。“河北磁县大冢营东魏茹茹公主墓室四壁上栏按东西南北方位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形象。其中朱雀形象相当的奇特，与隋唐时代有所不同”等。以上这几处的“朱雀”形象都有其共同的特征便是正面直立、双翅上卷、尾翼高翘，这正是唐代毗沙门天王俑上最常见到的鸟的形象。南北朝隋唐时期所表现的“朱雀”形象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侧面形象，另一种是正面形象。然而这种以正面、侧面形象出现的“朱雀”造型，在青海丝路上的吐谷浑·吐蕃墓葬中均有发现。朱雀（朱鸟），属羽虫，代表南方，干支为丙午，五行属火，五季为夏，五脏为心，五色为红，五音为徵。因将这组七宿相连，颇像鸟形。在《史记·天官书》中有：“南宫朱鸟”。唐代诗人杜甫在《杜工部草堂诗笺·望狱》中有：“南狱配朱鸟，秩礼自百王”之说。朱雀为南方之神，羽色斑斓，生性高洁，食必择食，栖必择枝，朱雀见而天下太平。故被尊为万鸟之王，是祥瑞的象征，最初为东方部族所崇拜的图腾。
1982年，在青海省平安县凤凰山的一座汉代画像砖墓中出土一种“朱雀”形象的画像砖，砖长20厘米，宽17厘米，灰色，质地细腻坚固。砖面图案为两只相对伫立的朱雀形象，凤头鹰喙，喙衔丹朱，昂首展翅，挺拔秀美。此砖构图严禁，浮雕制法，富有动感。2004年，在青海省西宁市山陕台东汉时期墓地QXS（乙区）M16：27出土一件“朱雀形青铜带钩”。塑铸别致，风格独特，制作精美。1985年，在青海省砖瓦厂一座北朝时期的墓中出土一件“四神”图案的角质印匣。此匣近似半圆球形。黑色，底面直径3援9厘米，匣面周腹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其匣顶部刻有龙与虎形象，匣顶中心部设有六个呈“梅花状”分布的未穿透的孔，可能原镶有绿松石。其匣下部一周共有17个未穿透的孔，原亦镶有绿松石。印匣腹内按铜印的形状雕空，以盛印章。匣面上四神形象齐全，布局新颖，层次分明，各具特色，体现出先民们娴熟的雕刻技术和精湛的工艺水平。1987年，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唐代吐谷浑·吐蕃古墓中出土一件“朱雀鎏金牌饰”（原称鎏金凤鸟）。长15厘米，宽14援5厘米。“朱雀”侧身站立，双翅上卷、尾翼高翘，喙部衔铃。牌面上采用缠枝忍冬花卉图案与主题纹饰“朱雀”形象相结合的设计制作手法，创造出具有高原民族特色的光彩夺目的艺术佳作。2002年，在青海省德令哈市郭里木乡两座唐代吐谷浑·吐蕃古墓中出土了三具彩绘木棺，共有前后挡板六块，在挡板上绘有精美的“四神”和“金乌玉兔”形象。我们将这种绘制在棺板上的画，锁定为“棺椁彩画”。其中，“朱雀”彩画构图，是运用宝相花卉与忍冬花卉为背景，并将这种文化元素融入到“朱雀”的全身，重点突出“朱雀”形象。古人把“朱雀”的造型绘制得举首奋翼，侧身挺立，双翅上卷、尾翼高翘。在绘画色调上冷暖有度，用色高雅，瑰丽多姿，富丽堂皇。这幅棺椁彩画笔法纯熟，线条转折多变。从构图到配色，从造形到勾线技法，均显示出高超的绘画技巧，表现出唐代华贵富丽的风韵，真是不可多得的有着特殊文化价值的艺术珍品。2010年，在青海省都兰县香加乡哈日塞沟M4、M5号墓室内各清理出一具彩绘木棺，其中棺档头也发现“朱雀”形象，该“朱雀”呈正身腾飞状，喙部衔铃。因多方因素，现总体图案脱落严重。 据现有材料梳理，青海汉唐时期出土的“朱雀”图像文物共有6件。其中汉代2件、北朝时期1件、唐代3件。在青海，汉代先民们采用高浮雕的手法，将“朱雀”形象烧制在画像砖上，运用在汉墓之中，以起到佑护墓主人的作用。或者采用铸造方法将“朱雀”铸出圆雕造型，与实用器具相结合以起到实用功能。西宁市山陕台出土的这件东汉时期“朱雀形青铜带钩”应该是缝缀在衣服的衣襟、袖口、裤脚或靴筒等部位的。先民们在设计过程中，将“朱雀”形象融入到带钩的制作中，形成了具有强烈高原气息的带钩制品。为我们复原先民们的服装配饰等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结合鹿石、岩画、文献等资料以及腰带饰的发展变化趋势可知，早期北方民族穿着的服装应该是一种长袍之类的衣服，并且习惯将武器、生活用具等悬挂在腰带上，随身携带、随时取用。久而久之，不仅腰带上的装饰日益丰富，甚至整个腰带都布满了各类饰品，而且饰品的质地、制作的精美程度等也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北朝时期的先民们却采用阴刻手法将“朱雀”形象设置在角质印匣上，也是取其方位、吉祥、装饰、保护印章以及权利的寓意。到了唐代，先民们则以绘画手法将“朱雀”形象绘制在棺椁挡板之上。同样是以“四神”图像守护亡灵，或做灵魂到达彼岸的引导，保护墓主人能够顺利踏上去往天堂之路，无论墓主人在天堂的哪个方位，都想和在阳世一样身居高位。
青海省德令哈市、都兰县均出有“朱雀”彩画。经过对棺椁彩画的复原临摹，发现这两个地区的“朱雀”形象，在绘画技法上有所不同。首先是“朱雀”造型姿态的不同，德令哈地区的“朱雀”形象是侧身站立的，而都兰地区的“朱雀”形象则是正身腾飞状；其次是德令哈地区的“朱雀”形象尾羽上翘展开，而都兰地区的“朱雀”形象从构图上没有表现尾羽；第三，德令哈地区的“朱雀”形象喙部没有衔铃，而都兰地区的“朱雀”形象则喙部衔铃；第四，德令哈的“朱雀”形象是站立在一个莲花底座之上，而都兰的“朱雀”形象则没有莲花底座；第五，两地区的绘画用色上也有所不同，德令哈的“朱雀”形象主要以冷色调为主，而都兰的“朱雀”形象则以暖色调为主；第六，绘画技法上的不同，德令哈的“朱雀”图案总体偏重抽象，而都兰的“朱雀”图案总体偏重写实；第七点不同就是德令哈地区的棺椁彩画大多都打底色，而都兰地区的棺椁彩画大多没底色。经过对两地区出土的棺椁彩画中“朱雀”形象的对比发现，尽管它们都出自青海地区，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绘画风格，难道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早晚传承与演变的关系吗？这还有待于今后的深入研究。
两汉以来，有一类“朱雀”形象，尾羽作典型的孔雀尾状。因为“朱雀”的图像实际是鸾而不是凤，鸾和凤还是有些区别。《礼记·明堂位》：“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郑玄注：“鸾，有鸾和也。”《礼记·玉藻》：“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郑注：“鸾在衡，和在式。”《后汉书·舆服志上》：“乘舆、金根、安车、立车，……鸾雀立衡。”崔豹《古今注》卷上《舆服》有比较详细的解说：“五辂衡上金爵者，朱雀也。口衔铃，铃谓銮，所谓和銮也”。《礼记》：“‘前行朱雀’，鸾也。前有鸾鸟，故谓之鸾。鸾口衔铃，故谓之銮铃。或为鸾，事一而义异也。”陆佃（dian）《埤雅》卷八“鸾”条：“《葬书》曰：若龙若鸾，或骞或盘。言山形若龙之盘伏，鸾之骞翔也。故曰：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蹲踞’”。由此可知，朱雀即是鸾。这种形制的“朱雀”形象在我国汉墓壁画、汉镜中都有发现。孔祥星、刘一曼编著的《中国铜镜图典》收录了几件汉代四神铜镜，“朱雀”尾部雀翎也表现得比较清楚。“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M1墓室券顶南部绘制的朱雀也是典型的孔雀翎尾。陕西西安北郊养鸡场唐墓、西安西郊唐墓、西安陕棉十厂唐墓出土的，以及流散海外的彩绘天王俑，冠上鸟也做成这样的形制”。青海省德令哈、都兰出土的“朱雀”形象，其喙部均衔铃。看来青海丝路上的“朱雀”形象是在中原汉文化鸾鸟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
青海丝路上的“朱雀”形象，绝非中原汉文化中“朱雀”形象的复制。它们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域性民族特色。青海唐代棺椁彩画的绘制者，以中原汉地民俗文化为骨架，充分吸收了青藏高原鹰的雄姿与浓厚的中亚地区粟特金银器的纹饰，将中原、青藏高原、中亚地区的文化有机地相互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青藏高原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风格。
通过以上材料的对比与分析，对“朱雀”形象有了基本的了解。古代先民通过千百年对自然环境的观察，利用四种动物形象代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这种划分法，是先民们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古代科技成就，是认识、了解和顺应自然的体现。在人类尚不发达的昨天，顺应自然是一种最明智的选择。然而“朱雀”图像文物在青海的出土，充分表明中原汉文化中的“四神”崇拜，已在汉唐时期的青海高原落脚。青海古代先祖们将“四神”看作是镇守四方的守护神，将其烧制在画像砖上、铸造成器具、雕刻在角质印匣上、锤揲成牌饰以及绘制在棺板之上，并将这些放置于墓葬之中，均以取佑护之意，这是一种古老的丧葬习俗。
参考文献：
[1]张鸿修.中国唐墓壁画集[M].岭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
[2]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M].文物出版社1996年.
[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古代墓葬壁画[M].文物出版社，2000年.
[4]青海省文物处、省考古研究.青海文物[M].文物出版社出版，1994年.
[5]卢耀光.青海西宁市发现一座北朝墓[J].考古. 1989年第6期.
[6]马兰.青海文物精品图集[M].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1999年.
[7]陈凌.鄂尔多斯金冠源流考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科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
（作者简介：柳春诚（1960-），汉族，籍贯：北京，青海省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从事考古插图专业技术工作至今，已绘制各类文物插图近两万幅。共参与20多部考古报告、专著书籍、40多篇文章的插图工作。发表各类文章百余篇。）
在丝绸之路青海道这一地缘这一时段中，出现了许多不同时期的文物，从汉代到隋唐的文物不断面世。尤其是中原地区十分盛行的“四神”图像文物，在这里也出土不少。本文仅对这一区域内不同时期的“四神”图像文物中的“朱雀”形象进行一次梳理和做一简要的介绍与分析：
“朱雀”是我国古代先民用以指代四方方位的瑞兽标识之一，在“四神”中指代南方。“四神”以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种神奇的动物形象组成，它们起源于战国初期，盛行于汉、南北朝和隋唐时期。1978年，湖北随县曾乙候墓出土一件漆箱盖，将上面绘有二十八宿名称的可靠记载和四神形象出现的时代提早到战国初期。“四神”是“风水”学说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我国古代将天文中二十八宿（宿即星座）平均分成四组，每组七宿，分别与四方（东、南、西、北），干支，五行（木、火、金、水、土），五季（春、夏、秋、冬、长夏），五脏（肝、心、肺、肾、脾），五色（青、红、白、黑、黄），五音（角、徵、商、羽、宫）等相互对应。并产生了以阴阳、八卦、五行、四神为核心的道教理论，形成了古代先民对天地、自然环境与人体病理的基本认识和初步理解。
春秋战国时期，古代军事家将“四神”运用在军事上，按天文八卦九宫布列前后左右军阵，在军旗上绘有四种动物形象作为方位标识，以指代四方的阵势队形。在《礼·曲礼上》有：“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后白虎”。在《正义》中描述：“此明军行象天文而作阵法也。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又：“今之军行，画此四兽方旌旗，以标左右前后之军阵”。
后经历代风水著作的推衍完善，“四神”说逐渐成为“风水”术对住宅、墓地四周地形地貌加以描述的固定模式。有关四方地形审理的标准在《葬书》中有：“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服”之说。其中，青龙指左边的山峦（东），要求曲折左顾，如手臂卫护，故曰“蜿蜒”。朱雀指前方的水流（南），要求东西横过，或两水交流，悠缓有情，绕抱而去，故曰“翔舞”。白虎指右边的山峦（西），要求柔顺展抱，又应比青龙稍短，故曰“驯服”。玄武指后方（北），来龙（山脉）要求到此而止，由高降下，过渡为坡地或平地，故曰“垂头”。
自两汉以来，全国各地以各种形式表现“四神”文化题材的图像文物不胜枚举。如“西安东郊唐苏思勖（xu）墓室南壁”、“陕西长安县韦曲北原唐韦氏墓室南壁”、“西安东郊高楼村唐高珪墓室南壁都绘有朱雀图案”。“宁夏固原南郊唐史索岩夫妇墓过洞”。“河北磁县大冢营东魏茹茹公主墓室四壁上栏按东西南北方位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形象。其中朱雀形象相当的奇特，与隋唐时代有所不同”等。以上这几处的“朱雀”形象都有其共同的特征便是正面直立、双翅上卷、尾翼高翘，这正是唐代毗沙门天王俑上最常见到的鸟的形象。南北朝隋唐时期所表现的“朱雀”形象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侧面形象，另一种是正面形象。然而这种以正面、侧面形象出现的“朱雀”造型，在青海丝路上的吐谷浑·吐蕃墓葬中均有发现。朱雀（朱鸟），属羽虫，代表南方，干支为丙午，五行属火，五季为夏，五脏为心，五色为红，五音为徵。因将这组七宿相连，颇像鸟形。在《史记·天官书》中有：“南宫朱鸟”。唐代诗人杜甫在《杜工部草堂诗笺·望狱》中有：“南狱配朱鸟，秩礼自百王”之说。朱雀为南方之神，羽色斑斓，生性高洁，食必择食，栖必择枝，朱雀见而天下太平。故被尊为万鸟之王，是祥瑞的象征，最初为东方部族所崇拜的图腾。
1982年，在青海省平安县凤凰山的一座汉代画像砖墓中出土一种“朱雀”形象的画像砖，砖长20厘米，宽17厘米，灰色，质地细腻坚固。砖面图案为两只相对伫立的朱雀形象，凤头鹰喙，喙衔丹朱，昂首展翅，挺拔秀美。此砖构图严禁，浮雕制法，富有动感。2004年，在青海省西宁市山陕台东汉时期墓地QXS（乙区）M16：27出土一件“朱雀形青铜带钩”。塑铸别致，风格独特，制作精美。1985年，在青海省砖瓦厂一座北朝时期的墓中出土一件“四神”图案的角质印匣。此匣近似半圆球形。黑色，底面直径3援9厘米，匣面周腹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其匣顶部刻有龙与虎形象，匣顶中心部设有六个呈“梅花状”分布的未穿透的孔，可能原镶有绿松石。其匣下部一周共有17个未穿透的孔，原亦镶有绿松石。印匣腹内按铜印的形状雕空，以盛印章。匣面上四神形象齐全，布局新颖，层次分明，各具特色，体现出先民们娴熟的雕刻技术和精湛的工艺水平。1987年，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唐代吐谷浑·吐蕃古墓中出土一件“朱雀鎏金牌饰”（原称鎏金凤鸟）。长15厘米，宽14援5厘米。“朱雀”侧身站立，双翅上卷、尾翼高翘，喙部衔铃。牌面上采用缠枝忍冬花卉图案与主题纹饰“朱雀”形象相结合的设计制作手法，创造出具有高原民族特色的光彩夺目的艺术佳作。2002年，在青海省德令哈市郭里木乡两座唐代吐谷浑·吐蕃古墓中出土了三具彩绘木棺，共有前后挡板六块，在挡板上绘有精美的“四神”和“金乌玉兔”形象。我们将这种绘制在棺板上的画，锁定为“棺椁彩画”。其中，“朱雀”彩画构图，是运用宝相花卉与忍冬花卉为背景，并将这种文化元素融入到“朱雀”的全身，重点突出“朱雀”形象。古人把“朱雀”的造型绘制得举首奋翼，侧身挺立，双翅上卷、尾翼高翘。在绘画色调上冷暖有度，用色高雅，瑰丽多姿，富丽堂皇。这幅棺椁彩画笔法纯熟，线条转折多变。从构图到配色，从造形到勾线技法，均显示出高超的绘画技巧，表现出唐代华贵富丽的风韵，真是不可多得的有着特殊文化价值的艺术珍品。2010年，在青海省都兰县香加乡哈日塞沟M4、M5号墓室内各清理出一具彩绘木棺，其中棺档头也发现“朱雀”形象，该“朱雀”呈正身腾飞状，喙部衔铃。因多方因素，现总体图案脱落严重。 据现有材料梳理，青海汉唐时期出土的“朱雀”图像文物共有6件。其中汉代2件、北朝时期1件、唐代3件。在青海，汉代先民们采用高浮雕的手法，将“朱雀”形象烧制在画像砖上，运用在汉墓之中，以起到佑护墓主人的作用。或者采用铸造方法将“朱雀”铸出圆雕造型，与实用器具相结合以起到实用功能。西宁市山陕台出土的这件东汉时期“朱雀形青铜带钩”应该是缝缀在衣服的衣襟、袖口、裤脚或靴筒等部位的。先民们在设计过程中，将“朱雀”形象融入到带钩的制作中，形成了具有强烈高原气息的带钩制品。为我们复原先民们的服装配饰等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结合鹿石、岩画、文献等资料以及腰带饰的发展变化趋势可知，早期北方民族穿着的服装应该是一种长袍之类的衣服，并且习惯将武器、生活用具等悬挂在腰带上，随身携带、随时取用。久而久之，不仅腰带上的装饰日益丰富，甚至整个腰带都布满了各类饰品，而且饰品的质地、制作的精美程度等也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北朝时期的先民们却采用阴刻手法将“朱雀”形象设置在角质印匣上，也是取其方位、吉祥、装饰、保护印章以及权利的寓意。到了唐代，先民们则以绘画手法将“朱雀”形象绘制在棺椁挡板之上。同样是以“四神”图像守护亡灵，或做灵魂到达彼岸的引导，保护墓主人能够顺利踏上去往天堂之路，无论墓主人在天堂的哪个方位，都想和在阳世一样身居高位。
青海省德令哈市、都兰县均出有“朱雀”彩画。经过对棺椁彩画的复原临摹，发现这两个地区的“朱雀”形象，在绘画技法上有所不同。首先是“朱雀”造型姿态的不同，德令哈地区的“朱雀”形象是侧身站立的，而都兰地区的“朱雀”形象则是正身腾飞状；其次是德令哈地区的“朱雀”形象尾羽上翘展开，而都兰地区的“朱雀”形象从构图上没有表现尾羽；第三，德令哈地区的“朱雀”形象喙部没有衔铃，而都兰地区的“朱雀”形象则喙部衔铃；第四，德令哈的“朱雀”形象是站立在一个莲花底座之上，而都兰的“朱雀”形象则没有莲花底座；第五，两地区的绘画用色上也有所不同，德令哈的“朱雀”形象主要以冷色调为主，而都兰的“朱雀”形象则以暖色调为主；第六，绘画技法上的不同，德令哈的“朱雀”图案总体偏重抽象，而都兰的“朱雀”图案总体偏重写实；第七点不同就是德令哈地区的棺椁彩画大多都打底色，而都兰地区的棺椁彩画大多没底色。经过对两地区出土的棺椁彩画中“朱雀”形象的对比发现，尽管它们都出自青海地区，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绘画风格，难道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早晚传承与演变的关系吗？这还有待于今后的深入研究。
两汉以来，有一类“朱雀”形象，尾羽作典型的孔雀尾状。因为“朱雀”的图像实际是鸾而不是凤，鸾和凤还是有些区别。《礼记·明堂位》：“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郑玄注：“鸾，有鸾和也。”《礼记·玉藻》：“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郑注：“鸾在衡，和在式。”《后汉书·舆服志上》：“乘舆、金根、安车、立车，……鸾雀立衡。”崔豹《古今注》卷上《舆服》有比较详细的解说：“五辂衡上金爵者，朱雀也。口衔铃，铃谓銮，所谓和銮也”。《礼记》：“‘前行朱雀’，鸾也。前有鸾鸟，故谓之鸾。鸾口衔铃，故谓之銮铃。或为鸾，事一而义异也。”陆佃（dian）《埤雅》卷八“鸾”条：“《葬书》曰：若龙若鸾，或骞或盘。言山形若龙之盘伏，鸾之骞翔也。故曰：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蹲踞’”。由此可知，朱雀即是鸾。这种形制的“朱雀”形象在我国汉墓壁画、汉镜中都有发现。孔祥星、刘一曼编著的《中国铜镜图典》收录了几件汉代四神铜镜，“朱雀”尾部雀翎也表现得比较清楚。“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M1墓室券顶南部绘制的朱雀也是典型的孔雀翎尾。陕西西安北郊养鸡场唐墓、西安西郊唐墓、西安陕棉十厂唐墓出土的，以及流散海外的彩绘天王俑，冠上鸟也做成这样的形制”。青海省德令哈、都兰出土的“朱雀”形象，其喙部均衔铃。看来青海丝路上的“朱雀”形象是在中原汉文化鸾鸟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
青海丝路上的“朱雀”形象，绝非中原汉文化中“朱雀”形象的复制。它们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域性民族特色。青海唐代棺椁彩画的绘制者，以中原汉地民俗文化为骨架，充分吸收了青藏高原鹰的雄姿与浓厚的中亚地区粟特金银器的纹饰，将中原、青藏高原、中亚地区的文化有机地相互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青藏高原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风格。
通过以上材料的对比与分析，对“朱雀”形象有了基本的了解。古代先民通过千百年对自然环境的观察，利用四种动物形象代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这种划分法，是先民们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古代科技成就，是认识、了解和顺应自然的体现。在人类尚不发达的昨天，顺应自然是一种最明智的选择。然而“朱雀”图像文物在青海的出土，充分表明中原汉文化中的“四神”崇拜，已在汉唐时期的青海高原落脚。青海古代先祖们将“四神”看作是镇守四方的守护神，将其烧制在画像砖上、铸造成器具、雕刻在角质印匣上、锤揲成牌饰以及绘制在棺板之上，并将这些放置于墓葬之中，均以取佑护之意，这是一种古老的丧葬习俗。
参考文献：
[1]张鸿修.中国唐墓壁画集[M].岭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
[2]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M].文物出版社1996年.
[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古代墓葬壁画[M].文物出版社，2000年.
[4]青海省文物处、省考古研究.青海文物[M].文物出版社出版，1994年.
[5]卢耀光.青海西宁市发现一座北朝墓[J].考古. 1989年第6期.
[6]马兰.青海文物精品图集[M].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1999年.
[7]陈凌.鄂尔多斯金冠源流考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科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
（作者简介：柳春诚（1960-），汉族，籍贯：北京，青海省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从事考古插图专业技术工作至今，已绘制各类文物插图近两万幅。共参与20多部考古报告、专著书籍、40多篇文章的插图工作。发表各类文章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