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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妈阁”是座什么城？
今年1月，严歌苓最新长篇小说《妈阁是座城》面世。妈阁——这座城扯开了人生之真的帷幕，垂挂着人性之怜的灯火。在严歌苓的小说世界里，妈阁是赌城，博弈之城，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妈阁。
“叠马仔”风云录：赌场中的女性
2008年前后，一座名为妈阁的赌城，女“叠马仔”梅晓鸥（博彩中介人，是澳门赌场特有的关键人物）。
这些贴近生活的场景，来自于严歌苓最新长篇小说《妈阁是座城》。
故事描述了妈阁这座赌城中，女“叠马仔” 梅晓鸥与三个男赌徒之间的纠葛，及其人生的际遇、命运的转变，以审视思考人性中的物欲和爱：北京的大房地产商段凯文，木雕艺术家史奇澜，梅晓鸥前情人、原国家某部委科技人员卢晋桐。
梅晓鸥的祖爷梅大榕就是一个死在赌桌上的资深赌徒；小说结尾，她未成年的儿子竟也对赌博产生浓厚兴趣，最后联合五个小朋友装扮成成人，并赢了7万块钱。他把这7万块回报给母亲时，极度失望的梅晓鸥却烧掉了这些钱。
为了写好这篇小说，严歌苓曾亲自数次进入澳门赌场体验生活，像一个真正的赌徒一样下注，熟悉赌场规则，观察赌客心理和行为，并采访“叠码仔”，收集素材。
“为了不让那些真实的赌徒看了发笑。我就真的飞去澳门学赌博。”严歌苓说，“我前后4次进赌场，因为我觉得想写出赌徒那种激动、心跳，必须自己体验一下。都说新赌徒都会赢，第一次在澳门我第一把就赢了1.4万港币，但赢了我毫不激动。后来回到家跟老公玩，发现很多技术忘了，我觉得必须再回到澳门，坐到贵宾厅里，我的确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像上战场般紧张。第二次我输了1.5万港币，我起身走了。”
“翻了牌的这一侧，又把牌调过头，翻那一侧”、“收回两只手，在裤腿上抹了抹”……这些赌场上赌徒们的“小动作”，统统逃不过严歌苓的眼睛。有波澜壮阔，也有处变不惊，这是赌场中不可置否的规律。
转型社会的“赌徒心态”：
人生就是没有墙的城
具体的赌博之外，更大的“赌城”围绕在我们周围：女“叠马仔”用青春赌爱情、用情感赌人性，所有她为之奋斗和追求的都离她而去，金钱没了，房子卖了，爱人离开了。
所有进入妈阁的人，似乎开启了人生的一场豪赌。而人生也就是这座“妈阁城”。
妈阁庙位于澳门，是澳门三大古刹中历史最悠久的，已有逾500年历史。在这里，妈阁是庙宇，母亲的意思，也是救赎，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妈阁。
严歌苓说：“女人是赌徒的对立面，从来就是。从生物性来讲，我们女人是保护家园的，这跟赌性是完全对立的，女人要求的安全性。但这个主人公也是比较可信的。她一面非常仇恨赌博，另一方面她又是通往赌博的桥梁，其实她是一个特别多面的，有很多暧昧晦暗色彩的女人。”
小说中还写到了大量富人。“很多富人他们不活在我们这个世界。我看到太多富人的生活都是这样的，可能一起床太阳都要落山了，他们是没有早晨的人。喜欢早上的人大都是很自律的人，因为起床是个很挣扎的过程，但是劳苦大众没的选择。”《妈阁是座城》把赌场里的一夜暴富，一夜一文不值可谓写得淋漓尽致。她听到的故事远比小说更惊心动魄。
严歌苓认为，梅晓鸥是社会畸形的产物，“她是诞生在社会转型当中的一个人，想自强，又向往虚荣，变成了别人的猎物。她身上有女人的种种弱点，尽管也有很多叛逆和积极向上的一面，但是在这个时代就成了一个畸形的产物，她既是男人的猎物，又是男人的克星，既是赌博的敌人，又是赌博的桥梁。有人通过她走向赌博、走向毁灭，也有人通过她走向拯救。”
在严歌苓看来，通过梅晓鸥这个中心人物也可以观照这个时代。“当下这个社会处于转型的时代，充满诱惑，也非常魔幻。中国现在的都市社会就是一个赌场。”
■延伸阅读
文人赌博轶事
谢安：以别墅做赌注
淝水之战，前线将士击败了来犯敌军，谢安正在下围棋，“以墅乞汝”，拿别墅做赌注，竟“了无喜色”，不经意地将捷报随手丢在一边，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小儿辈遂已破贼”。赌注不可谓不大，但其目的并不在赌钱物，追求一种潇洒倜傥的士族风度。
李清照：赌博界的“教母”
李清照写过一篇《打马图序》，“打马”就是一种赌博的方法。在这篇文章中，李清照一开篇就教训人说：你们赌博为啥就不能像我一样精通呢？其实赌博没什么窍门，找到抢先的办法就行了，所以只有专心致志地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谓“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也。有人考证出来，打马就是今天麻将的前身，是李清照的一大爱好。
余华的《活着》：赌博的潘多拉魔盒
余华的小说《活着》及同名电影，赌博成为打开主人公命运变迁的潘多拉魔盒。福贵是地主的儿子，娶了城里一个有钱人的女儿，每天都进城里的赌馆赌钱。赚得不多，输的不少。终于有一天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地主位置被一个以前经常借钱给福贵赌博的人坐了。
巴尔扎克：最后一块银币的运气
巴尔扎克的《驴皮记》，他并没有全面叙述赌博的各种动机，只是引申卢梭一种痛苦的思想：“是的，一个人可以去赌博，但我想那是要在他只剩下最后一个银币，除了碰一下运气便别无生路之时。”
■赌城里的中国人·观点
文明五千年，一部“博彩史”
胡适曾写文章调侃，说旧中国有三害：鸦片、八股、小脚，他认为这三害都消亡的差不多了，只有这第四害麻将，还是日欣月盛。在这篇文章写作近百年后，情景依然。可以说，从前中国古代最早的博戏——“六博”诞生，中国人就有赌博的“基因”。
□尹丛丛
“无所不赌、无人不赌”：从周天子的博戏到宋徽宗的蹴鞠
中国人的赌博史，怕是要追溯到史前文明。当时在黄河长江流域，原始人通过“抓签”筮卜方式来判断凶吉。 时至周朝，斗鸡博戏广为流行，就连周天子也爱好此道。在《列子·黄帝篇》中就曾记载，纪渻子为周宣王驯养斗鸡，周宣王连续三次垂问斗鸡是否训好。
战国时期的齐国盛行跑马，著名故事田忌赛马，就是起于齐国名将田忌同齐王和诸公子跑马。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与魏王博戏时，得到边塞战报不惊慌，镇定自若，继续行博也是一段千古佳话。
唐朝是古代中国经济的鼎盛时期，“赌”文化发展迅速，博戏越加种类丰富，武的有射箭、马球、打猎、蹴鞠，文的有叶子戏、钱戏、斗鹅、斗茶、斗草，可谓无所不包。
据传骰子被“朱批点红”就是唐明皇所为。一次，唐明皇与杨贵妃掷骰子，到了关键时刻，唐明皇只有掷出四点才能赢，而这时盘中只有一个骰子在旋转，唐明皇激动地在旁大声呼喝，等到骰子停下来时果然是四点。大喜之下，唐明皇“赐绯”，把那个四点改成红色。
宋代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出现了全民性的赌博——“扑卖”。从水果点心，到衣物玩偶，甚至舞女、车马、宅院，都可以进行“赌”。玩法有三，掷铜钱、摇签、掷飞镖，买家赢了可全部拿走，输了则付了钱一点东西不得。
宋代的著名词人李清照，还曾专门写了一篇《打马图经》，歌颂赌博：“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宋徽宗痴迷于蹴鞠，最早的赌球也因此产生。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兵俘虏到北方去，惊慌失措中都没忘了带上象棋。
在明朝晚期，民间开始盛行“马吊”。据胡适先生考证：“马吊”就是麻将的前身。此时，士大夫沉溺于打马吊，明人王崇简《冬夜笺记》记载：“士大夫好之（马吊），穷日累夜，若痴若狂”。明亡之后，清人吴伟业著有《绥冠纪略》，认为明朝亡于马吊。
赌的传统哲学：
从《易经》到“无为而无不为”
中国人在赌博中荒废人生，但中国人爱赌博却是源自我们传统的哲学。
中国人最早运用赌博是在占卜之中，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人便同天“博弈”。《易经》中讲究抽签、占卜，婚丧嫁娶，甚至连国家大事都靠此决定。
这种“天人合一”的意念一者是为了解决超过本身认知的难题的解决，也是公平公正起见，维系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经验产物。
这种将机会交予“上苍”决断的手段，其背后支撑是中国最富有辩证策略的思想设计，即天与人、虚与实、阴与阳；二元互渗作用的神秘哲学体系。
在人的生存能力较为弱小之际，思想之中难免会有“天命不可为违”的神秘主义，这种天命观看起来比较悲观，但与此对斥的二元思想另一端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积极主张。
这一主张本质是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大家信奉“上苍”诸位的公正，信仰上苍构建的一套价值体系和道德原则，只要信奉这一价值体系和虔诚的自我“克己奉公”，那么，每个人都有获得“鸡犬升天”的偶然性，在这个偶然性面前人人平等，机会也均等。
赌也是一种公道的体现？
1月底，《赌神4：谁与争锋》上映，票房一路走红，这是周润发时隔多年重新扮演赌神形象。在诸如此类的剧中，不难发现赌神出现的场景往往是打抱不平，通过坚守赌术的原则与坏人们做斗争。
这种现象不是偶然，它本质恰恰反映的是赌博背后的“公道精神”。
实际上，赌博在中国发扬光大本身就是一个讽刺。
清代著名学者尤侗在他的洋洋千言的戒赌文中就明确指出：“分无贵贱，四座定位。上攀缙绅，下接皂隶。齿无尊卑，男女杂次。四端丧矣，五伦亡矣。”
中国的传统道统历来是不认可赌博的，认为赌博有违传统的纲常伦理，而这种讽刺的存在恰恰说明了两千年来中国的法治不彰，统治者不过是拿了儒学的面子来粉饰自己的独家专权。
儒家的表子，法学的里子，金口玉言，世间公道全凭当权者的一张嘴，把人们推向这样的文化倾向，那就是所谓的天道公正不过是一种机会主义，它本质与“抽签”择命是一个理数，如此之下，每个人都有一个赌徒心态，大家遇事通过“赌”的方式来解决成为了一种既定习俗。
因此，中国民间则更多采用巫术判事，如“扶箕”断案，人们坚信上天灵验而公正。于是，用抽签搏数手段来验证是非，一些被错判的冤枉者也表现出再死不辞的豪赌决心，以自杀表达抗诉和讨还清白。
今年1月，严歌苓最新长篇小说《妈阁是座城》面世。妈阁——这座城扯开了人生之真的帷幕，垂挂着人性之怜的灯火。在严歌苓的小说世界里，妈阁是赌城，博弈之城，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妈阁。
“叠马仔”风云录：赌场中的女性
2008年前后，一座名为妈阁的赌城，女“叠马仔”梅晓鸥（博彩中介人，是澳门赌场特有的关键人物）。
这些贴近生活的场景，来自于严歌苓最新长篇小说《妈阁是座城》。
故事描述了妈阁这座赌城中，女“叠马仔” 梅晓鸥与三个男赌徒之间的纠葛，及其人生的际遇、命运的转变，以审视思考人性中的物欲和爱：北京的大房地产商段凯文，木雕艺术家史奇澜，梅晓鸥前情人、原国家某部委科技人员卢晋桐。
梅晓鸥的祖爷梅大榕就是一个死在赌桌上的资深赌徒；小说结尾，她未成年的儿子竟也对赌博产生浓厚兴趣，最后联合五个小朋友装扮成成人，并赢了7万块钱。他把这7万块回报给母亲时，极度失望的梅晓鸥却烧掉了这些钱。
为了写好这篇小说，严歌苓曾亲自数次进入澳门赌场体验生活，像一个真正的赌徒一样下注，熟悉赌场规则，观察赌客心理和行为，并采访“叠码仔”，收集素材。
“为了不让那些真实的赌徒看了发笑。我就真的飞去澳门学赌博。”严歌苓说，“我前后4次进赌场，因为我觉得想写出赌徒那种激动、心跳，必须自己体验一下。都说新赌徒都会赢，第一次在澳门我第一把就赢了1.4万港币，但赢了我毫不激动。后来回到家跟老公玩，发现很多技术忘了，我觉得必须再回到澳门，坐到贵宾厅里，我的确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像上战场般紧张。第二次我输了1.5万港币，我起身走了。”
“翻了牌的这一侧，又把牌调过头，翻那一侧”、“收回两只手，在裤腿上抹了抹”……这些赌场上赌徒们的“小动作”，统统逃不过严歌苓的眼睛。有波澜壮阔，也有处变不惊，这是赌场中不可置否的规律。
转型社会的“赌徒心态”：
人生就是没有墙的城
具体的赌博之外，更大的“赌城”围绕在我们周围：女“叠马仔”用青春赌爱情、用情感赌人性，所有她为之奋斗和追求的都离她而去，金钱没了，房子卖了，爱人离开了。
所有进入妈阁的人，似乎开启了人生的一场豪赌。而人生也就是这座“妈阁城”。
妈阁庙位于澳门，是澳门三大古刹中历史最悠久的，已有逾500年历史。在这里，妈阁是庙宇，母亲的意思，也是救赎，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妈阁。
严歌苓说：“女人是赌徒的对立面，从来就是。从生物性来讲，我们女人是保护家园的，这跟赌性是完全对立的，女人要求的安全性。但这个主人公也是比较可信的。她一面非常仇恨赌博，另一方面她又是通往赌博的桥梁，其实她是一个特别多面的，有很多暧昧晦暗色彩的女人。”
小说中还写到了大量富人。“很多富人他们不活在我们这个世界。我看到太多富人的生活都是这样的，可能一起床太阳都要落山了，他们是没有早晨的人。喜欢早上的人大都是很自律的人，因为起床是个很挣扎的过程，但是劳苦大众没的选择。”《妈阁是座城》把赌场里的一夜暴富，一夜一文不值可谓写得淋漓尽致。她听到的故事远比小说更惊心动魄。
严歌苓认为，梅晓鸥是社会畸形的产物，“她是诞生在社会转型当中的一个人，想自强，又向往虚荣，变成了别人的猎物。她身上有女人的种种弱点，尽管也有很多叛逆和积极向上的一面，但是在这个时代就成了一个畸形的产物，她既是男人的猎物，又是男人的克星，既是赌博的敌人，又是赌博的桥梁。有人通过她走向赌博、走向毁灭，也有人通过她走向拯救。”
在严歌苓看来，通过梅晓鸥这个中心人物也可以观照这个时代。“当下这个社会处于转型的时代，充满诱惑，也非常魔幻。中国现在的都市社会就是一个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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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之战，前线将士击败了来犯敌军，谢安正在下围棋，“以墅乞汝”，拿别墅做赌注，竟“了无喜色”，不经意地将捷报随手丢在一边，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小儿辈遂已破贼”。赌注不可谓不大，但其目的并不在赌钱物，追求一种潇洒倜傥的士族风度。
李清照：赌博界的“教母”
李清照写过一篇《打马图序》，“打马”就是一种赌博的方法。在这篇文章中，李清照一开篇就教训人说：你们赌博为啥就不能像我一样精通呢？其实赌博没什么窍门，找到抢先的办法就行了，所以只有专心致志地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谓“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也。有人考证出来，打马就是今天麻将的前身，是李清照的一大爱好。
余华的《活着》：赌博的潘多拉魔盒
余华的小说《活着》及同名电影，赌博成为打开主人公命运变迁的潘多拉魔盒。福贵是地主的儿子，娶了城里一个有钱人的女儿，每天都进城里的赌馆赌钱。赚得不多，输的不少。终于有一天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地主位置被一个以前经常借钱给福贵赌博的人坐了。
巴尔扎克：最后一块银币的运气
巴尔扎克的《驴皮记》，他并没有全面叙述赌博的各种动机，只是引申卢梭一种痛苦的思想：“是的，一个人可以去赌博，但我想那是要在他只剩下最后一个银币，除了碰一下运气便别无生路之时。”
■赌城里的中国人·观点
文明五千年，一部“博彩史”
胡适曾写文章调侃，说旧中国有三害：鸦片、八股、小脚，他认为这三害都消亡的差不多了，只有这第四害麻将，还是日欣月盛。在这篇文章写作近百年后，情景依然。可以说，从前中国古代最早的博戏——“六博”诞生，中国人就有赌博的“基因”。
□尹丛丛
“无所不赌、无人不赌”：从周天子的博戏到宋徽宗的蹴鞠
中国人的赌博史，怕是要追溯到史前文明。当时在黄河长江流域，原始人通过“抓签”筮卜方式来判断凶吉。 时至周朝，斗鸡博戏广为流行，就连周天子也爱好此道。在《列子·黄帝篇》中就曾记载，纪渻子为周宣王驯养斗鸡，周宣王连续三次垂问斗鸡是否训好。
战国时期的齐国盛行跑马，著名故事田忌赛马，就是起于齐国名将田忌同齐王和诸公子跑马。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与魏王博戏时，得到边塞战报不惊慌，镇定自若，继续行博也是一段千古佳话。
唐朝是古代中国经济的鼎盛时期，“赌”文化发展迅速，博戏越加种类丰富，武的有射箭、马球、打猎、蹴鞠，文的有叶子戏、钱戏、斗鹅、斗茶、斗草，可谓无所不包。
据传骰子被“朱批点红”就是唐明皇所为。一次，唐明皇与杨贵妃掷骰子，到了关键时刻，唐明皇只有掷出四点才能赢，而这时盘中只有一个骰子在旋转，唐明皇激动地在旁大声呼喝，等到骰子停下来时果然是四点。大喜之下，唐明皇“赐绯”，把那个四点改成红色。
宋代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出现了全民性的赌博——“扑卖”。从水果点心，到衣物玩偶，甚至舞女、车马、宅院，都可以进行“赌”。玩法有三，掷铜钱、摇签、掷飞镖，买家赢了可全部拿走，输了则付了钱一点东西不得。
宋代的著名词人李清照，还曾专门写了一篇《打马图经》，歌颂赌博：“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宋徽宗痴迷于蹴鞠，最早的赌球也因此产生。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兵俘虏到北方去，惊慌失措中都没忘了带上象棋。
在明朝晚期，民间开始盛行“马吊”。据胡适先生考证：“马吊”就是麻将的前身。此时，士大夫沉溺于打马吊，明人王崇简《冬夜笺记》记载：“士大夫好之（马吊），穷日累夜，若痴若狂”。明亡之后，清人吴伟业著有《绥冠纪略》，认为明朝亡于马吊。
赌的传统哲学：
从《易经》到“无为而无不为”
中国人在赌博中荒废人生，但中国人爱赌博却是源自我们传统的哲学。
中国人最早运用赌博是在占卜之中，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人便同天“博弈”。《易经》中讲究抽签、占卜，婚丧嫁娶，甚至连国家大事都靠此决定。
这种“天人合一”的意念一者是为了解决超过本身认知的难题的解决，也是公平公正起见，维系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经验产物。
这种将机会交予“上苍”决断的手段，其背后支撑是中国最富有辩证策略的思想设计，即天与人、虚与实、阴与阳；二元互渗作用的神秘哲学体系。
在人的生存能力较为弱小之际，思想之中难免会有“天命不可为违”的神秘主义，这种天命观看起来比较悲观，但与此对斥的二元思想另一端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积极主张。
这一主张本质是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大家信奉“上苍”诸位的公正，信仰上苍构建的一套价值体系和道德原则，只要信奉这一价值体系和虔诚的自我“克己奉公”，那么，每个人都有获得“鸡犬升天”的偶然性，在这个偶然性面前人人平等，机会也均等。
赌也是一种公道的体现？
1月底，《赌神4：谁与争锋》上映，票房一路走红，这是周润发时隔多年重新扮演赌神形象。在诸如此类的剧中，不难发现赌神出现的场景往往是打抱不平，通过坚守赌术的原则与坏人们做斗争。
这种现象不是偶然，它本质恰恰反映的是赌博背后的“公道精神”。
实际上，赌博在中国发扬光大本身就是一个讽刺。
清代著名学者尤侗在他的洋洋千言的戒赌文中就明确指出：“分无贵贱，四座定位。上攀缙绅，下接皂隶。齿无尊卑，男女杂次。四端丧矣，五伦亡矣。”
中国的传统道统历来是不认可赌博的，认为赌博有违传统的纲常伦理，而这种讽刺的存在恰恰说明了两千年来中国的法治不彰，统治者不过是拿了儒学的面子来粉饰自己的独家专权。
儒家的表子，法学的里子，金口玉言，世间公道全凭当权者的一张嘴，把人们推向这样的文化倾向，那就是所谓的天道公正不过是一种机会主义，它本质与“抽签”择命是一个理数，如此之下，每个人都有一个赌徒心态，大家遇事通过“赌”的方式来解决成为了一种既定习俗。
因此，中国民间则更多采用巫术判事，如“扶箕”断案，人们坚信上天灵验而公正。于是，用抽签搏数手段来验证是非，一些被错判的冤枉者也表现出再死不辞的豪赌决心，以自杀表达抗诉和讨还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