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改革相关的思想市场上，并不缺乏众多观点的争议与冲突。站在新一轮改革的十字路口，中国需要寻找一条平滑转型而非“超越式”发展的路径。这一路径必须与每个阶段的客观经济形势相契合，并力图促使每一阶段与下一阶段之间形成渐进而非激烈的过渡轨道，最终不断积累发展，为更深层的制度演进与变革进步提供基础架构。
　　在这个过程中，相关的法律制度以及各类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秩序等方面需要不断完善。这样，就可以分阶段完成中国整体社会的大跨度转变。
　　回顾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采取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这一模式遇阻后，中国转向充分利用劳动力多且相对便宜的优势，去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进而取得了改革的阶段性成功。
　　这一基于“比较优势战略”的实践经验，需在接下来的改革中得到延续。
　　首先是三农问题，这始终是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应该坚持推行市场取向的改革。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关键是农村劳动力往外转移，转移必须有外在的招工需求。这意味着中国需要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保证创造出足够多的工作岗位，满足城市与农村的就业需求。
　　因此，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数量可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中劳动力需求偏大的企业。相应的，政府的投资规划以及相关的金融支撑，都应该向促进这两类企业的发育环境倾斜。如各类刺激计划，如果将资金投入到劳动密集型领域，向农村和中小企业倾斜，就能提供更多就业岗位。长远而言，这也可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空间，进而逐步消除消费不足的瓶颈。此外，对应的相关社保机制也应该日趋完善，为农业相关人群的城市化转移提供制度支撑。这也有益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在金融改革层面，需要针对中国当下以及理想的企业分布格局设定最有效的金融结构。
　　现阶段我国最具自生能力的企业，是与我国要素禀赋相一致而又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保证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应该成为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对中小企业来说，最合适的融资方式是利用银行进行间接融资，但大银行主要是为大企业服务，所以发展市场化的中小银行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性的中小银行一定要商业化，不能由地方政府控制。另外，发展中小银行需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引进银行间的竞争机制，防止人为垄断产生低效率。
　　中小民企之外，从综合激励框架的角度，取消国企的政策性负担是改革的关键。只有从消除国企面临的不对等竞争入手，创造国企与民企之间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能够反映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消除责、权、利不对等现象，最大限度地避免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激励相容，这样才能促进国企走向健全的治理机制，形成国企改制的平滑过渡，进而完善整个经济秩序，避免国企对于中小民企生存空间的挤压。
　　有观点认为，各类刺激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将造成累积性的产能过剩，这需要区分对待，因为，刺激计划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容与取向。不同的刺激计划其最终效果可能存在天壤之别。根据当下经济形势优化的刺激计划，可以在规避产能过剩的同时，为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尤其是消费的增长提供强劲支撑。
　　可以将投资着眼于对未来发展有带动作用的领域。同时，在产业升级的层面，避免“好高骛远”和“拔苗助长”，因为政府补贴毕竟成本极高而难以持续。中国可以选择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过渡过程中，那些劳动力相对密集的资本型领域，以实现对中国劳动力优势的“平滑”对接。
　　一旦中国能够优化政府角色对接改革需求，进而实现技术创新的连续性平滑升级，并通过大面积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以促进消费，则中国经济仍有持续稳定增长的潜力。中国转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矛盾，也就可以在渐进的深化改革中逐步化解。